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任穷重访革命老区聊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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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九二年。 

    金秋时节,刚刚卸任的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宋任穷,参加了党的十四大后,和夫人钟月林一起,于十月二十六日专程来聊城故地重访,亲眼看一看战争年代做出重要贡献的革命老区和这里勤劳勇敢的人民群众。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下旬,晋冀鲁豫军区二纵政委宋任穷和司令员陈再道,率领着四旅、五旅、六旅奉刘伯承、邓小平的命令,发起聊博战役。 

    聊城是鲁西北的政治中心,也是闻名遐迩的历史文化名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聊城沦陷,长期为日军所盘踞。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国民党顽固分子王金祥接替日军,占领了聊城。他收罗伪残势力赵振华、郭培德等,建立了“保安第四旅”,还原封不动地保持了日伪政权、日伪秩序和日伪人员,以此作为鱼肉人民,进犯解放区的工具。对此,刘邓首长果断地决定,以二纵为主,配合其他部队,消灭聊城的这股伪残势力。 

    宋任穷、陈再道马不停蹄地来到聊城后,就把司令部设在了东关基督教堂里。 

    第二天拂晓,天阴沉沉的。宋任穷等围着聊城察看了一下地形。只见古城四面环水,城高墙固,城墙上岗哨林立,戒备森严。 

    回到指挥部,宋任穷、陈再道反复推敲了作战方案。最后决定,对聊城实行四面包围、全面进攻、突破一点的战术,并把突破口选在城西北角,由五旅十三团担任突破任务。 

    战斗打响前夕,宋任穷鼓励十三团的勇士们:“解放聊城,是上级首长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我们决不能辜负刘、邓首长的重托和鲁西北人民的期望,不拿下聊城,决不回去!” 

    三十一日,北风卷着鹅毛大雪,纷纷扬扬地下了一天,地上的积雪有一尺多厚。城墙上的敌人都躲到岗楼里去了。夜十二点整,宋任穷、陈再道下达了攻城的命令。十三团的勇士们,翻穿棉袄,白里子朝外,抬着云梯,迅速接近了城墙。突然“咔嚓”一声,几个战士不小心掉进了被大雪覆盖的一条三米多深的壕沟里。敌人发觉了,立刻向十三团开了火。在我军火力掩护下,突击队员在城墙上竖起梯子就往上爬。可因城墙太高,梯子的长度不够,战士们无法翻上城墙,攻城只好作罢。 

    几天来,由于风雪弥漫,部队几次登城都未成功,敌人也加强了防守。此时,传来四旅攻克博平县城的消息。宋任穷、陈再道一阵高兴,立刻下令四旅火速增援聊城。同时决定,由四旅、五旅分别从南门和城东南角同时攻城。 

    十二日夜晚,攻城突击队隐蔽在封冰的湖面上,只等着攻城的信号。 

    “轰!轰!”随着几声炮响,四旅、五旅的突击队员顶着用棉被蒙着的方桌,快速地向城墙边移动。五旅十三团有十五名勇士率先靠近城墙,登了上去,同敌人展开了激战。但由于云梯被敌人用火力拼命封住,后续部队一时上不来,战斗持续到次日凌晨二点,有十四名战士先后牺牲了。 

    听到有少数战士在城墙上同敌人厮杀,宋任穷、陈再道立即下令组织力量,准备大规模突击上去。聊城解放,旦夕可待。此时,宋任穷、陈再道接到刘、邓首长的命令,由于国共两党签订了“停战协定”,从十三日零时起,必须停止一切军事行动。他们只好果断地下达了停止攻城的命令,尔后率部撤离了聊城。 

    转眼已是一九四六年的二月中旬。宋任穷突然接到晋冀鲁豫中央局指示,让他火速赶赴聊城,作为共产党的首席代表,参加济南军事调处小组在聊城的谈判。 

    原来,自一月十三日停战令生效后,固守聊城的伪残势力,无视“停战协定”,经常出城四处残害百姓,袭击聊城周围的地方人民武装。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用活埋、凌迟等手段,杀害革命干部六十余人。济南军事调处小组就是来聊城进行军事调处的。 

