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七干校”:并不遥远的历史

文/陈虹? ?来源

“五七干校”:并不遥远的历史
一天,系里的一位博士生问我:“什么是‘五七干校’?”我惊愕了,难道这段历史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吗?——它距今也才过去了近五十年!
准确地说,那是一九六八年的十月五日,《人民日报》于头版发表了一篇文章:《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柳河在哪里?没有人知道。但人们知道的是,这篇文章中有伟大领袖的“最高指示”:“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于是乎,就从这天开始,上自中央各部委,下至县级各机关,数百万计的机关干部和知识分子放弃了原有的工作和专业,集中到了这个以“五七指示”为方向的“学校”里进行“重新学习”。有人统计,当年仅中央和国务院一级的机关,就在河南、湖北、江西、宁夏等地创办了一百零六所这样的干校。
我打电话给北京的严欣久:“有空吗?一起去咸宁看看,那里可有咱们父辈留下的足迹……”湖北省咸宁县是文化部五七干校的所在地,当年共有六千余名文化工作者——甚至包括谢冰心、沈从文、冯雪峰、周巍峙、臧克家、萧乾、张光年、郭小川、王子野、吴仲超、周汝昌、王世襄等一大批“国宝”级的人物,被集中到了这片易名为“向阳湖”的荒湖野滩上。我们一行三人于武汉会合后,便结伴上路了——博士生带着轻便录像机,严欣久带着数码照相机,我则带上了父亲留下的《牛棚日记》。
位于“四五二高地”的校部--那一幢幢的红砖平房,如今被两扇大铁门圈了起来,门口挂着一块牌子:向阳湖文化名人旧址。院内静悄悄的,没有一丝人迹。行至五六十米远,是一排面对大门的平房,左首的两间辟为了一个展览室,面积不大,陈列着一些当年的照片和实物,还有这样两行文字:“原始的工具原始地品味着苦辣人生,历史的筹码历史地掂量着沉重记忆。”
我没有下放过干校,和欣久一样,“文革”爆发时都还是高中生,我们要走的“五七道路”是上山下乡,是插队落户。然而不知怎的,当这段历史重新扑面而来时,竟一下子慌乱了起来,不知该怎样去“品味”,怎样去“掂量”了。博士生紧紧地跟在我的身后,新奇地用录像机拍下了一件又一件的展品--陈旧的锄头、扁担,破烂的衣物、炊具……整个展览室内阒寂无声,谁也不愿去惊醒这段沉睡的往事。欣久终于开口了,她轻轻地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当年文化部为什么要将干校选在咸宁?”
一九六九年的秋天,文化部的直属机关——办公厅、政治部、电影局、艺术局、出版局、文物局、联络司、教育司、群文司,以及下属的中国作协、中国文联、故宫博物院、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北京图书馆、人民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众多的单位,被一股脑儿地驱赶到了这里。仅仅是为了围湖造田吗?仅仅是为了“重新学习”吗?答案似乎并不如此。--据当年的资料表明:越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单位,越是要将校址选在最为贫困、最为落后的地区,或是黄泛区,或是盐碱区,就连兔子也不到那儿去拉屎……内务部等机关,更是跑到了血吸虫病严重流行的区域内,而他们的上级竟向“学员”们严密封锁了消息。国务院的直属机关选中的是宁夏的平罗县,那里是戈壁荒滩,没有公路,没有人烟,每隔几十里便是一座监狱;犯人们被转移走了,“学员”们被赶了进来,四周是高墙,四角是碉堡,牢房里散落着手铐和脚镣,墙壁上书写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与这些干校相比,咸宁的自然条件要算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了。但是它的最大悲哀却在于:其本身属于“文化部”--“文化大革命”既然是大革文化的命,那么与文化有关的一切机构以及一切人,便只能首当其冲地成为革命的对象了!其实早在动身之前,军代表的一番话已是一语中的了:“要明白,像你们这样的单位是要彻底砸烂的,你们到干校去是属于安置性质,从此就在那儿劳动、改造,不要再幻想回北京了!”……就这样,这些文化人被一锅端地逐出了上层建筑,逐出了知识领地,甚至是不分老弱病残。上路的那天是中秋节,北京永定门火车站挤满了送行的老人和孩子。那天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副社长韦君宜,则是被送行者,她哭了没有,无人知道,但她却说了这样一句话:“没有了单位的人,就跟没有了妈的孩子差不多!”
