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在新中国文艺舞台上，诞生了一部影响巨大、意义深远的经典作品——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它以磅礴气势与恢宏场景，激情洋溢地展示了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英勇奋斗、艰苦卓绝的革命历程，生动形象地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一年后，由八一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制片厂、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联合将其成功搬上银幕，使之更为丰富、宏伟、完善，也更具民族风格与民族气派，成为“红色经典”的峰巅之作。
作为新中国首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是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量身定制”的。追溯由来，始于1960年，空军司令员刘亚楼赴朝鲜访问，看到一台名为《三千里江山》的大型歌舞，其内容大多由战争年代曲目改编而成，乃于回国后组织空政文工团编演了《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选取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革命歌曲46首，配以舞蹈表演。上海市文化局又循此基础，组织编创更大规模的歌舞表演《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以纪念上海解放15周年。首演于1964年5月23日开幕的第五届“上海之春”音乐节，上海专业文艺院团、戏剧院校和部分业余合唱团、童声合唱团共2000余人参演，赞颂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夺取政权、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就，气势十分宏大，引起热烈反响。经国务院副总理陈毅推荐，周恩来总理亲莅观看甚为感奋，遂设想搞一台这样的大型文艺晚会，供庆祝建国15周年献礼演出。中宣部、文化部和解放军总政治部等有关负责人一致赞同，迅即组成工作小组，调集著名诗人、作曲家和舞蹈家进行创作，组织北京、上海等地方和部队系统70多个文艺单位音乐、舞蹈和舞台美术工作者，以及北京工人、学生等业余合唱团成员共3500人参加，仅一个多月时间就完成编演准备工作。遵照周恩来确立的 “努力做到用艺术形式将中国革命这首史诗再现在舞台上”的主旨，以歌唱、舞蹈和戏剧相结合，全面反映近百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领导下的伟大革命历程，共分八场：“东方的曙光”“星火燎原”“万水千山”“抗日的烽火”“埋葬蒋家王朝”“中国人民站起来”“祖国在前进”“世界在前进”，由30多首革命歌曲和20多个舞蹈组成，包括5个大合唱、7个表演唱，还穿插18段朗诵，定名为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1964年10月2日晚在首都人民大会堂隆重推出，当历时两个多小时的演出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大合唱声中结束时，大厅内灯火通明，上万名中外观众全体起立，爆发出长时间的热烈掌声。10月6日晚，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观看后，表示非常满意，16日下午又专门亲自接见了参加创作演出的全体人员，并亲切合影留念。
《东方红》首演产生轰动效应，国际友人等各方面人士纷纷要求拍成电影，以产生更为广泛有效的宣传作用和教育功能。周恩来对此十分重视，10月16日陪同毛泽东接见《东方红》全体创作人员之后，即把有关负责人召集到中南海西花厅商议，希望电影工作者与舞台工作者努力协作，使国内外观众都能够得到观赏机会，这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并将任务交由在京的八一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制片厂和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一起承担。各厂纷纷调集最强艺术力量，积极投入准备。
1964年12月下旬和1965年1月上旬，四届政协一次会议和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在京召开。周恩来利用这一机会，专门召集电影界的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与三个电影厂负责人及摄制主创人员等，围绕电影拍摄进行座谈，特别邀请彭真、周扬、江青等参加。与会电影艺术家们就未来电影如何既保持舞台演出优点，又能发挥电影艺术特长，展开热烈讨论，各抒己见献计献策。
周恩来强调，“我们创作《东方红》，总的指导方针是学习和传播毛泽东思想。拍成的电影要有一个更明朗的线索，要贯穿毛泽东思想。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搬上银幕要进行再创作，把舞台上的缺点弥补起来。”还提出具体要求，“史诗要用史诗的写法，不是写故事性的剧本”，“要敢于标社会主义之新，立无产阶级之异”，“要走群众路线”等。?