    二月十五日下午,宋任穷和邝任农等乘一辆汽车风尘仆仆地赶到了聊城。 

    当天晚上,“三人小组”就开始了谈判。会场安排在美国代表住的东关基督教堂内。美国代表雷克托词身体不适,没有到场。 

    谈判一开始,国民党首席代表张叔衡就摆出一副骄横架势,说:“我这次是来执行中央政府的统一军令、统一政令的,城里的驻军要收编为正式国军,原来的伪文职人员继续供职。我希望中共方面认真执行‘三人小组’签署的文件。并尽快修复贵方所占地区内的公路、桥梁。”“张先生,我们应该首先弄清楚城内是一帮什么人?是不是汉奸?如果是汉奸的话,就应当由当地抗日军民来受降。”张叔衡的话刚讲完,宋任穷就针锋相对地给了他当头一棒。 

    接着,宋任穷在发言中列举大量事实,揭露了城内赵振华、郭培德之流,投降日军,作恶多端的罪行。他义正辞严地说:“赵振华、郭培德之流,是地地道道的汉奸、走狗,他们欠下了聊城人民的累累血债,理应向当地抗日军民投降,接受人民的审判。请问张先生,你们要将其改编为国军,还有点正义的立场吗?” 

    会场里鸦雀无声。停了好长一会,张叔衡才喘过气来,不得不勉强进行辩解。于是,双方围绕着“统一政令”、“统一军令”展开了唇枪舌剑。七个多小时过去了,双方谈判没有什么结果,只好暂时休会。 

    此时已是凌晨三点了。宋任穷回到驻地,顾不得休息,又把我方人员召集在一起,商量下一步的对策。屋内的空气顿时活跃起来,大家七嘴八舌,最后商定:(一)发动受害群众推选出代表,来聊城控诉汉奸的罪行;(二)下一次会议上要用事实揭露美蒋的假和谈阴谋;(三)只要城内伪残势力向我方缴械投降,交通问题自然就会解决。 

    第三天上午,谈判在东关基督教堂里继续进行。 

    会场里,除三方代表外,又多了两个怪模怪样的人。一个是原伪“县长”刘之骧,人称“刘瞎子”;一个是伪军头目,人称“黑面鬼”。 

    原来,第一次谈判失败后,美蒋代表暗中和城内的伪残势力联系后,向宋任穷提出,让城内伪军也派“代表”参加谈判。宋任穷认为这更便于揭露他们的阴谋,就同意了,但提出不能算正式代表。 

    谈判一开始,“黑面鬼”“嘿嘿”两声奸笑,弯腰点头地说:“敝人在城里给日本人供职,是奉上峰的指导和命令,是‘曲线救国’。现在日本投降了,我们应遵照蒋委员长的训令办事。” 

    “你说的上峰是谁?你们和日本人一道烧杀抢掠,奸污妇女,这都是上峰让你们干的?”坐在一旁的筑先县县长张侠怒不可遏,连连质问道。张侠又把目光转向国民党代表张叔衡说:“张先生,你作为国民党的代表,多次讲要收编这些人为中央军,想来你一定知道其中的内幕了,不妨也在这里说说吧。” 

    几句话,问得“黑面鬼”和张叔衡瞠目结舌,无言以对。最后,“黑面鬼”结结巴巴地说:“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还提它干什么?” 

    “正是过去的事才能证明你们今天的身份。”宋任穷接过话茬愤怒地说。接着他又列举了大量事实,说明城内这帮伪残人员,应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受降,对罪大恶极的汉奸要严厉惩处。宋任穷又怒斥道:“直到现在,你们还不老实,还不断出城抢掠,派小股部队摸哨,往井里投毒,真是本性难改。” 

    宋任穷又对张叔衡说:“你们济南当局不断派飞机运送弹药,接济城内的伪残势力,难道这真的是要和平吗?” 