如今,在展览室的墙壁上,悬挂的都是一些高举红旗大踏步行进在“五七道路”上的照片。我不清楚在他们的笑容背后是否含着泪水,但我知道从此以后他们的直接领导便更换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了。不可否认,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经过“大熔炉”锻造出来的军人,立场最坚定,爱憎最分明,由他们来占领上层建筑,无疑是最让人放心不过的事情了--
这是一位军代表在五连(中国作家协会)大会上的训话:“你们这些‘臭老九’必须老老实实接受改造;否则打起仗来,先把你们‘突突’了!”这是一位负责人在十四连(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公开扬言:“我们一定要把文艺黑线的根子彻底挖出来,先吃肉再喝汤,最后啃骨头!”……就这样,当知识贬为粪土、文化贱如草芥之后,读书人终于尝受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滋味,尝受到了“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味道。
那天,就在这一幅幅的照片面前,我流下了眼泪。不为别的,只为当年他们的单纯与天真--进入干校之前,他们又有谁不是抱着美好与期待的心情在眺望着它。一位著名的画家甚至买来一支竹笛,想象着自己就要成为水墨画中的那个骑在牛背上悠然自得的“牧童”了。父亲也在日记中留下了这样的记载:“唱名时有如考生听发榜,怦然心动。”
那条大堤还在。这是首批来到这里的“学员”们为了围湖造田而修筑起来的,也是后来他们每天高举着红旗去上工的必经之路。当年尚属“壮小伙子”的崔道怡这样回忆道:“六千五百米的围湖堤坝,两个月便修筑起来了--数九寒天,我是光着脊梁、肩挑重担爬上陡坡的。一千八百亩的荒滩造田,赶在春耕前开垦了出来--沼泽地里,我是赤着双脚、踏碎冰凌拉犁奋进的。”据说当年同样是“强劳力”的阎纲实在熬不住了,他悄声问严文井和郭小川:“延安时期,你俩都在南泥湾开过荒,同今天的围湖造田相比,哪个更苦些?”不料两人异口同声地回答道:“无法相比,干校的劳动要比南泥湾苦多了!”
年轻人尚且不堪承受,老弱病残者就只能以生命为代价了--我在父亲的日记中找到这样的记载:“全日在大田挖渠。手足不灵,两次落水,极为狼狈。”“雷鸣风吼,冰雪交加,行及半途几不能支,以心脏压迫甚,作绞痛也。”然而比他更惨的却比比皆是:孟超的脊椎摔断了,仍得拄着拐杖参加劳动;侯金镜患有严重的高血压,还得于月光下加班加点,最后累死在菜园中……如此的折磨,就连当地的老百姓也看不下去了,他们纷纷出来讲话:“我们种了一辈子的田,过了六十岁也都不下地了。你们怎么能让那么一把年纪的人去干重活呢?几可怜哟!”