根据周恩来的建议，也为了电影拍摄工作的需要，会上决定扩大和调整原《东方红》组织指挥小组（又称大歌舞“总指挥部”）领导成员，除原有的解放军总政文化部副部长陈亚丁、文化部代理副部长兼艺术局长周巍峙外，增补文化部电影局副局长司徒慧敏和八一、北影、新影等3个电影厂的负责人王牧、李牧、彭后嵘等，仍由陈亚丁担任总指挥，确定八一厂王苹和北影厂李恩杰为导演，八一厂薛伯青、北影厂钱江和新影厂张邵滨、董健担任摄影。拍摄电影的具体组织领导以八一厂为主，八一厂党委陈播、张景华、王牧负责领导。无论从哪个单位抽调的人，都归八一厂领导，为了加强电影的艺术领导，指挥部还专门成立了“电影导演团”。
正如周恩来所强调的，将《东方红》搬上银幕，并非简单地把舞台演出拍摄成电影胶片，而是重新进行一次艺术再创造的创新过程。在其亲自主持座谈后，参与该片拍摄的电影工作者与原主要编演人员通力合作，用了几个月时间，听取各方面意见，对原舞台演出精心加工完善，组织为摄制电影的观摩彩排，进行相关艺术与技术试验，以及其它一系列准备工作。
原舞台演出虽然取得成功，为拍摄电影奠定了基础，但因创作排演时间短促，还有不够精细之处，因而对原有内容予以修改，成了准备工作的重心所在。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根据毛泽东主席观看后意见，演出结束在人民共和国成立，这就要将原来的八场压缩为六场；二是一些重点场次如“秋收起义”“遵义会议”等，要进一步加强；三是其它一些节目内容和艺术处理，包括朗诵词作调整加工。修改工作量很大，并且均须得到周恩来总理最后认可。当时采取的办法是，改一场审查一场，一直延续至1965年3月上旬，全剧才正式定稿，方转入电影台本创作，同时进行试拍。
如同《东方红》舞台演出诞生，周恩来自始至终亲自过问，在修改、排演、试拍等各个环节，都给予直接指导和具体帮助，被亲切地称为“总导演”。
《东方红》是一部政治性、历史性都很强的作品，相关历史事件的评价以及在戏中所占份量，如党的诞生、秋收起义、遵义会议等，都是周恩来最为关心的，不但要求突出表现，而且在艺术上尽可能完美。最后一次六场联排审查演出结束已是午夜12时，周恩来仍随即与指挥部领导和主创人员谈意见，对改得好的地方充分肯定，特别是“遵义会议的光辉”一场，对前面加了一段“红军想念毛主席”歌，认为这个设想很好，反映了毛主席领导地位的确立，正是群众意志的集中。结尾的大船(即象征中国革命航船乘风破浪的舞蹈造型)也想得好。但是舞蹈不整齐，需再排练排练。
随后，周恩来逐场逐节提出意见，大小共有20多条。大到涉及党的政策或重要时代背景表现，例如“长征过彝族区”中把给红军带路的彝族头人改成彝族老人，认为不对，因为少数民族的头人在当时也是受国民党压迫的，而且如不团结头人，你就过不去那个地区。又如“打土豪分田地”中对地主的处理，认为改成三个地主，增加得好，比一个地主清楚，但用梭标押下场，像是要把他们杀了。当时在毛主席领导下，杀的很少，还是处理成戴高帽游乡好些，不要让人家看了，以为我们抓了就杀。对“井冈山会师”中的旗帜，指示南昌起义部队的旗帜可以不要，会师两边(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都用红军的军旗，都写“中国工农红军”，这段的朗诵词里已经提到“秋收起义和南昌起义两次革命武装”这就行了，又一次以谦虚态度对待他所领导的南昌起义这一历史事件，强调这是党领导的，不是我周恩来个人领导的，重申不能同秋收起义相提并论，并且南昌起义失败了。小至如背景一条标语、旗帜，一句口号，演员一个化妆等细节处理，只要有不当之处，都一一指出给予纠正。“苦难的年代”中背景公园门口“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牌子，字应从右到左写或者上下写，现在从左到右是今天的写法；“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中，旗帜上的“工人万岁”，还是改回“劳工神圣”，有鲜明的时代感；“井冈山会师”中，苏区女赤卫队长要梳短发，一条大辫子不合乎当时的情况等。
试拍阶段遇到器材、技术等难题，同样是在周恩来大力关照下得以顺利解决。当时我国电影拍摄基本都是使用国产胶片，其性能比国外胶片要差，电影局为支持《东方红》摄制，特意设法调配英国的“伊斯曼”和西德的“阿克发”彩色胶片，分别供拍摄宽窄两种版本，试拍后发现所使用的“阿克发”质量不好，“伊斯曼”则已过期，不能达到色彩明朗、颜色鲜艳的效果，而且两种胶片同时使用，由于性能要求不同，拍摄、洗印均很麻烦，摄制组建议重换胶片并改为一种，但电影局限于条件无力做到。周恩来听了汇报后，当场表态：“你们去找外贸部副部长林海云，就说是我说的，让他从英国进口原装的伊斯曼胶片。宽窄两种都要，专供大歌舞摄制组用。但这回要买到新货，不许出问题，要和外商签订合同，保证是好的。”
全体主创人员有感于周恩来为《东方红》所倾注心血，在拍摄准备工作将竣，不约而同提议请其题词并书写片名以作存念。周恩来看到领导小组报告后，欣然挥毫书写了“精益求精，后来居上”八个大字，既是对大家亲切勉励，也是拍摄工作真实写照。至于题写片名，周恩来建议以毛主席别具一格的书法字体组合而成，这样更有意义。
