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敬爱的钱正英阿姨
刘立强
2022年10月22日，好友彭承烈（河南省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历史研究会会长，彭雪枫将军之侄）告诉我：钱正英阿姨于21时50分逝世，享年99岁。我请他代献了花圈。
呜呼，又一位“白寿”的老阿姨驾鹤西去、魂归道山！
【钱正英（1923.7.4-2022.10.22）】
数日前，邓子恢伯伯的女儿邓小燕将钱阿姨告别仪式上我送的花圈、挽联拍下发来，看罢泪目。
近一个月来，我难掩心痛，下决心要将自己心中的钱正英阿姨写下来，为的是告诫自己，也警示后人，绝不能够忘记这位新四军老战士——伟大、正直、和蔼、可钦的女共产党人！
1961年夏，因河南灾情严重，父亲刘建勋被党中央、毛主席调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
稍大点后，我曾随父亲去过郑州西郊工人文化宫的露天游泳池。当年郑州市的体育设施既少又差，父亲与郑州市委领导王黎之、王均智等人，和市民群众、大人小孩一起，在一个不大的泳池里泡着、游着、聊着……
突然间，见一位阿姨在池中劈波斩浪，游得非常潇洒，引来不少人的注目和称赞。
她就是钱正英阿姨。这是她第一次留给我的印象。
钱阿姨一生酷爱游泳，“每周争取2次，每次1000米。1994年9月，她已71岁，视察长江时竟下水游了近千米。”
1965年前后，钱正英阿姨率团访问锡兰（1972年改名斯里兰卡）回国后，送给父母两小桶当地的特产红茶，外包装是精美的异国风情图案，我特别喜欢，请求母亲将空桶留给自己装些小物件。
父母亲不喝红茶，所以他们只在喝红茶的亲友来时才拿出待客。但从他们珍惜的举动中，我隐约感觉钱阿姨与父母的关系非同一般。
因为我那时就已经懂得，父母那一代都是轻易不收礼、也不送礼的人。
可小小的空茶叶桶也在特殊年代“抄家”时不翼而飞了。
我还记得，父亲经常在与母亲或一些叔叔伯伯聊天时，多次夸赞钱阿姨正派、能干、泼辣、懂业务。只可惜我那时并不知道内中的含义和故事。
显赫家世 革命一生
无论是家世、还是履历，钱正英阿姨都是那一代革命家和科学家中的传奇人物。
她的33代远祖是历史上著名的吴越开国君主钱镠，在位四十一年。后世评价颇高。因“保境安民”、大兴水利而被两浙百姓尊为“海龙王”。
钱镠的23世孙钱嘉徵是明朝天启年举人，身为国子监一介贡生，却两次冒死上奏，历数号称“九千九百岁”的魏忠贤十大滔天罪行。最终扳倒魏氏奸佞。后人赞曰：“为国除害大义明，上疏击奸第一声。满朝畏若寒蝉禁，万死不辞小贡生。”
钱正英阿姨称为“我们钱家也出反腐人物。”
钱氏先贤为国除害的“击奸第一声”穿越时光，长留在钱阿姨的心中。
2007年，国内某以反腐为宗旨的刊物向她约稿。发表时，却将钱阿姨认为最重要的话删掉：
“中国共产党经历长期的考验，已证明是不可战胜的。今后，唯一对我们有威胁的敌人，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内部的腐败。”
钱阿姨愤然去信问责说：“连这段话都不敢刊登，就是腐败的开始！”
她的话振聋发聩，启人深省！
近代的钱氏门中更是英才辈出，尤其在文化、科技、经济诸领域巨擘云集。钱三强、钱学森、钱伟长、钱钟书、钱穆、钱玄同……群星璀璨，难以尽表。
钱阿姨的父亲钱夔先生曾就读于南洋大学（今上海交大），是留美的水利专家，怀揣科技救国梦想回国。
1923年7月4日，钱阿姨出生于上海市。在父亲的严格教育下，她刚满10岁时就上了中学。
1939年1月，她进入上海大同大学（后并入同济大学）土木工程系学习。
1941年9月，钱阿姨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大学的群众团体党团成员和工学院分党支部书记。
1942年10月，她“为躲避因叛徒告密被敌人追捕，撤离上海，北上淮北抗日根据地。”
钱阿姨原名钱美端。进入根据地后，为避免牵连远在上海的亲友，同志们商量以“正”字排行，并以此表示参加整风、改正缺点的决心。钱阿姨第一个报名，改名为“钱正英”。
在向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将军报到时，钱阿姨斩钉截铁地说：“我想搞工程设计。”
钱阿姨参与、领导了淮北抗日根据地的不少工程建设。彭雪枫将军的墓园就是由她亲自设计并任工务科长组织筹建的。
钱阿姨两度在新四军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伯伯（兼任第四师政委）麾下战斗了十多年。她93岁时撰文回忆道：邓老“他那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体现了一位无私无畏的革命者的高尚品格，是我终身学习的榜样。”
从1944年起，钱阿姨开始了长达44年的治水生涯。
1950年，年仅27岁，破格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副部长的钱阿姨回到上海后，第一件事就是购买大学四年级的教科书继续自修。
1952年，钱阿姨任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1954年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副部长时，只有29岁，是当时最年轻的女部长。她不计名利，先后全力辅佐傅作义、李葆华两任老部长，是名至所归的“治水女帅”。