“文革”结束后,有记者去采访周巍峙,他这样说道:“干部参加劳动,益处是很多的,我们也并不厌恶劳动,重活脏活都愿意干,而且干起来非常认真。但是被当成了‘专政对象’,进行劳动改造,心里很不平!”--他一语道出的,正是“五七干校”的性质!为了想方设法折磨这些“专政对象”们,当年在其他的干校中,甚至还五花八门地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口号。比如说:“宁要革命化,不要机械化!”拖拉机被闲置在一旁,硬让“学员”们用自己的身体去拉犁。又比如说:“五十米不抬头,一百米不直腰!”这是为了防止插秧时有人“磨洋工”,田头上竟连简易厕所也不修造,不论男女一律在水田里自行解决。
……那片操场还在。这是当年批斗“反动分子”的会场,通常是彩旗招展,口号震天。展览室内,一张发黄的照片证实了这一切--台下,人们高举着胳膊呼喊口号;台上,被斗者深深地垂着头一言不发……这个人是谁?看不清他的脸。其实又何必去辨认呢?我的心头一阵发酸,我想起了父亲,想起了他在日记中留下的文字:“……全身沸腾,几欲发狂,却又不得不镇静自己,不露声色。”身为“牛鬼蛇神”的他,欲哭无泪,欲诉无门,只能于夜深人静之时一个人于大堤上狂奔;他对着四周呼喊,但四周却是一片沼泽,连一声回音也没有……
后来读到许觉民的文章,才知道饱尝这种生不如死滋味的人,并非父亲一个。他写道:“我不了解过去法国第三等级的人过的是什么日子,我想我不会比他们再差了,我是一个十足的贱民!”那年,萧乾的一家也被驱逐到了这里,他的妻子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天,家中的小猫失踪了,等到找回来时两条腿全被人打断。同病相怜的萧乾叹了一口气:“与其看着你活活受罪,不如‘安乐死’吧!”他碾碎了几粒安眠药,和在了牛奶里……
不曾想,这样的一种折磨,很快又扩大到了年轻一代的身上--一场深挖“五一六分子”的运动于干校中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其声势之大,可谓人人过关;其刑法之酷,可谓惨绝人寰--用烟头烫,用皮鞋踢,搞“车轮战”,使“熬鹰法”……阎纲曾这样描述他被带进审讯室时的心情:“周身的热血直冲脑门:这不是进了《红岩》里的中美合作所吗?”
仅仅几年的工夫,这所美其名曰“向阳湖”的文化部“五七干校”,终于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此间被折磨致死、折磨致残的一共有多少人,已经无法统计清了。韦君宜写过一篇文章《抹不掉的记忆》,记载了发生在她身边的十个“无罪者”的故事。她凄楚地写道:“当初我们是一起被赶下来的,如今却不能一起走了……”
还需要怎样去评述它呢?--萧乾说了:“建立干校的目的,就是要一个不剩地把知识分子从上层建筑中赶出去,以确保那一帮人的江山永不变色。”阎纲说了:“应该面对事实,把‘五七干校’如实地看做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整治国家干部(特别是知识分子)的管制所。”牧惠更是发出了这样的呼吁:“‘文革博物馆’就从这里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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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校部出来,我们一行前往当年的宿舍参观。在路上大家讨论起了这样一个问题:对于干校的“军事管制”方式应该如何评价?一时间,两种意见争论不休。
我向陪同参观的人们讲起了父亲的一个故事:那是一九七○年的初冬,宿舍建成还不到三个月,他却被派往湖中看守菜园子。也就是说,此时的他必须离开自己的住处,离开原本的集体,独自一人搬进那个杳无人烟的荒滩里,搬进那个孤零零的草棚中。他这样描写自己的“新家”:“……不过是以油毛毡盖顶、以芦席围墙、不到十平方米的一个工棚而已。虽有门框,却无门扇。至于屋顶,西北风一刮,大有被随时掀走之势。”然而令人难以理解的是,此时的他不仅没有丝毫的沮丧,反而是满心的高兴。他说了,不为别的,就是因为能够“离群索居”,彻底摆脱那个令他窒息的环境!
欣久也讲了一个有关她父亲的故事:当年她在内蒙插队,曾经写过很多封信,希望能来咸宁看一看自己的爸爸。不料一贯慈祥的父亲却坚决反对,理由是:“周围有那么多的眼睛在盯着我,到时候哪怕想给自己的女儿改善一下伙食,也是不可能的。他们会寻找事端,会不由分说地批评我:‘你又想搞什么阴谋?’”
