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7月23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同胞书》,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

在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以前,“攘外必先安内”一直是蒋介石政府奉行已久的“国策”,而关于这一“国策”的具体提出时间学界一般认为是在“九一八事变”前后,这在广大的人民群众看来,实在是难以理解。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本是侵略者在中国领土上的又一次“升级”行为,将当时中国的民族矛盾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蒋政府却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这一紧急关头提出“攘外必先安内”,将矛头直接指向了共产党,动用一切“资源”全力剿共,导致我党的对蒋方针从“反蒋抗日”转变为“逼蒋抗日”,最终组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日。

那么,蒋介石如此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他的动机是怎样的?且为什么“攘外必先安内”是错误的?本期就与大家一同探寻这一政策背后的奥秘。希望大家能多多点赞、评论、转发,如果有感兴趣的话题和领域,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们。

蒋介石

诞生背景

1931年7月23日,在江西督师剿共的蒋介石发表了《告全国同胞书》,里面提到“惟攘外必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

这是“攘外必先安内”第一次见诸报端。当时的国内情况是,国民党中的粤系反蒋派于5月27日在广州成立中国国民党执监委员非常会议,意图推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完成国民革命,并决议成立“广州国民政府”与南京抗衡。一时间,中华大地上竟出现了两个“中央政府”,国民革命军也被分为了两派。

7月15日,石友三在河北顺德附近通电广州国民政府,组成第五集团军进抵石家庄。石友三与孙殿英、刘桂堂等27人联名通电广州国民政府及吴佩孚、阎锡山、冯玉祥,声明公开反对蒋介石和张学良,并与南方的粤桂配合,对蒋介石的中央政权形成南北夹攻之势。除了来自国民党内部的反蒋浪潮,中共的存在也让蒋介石变得愈加不安。

1931年5月底,中国工农红军在江西南部、福建西部粉碎了国民党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7月1日,蒋介石又调集30万兵力,自任总司令,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到9月15日,第三次“围剿”被粉碎。

告全国同胞书

同样是在这一年的六月和七月,在中国的东北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中村事件”和“万宝山事件”,为不久后的“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蒋介石在上述背景下发表的《告全国同胞书》,是非常有针对性的。“安内”的内容既是针对国民党地方反蒋势力,更是针对越“剿”越大的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而“攘外”显然是对付日益扩大的日本对中国的挑衅和侵略。

不过,“攘外必先安内”在此时还只是一个口号,尚不能称为“国策”。彻底奠定“攘外必先安内”基调,还要等到“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以后。

蒋介石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蒋提出的“攘外必先安内”是在国内“三方角力”的情况下,(即国民党地方上的反蒋实力派,中共,和蒋的南京国民政府)提出的。

可事实上,当时的广州国民政府与南京的对立只是停留在“口头”,双方并未发生任何实质性冲突,反倒是几次剿共接连失败,让蒋介石的脸上很是挂不住,因此在之后的第四次、第五次围剿,可以说一次比一次声势浩大。

加之蒋介石和国民党内的亲日派幻想着靠“剿共”来向日本示好,缓和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甚至达成中日之间的和平谈判。用汪精卫的话说,就是“

因为日本是反共的,中国既然决心反共,则可由共同反共的见地,替中日和平奠定一个基础了。最终也就促成了“先安内,后攘外”的大方向。可悲的是,如此荒谬的逻辑即使是在2020年的中国也依然存在。以最近中国外交部批评“澳大利亚驻阿士兵的暴行”为例,被某些“哔哔”认为是“战狼外交”,是有损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在这些人看来,仿佛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地位永远只能靠“他人”来评判,老老实实当缩头乌龟才是最佳选择。

不过,以上分析还只是能够得出蒋介石为何要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原因,而没有考虑到实行这一“国策”的现实条件。现在,“安内”的动机已经非常充足了,我们就必须要考虑“是否具备实施的条件”了。

蒋作为当时中国名义上的最高领袖,站在“最高的位置”,其实看的是非常清楚的。在政治上,他拥有国家名器,从而道义上可以挟中央以令诸侯,以平叛乱,以抚民众。

故此,他可以把党内的反对派如汪精卫、李宗仁、冯玉祥等称之为“逆”,可以把党外的反对派中共和他们的军队称之为“匪”;尤其是他还可以把国家的权力作为一种诱降“敌人”的工具。

蒋介石

例如,为了让张学良在中原大战中支持他,他授予张学良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之职。经济上,蒋氏不仅拥江浙财团的支持,把持着中央银行,而且控制全国最富裕的地区,从而为其“安内”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