1956年，已是水利部副部长的钱阿姨又开始自修俄文，翻译了多篇苏联水利专家的文章，发表在专业杂志上。
作为一名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也是非常人所能及的。
自1974年始，钱阿姨担任了水利电力部部长。直至15年后的1988年，方离开水利部一线领导岗位。
钱正英阿姨既是新中国最“老”的部长，同时也是任期最长的水利部长。
她还是中共第十届至十四届中央委员，也是第一届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钱阿姨“智慧超群，精力旺盛，工作既讲质量又讲效率，当日事当日毕。外出考察时一般人要带点小跑才能跟上她的步伐，据说这也是她的历任秘书均为男性的重要原因之一。她把自己的一片热诚全部奉献给了新中国的水利水电事业，而生活中的她是个乐观开朗、幽默风趣的乐天派，眼中没有房子、车子、票子，没有名利的牵绊。”
写至此，我觉得有必要提一下钱阿姨的另一半——她相濡以沫、同甘共苦的丈夫、国务院教育部原副部长黄辛白叔叔。
【2000年5月，钱正英、黄辛白夫妇在黄山合影】
钱阿姨写道：
（我们）“相识于地下党时，他叫我‘钱’，我叫他‘黄’，这是在上海地下党时的相互称呼，我们一直保留到现在。说起来，我们成为夫妇，还起因于党组织的安排……我们夫妇间的感情基础是长达67年的相识、相知、相托和相依。
……1951年秋，在治淮第一期工程安度汛期后，经组织批准，我们在上海结婚。从1943年确定恋爱关系到1951年结婚，整整经历了八年……小女儿笑着说：‘八年了，抗战都胜利了，你们也该结婚了！’
……床上一条蓝色绸面的棉被，是他的母亲亲手缝制送来的。我们商量上街去购买一些结婚用品……最后，买了两把牙刷和两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保尔是我们那个年代的青年偶像，我们签名互赠，作为结婚纪念……然后就去华东团委，参加为我们组织的一个小型茶话会，分发了糖果，仪式就告结束。但是，我们两人在自己的房里，还是认真回顾了我们感情成长的历史，并互表了坚贞不二的忠诚。
……我给子女们留下的遗言是：将来把我们两人的骨灰，合在一起，撒入大海。我们将合二为一，载着我们的情谊，共同遨游，化为万物，生生不息。借用白居易的诗，只改一个字：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情绵绵无绝期。”（引自《此情绵绵无绝期——钱正英忆丈夫黄辛白》）
真希望朋友们能够细读钱阿姨这篇纪念文章的全文，内容非常感人、情节尤为精彩。
再转述钱阿姨文中记下的一个小故事，足以看出黄叔叔的刚直不阿和灼见真知。
当时有领导说苏联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能够取得胜利，“那是因为在苏联军队中，98%都是党员”。黄反驳他说：绝不可能98%是党员。两人为此闹翻。
史实和常识都证明黄叔叔是对的！
后来，她们夫妇给三个孩子取名都与水有关，都以“三点水”为偏旁，分别纪念治淮工程、战胜长江洪水，祈盼黄河水清。
仅此，就令人敬佩、联想不已！
钱阿姨退居二线后，三次（第七、八、九届）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多次获大奖和学位。2014年6月，因在水利上的突出贡献，她获得了光华工程科技奖成就奖。这是由中国工程院主管，被认定的“中国工程界最高奖项”，她是首位荣获该奖的女院士。
古人诗云“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钱阿姨正是这样的人。
2005年7月，82岁的钱阿姨前一天被医院诊断患了乳腺癌，要求其立即住院。可她却隐瞒病情，连秘书和保卫人员都不让知道。次日即率东北水资源项目组到黑龙江考察。回京后才入院检查治疗。
宏则安澜天下，微至珍惜滴水。作为一个大国管水、治水、用水的“当家人”，出差下榻的宾馆提供有瓶装矿泉水，她担心未喝完会被丢弃浪费，就在出门前手书留言，请服务员保留桌上的半瓶水。
在那个年代，可持续发展水资源战略的研究未艾方兴，钱阿姨已然一马当先，将节水理念深植于自己的生活中了。
2010年，钱阿姨在对浙江舟山群岛考察时，已是87岁高龄。她坚持乘船到众多岛屿了解港口、船舶、海水淡化、海洋经济、海洋生态环境等情况。还组织了50余次深入调研，多次召开专题和综合的研讨会，从战略高度提出“舟山群岛新区”的建议，后被正式列入了全国“十二五”规划。
钱阿姨在外出考察时，还总是事先交代“要轻车简从，不吃请，不送礼”，更不许做寿。
周总理的好学生、好部下
钱正英阿姨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由旧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成长起来的高级领导干部和大师级水利专家。她的经历本身就是一部生动的爱国主义教材。她对新中国水利事业的贡献极大，周总理始终很器重她。
自1950年钱阿姨第一次当面向周总理汇报工作，到1976年周总理去世，26年间，她一直在周总理的直接领导和殷切教导下从事水利建设。周总理视其为年轻的领导干部和党内的水利专家，十分重视她的意见。既着力培养，又严格要求。
周总理曾特地向外宾介绍钱阿姨说：“她原是大学生，学工程，抗日时期参加革命，到解放区后逐步参加水利工作。女同志当副部长不容易……”