望着博士生那一脸的茫然,我真想告诉他,这两个故事正是对这种“集中营”式的管理制度的一个最好的注释。不知是为了显示“钢铁长城”的威力,还是为了更方便地管制这群早已成为“专政对象”的文化人,那支先后由北京军区和湖北省军区组成的“军宣队”,竟于整个干校中实行了军队的建制--“学员”们按照原先的单位和系统,被分成五个大队、二十六个连队;连的下面是排,排的下面是班。
至于管理,同样是“准军事化”,一切均以军队的纪律严格要求之--白天,在连长、排长以及班长的带领下进行劳动;晚上,则以班排为单位继续开展“斗批改”,就连国务院规定的每周一天的休息制度也被取消了。更有甚者的是,哪怕到了半夜,也要被哨声唤起,进行“军事训练”。年届六旬的萧乾不堪其苦,他说:“我最怕月亮,尤其怕月圆,因为军宣队半夜里会吹哨‘拉练’。我只敢和衣而眠,梦中还得竖起耳朵听着随时可能吹响的哨子……”一次,冯雪峰在翻越一座土岗时跌倒了,萧乾急忙上去搀扶,但是这位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干部却上气不接下气地推开他:“别管我,快跑,跟上队伍,不然又要挨斗!”
后来,读了别的干校的材料,才知道这种制度并非是咸宁干校的“专利”。在中央直属艺术院团的干校中,甚至出现过这样的笑话:看露天电影时,所有的人也必须整队,带着小板凳,以班为单位排成一溜,班长坐在最后边。有人要上厕所了,只能一个一个地往后传,向班长报告;而班长的答复,同样是一个一个地往前传,或是“快去快回”,或是“再憋一会”。
很可能也是为了这一同样的原因吧,在“准军事化”的干校中,原有的家庭结构被强行拆散了,这里只有男人和女人的区别,而无夫妻或者其他亲属的关系,一旦入校后,一律按照性别的不同,住进男生宿舍或女生宿舍里。
时间一长,问题便接二连三地出现了:青年人要解决“性”的问题,老年人要解决生活问题。至于前者,尚可想出种种办法,甚至跑去“野合”;至于后者,便只能是“好自为之”了。--沈从文初下干校时已近耄耋,却无法与隶属于另一个大队的夫人生活在一起,他在家书中凄凉地写道:“……目前的困难,总还能克服。至于病,有个亲人在一处,自然好得多。但如果已近于无可奈何,那也就一切听之,接受现实了。万一忽然完事,也极其自然,不足惊奇,到时让大弟或小弟同来收拾一下残局即可。”身患重病的侯金镜,同样不能与同在一个连队的妻子团聚,直到咽气,身边也没有一个亲人。最终是“一张苇席卷起他的躯体,再用三根草绳分段捆起三道箍,像扔木头一样,往卡车上一扔,就开走了”……至于那些随同父母一齐下放的孩子们--从学龄前的儿童到十几岁的少年,则一律被集中到了数十里外的幼儿园、小学和中学里,两个星期才能探望一次。涂莹跟随父母来到干校时只有六岁,她回忆道:“……送我坐班车去学校的日子到了,我独自逃到山后的林子中间,失魂落魄地奔跑。我不害怕草丛中的各种虫子甚至毒蛇,但我害怕去学校!”