    宋任穷的一席慷慨陈词,批驳得张叔衡和伪残头目体无完肤,如坐针毡。美国代表雷克赶快出来解围,他连连说道:“宋先生息怒,宋先生息怒。这些问题都会解决的。”接着说:“城内驻军受降问题是个关键性问题,一时也说不清楚,我看就交给北平国共和谈会上决定吧!”此时,聊城周围的一些受害群众,带着证物和控诉状,潮水般涌向谈判会场,并派出代表,向“三人小组”控诉伪残势力的罪行,非要向他们讨还血债不可。 

    宋任穷为了顾全大局,和地方上的同志一起,再三劝阻群众,才使伪残头目免遭惩罚。 

    聊城谈判终因美蒋方面缺乏诚意,而没有解决实质性问题,最后只草拟了三条会谈纪要后就结束了。 

    聊城谈判结束后,宋任穷回到二纵司令部。从此,就离开了他战斗多年的鲁西北地区——聊城。 

    时光茌苒,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宋任穷多次提出到聊城看看。因公务繁忙,未能如愿。这次党的十四大刚刚闭幕,他的第一件事就是安排来聊城看看,实现他多年的愿望。 

    下午三时,宋任穷稍事休息,就在中共聊城地委书记郑义堂等的陪同下,驱车前往老城区凭吊抗日民族英雄范筑先将军。 

    来到纪念馆的正面大厅,宋任穷先向范筑先将军的汉白玉半身戎装塑像敬献了花篮,花篮的挽带上写着:“民族英雄范筑先永垂不朽。宋任穷敬挽。”然后向塑像深深地鞠躬致哀。 

    

宋任穷重访革命老区聊城


    宋任穷对陪同的同志说:“范筑先将军是一位民族英雄,我一九三八年就认识他了。” 

    那是在一九三八年六月和九月,范筑先将军应邀两次到冀南会见八路军一二九师副师长徐向前。宋任穷两次随同徐向前副师长亲切会见了范筑先,就团结抗战等问题同范筑先达成了协议。 

    在管理人员的引导下,宋任穷仔细参观了范筑先将军生平事迹展览。当他看到张霖之的大幅遗像时,沉思了一会说:“张霖之是鲁西北党的领导人,领导了这里的抗日斗争。可惜‘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了!” 

    来到张郁光、姚第鸿的遗像前,宋任穷站立了好长时间。他说:“日军进攻聊城时,张郁光、姚第鸿本来出去了,后又回来催促范筑先将军出城,结果被围在里边,最后都壮烈牺牲了。他们都是很有才华的年轻人啊!” 

    从纪念馆大厅里出来,宋任穷来到民族英雄范筑先殉国处纪念碑前。他仔细端详了一番邓小平亲笔题写的碑名后,又详细询问了邓小平题写碑名的时间。 

    纪念碑的南面,立着一块小小的石碑。宋任穷径直走到石碑前。只见石碑上刻着一九四七年一月解放聊城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保护聊城固有文化的命令: 

    (一)向民族英雄范筑先墓立正敬礼; 

    (二)保护中国四大书库之一的海源阁藏书楼; 

    (三)妥为保护中国史学家傅斯年先生在北街的住宅。 

    宋任穷问道:“海源阁在什么地方?” 

    “海源阁就在附近。”郑义堂告诉他。 

    宋任穷饶有兴致地参观了海源阁。 

    二十七日上午,宋任穷由地委书记郑义堂和地区政协工委主任阎廷琛陪同,到莘县视察。 

    抗日战争时期,莘县是冀鲁豫中心区,有“边区小延安”之称。宋任穷多年生活、战斗在这里,他的一个女孩子就是在大王寨乡的杨庄出生的。 

    宋任穷在详细了解了莘县乡镇企业、合资企业、交通通讯等方面的情况后,又关切地问起他当年战斗、生活过的杨庄、耿王庄等村的情况。县里的同志告诉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这几个村比较贫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很快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听完县里负责同志的汇报,宋任穷怀着崇敬的心情又来到了丈八冀鲁豫烈士陵园。 

    冀鲁豫烈士陵园是鲁西北较大的一个革命烈士纪念地。一二九师新八旅政委肖永智、二十二团政委史钦琛和鲁西北地委书记张炳元牺牲后都安葬在这里。 

    宋任穷缓缓走到革命烈士纪念塔前,先向那些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英勇献身的革命烈士敬献了花圈。花圈的挽带上写着:“革命烈士永垂不朽!宋任穷敬挽。”他用手轻轻款了款挽带,然后鞠躬志哀。 