1959年，水利部违规在密云水库附近建了一座水利建设成就展览馆。周总理得知后批评说：“没有想到你们也会办这种事。”钱阿姨听罢，立即在部党组会上作了传达。部党组遂决定：将价值400多万元的建筑无偿转让给一机部下属的研究所，并向中央写出了深刻的检查报告。
“文革”初，钱阿姨作为水电部第二号“走资派”被打倒后，周总理亲自向造反派做工作，还多次交代水电部的历任军代表，遇到水利业务问题可问钱正英。
1968年，周总理借刘家峡水电站发生事故，以需要懂业务的干部为由，“解放”了钱阿姨。国务院其他部门也依此例，很快恢复了一批老干部的工作。
1973年，钱阿姨的腿摔伤骨折住院。期间，周总理因病情发展接受了手术，他专门对身边同志说：“请查问一下钱正英的情况，怎么好几个月没有她的消息？”关切之情溢于言表……
除了周总理的关心、爱护和指导，钱阿姨更多的是长时间在李先念副总理的直接领导、协调下开展工作。
“文革”结束后，李先念伯伯在与钱阿姨推心置腹谈及周总理对她的保护时，就诚心敬意地说道：“钱正英啊钱正英，你要在总理像前天天烧烧香！”
钱阿姨对周总理思念是永远的。1988年周恩来诞辰90周年之际，钱阿姨在纪念文章中深情地写道：
“当我听到周总理的骨灰洒在祖国的江河大地时，我仿佛看到，祖国的山河张开双臂，拥抱她的忠实无私的儿子，和他溶化、凝结为一体。
今后，我们仍将在祖国的江河中，见到周总理的身影，感到周总理的精神，听着周总理的召唤前进！”
除了周总理和李先念外，陈云同志也曾在关键时刻保护了钱正英阿姨。早在1956年9月的中央全会上，毛主席就评价陈云“是个好人，他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
钱阿姨晚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一九七九年有的同志给中央写了一篇报告，说水利是‘左’的产物。中央把这份报告交给了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他在水利部一个很简陋的饭厅召开了水利建设问题讨论会，花了几天时间，认真回顾了历史，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三十年水利建设的成就和损失，达成共识……会议纪要上报了国务院，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充分肯定，扭转了社会上一部分人对水利的看法和评价。最后我们算是过了关。”
随后，钱阿姨更为详细地回忆道：
“当时中央个别领导人反对修水利，认为是‘左’的产物……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是杜润生，有一次他一个人给领导同志去汇报工作，回来后把一个笔记本给我，我翻开他的笔记一看，把水利说得一无是处，如果这样下去，根本不必搞水利了。想来想去我没有办法了，最后我给陈云同志打了一个电话，陈云那时是中纪委书记，但他是经济工作的权威。我把笔记本送给他。几天以后，在一份中央文件上陈云加了几句话，说水利是很重要的。这才解了围。”（引自钱正英：中国水利60年功过）
钱正英阿姨“她贯彻‘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指导思想，参与规划和组织实施了新中国大规模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为保证我国粮食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她参与审定葛洲坝、丹江口、刘家峡等重大水利、水电工程建设项目，坚持实事求是，尊重科学，尊重专家，在许多重大工程的关键技术决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引自《人民日报》刊发的“钱正英同志生平”）
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的好典范
钱正英阿姨晚年评价自己的人生时说是“水利选择了我，我选择了水利”。她特别强调自己是“小车不倒只管推”的那类人。
如今的年轻人，知道“小车不倒只管推”这句话来历的恐怕为数不多。
“小车不倒只管推”是流行于北方农村的一句俗语，比喻做事贵在坚持，只要还有最后一分力气，就要坚持到底。
是杨水才的感人事迹让更多的人知道了这句豪言壮语。
杨水才（1924-1966年）河南省许昌县水道杨村人，是当年继焦裕禄之后出现的又一位英雄模范人物。他曾在解放战争中立大功一次，小功两次，并获“人民功臣”称号。1951年复员返乡，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他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的农村基层干部的楷模，先后被评为“积极分子”、“劳动模范”和“先进生产者”达14次。
多年的艰苦生活和繁重劳动，使杨水才患上肺结核、胃溃疡、肾结石等疾病。他却乐观说道：“病、困难，我都不怕。小车不倒只管推！不把水道杨建设好，我死不瞑目。”
1966年12月4日，他的小屋里，煤油灯光闪亮，照得稿纸上“进一步建设水道杨计划”十个字清晰可见。而带病拼搏、操劳过度的杨水才却身披破棉袄，伏在桌上永远地睡着了。
他刚过不惑、英年42岁。
杨水才活着是一面旗帜，躺下是一座丰碑。