欣久一路上手持相机拍个不停:甘棠镇、鲁家湾、红旗桥、五七道……其结果,还没到目的地,电池便消耗尽了,相机也彻底“罢”了“工”。我笑着批评她道:“不能省着点吗?”她却赌气似地看了我一眼:“你说,哪处地方可以‘省’掉?”我哑然了。是啊,面对着这片曾经上演过无数悲剧的土地,又有哪一处不该去记录、不该去探寻呢?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跋涉,我们终于来到了“王六嘴”。这是一个小小的山岗,当年十四连(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宿营地就建在这里。如今那一排排的红砖平房依然静静地矗立在那里,但所有权已经转让给了向阳湖奶牛良种场,成为职工们的家属宿舍了。
一位四十多岁的房主人将我们让进了屋子里。我仔细地打量了一下,这是一个个用土坯隔出来的房间,既低矮又狭窄,面积不超过十平方米。当年却被塞进了三到四个人,真不知道他们是怎样蜷缩在一起的?--父亲在日记中这样写道:“空间全都占满了,我的行李只好悬之壁上,床前之狭只可容膝……”房主人一脸的茫然,虽说“?菖?菖?菖旧居”的木牌在他家的门框上已经挂了多年,但他却根本不知道曾经发生在这里的一切。然而,我已经很满足了:那门、那窗、那墙、那顶……毕竟都还是历史,它们默默地见证了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当年,这里没有孩子的欢笑,没有家庭的温馨,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因为“军管”的需要而重新组合的“集体”。其中的成员,按照顾学颉的说法,一共分成了四种等级:头等的,是上级派来的军宣队;二等的,是革命造反派;三等的,为一般的革命群众;四等的,则是被批被斗的“牛鬼蛇神”……于是乎,当这四种不同阶层的人被强行“集中”到了同一个屋檐下时,彼此间的“勃谿”则是不言而喻了!--十四连就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食堂里宰杀鸭子,有人“义正辞严”地提出意见:鸭肉分给革命群众,审查对象只配吃鸭头和鸭屁股!人性终于被“阶级性”所取代了。
身为第一等级的军代表们,权力意识在不断膨胀,傲慢情绪在不断增长--大言不惭地将自己比作“文革前的刘白羽”者有之,有恃无恐地猥亵女青年者也有之;明目张胆地窃取公共财物者有之,居高临下地向被管制对象索取供奉者更有之……
身为其他等级的人们,为了“立功赎罪”,也开始钻营与投机了起来--有人总结出了看“牛”的经验,并堂而皇之地刊登在墙报上;有人则以“告密”而邀宠,以“卖友”而求荣:某某某于私下里偷吃营养品,谁谁谁于背地里大骂校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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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让我想起了当年同样当过“学员”的火星写下的一段话:“文化大革命不仅是一场‘造鬼运动’,同时也是一场‘造奴运动’!……没有‘奴’,‘神’是虚空的;没有‘奴’,百分之五的‘鬼’也无由抓出。”
--这就是父亲为什么宁愿一个人睡在荒湖野滩上的原因,这也是欣久的爸爸为什么坚决不同意女儿来看望他的理由。
王子野身染“出血热”,危在旦夕,连长却发话了:“死了活该!这种人死了就像死一条狗!”金灿然被斗得神经失常,造反派却幸灾乐祸地说:“这个老呆虫,除了能抬抬粪,废物一个!”李季递了一支香烟给仍在受审查的陈白尘,便被扣上了“敌我不分”的罪名;陈早春为深受虐待的老作家说了几句公道话,即被当成严重的“政治事件”,喝令“给他点颜色看看”……
那天,面对电视台的记者,欣久朗诵起了牛汉的一首诗:“那些年/我没有记过一天日记/没有邮过一封信/没有被人握过手/没有叩过谁家的门……”我的心再一次地流泪了,我品味出了潜藏在其中的辛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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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结束后的第二天,当地的最高学府--咸宁学院邀请我们参加了一个座谈会,主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当年作为上山下乡的两支重要大军,为什么到后来“知青文学”收获颇丰,而“干校文学”却始终没有形成气候?