    在众人引导下,宋任穷来到肖永智烈士的墓前。他站立在墓碑前,浮想联翩,情不自禁地回想起他和肖永智相处的日日夜夜。抗日战争时期,宋任穷担任冀南区党委书记和冀南军区政委,肖永智则兼任地委书记和分区政委。血与火的战斗,使他们结下了深厚友谊。正当上级调肖永智去太行党校学习时,冀南军区在临清发起消灭伪军肖健久部的战斗。肖永智找到宋任穷,要求非打完这一仗再上太行不可。可是没有想到,在这次战斗中,他却遭日军袭击光荣牺牲了。 

    “肖永智牺牲时才二十七岁,风华正茂,很可惜。他政治上军事上都很能干,是一二九师很优秀的干部,人很聪明,打仗有勇有谋,很了不起,是栋梁之才。刘师长、邓政委都很器重他。”宋任穷悲痛地回忆说,“如果当时我要再坚决一点,下个死命令,非让他走不可,肖永智同志也就走了。每想起肖永智同志牺牲的那段往事,我心里总是不平静,十分难过。”他惋惜地告诉大家。 

    风渐渐起大了。陪同的同志担心宋任穷的身体,劝他早一点回去。但他仍坚持凭吊完张炳元、史钦琛的陵墓后,又回到肖永智的墓前站了片刻,方才往回走。 

    这时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快步走上来,紧紧抓住宋任穷的手,激动地说:“老首长,你认识我吗?我叫赵书启,是二纵五旅十三团的战士。” 

    听说是二纵的战士,宋任穷停住脚步,上下打量了一下赵书启,就和他热情地攀谈起来。 

    赵书启说:“老首长,当年打聊城时,你下命令要我们千万别往古楼上打炮,至今我还记得清清楚楚。” 

    宋任穷笑着说:“那是为了让古楼免遭战争的破坏啊,你们要是几炮打塌了,我们就成了千古的罪人了!” 

    十月二十八日上午,宋任穷由地委书记郑义堂、行署专员陈延明陪同,又来到冀鲁两省交界处的冠县。 

    冠县是山东最西部的一个县。在一九四三年冀南抗战最艰苦的时候,冠县和冀鲁豫三分区所辖的其他五个县划给了冀南。宋任穷当时经常跨过卫河,到冠县一带活动。 

    在县委招待所的会议室里坐定后,宋任穷首先向县里的同志说明了来意:“我这次来,主要是想了解一下老根据地发展变化情况。请县里的同志给介绍一下。” 

    当杜县长谈到,目前全县上下,正在认真学习党的十四大文件和邓小平的南巡谈话,决心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时,宋任穷插话道:“这次党的十四大开得很好。我们一定要把党的十四大精神落到实处,要同学习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结合起来。” 

    宋任穷意味深长地说:“邓小平同志是我们党的总设计师,他对改革开放的各个方面都想得很周到,所以才有今天的好形势。你们抓工作也要像小平同志那样,各方面都要想周到。特别是搞经济工作,千万不能粗,要越做越细,也不能有讲空话的地方。” 

    杜县长接着谈了下一步要抓的三件事:一是抓好基础设施建设;二是抓好城镇建设;三是抓好棉花生产、加工一条龙工程。 

    “你棉花生产、加工一条龙是什么?”宋任穷关切地问。 

    “就是我们县上有十万纱锭的棉纺厂。”杜县长回答说。 

    “你设备技术怎么样?”宋任穷严肃地说:“不是我担心,这确实是个问题。” 

    郑义堂解释说:“一九八四年聊城市棉花大丰收,棉花有积压,冠县才上了几个棉纺厂,不是现在才上的。现在是配套完善的问题。” 

    听了郑义堂的解释,宋任穷说:“你们讲的棉花情况我不了解,没有发言权。但小纱厂和大纱厂争原料、争棉花的问题一定要解决。” 

    宋任穷指出:“发展经济头脑要清醒,要打自己的优势仗,要讲质量、讲效益。没有效益,没有销路的项目不能上。过去搞计划经济,讲产、供、销,现在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讲销、供、产。要优先考虑市场,考虑销路,能够销多少,就生产多少,不能生产后就压在那里。” 

    宋任穷还就经济发展的机遇问题谈了看法。他说:“现在全世界、全国都有一个机遇问题。省里也有省里的机遇,县里也有县里的机遇。在机遇面前,每个省、每个县都是平等的。你们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但不要盲目上马,搞重复建设。” 

