南下西進：貴州解放及剿匪
起义部队八十九军三四三师两个团的叛变及其覆灭
王化棠
1949年初冬，解放大西南的战幕刚刚拉开，我五兵团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插贵州腹地。11月15日解放了贵阳。驻防贵阳、安顺一线的国民党陆军八十九军慑于我军威力，不战而逃，进而在我军争取下，于12月7日在晴隆、兴仁一带起义。该军辖2个师，6个团，计有三二八师3个团，三四三师3个团（一〇二七团、一〇二八团、一○二九团），共一万余人。军官和士兵绝大多数是贵州籍，其中相当一部分军官是国民党中央军校毕业生，他们靠同乡、同学等关系维系部队。
八十九军起义后，五兵团即派一批干部先后到该军担任军、师、团、营、连军代表，着手建立政治制度。1950年2月，八十九军奉命开到黔东整训。军部驻黄平县旧州；三二八师驻余庆县；三四三师师部驻瓮安县城，其所属一〇二八团驻瓮安城南23公里之福泉县牛场；一○二七团驻瓮安城东北20公里之草塘；一〇二九团驻瓮安城南郊3公里之新庄。我当时任一○二九团军代表。
在部队移驻基本就绪后，我们对一〇二九团进行点验，初步弄清了人马、枪械等实际情况，取消了军官多吃的空额。紧接着开展了形势教育、光荣起义意义和人民解放军三大民主的教育，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在这期间，我除到各营给官兵讲课外，还经常同团长吕传镛交谈对国内外形势的看法，并把张治中《我的改造》一文送其阅读。鼓励他给官兵作形势报告和谈他本人的体会。由于他乐于接受，而且讲得不错，在建立政治工作制度的初期阶段，发生了较好的作用。但也有少数军官表现不好，团直属机炮连连长就曾持枪威胁该连军代表，扬言“谁做对不起人的事情，就对他不客气。”经过个别谈话，耐心教育，他当面承认了横蛮无礼的错误，后来表现好了。
由于敌特分子预先策划，三四三师直属队一部和一〇二七团、一〇二八团同当地政治土匪相勾结，使用里应外合的办法，发动了反革命叛变。
1950年4月3日拂晓，突然从瓮安县城方向传来一阵密集的枪声，继之城外枪炮声响成一片。因团长去城里家眷处未归，我即命令机炮连随我占领村后山头。接着，一面布置警戒，一面命令通讯排把电话架到山头，用电话向师部询问情况。师参谋长刘惟昌接到电话，无从判明情况，只说师部附近已有战斗，要我团立即派部队前去增援。当时，我已意识到城内部队发生叛变。对一二九团能否打仗，会不会出问题? 也十分担心。但是，仍然硬着头皮用电话命令二营长赵剑雄率全营立刻从南面增援县城。说有土匪骚扰，要他肃清城内敌人，并负责巩固城防。
我之所以命令赵率部队增援，出于这样判断：赵是行伍出身，不是贵州籍，军官们大都看不起他，然而他是师参谋长的旧属，现在轮到打仗的份上，可能乐于一显身手。果然，赵爽快地接受命令，立即率全营从南门冲入城内，用机枪在大街上扫射一阵，顺利地把城里敌人逐出城外。天明时，我从望远镜里发现城东一带山头上还有敌人运动，当即命令机炮连猛烈开火，敌人突然遭到密集炮火的轰击，仓皇翻过山脊朝东北逃窜。
这时团长已从县城赶回团部，经商量又命令三营副营长带一个连沿山脊追击溃逃敌人。战斗基本结束后，我进城了解情况，才知道师部输送营和警卫营一部与土匪勾结叛乱。他们袭击县政府和师部未能得手，溃败而去。叛军和土匪虽已逃遁，但城中居民仍很惊慌。被派进城的二营官兵也在交头接耳，惶惶不安。
当我回团部与团长商议如何巩固部队时，一营长毛彦派人送来一信。信中说，有一支部队从南开来，要求该营让开进城的道路。并说这支部队不打三四三师，专打解放军。这封信显然是在试探团长的态度，也暴露出毛彦与敌人勾结。吕团长把信给我看后，我请他亲笔给毛回信，责令毛绝对不能放弃阵地，敌人敢于进犯必须坚决阻击，否则，以军法论处。团长这样办了。毛彦从回信中看出团长态度如此坚定，未敢擅自动作。
为进一步稳定军心，经请示师军代表席汝林和师长项荣环同意，一〇二九团于4月4日移驻瓮安城内，并密令二、三营把毛彦的部队控制起来。接着，在瓮安大街上召开祝捷大会，给在战斗中表现勇敢的官兵戴大红花，敬献香茶。团长和我都在大会上讲话，恳切地指出：叛变为匪绝无好下场。坚定地表明：一○二九团与叛军势不两立!