问得好!这让我想起了又一个话题--它是随着“向阳湖文化名人旧址”的开发而被提出来的--什么是“干校文化”?“五七干校”有无自己的“文化”?虽说它并不是前面那个问题的答案,但它却与前面那个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记得早在一九九八年,一个名叫摩罗的年青学者就这样评价过“文革”中的知识分子:“他们一群群地被赶进了一个名叫干校的地方,接受人民的改造。在漫长而又残酷的迫害中,只有极少数人为了捍卫尊严而以身相抗,其他人则一律为了求得生存而放弃了知识分子的立场。也就是说,他们不但没有行使知识分子创造职能的条件,而且内心也已没有了一丝知识分子的意识。他们已经像他们以前所要改造的愚民一样,没有了自我、没有了个性。这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全军覆没,这个覆没产生了近代以来最为黑暗的历史废墟!”
我不知道这样的分析是否可以作为问题的答案。如果说“是”,那么这群知识分子就真的无可救药了;如果说“不是”,那么当年的他们又为何要争先恐后地跑到干校中来呢?我对欣久说,这也是我来咸宁的又一个目的--我就不相信在这群知识分子中间,没有一个清醒者,没有一个人能让自己的个体人格与耻辱意识重新苏醒过来!
那天,我们应当地“向阳湖文化研究会”会长李城外的邀请,走进了他的家中。小伙子年纪不大,但他书房中的一切却让我们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一排排的书柜直抵天花板,里面摆放的都是他自一九九五年以来的研究成果--左边是采访时的录音磁带和录像光盘,右边是搜集来的历史照片和文字资料,中间则是他亲手撰写和主编的丛书,一摞又一摞……十多年来,他马不停蹄地奔波着,不仅采访了上百位曾经流放于向阳湖的文化名人们,而且还为他们一一建立起了“个人档案库”。于是借助着他的辛劳,我终于走进了这段历史的深处,走进了这群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
--答案就在这里边!
那群“矢志不渝的虔诚者”们,正在渐渐地产生动摇。--张光年便是其中的一个代表。这位“老革命”在初下干校时发出过这样的誓言:“迎接困难,战胜困难!不叫苦,不叫累,不叫病。”然而他的这片赤诚,不仅没能帮他解决“历史问题”,就连“现实表现”亦屡屡遭到否定。他悲怨了,愤怒了,终于拿起笔来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永远也发不出的信。张光年的反抗完全是“张光年式”的,他说:“反复温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竟发现许多过去实际上并未读懂的地方,特别是同当前怪现象怪言论颇有针对性的地方,不禁拍案叫绝!于是深夜自省:哪些是真经,十分宝贵;哪些是臆断,值得怀疑。”作为知识分子存在标志的独立思考与批判精神,又重新回到了他的身上。
那群“惨遭蹂躏的哀怨者”们,正在悄悄地坚忍起来。--以萧乾为例,曾经的历史“污点”竟让他天真地把干校当成了“避难所”。然而残酷的现实很快便击碎了这一美梦,他开始转变了自己的人生态度。“胡风分子”牛汉写下了这样一首诗:“我看见过半棵树/在一个荒凉的山岳上/像一个人,为了避开迎面的风暴/侧着身子挺立着/它是被二月的一次雷电/从树尖到树根,齐楂楂劈掉了半边/春天来到的时候/半棵树仍直直地挺立着/长满了青青的枝叶/半棵树/还是一整棵树那样高/还是一整棵树那样伟岸/人们说,雷电还要来劈它/因为它还是那么直那么高/雷电从远远的天边就望到了它。”读着这样的诗句,已经分辨不清谁是树、谁是那不屈的灵魂了。
那群“宁折不弯的抗争者”们,则在继续地斗争下去。--郭小川算是一个,他大胆地向干校领导提出质问:“为什么不考虑我们这些人还能创作,还应当创作?为什么不给我们一点点创作的自由?”人们这样描写他:“……在队伍里昂头走着,像农民一样赤着上身,手拿着镰刀,边走边使劲唱着歌。”侯金镜也算一个,他厉声痛骂林彪是“政治小丑”;他更宣称:“如果国内出现马列主义小组,我一定参加!”为此他被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直到瘐死于干校之中。
读着眼前这一页页血写的文字,望着窗外那一片片曾经的湖滩,不知怎的,我忽然想起了与父亲的一次对话:
“干校期间,你想到过死吗?”我问他。
“没有。”他摇摇头,“死要‘死得其所’--这里不是我死的地方!”