不久后，《人民日报》在头版位置先后发表了长篇通讯和评论员文章，杨水才的光辉事迹传遍大江南北。他那“小车不倒只管推”的精神，激励、鼓舞着亿万中华儿女奋发图强、自强不息。
但愿现在的年轻人和他们的后代，都会永远记住杨水才的名字。他才是年轻人应该尊崇和追随的真正英雄。
号称“中共中央第一支笔”的胡乔木前辈有一首诗《小车》，写得既形象又感人：“小车不倒只管推，车倒扶起往前追。扶不起来也没啥，长江滚滚浪浪催。”
胡乔木和钱正英都是毛主席培养的共产党高级领导干部，都是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的典型代表。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会都以杨水才为自己的楷模榜样。
《周易·乾》所写“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现代人所讲“同频共振、同向聚合”，正可形容那一代老革命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心心相印、同心同德和心同理同！
他们那一代人都是我们心中的先辈英烈。
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他们！
钱阿姨与父亲之间的逸闻轶事
（一）钱阿姨见面就告诉的父亲趣事
笔者夫妇第一次去看望钱正英阿姨时，我们走进她那简朴的会客室刚落座，钱阿姨顾不上客气，就快人快语地告诉了父亲的一个趣事：
“建国初期在湖北，你爸爸任省委第二书记。针对一些干部进城后产生喜新厌旧、与爱人闹离婚的现象，他就在各种场合多次宣布，要和刘子厚（时任省纪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共同倡议成立一个‘幸福委员会’。由他两人分别担任主任、副主任，目的就是提倡家庭和睦、保护妇女权益，反对这种不良苗头。这件事当时在全国的省、部级干部中流传很广，起了很好的影响。”（引自《刘建勋 陈舜英画传》中《树功为人民 建勋垂青史——刘建勋生平故事》，中国展望出版社出版发行）
钱阿姨一边动情地回忆，一边忘情地大笑的场景，时隔多年，犹在眼前。
笔者多次前往看望钱阿姨，几乎每次她老人家都亲热迎送。她的秘书王松同志也非常热情，令人难忘。
（二）钱阿姨称父亲是“不打不成相识的好朋友”
父亲高中二年级参加的革命，年长钱正英阿姨约10岁。与钱阿姨相比，他只算是一个小知识分子。但他们都是中国共产党宏大知识分子型干部队伍的成员。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中共党史出版社准备出版父亲的纪念文集。为搜集资料，笔者给钱正英阿姨去信相求。没有想到她老人家竟然回复了一封800多字的长信。
【钱正英阿姨的复信（作者提供）】
她在复信的开头和末尾两次表达了为“复信延误道歉”。更在信中称父亲为“不打不成相识的好朋友”！
“见信如面”。钱阿姨的话让我顿时铭感五内、热泪盈眶，仿佛瞬间就看见了可亲、可敬的钱阿姨。
我心如明镜，只有父亲的老战友才会真诚坦言如是。
在信中，钱阿姨简明扼要、毫不回避、勇于担当地深情回忆了她与父亲几十年的工作交往。
她还特别写明了自己对父亲的评价和对组织的期望。
最后，她又单独注明：“此信可转送中央有关同志。”这才郑重地亲笔签名、并写上日期。
下面即为钱阿姨复信的主要内容：
我和建勋同志是在六十年代认识的。当时他调河南省委任第一书记。在天灾人祸极其严重的情况下，他领导省委和全省人民，克服重重困难，使河南经济得到恢复。河南省当时的困难，有一部分是由于水利工作中的错误造成的，其中有些问题，当时的水电部是有责任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经常去河南和他协同工作。为了一些业务问题，我们也发生过一些争论，最后，“不打不成相识”，我们竟成为很谈得来的好朋友。一九六五年“四清”运动，我去黄河水利委员会蹲点。当时在上边一些“左”的指导思想下，工作很困难。依靠他的支持，我们在运动中基本执行了正确的干部政策，没有伤害黄委的领导干部。
在“文革”中，我们（水电部和河南省）继续努力，互相配合，推进河南省的水利工作。河南广大平原的机井建设，就是在他和王维群同志的主持下，在七十年代大规模开展起来，至今仍为河南的农业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在山区建设中，林县、辉县等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典型，也是在他的支持下树立起来的。一九六九年“九大”刚结束，他受周总理委托，和纪登奎同志一起，帮助我去三门峡主持讨论会，定下了三门峡工程的改建方案和黄河近期的治理工作，并作了大量工作，使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同志重新出来工作。
我对河南省的“文革”情况不够了解，但在我的接触中，建勋同志和“四人帮”的“造反派”爪牙完全是两回事，他也绝不是那种投机取巧的野心家、阴谋家。据我知道，河南省人民和广大干部对他是肯定的。我相信，中央一定会对他作出全面的评价和公正的结论。我深切怀念刘建勋同志！
如果中央在研究建勋同志的结论时，还需要我提供什么资料，或问什么问题，请随时派人找我。我也诚恳希望，趁我们一些老同志还能记事的时候，为建勋同志作出结论。
此信可转送中央有关同志。
