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6月5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
这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一件指导性文件。1943年到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中国敌后战场上，根据地军民也对日军进行了局部的进攻性作战，抗战胜利已露出了曙光。1944年春，毛泽东在作《学习与时局》的报告时，就指出：“要注意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要把城市工作和根据地工作提到同等重要的地位。”要“准备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武装起义，并且学习管理工商业。”超前地为最后打败日寇及其后建立新中国做准备。中央的这个指示，实际上是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发出的。
这个指示中明确指出：“不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不能驱逐日寇出中国。不争取在日寇压迫下的千百万劳动群众与士【市】民群众，瓦解伪军伪组织，并准备武装起义，不能配合军队与农村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过去人们以为从大城市与交通要道驱逐日寇的任务，似乎只有国民党才能胜任，现在必须改变此种观点”。“依靠国民党是无望的”。
当时国民党的腐化十分严重，河南数十万国民党军队不战而溃或一触即溃，37天失38城，这就是明证。
指示要求各地党组织“必须把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作为自己同等重要的两大任务。”“一方面发展与巩固根据地，依据现有基础，建设比现在强大得多的军队与地方工作；又方面，争取城市及交通要道的千百万群众，瓦解与争取伪军伪警，准备武装起义，以俟时机成熟，就可使二者相互配合，里应外合地进攻日寇，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里应外合的思想，是我党从大城市驱逐敌人的根本思想。”文件还从思想教育、计划组织、工作方向、工作方法、配备干部以及经费等方面指示应做好的各项准备。指出我党我军要“配合世界大事变，在时机成熟时，夺取在我强大军队与强大根据地附近的一切敌占城市与交通要道”。
根据中央指示的精神，中共中央北方局、华中局、南方局及八路军、新四军、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都成立或加强了城市工作机构，积极开展搜集情报和瓦解日伪军的工作。仅山东地区，1944年就争取了12000多名伪军反正。在晋察冀军区，1944年以里应外合的方式，成功地攻克和袭入了任丘、肃宁、深泽、武强等县城。华中局在南京、上海、杭州、宁波等大中城市，津浦路、京沪路等线建立了秘密工作点。从1944年1月至1945年8月，华中各地争取2万多日伪军投诚反正。
1944年10月下旬，中共中央还专门召开城市工作会议，彭真在会上作《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工作》的报告，要求通过各种途径对沦陷区进行深入地调查研究，为指定正确地政策提供科学依据。各根据地还派人前往沦陷区，恢复、建立和发展党组织，从事抗日宣传等工作，为收复城市做准备。
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工作的开展，是抗战胜利前，中国共产党高瞻远瞩提出的一项战略性举措。为敌后军民实施全面反攻，争取更多伪军起义和反正，里应外合解放城镇，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抗日战争的全面反攻阶段和歼灭拒降之敌的作战中，敌后军民共收复张家口等县以上城市250多座，取得了重大胜利，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最初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