蒋介石这种经济上的优势在1930年中原大战时就已经得到了充分体现;外交上,蒋介石可以用政府的名义对外做出和战的决定,也可以用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作为筹码来博得列强好感。当然,还能够充当国家与民族利益的代言人,博取民众与社会对其政策的认同,从而积累其与政府的合法性资本和威望。

故此,无论是20年代末的修约运动,还是30年代的币制改革运动,以及一系列对日妥协的条约都是在其领导下进行的。

军事上,蒋介石拥有以黄埔系为核心的中央军,无论从数量还是装备上都足以压制国内的其他任何一支武装力量。此外,三民主义的旗帜、总理继承人的名号,从法理上都得蒋的统治地位起到了维护作用。可见。蒋介石在“安内”层面上的优势之大。

张学良与蒋介石

但要想让蒋介石“攘外”,他恐怕就得好好琢磨琢磨了。因为在他看来,日本实在是个“惹不起”的主儿。政治上,蒋介石虽然是名义山过的最高领袖,但南京政府对中国的“控制力”只能用“疲软无力”形容。无论是东北的敌占区,还是中共苏区,以及各地的反蒋势力,蒋介石的手都伸不进去。

更不用说,南京国民政府本身就是一个“封建遗毒”十分严重的政权,从其军队的“性质”上就可看出:中国的军队自近代曾国藩创办湘军起,国家化的军队就逐渐沦落为军阀式的武装,尽管彼此都打着国家的招牌,装备上也向现代化迈进;但始终缺乏忠于国家民族的思想,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在这些军人的心中似乎是“虚无缥缈”的。

相反,这些军队对个人或集团的忠诚则显得非常突出。因此,自近代以来,中国的军队难以逾越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鸿沟,蒋介石的“中央军”同样不能免俗。否则国军也就不会有中央与地方、嫡系与杂牌之分了。

就像陈诚在评估部队战斗力时所说的那样:“以之内讧则有余,以之御侮则不足”。而且由于军队的拥有者不同,建制与装备也是残全不齐,五花八门。例如,国军中的师级作战单位,有五六千人的师,也有七八千人的师,甚至上万人的都有。士兵的装备,有德式的、美式的、“国产的”、“日产的”,还有大刀片等等。武器配置的不统一也导致补给起来十分困难。

再来看看我们的敌人日本,它不仅有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还拥有一支装备先进,建制完备的军队。其一个师团的人数在1.6万到2万人之间。除步兵外,还配备了专业的炮兵,工程兵等兵种。其他在经济与社会组织等方面,中日之间的差距也相当悬殊。

又如日本是现代的资本主义经济,而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经济;日本是一个宪政法制的社会,而中国是一个具有浓厚宗法色彩的社会。因此,汪精卫在比较中日实力后这样说道:“中国比较日本进步迟了六七十年,中国的国家力量,不能挡住日本的侵略……只能想些办法,使我们退得慢些”。

蒋介石也认为,如果中日开战,中国沿海各地及长江流域,在三日内悉为敌人所蹂躏,全国政治、军事、交通、金融脉络悉断。蒋汪之言,虽有夸大的成分,但是对中日之间差距的认识还算是较为准确的。

所以说,“攘外必先安内”对于当时的蒋介石来说,既有足够的“动机”,又具备实施的“现实条件”,为什么不呢?然而后来历史的发展告诉我们,这一政策完全是错误的。因为蒋政府的自身属性就已经决定了它不可能做出最有利于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决策。

日军

从阶级性上看,蒋介石保护的是大地主、大资本家和买办阶级的利益,这些“群体”反过来又是支撑他继续统治下去的根基所在。因此在他看来,“国家大患不在倭寇而在江西的土匪”。“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

能说出这番话的人,恐怕是不能指望他主动抗日的。在思想层面,蒋介石仍旧是“封建帝王”的那套东西,从未改变。他的蒋家王朝与已经消亡的、延续千年的“帝制时代”并无二致。宁可牺牲国家和民族利益,也要维护其地位的“权威”,对国内的任何反对声音和“反抗行动”极度敏感,这不是“皇帝”是什么?

而纵观当时的中国,实际上是“蒋剿灭不了共,共也无法推翻蒋”,要实现“一致对外”,只能是达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多方联合”的统一,而不是国民党要求的“一个政党、一个主意、一个领袖”的统一。因此,当我们了解了当时的历史背景,并学会以“当事人”的角度去看问题,也就认清了“攘外必先安内”:它不仅仅是一个“错误的政策”,更是差点将中华民族引向灭亡的催命符。

参考文献:

《局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安内攘外”政策向“联共抗日”政策的演变》陈先初

《国难期间应变图存之研究》刘维开

《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吴相湘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秦孝仪

《修明内政与整饬吏治》《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蒋介石

《最后关头》《汪精卫先生抗战言论集》汪精卫

《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动因新探》陈任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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