再次为复信延误道歉，致
敬礼！
钱正英
1998，11，6
为便于了解钱阿姨在该信中所提及的历史，笔者现将若干资料整理如下：
1、钱正英阿姨曾经回忆说：
1958年中央确定“三主”的治水方针（“蓄水为主，小型为主，群众自办为主”，简称“蓄、小、群”，被称为“无产阶级路线”），我在党内有的领导眼中，成了与“蓄、小、群”对立的“排（水）、大（型）、国（国家举办）资产阶级路线”的代表人物，在思想上和工作中内外交困。
“蓄、小、群”的“三主”方针这种错误提法，被当作治水的唯一正确方针，在全国推行……
从1958到1960年执行的结果是，在淮北平原和冀鲁豫平原上，片面强调蓄水灌溉，不注意排水，甚至层层堵水，造成了严重的涝碱灾害和地区间的水利纠纷……这些都大大伤害了农民的积极性，影响水利的效果，最后造成黄淮海平原严重的涝碱灾害。到1962年时，冀鲁豫一片白茫茫的盐碱化，群众总结：“引黄灌溉一年增产，两年平产，三年减产，四年绝产。”（引自钱正英：中国水利60年功过）
另外，就在这篇纪念钱正英阿姨的文章基本定稿之时，笔者又发现了钱阿姨一段关于河南“大跃进”的回忆，非常珍贵、真实。特增补如下：
“1957年冬，‘大跃进’开始，水利工作受到很大冲击，李葆华同志和我受到很大压力。我们也曾去河南省看过一些当时闻名全国的‘治山治水’典型，对情况的真实性私下怀疑，却不敢深究……（河南）所谓已经扫除‘四害’等等‘政绩’都是假的……”（引自钱正英著文“光明正直，无私无畏——学习周骏鸣同志的共产党员品格”，2003年12月6日）
后来，我国著名水利史专家徐海亮先生也在其论文中具体写到：
“（河南的）平原地区盲目引水，导致豫东沼泽化盐碱化严重，涝灾面积由1955年的500万亩发展到1960年的900万亩。到1961年，盐碱化面积达520万亩，破坏了农业生态。河南省的农业经济在‘大跃进’中遭遇到严重困难，农业水利也出现重大问题。基于严峻形势，新建立的河南省委班子对水利建设方针进行了原则性的调整。”（引自徐海亮的《建国初期治水方针刍议——兼以河南为例》）
2、亲历者眼中“范县会议”的生动众生相：
当时的河南省委是“蓄、小、群”的“三主”错误方针的始作俑者，而河南省则是重点受害区域。
千正旺担任安阳地委第一书记崔光华的秘书多年，后曾任新乡地、市委副秘书长，是“范县会议”的亲历者。
笔者根据他给笔者的复信及其他史料，帮助其整理了一篇详细的回忆文章，并以他的名字刊登于2016年第七期的《百年潮》杂志。
通过该文，可以感受钱正英阿姨主管这么一个大国的水利建设是多么不易和艰辛。也能够窥见那一代人，从中央领导同志到省地县各级干部，再至普通农民群众，他们是如何万众一心、艰难探索、踔厉奋发、砥砺前行的。
他们是当代中国的“大禹”和“愚公”！
他们是建国大业的丰碑和群雕！
再三压缩该文，还是显得冗长，请且慢慢看来——
“大跃进”前，河南提出一个省可以单独进入共产主义，河南要在四年内实现共产主义。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强调：“河南的‘大跃进’是先从农业开始的，而农业‘大跃进’又是先从农田水利运动开始的。”省委号召必须坚持“以蓄为主、以小型为主、以社办为主”的建设方针，迅速掀起“大规模的、翻天覆地的、排山倒海的群众性的水利建设运动”。
1958年1月，省委向全省发出总动员令：两年实现水利化。以陈惺为代表的水利专家们反对在平原以蓄为主，提出立足于排，但他们提出的正确建议被斥为“保守路线”，受到攻击批判。省委又进一步发出“百日基本实现水利化，永远摘掉灾区帽”的号召，彻底吹响了河南水利建设“大跃进”的号角。
很快《人民日报》专门发表社论并作了报道。8月底，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文件指出：“贯彻‘三主’方针，坚决依靠群众，是做好农田水利建设工作的基本关键。”
自此，“三主方针”成为“大跃进”中全国水利建设的总纲。
当年11月，河南更具体要求全省一亿亩耕地做到“地平如镜，埂直如线”，甚至统一规定“平原地区凡落差30厘米、流速每秒一米以上的水流都要利用起来（发电）”。
这场始于1957年冬的水利“大跃进”，在1958年达到高潮，到1960年春才逐渐止步，前后持续了三个年头。
“以蓄为主”给黄淮平原带来严重危害。在随后两年的水利建设高潮中，黄淮平原地区从坑塘化发展到水网化，出现与水争地的风潮，圈占河滩、湖泊，各级行政区划之间设置阻水障碍，美名曰“洪水招待所”，使河道患上了严重的“肠梗阻”。
截至1961年底，河南省引黄灌区次生盐碱化面积519.88万亩，山东省为391.94万亩，合计911.82万亩（不含原有盐碱化土地面积）。
早在1958年11月，毛主席于新乡召开地、市、县领导同志座谈会时，就以曹操“注意疏浚河道，引水灌溉，发展农业生产”的典故，提醒要引以为戒。新乡地委第一书记耿起昌在座谈会上还当面向毛主席提出：“水利化搞不好会带来盐碱化。”表达了干部群众和水利科技工作者的共同顾虑。在愈演愈烈的水利“大跃进”中，他们的隐忧不幸变为现实，次年河南省开展“反右倾”运动，许多人因此遭到错误的批判和处分。
当时的省委“慕虚名而处实祸”，给河南各项建设带来不可估量的严重损失，使人民群众付出了难以忘却的沉痛代价。
刘建勋后来在讲话时说：
河南“在（大跃进）后期离开科学态度，办了许多蠢事，违反了科学精神，犯了瞎指挥的错误，诸如：豫东乱挖水利，破坏了原有的排水系统，形成了大雨大灾，小雨小灾，年年遭灾；豫北引黄灌溉，使大片土地盐碱化……造成了许多损失，使广大群众的情绪受到了很大的挫折。”（引自《刘建勋纪念文集》第197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12月出版发行）