祝捷大会结束，我在师部遇到两位从一〇二八团逃回的军官，他们是随副师长王若贤去那里视察工作时，遇上该团正在策划叛变，因而逃回师部的。从他们口中得知，一〇二八团团长闻羽军于4月3日黄昏策动全团叛变。王副师长和团军代表郭进元下落不明。叛军已将电话线切断，正在破坏通向瓮安的公路。事后得知，闻羽军在策动叛变时，企图挟持副师长和团军代表，但未得逞。他俩趁夜色逃出牛场，辗转到达福泉县城解放军驻地。
鉴于以上严重情况，我和师军代表席汝林去找师长项荣环，要他命令草塘的一〇二七团向瓮安县城靠拢，以利对该团的控制。项要通一○二七团电话，团长吴汝舟拒绝通话，再要时线路已断。这些迹象表明该团已经叛变。当晚该团军代表唐刚只身逃回瓮安县城。唐说，吴汝舟率全团叛变时，把他押到团部，恰遇吴的儿子在团部门口玩耍，他急中生智，一把抱起小孩就跑。叛军拼命追赶，但一直不敢开枪，惟恐伤着团长爱子。他跑出村口放下小孩，突奔上山，才免于难。
一〇二八、一○二七团相继叛变，使师部和一○二九团处于南北夹击之中，形势十分不利。
4月4日夜，接到军军代表李凯夫和军长张涛电令，要我们立即转移到福泉县城待命。4月5日，师部和一○二九团的全部军代表在前，其他在后，从瓮安开出，沿山间小路绕道牛场以西地区前进。驻牛场的叛军前来阻截，我们边打边走，于4月6日才全部到达目的地。
在转移中，吕团长应我的要求，抽出了一批冲锋枪给全团军代表使用。这充分说明起义人员中象吕这样有见识、有正义感的军官大有人在。他们决心跟共产党走，同叛军决裂，选择了一条光明的道路。
我们到达福泉后，也得知三二八师所属九八二、九八三团也于4月4日叛变。这次八十九军四个团的叛变，除反映了一部分军官政治上极端反动以外，我们对贵州当时的形势缺乏清醒认识，思想上麻痹大意，也是一重要原因。当时，贵州兵力薄弱，敌人有可乘之机，我们却未加防范。其次，由于派到起义部队工作的一部分军代表没有认真地去做中下级军官的政治思想工作，帮助他们认清形势，明辩是非，对起义的意义和前途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态度。起义部队的士兵，虽然大多数是贫苦人民出身，本质是好的，但是还没有用革命思想把他们真正武装起来，因此当中下级军官策动叛乱时，还是不得不跟着跑。
三四三师两个团叛变后，各踞山头，以“司令”、“总指挥”自居。在“反共救国”的旗号下，纠集政治土匪和地主武装，组织所谓“三九二部队”、“中国人民自救军四五游击纵队”等等，作乱于瓮安、余庆、湄潭、平越（今福泉）、黄平一带，偷袭我乡、区、县人民政府，抢劫行商阻断交通，残害人民，无恶不作。
为了尽早消灭叛军，彻底平定匪乱，贵州剿匪委员会迅速组成东集团剿匪指挥部，由兵团参谋长潘焱指挥，集结五个团和十六军随校的大部分兵力，对叛军、土匪进行了大规模军事围剿。
6月下旬，我军发动瓮（安）余（庆）湄（潭）铁壁合围战役，击毙叛军一○二七团团长吴汝舟（土匪总指挥），活捉该团三营副营长王福堂（土匪三九二部队野战副司令），共歼叛军、土匪3172名。叛军一〇二八团团长闻羽军于该团覆灭时只身逃跑，在兴义县为我军抓获枪决。猖獗一时的叛军两个团，在我人民解放军铁拳之下，倾刻之间化为齑粉，其为首分子一个个落得了可耻的下场。
三四三师一部分直属部队和一○二九团，到达福泉不久，即开往贵定县城整训。经过忆苦教育、三大民主教育和军事训练，广大官兵的政治觉悟和军事素质有了很大提高，并于同年8月正式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他们坚定地跟着共产党走，受到了广大人民的称赞。
（原文由童德莹整理，选自瓮安《史志通讯》1984年第五期）
GAOJIAN 根据《回顾黔南解放》文章资料编辑整理。
2025.03.06.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雲見長鋒）：起义部队八十九军三四三师两个团的叛变及其覆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