我明白了,这就是他们的“底线”,一个大写的人不愿倒下去的“底线”!
一九九七年,语言学家陈原重访咸宁干校,并为这片土地题写了这样一句话:“六千人的汗水、泪水、苦恼和忧虑,还有一点希望,汇成了向阳湖。”……是的,“五七干校”终于成为了他们心态史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驿站”,一个知识分子开始恢复其独立思考的重要“驿站”。
体弱多病的臧克家,被逼着像年轻人一样下田劳动,但他却将这一“惩罚”化作了美丽的图画和优美的乐章:“块块荒田水和泥,深耕细作走东西。老牛亦解韶光贵,不待扬鞭自奋蹄。”--他在劳动中净化了自己的心灵。
司徒慧敏的任务是看守菜园子,但他却写出了《蔬菜栽培笔记》和《蔬菜病虫害防治》等“科研专著”。为了研究西红柿的生长规律,他更是冒着酷暑连日进行观察。--他在苦难中实现了自我的价值。
“黑帮分子”严文井,于夜深人静之时偷偷送给被斗得又饥又乏的“五一六”份子一块香喷喷的桃酥;“走资派”周巍峙,则于暗中向其他挨斗者教唱《大刀进行曲》。--他们在蛮荒中展示出美好的人性。
冯雪峰于油灯下向年轻人讲述自己当年写诗的情景;陈羽纶将世界名著伪装起来,躲在蚊帐中研读;陈白尘则在日记中,用各种符号及“缩写”记录下了那个荒谬的时代!--他们在混沌中坚守着文化的阵地。
然而,我却又不能不回到当初的问题上来--为什么“文革”结束以后,他们很少去创作“干校文学”呢?那天在座谈会上,李城外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那年我去北京采访严文井,刚刚接通电话,就吃了一个闭门羹--他一口回绝道:‘如果你们实在要写,就说有一个姓严的到过向阳湖,这就足矣!’”看来,他们需要时间,需要时间去对自己以往的思想进行沉痛的反思,去对那场已经垂下帷幕的历史进行深刻的总结。
欣久也发言了,她说:“我想,如果我们的父辈们能够活到今天,他们一定会创作出真正的‘干校文学’来的!”她还转述了她爸爸留下的一句话:“真正的人正在多起来,他们有眼泪,却不为自己哭……”这究竟是遗憾还是悲哀?当他们终于成为了“真正的人”之后,却又无法抗拒大自然的规律,一步步迈向了暮年,又一个个相继离开了人世。它终于造成了文学领域中无以挽回的损失,终于形成了文学园地中无以更改的“空白”!
那天,我们在学院里看到了一份中文系的教学计划,他们将挖掘干校历史列入了必修课程。这是一位学生于考察归来后写下的诗句:“六千个名字啊,诉说着六千种不幸。苦难谱就的曲调,辛酸酿成的醇酒,在向阳湖畔,铸成了一座文化的丰碑。”系主任单长江教授介绍道:“我们的学生是幸运的,因为在他们的身边有向阳湖。向阳湖使他们较早地熟悉了干校的历史,向阳湖使他们更深地领略了文人的风骨。因此,他们会比同龄人多一份成熟和自信,多一份坚忍与练达。”
我的心中流淌出了一股暖流--这是遗憾后的收获,这是悲伤后的欣慰。返程的那天,我对着向阳湖,对着向阳湖畔的土地和向阳湖畔的人们,深深地鞠了一躬……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特色文摘6):“五七干校”:并不遥远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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