1961年7月22日，中央正式任命刘建勋担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正是这一天，刘建勋在座谈研究平原地区涝碱灾害时提出：
“现在平原治水的问题那么普遍，那么严重，这不是具体工作问题，而是方针问题。平原地区应该以排为主，排、灌、滞兼施”。在中央‘以蓄为主’提法未改变之前，河南的“以排为主”对外不提，要拆除阻水工程，恢复自然流势，暂停引黄。”
刘建勋决心已下，河南开始先行纠偏。其间，他肯定得到过中南局主要领导和钱正英阿姨的支持和指点。
他四下追问“大跃进”时有没有反对派？大家说：“有，叫陈惺，现下放在信阳地区水利局。”9月，刘建勋找到还戴着“右倾”帽子的陈惺（陈的‘罪状’有一条居然是反对让群众捐出不锈钢表带去‘大炼钢铁’），让他陪着去信阳做农村调查。他们共走了七个县。刘建勋被看到的悲惨现象和听到的荒唐事例深深震惊了。他对陈惺说：“当前首先要办的，一是落实‘三级所有，队为基础’，重振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二是整修被严重破坏的水利工程，恢复农业生产力。”
接下来，刘建勋多次深入豫北灾区调查。他在南乐县看到大片盐碱地后感叹道：“像这样搞下去，要把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土地都丢掉了，群众靠什么生活？”
刘建勋继续向陈惺等专家求教，并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在省水利工作会上提出了：近期总方针应是“旱涝兼治，兴利除害并举”。在山区继续贯彻“以蓄为主”的方针；在平原地区以除涝、治碱为中心，排、灌、滞兼施。
1966年，陈惺被任命为河南省水利厅总工程师。他为水利事业做出了旁人不可替代的贡献。钱正英阿姨评价“他是一位敢于直言不讳，提出不同意见的同志，可以成为领导干部的诤友。”（引自陈惺著《深切怀念刘建勋书记》，可见《刘建勋纪念文集》）
当时，刘建勋还提出分两步走的策略，一是立足自身能力、从小处起步，凡一个地区，一个县范围内自己能解决的问题，要积极去办，尽快把灾害减轻到最低程度。对大的工程，尤其是涉及省际的工程，要积极向中央反映情况，争取中央支持。
在一次县委书记会上，刘建勋就回忆道：“我的办法是找机会、钻空子。我去中央开会，灾情资料和水利地图都随身带上，一有机会就讲。有一次少奇同志到河南组，我没等他说话就把地图铺开向他汇报，结果使中央了解了河南的水灾情况。”
然而，“三主方针”毕竟是经中央决定、广为宣传、长期执行的重大治水原则，纠偏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和一省一地之力就能完成。
于是，在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前的预备会期间，刘建勋代表河南省委向党中央和毛主席起草了正式报告，反映黄淮平原地区治水存在严重问题，引起中央的重视。
这一下子，算是把问题捅了天啦。
由于七千人大会的会期长，参会人多，是大造舆论的好机会。据参加会议的同志回忆，陈毅元帅来到河南组，刘建勋和几个灾区县的县委书记轮番上阵，一个接一个地向他汇报灾情，古道热肠的陈老总听后，当场表态：“我要向中央请示，要一柄尚方宝剑，带领一个师去帮你们挖开阻水工程。”
也正是在这次七千人大会上，周总理表示会后要亲自处理冀鲁豫的水利问题。
会后一个星期，水电部就遵照周总理指示，在京召开了冀、鲁、豫、皖、苏、京五省一市平原水利会议。由于河南强调“排”，有人就说像吃了大黄，光想大排大泄。
周总理随即召集座谈会，认真听取了各方意见。最后，他在讲话中提出：平原治水要因地制宜，该蓄的要蓄，该排的要排，不能只蓄不排。他还形象地比喻说：一个人几天不吃饭可以，但如果一天不排尿，就会中毒。
周总理的表态支持了河南的意见，最终在省（市）级领导层也取得一致的认识。
1962年3月12日,谭震林副总理和水电部副部长钱正英牵头组成三级联合检查组来到安阳，刘子厚、金明、刘建勋、王维群、周兴、陈雷等参加了检查和会议。
那些年，中南局主要领导陶铸、王任重同志派金明（候补书记）、李尔重（宣传部长兼农委主任）、吴南生（副秘书长）等常驻河南，调查研究、出谋划策，协助省委做了大量工作。
检查组首先视察了冀鲁豫三省接壤地区的水利建设。
东风渠是一个明显的阻水工程。谭震林看后表态要平掉，刘子厚代表河北同意，当场拍板定案。
冀鲁豫三省结合部的“王小楼节制闸”造成周围土地严重盐碱化。群众形容是“见风白云起，遍地六月雪”。
谭震林问围观的山东农民：“老乡，这个渠好不好啊？老乡满腹怨气地骂道：“奶奶！”谭震林追问：“把它扒了好不好呀？”老乡回答：“我给你磕头！”话音未落，他马上趴到地上给谭震林磕了个响头。
谭震林当即发话：“渠道平掉，节制闸拆除。”在场的干部群众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
金堤河的阻水工程有五道大坝，也被全部废除。
山东的位山灌区有一座水电部建的现代化拦黄（河）电动大闸，成了行洪时的阻水工程。谭震林和钱正英根据大家的意见，决定立即将闸门拆除、闸基改为公路桥。
最后，谭震林在正式开会前宣布：立即关闭“共产主义渠”和“大工渠”两大灌渠。
当天，耿起昌奉命返回新乡，第二天上午就报告：两个渠首已全部关闭。