    接着,宋任穷详细询问了冠县党团组织的建设情况,特别问了三十五岁以下的党员所占比例的情况后,把话题一转,又问起机构改革的一些情况。“你们机关有多少人了?”宋任穷问。 

    杜县长说:“有两千多人。现在一个乡镇平均有六十人左右。” 

    宋任穷感慨地说:“现在机构越来越大了,人员也越来越多。而且干部下不去,老是浮在上面。这样怎么能行呢?”他强调说:“我们的干部不要老浮在上面,要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认真帮助群众解决一些困难。这才是共产党的好干部。” 

    座谈结束了,县里的同志告诉宋任穷,他当年的警卫员许西光、通讯员郑宝法和原冀南七分区警卫排长姚宏来看望他。 

    宋任穷高兴地说:“好!好!让他们进来吧!抗战时期留下来的同志不多了,能见到他们很不容易啊!” 

    许西光三人走进会议室后,宋任穷满面笑容地站起身来和他们一一握手,互致问候。许西光关切地问:“宋政委身体可好吧?月林同志身体也好吧?” 

    宋任穷连声说:“好!好!”钟月林也笑着说:“我们身体都很好。” 

    郑宝法拿过一小袋花生果,诚心诚意地说:“今天宋政委来,我们没什么可送的,这点花生是自家地里产的,请首长带回去,这也算我们的一点心意吧。” 

    钟月林连忙用手接住,激动地说:“谢谢你们,你们的心意我们领了。” 

    应县里同志的请求,宋任穷来到院子里和地、县的同志及许西光三人分别合影留念,随后又去看坐落在冠县城南关的原冀南七地委旧址。 

    这是一个十分偏僻、隐蔽的小院子。三间西屋由于年久失修,显得十分简陋。当年,七地委书记许梦侠就经常住在这里,宋任穷也多次到过这里开会,指导工作。 

    一走进小院子,宋任穷就东寻西看,他在极力寻找着当年记忆中的痕迹。他对陪同的同志说:“这就是当年七地委驻的地方,那时的条件就是这样啊!” 

    下午三点,宋任穷离开聊城,驱车前往东阿县调查农民的生产、生活情况,之后准备去省城济南。 

    在地委书记郑义堂、行署专员陈延明的陪同下,宋任穷来到了铜城镇西关村村民郑帮义的家里。宋任穷走进院子,看到郑帮义新盖的宽敞、明亮,很有气派的大北屋,高兴地问:“盖这座房子得花多少钱啊?” 

    “三万多元吧?”郑帮义笑着答道。 

    来到屋里,只见里边整齐地摆设着组合家具、沙发、彩色电视机、收录机等。宋任穷里外屋看了看,然后坐到正面的椅子上。他满意地说:“农村真是变样了。”钟月林也感慨地说:“这和我想象中的农村大不一样了。” 

    宋任穷问起郑帮义的家庭收入情况。郑帮义如实地说:“自己办了一个小木料加工厂,加上地里的收入,全年能进二万多元吧。这多亏了党的好政策啊!” 

    宋任穷点了点头,又转过身向坐在一旁的中共东阿县委书记布占祥说:“我到东阿也算是到了阿胶之乡吧。东阿的阿胶可是很有名啊!” 

    布占祥连忙说道:“宋老确实是到了阿胶之乡。”他告诉宋任穷:“现在阿胶厂的规模、产量比过去大多了,而且全部实现了机械化。今后我们要以阿胶为龙头,进一步发展阿胶系列产品。” 

    “你们就是应该充分利用这个优势。”宋任穷非常赞同布占祥的话。 

    一晃近一个小时过去了。在陪同人员的提醒下,宋任穷这才来到院子里,和郑帮义及地、县的同志合影留念,接着来到人声鼎沸的大街上。大街上挤满了朴实而忠厚的群众,大家都想见一见这位久负盛名的老革命家。 

    宋任穷神采奕奕地一边向群众招手致意,一边走到人群中间。他弯腰抱起一个小孩,看着孩子那张幼稚、天真的小脸,宋任穷笑了。他笑得是那样开心和自豪。 

    宋任穷就要结束三天的聊城之行了。他和地、县的领导同志一一握手告别,殷切希望他们努力工作,使老区聊城的经济再上一个新台阶。□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山东政协春秋):宋任穷重访革命老区聊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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