1965年6月10日，影片《东方红》正式开拍。为确保预期国庆节出片，摄制组分成3个摄影队，在人民大会堂万人大礼堂、北京体育学院田径馆和北京电影制片厂大摄影棚同时进行拍摄，得到这三处场所的全力支持。人民大会堂管理局特地同意拆掉大礼堂的座椅，以便铺架移动轨和升降车；北京体育学院新建田径馆，自己一天没用就拿了出来；北影厂本身生产任务很紧，仍腾让设施完备、条件优越的大摄影棚。为还原舞台演出现场盛况，除原参加舞台演出的首都和部队以及全国70多个单位的音乐舞蹈工作者外，位于舞台两侧的合唱队伍仍由首都部分大专院校挑选出来的600余名大学生担当，这其中就有当年曾是清华大学学生合唱团团长、后来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土木工程系学生胡锦涛。另外，还专门邀请北京工农商学兵等各条战线以及少数民族人员，组成上万人的观众群体。协调、联系、指挥工作非常繁杂，但召之即来、有条不紊。全体摄制人员三地奔波、穿插交替，日以继夜、辛勤奋战。正值北京天气炎热，居于摄影场地顶层操作的照明人员，长时间经受摄氏40度高温，但毫无怨言。每个人都以充沛的激情、谨严的精神、负责的态度忘我工作，努力实现所确立的目标：“要使电影《东方红》毫无逊色地表现舞台上所获得的成就。”在当时强调“革命化”背景下，所有拍摄人员仍像舞台演出一样不予署名，仅在影片最后字幕极其简单备注一行说明文字：“首都文艺工作者及工人、学生业余合唱团三千余人集体创作并演出。”
为了体现周恩来提出的电影应让观众“像坐在大会堂里看《东方红》的演出”要求，导演、摄影精心设计和拍摄了一组气氛镜头置于片头：暮色苍茫、华灯初放，天安门广场分外庄严雄伟，巍然屹立的人民大会堂敞开大门，盛情迎接纷涌而至的广大观众，以一派国泰民安、太平盛世的景象，烘托即将拉开帷幕的气势磅礴、叱咤风云的演出。继而随着熙熙攘攘的人流进入灯火辉煌的大会堂，采用主观镜头叙述方式，表现观众信步穿越大厅拾级而上，来到演出所在的万人礼堂，营造身临其境的真实亲切之感。随后又用特写镜头代表观众视角，仰望大会堂犹如繁星璀璨的顶灯，再摇下落至观众席上拿起的说明书，伴随延续渐强的音乐，《东方红》片名赫然入目，极为自然而又隆重地把观众带入演出中去。与之呼应的片尾，别具匠心地让全场万余观众与舞台上的演员有机结合，共同高唱《国际歌》，不仅以此表明演出结束、观看完毕，而且升华了《东方红》全剧的意义，显示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斗争终于屹立在世界东方，决心将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
拍摄工作至9月18日基本结束，摄制组赶制出混录样片。周恩来总理与总参谋长罗瑞卿、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等，连夜审看后予以充分肯定，同时也提出修改意见，主要是全片的内容进程及气氛节奏，如何做到有张有弛、有起有伏，要为一般观众考虑，把每一个时期、每一个段落分得清楚一点，使得影片的情节结构、脉络分明。周恩来热情而亲切地勉励说：“请大家再加一把劲，使它达到完美境界，争取提前完成，在国庆节上映。” 主创人员认真加以分析研究，采取修改补拍措施，并在后期剪辑制作中精雕细琢，终于圆满完成任务。
在10月1日国庆节到来之际，影片以宽窄两种银幕开始公映，各地观众反响热烈好评如潮，认为《东方红》“是一部活生生的中国革命历史教科书，并具有高度的艺术性和强烈的感染力，是一部融音乐、舞蹈、诗歌、美术于一炉的好影片”，“把中国几十年的革命斗争过程全部搬上银幕，要让观众看得懂，而且有兴趣看，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东方红》的确是一部巨大的艺术作品。”
然而，1966年2月，江青与林彪共同谋划并由江青主持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竟然全盘否定建国17年来文艺战线所取得的成就，攻击由周恩来亲自主抓的《东方红》“问题不少”，摒于优秀剧目之外。待到“文化大革命”正式爆发，江青又利用跻身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职权，将电影《东方红》与其他众多所谓“毒草片”一起，统统打入冷宫。直至1977年初，《东方红》作为“文革”结束后第一批恢复公映影片，重返银幕大放异彩，此时周恩来逝世已有一年，而距影片拍摄则逾12载，印证其经受检验而愈久弥坚。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党史博采）：电影《东方红》创作的前前后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