接下来是为时三天的范县会议。由谭震林和钱正英主持。
【谭震林同志晚年】
刘建勋代表河南汇报了半年多来在水利建设中发现的问题和采取的对策，介绍了实施的三条纠偏措施，得到谭震林和钱正英的支持和与会人员的赞同。
据李日旭（后任河南省水利厅副厅长）的日记所载，最终范县会议从更大的范围和更专业的角度确定：“一要彻底拆除一切阻水工程，恢复水的自然流势；二要积极采取排水措施，降低地下水位；三要停止引黄灌溉……河南提出的三条措施最终全部得到采纳。”
自此，“三主方针”造成的负面影响开始消除。
当年11月和12月，农业部和水电部分别召开全国性会议，从国家层面上正式对“三主方针”进行调整。
范县会议结束前，谭震林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对引黄灌溉中的失误以及给群众造成的灾难深感痛心。他激动地说：“引黄灌溉，我这一辈子不搞了，我儿子这一辈子也不搞了，我孙子这一辈子也不搞了。”他的话虽是一时感言，确也起到了震撼、教育的作用。
谭震林讲话后，钱正英作了长时间的总结性发言。她从专业的科学角度详细分析了黄河灌溉引发盐碱化的原因，发出号召：在根治黄河问题上，“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与会者把两位领导的讲话结合起来领会理解，在认识上很自然地就统一和坚定了。
济南地委书记在发言中说：“即使我们局部受损失，也要顾全大局，废除一切阻水工程，保证上游涝水顺利通过。”话音刚落，刘建勋从座位上站起身来，走到他面前，紧紧握着他的双手说道：“谢谢你，你是我的同志！”这立即引起了热烈的掌声和议论。
整个会场洋溢着合力治水、共渡难关的团结气氛。
范县会议还是勤俭节约的典范。谭震林规定：不论到什么地方一律不准吃肉、蛋。最好的食品是豆腐、粉条，会议结束时吃了一次大葱、萝卜馅的素饺子，算是改善。
范县会议所以能够成功召开，使多年的阻水难题得以解决，主要是因为中央领导决心大，谭震林、钱正英两位领导同志积极协调，坚决解决三省防涝治碱遗留的历史问题，确实也是功不可没、功德无量。
范县会议就此也成为新中国水利建设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
得到了国务院、水电部以及冀鲁两省的全力支持，河南在会后进一步加快了纠偏的步伐。当月下旬，河南省政府又做出了十项具体的决议。
1963年以后，河南坚持以平原地区的除涝治碱为主题，不断调整、完善水利建设方针。10月，省政府召开全省水利工作会议，刘建勋代表省委提出“排涝治碱，植树固沙、打井抗旱”的12字方针，后提升完善为“挖河排水，打井抗旱、除涝治喊、植树防沙”的16字方针。
1964年初，在毛主席的亲自过问下，河南与安徽两省顺利签订了九项协议，使豫东与皖西地区多年悬而未决的水利纠纷得以化解。
自1961年到1965年的5年间，河南省的有效灌溉面积由116.5万公顷恢复到174.7万公顷，旱涝保收田由4.5万公顷发展到96.3万公顷，粮食总产量由684.5万吨增加到1227.5万吨，广大农村由濒临绝境转为欣欣向荣。
《河南省志 第二卷》记载：1965年，河南省的“国民经济全面好转……”
《河南省志 人物志》中关于父亲，除了写到他在全省农村实行借地度荒的救急措施，还写到他另一个重要举措正是“大力兴修水利，治理大片盐碱化土地，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为发展农业生产创造条件。在工业建设上，他重视发展能源工业和‘五小’工业（化肥、机械、钢铁、电厂、水泥厂）……”
客观地说，这些举措和政策从制定到实施，都离不开省委的集体领导，离不开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南局的正确部署，自然也离不开钱正英阿姨主持下水电部的大力支持和指导，离不开以陈惺叔叔为代表的河南水利工作者，和河南广大干部群众的无私奉献。
后来，陈惺叔叔的回忆录由钱正英阿姨亲自撰写序言即可作为明证。
至今，我还记得当年在父亲办公室里，经常是各式地图摆满一地，大人们（估计钱阿姨也一定会在场吧）或坐或站，或蹲或跪，有的人索性脱了鞋，直接在地图上踩来踩去。他们时而大声争论，时而小声商议。由于烟抽得太多，满屋子烟雾缭绕，就像着了火似的。
我住的小屋紧挨着父亲的办公室，原来是吴芝圃伯伯的私人书库。我常常是伴着隔壁透过的噪声和灯光，再加上挡不住的烟味，恍然入梦的……
3、对钱阿姨信中一段话的查证补充：
钱阿姨在给笔者的复信中写道“一九六九年‘九大’刚结束，他（指刘建勋）受周总理委托，和纪登奎同志一起，帮助我去三门峡主持讨论会，定下了三门峡工程的改建方案和黄河近期的治理工作……”
经笔者多方查证，钱阿姨信中所提“定下了三门峡工程的改建方案”，就是指“1969年夏季，西安再度告急。周恩来委托刘建勋、纪登奎在三门峡召开四省治黄会议以商对策，确定了第二次改建的原则：‘在确保西安、确保下游的前提下，合理防洪，排沙放淤，径流发电，打开1－8号导流底孔。’这几个导流底孔恰是水利专家黄万里当年在反对修建三门峡大坝被否定后一再请求保留以备将来排沙的。”（引自《刘建勋 陈舜英画传》第139页）
涉及专业的改建原则方案肯定是钱阿姨的决定性意见起的主导作用，这可以完全体现了她的水平和能力，还有她的预见和胸襟。
笔者同时还查到了一个小插曲：
当时陕西省革委的主要负责同志因有不同意见，一度返了西安，使四省治黄会议中断。经钱阿姨与刘建勋、纪登奎叔叔三人共同商量，因“文革”前，刘建勋与其曾较长时间在中南局共事，于是刘建勋就提出由自己去西安请回了他。大家最终达成协议，如期顺利完成了周总理交代的“确保西安、确保下游”的艰巨任务。
正气凛然、仗义执言的钱阿姨
钱正英阿姨在晚年始终不忘为共同拼搏、共克时艰的战友们一再发声。
1、欣然给父母亲的画传题写书名
十几年前，笔者为父母亲编写的第二部书《刘建勋 陈舜英画传》即将截稿，先请他们太行山时期的老战友向守志叔叔撰写了“深切怀念刘建勋 陈舜英同志”一文作为序言。
随后，我面见钱正英阿姨，请老人家题写书名。钱正英爽快地答应了。她还告诉我，许多老前辈都已经走了，这正是我应该做的！
【钱正英题词（作者提供）】
很快，钱阿姨用正楷写好了题词交我。
在画传付梓前，我还特别请印刷厂的朋友为钱阿姨的题词专门设计了烫金并起鼓的样式。
【《刘建勋 陈舜英画传》封面（作者提供）】
2、坚持频频为优秀的县委书记鼓与呼：
由于种种历史原因，焦裕禄、杨贵、郑永和都曾经一度遭人抹黑、矮化甚至丑化。他们的战友、部下以及广大劳动模范、基层干部群众也受到了株连、打击和迫害。
焦裕禄因病英年早逝。杨贵和与郑永和后来被周总理分别任命为公安部和水利部的副部长。他二人均被钱正英阿姨誉为“水利县委书记”。
郑永和后来成为了钱正英阿姨的得力助手。钱阿姨写道：“我与郑永和相识已将近20年了。七十年代中期，我曾四次到辉县采访，近几年我与他又两次在辉县相聚，在多年的交往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我钦佩他那股艰苦创业的干劲，更敬重他处处关心人民热爱人民的赤子之心。不管人世间经历多少风云变幻，在我的心目中，以他为代表的辉县一代共产党人带领群众创造的辉煌业绩，已经与那巍巍太行融为一体……”
钱阿姨还称赞道：“我都为像郑永和这样关心群众的县委书记感到骄傲！”
在钱阿姨的晚年，老人毅然决然地挺身而出，多次大声疾呼——
在1993年出版的《我和我的师友们》之《共产党的好书记》章节中，钱阿姨写道：
“去年我去河南查勘时，听说那里传诵着两句话：‘走遍河南山和水，至今怀念三书记’。这三位书记是：兰考县的焦裕禄，林县的杨贵和辉县的郑永和。”
接着，钱阿姨又满怀深情地写道：
那些为中国水利奋斗几十年的人们，那些治水大军的带头人，一个一个从历史中走出来，萦回在我的心中。……他们有各种不同的经历，承担各种不同的任务，但他们都肩负着同样的使命，他们都是大禹的传人，他们是江河之魂。
滚滚江河将永远流传着你们的英雄业绩，巍巍大坝就是你们的不朽丰碑！
1994年，钱正英阿姨更是在一个公开大会的讲话时说：
“据说在河南省的干部中，流传着这么几句话形容过去的好领导：‘看到成绩想起他，遇着困难想起他，碰到矛盾念道他，心里有话怀念他’。”
后来，钱正英阿姨在我送她审定《树功为人民 建勋垂青史——刘建勋生平故事》的有关内容时，她还特别亲笔注明这是她对当年河南那一批坚持工作的干部们“总结概括性的”评价。
钱阿姨直言不讳地告诉笔者，刘建勋就是他们中的代表和带头人。（可见《刘建勋陈舜英画传》，中国展望出版社2013年出版发行）
2002年5月8日，钱正英阿姨又提笔给时任国家副主席、政治局常委的曾庆红同志写信，要求进一步彻底为杨贵叔叔、郑永和叔叔等人平反。
【晚年的钱正英】
在这封信中，钱正英阿姨还切中时弊、一针见血地再次特意写道：
“河南群众中流传一句话：‘走遍河南山和水，至今怀念三书记。’这三个书记是焦裕禄、杨贵、郑永和……
党风所以难解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好干部不香，坏干部不臭’……”
这些年来，我们有目共睹、民心所向，那些怪现象渐已销声匿迹啦。前有习近平总书记将兰考作为自己的试点、多次视察；今有新的中央领导集体赴林州“红旗渠”参观学习，总书记赞为“纪念碑”……
钱正英阿姨，您和无数先烈前辈们可以含笑九泉、瞑目无憾矣！
无尽缅怀思念中
2016年9月4日，新四军研究会总会主办、四师分会和军部分会联合承办了纪念邓子恢伯伯诞辰120周年纪念会，钱正英阿姨作为新四军四师老战士，抱病应邀参会。
因为年事已高、身体欠佳，钱阿姨的发言稿是由其长子代读的。但她老人家的莅临和发言仍然引起了与会者们的热烈掌声。
笔者虽有幸到会，却不敢唐突贸然上前打扰钱阿姨，以至于留下了终生之憾。
10月28日上午，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钱正英阿姨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
告别大厅里，钱阿姨生前选定《黄河颂》和《长江之歌》的乐曲低回宛转、余音绕梁、直上九霄。
钱阿姨告别了为之奋斗一生的新中国水利事业，但她的英名、她的功绩和她的传奇却绝然不会随之落幕。
敬爱的钱正英阿姨，祖国的崇山峻岭、名川大江、沃野良田、巨坝长堤，永远铭刻您的毕生心血和不朽功绩！
敬爱的钱正英阿姨，您永远、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完稿于钱阿姨“四七”祭奠日】
（作者系老一辈革命家、原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之子；来源：昆仑策网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昆仑策研究院）：刘立强：凛然正气浩长空 巾帼英雄标青史——献给钱正英阿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