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19日 国民党海军第一舰队”长治”号旗舰在上海吴淞起义

75年前,1949年9月19日,国民党海军第一舰队”长治”号旗舰在上海吴淞起义。

“长治号”起义:为躲避轰炸自沉长江,改名“南昌”号后屡建战功播报文章

天火格斗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之际,在南京接受检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威武雄壮的仪仗队里,有一列“长治中队”,十分引人注目。

它就是由新中国诞生前夕,在上海附近海面英勇起义的国军海军“长治号”旗舰的广大爱国士兵所组成的“特别中队”。

1945年8月15日上午7时,日本天皇向日本军民发表广播讲话,向盟国无条件投降。

此时,停泊在上海港的一艘日本海军护航驱逐舰“宇治号”,企图溜回日本,可是,刚驶至长江口外,即被美国海军截获。美国海军将它转交国军海军接收。

这是当时较为先进的一艘军舰,其排水量达1,350吨,舰速为20海里,装甲坚固,攻防性能良好,它是日本海军专为骚扰我沿海各地而专门建造的。国军海军接收此舰后,视之为独一无二的王牌,改名“长治号”,并当作海防第一舰队的旗舰。

“重庆号”起义后,国军十分惊慌,担心“灵甫号”步其后尘,于是派“长治号”紧靠“灵甫号”严加监视。同时,对“长治号”又放心不下,疑神疑鬼。

随着营口、葫芦岛、秦皇岛、青岛、塘沽、长山列岛等北方沿海港口的相继解放,解放大军跨越黄河,进逼长江,直指南京。国军一面仓皇撤退,一面还想依靠长江天堑守住半壁江山。

1949年3月上旬,国军海军总司令桂永清乘坐“长治号”舰视察江防,在芜湖,他召集第二舰队各舰长到“长治号”司令厅训话:“总有一天,我会把‘重庆号’的那批人抓回来严厉惩办。我们决不能让他们有海军。”接着他又说:“请问诸位:要是你们的舰艇在海上遇到了‘重庆号’,该怎么办?”

舰长们听了面面相觑,无人敢答。在尴尬气氛中,桂永清指名要大家发言。被逼之下,“吉安号”舰长宋继宏发言了:“论火力、航速,‘重庆号’都比我们强,只有避其锐气,扬我所长,把我舰开到浅水域或江河港湾里去,免遭其击沉才是上策。”

桂永清听后,面色刷白,一时说不出话来。其实他心里也很明白,只要这些当舰长的不学邓兆祥,能保住舰艇安全,撤退到台已是吉星高照了。

可是完全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由士兵们组织和发动的武装起义正在他乘坐的“长治号”中悄悄酝酿起来了。桂永清此刻坐在即将爆发的火山上,还一点也不知道呢!

帆缆下士李春官,不久前有过一次为时短暂但很不寻常的经历。

1947年初夏,“长治号”作为北方海军的主力,在山东沿海一带巡航。一天,在成山头附近发现有一艘民船从胶东解放区驶出。值星官立即下令检查,派李春官等三名水兵押船落帆,带回基地处理。岂料这只民船拖在“长治号”后面航行至半夜,缆绳突然拖断,舰上值班官兵丝毫没有察觉。原来押运民船俘虏的李春官等三名水兵,顷刻间颠倒了个位置,成了被民船所获的俘虏。

解放区的军民对李春官等人以礼相待,李春官对眼前的所见所闻感到新鲜。印象最深刻的是解放区军民团结一心,官兵一致,这同国军统治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但是,这个福建籍水兵毕竟是初来乍到,思乡心切,又不习惯北方生活,最后仍回“长治号”报到当水兵。

李春官的同乡好友程钟铭,在舰上负责保管军需仓库,有一个单独使用的房间。两人常相叙晤,亲如兄弟,无话不谈。

一天,又有一个水兵挨了耳光,李春官和枪炮一等兵林立坤来到程钟铭的房间,关起门后说:“我真看不出解放军当官的和当兵的有什么区别,他们有说有笑,确是平等,使人羡慕。你看我们在这里当兵,打骂是家常便饭,罚跪举枪更是侮辱人。我真后悔不该从解放区回来,走错了路。”

程钟铭曾多次听他讲解放区的见闻,但倾吐“走错了路”的肺腑之言还是第一次,便感慨地说:“我们今后该怎么办呢?开小差吧,反而给当官的有更多‘吃空额’捞外快的机会。如果大陆沿海港口都解放了,逃到台去,怕今生今世难回家乡了。”

于是,他们想到一块去了:“把军舰开到解放区去!”

1948年冬天,“长治号”从北方巡航到南方时,从广州海军炮艇调来一个枪炮下士陈仁珊。他通过同乡的关系,与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从此,有关事宜,积极进行,起义人员也由李春官、陈仁珊、程钟铭、林立坤、林寿安等5人逐步扩展到10人、20人、30人……

队伍壮大后,李春官等分析了起义的形势。

首先,陈仁珊保管武器弹药,程钟铭保管军需物资,军火与生活供应都有保证,可是,舰长、副舰长都很顽固,他们用银元收买坐探,发给手枪,对进步士兵严加监视。由于舰上到处都有耳目,致使商讨起义的秘密会议不得不移到岸上去举行。

1949年9月,“长治号”到达长江口外大楫山海面抛锚,奉命封锁吴淞口,禁止船只进出上海港,舱面增派4名水兵和两挺重机枪。此地离上海只有70海里,起义核心小组成员一致认为这是最佳时机,准备立即行动。

在这紧张时刻,一艘英国商船驶来,要进吴淞口,被“长治号”扣留在大楫山附近抛锚。船上的外国水手带有大批走私进口手表,眼看不能到上海出卖,就向“长治号”上的水兵们兜售,每只20银元,水兵们觉得价钱便宜,纷纷买了新表。

这为起义掌握时间提供了条件,但也险些误了大事。

本来,1949年9月18日午夜,是行动的时刻,约定以打钟为号,口令“耶稣”。当夜不少士兵到值班处去对表,引起了值星官的怀疑,“为什么这么多的人来对表?”

值更长严拱纯也是起义成员,答道:“大家刚买了新表。打赌谁的表走得最准。”就应付过去了。

9月暑气未消,天还闷热。晚上,水兵们都露天睡在舱面甲板上。全舰200多人,而手持武器的起义人员只有40多个,要控制局面,确属不易。

说来也巧,天公作美。晚上9时以后下起毛毛细雨,后来越下越大,水兵们纷纷下舱睡觉。事不宜迟,只争旦夕。

1949年9月19日凌晨2时,钟声响起,40多名起义者,各自奔赴战斗岗位。舰长胡敬端和一个航海官持枪反抗,当场毙命。副舰长孔祥栋是当班值星官,抢先窜上驾驶台最高点的指挥塔顶,向下射击顽抗。忽然间,他的目光转移到舰首双联装大炮炮塔旁边放置的4只弹药箱上,他在绝望中要孤注一掷了。

炮塔旁放置的4箱弹药,每箱12发,共48发炮弹,每发重达39公斤。其中穿甲弹、燃烧弹各两箱。孔祥栋举枪瞄准弹药箱“哒哒哒……”一梭子弹打在穿甲弹药箱上,立即爆炸起火,舰首弹药库门亦被炸塌,一时火光冲天,划破黑暗茫茫的夜空,炮弹爆炸声隆隆。孔祥栋的下一个射击目标是两箱燃烧弹,他要“誓死效忠,与舰共存亡”。千钧一发之际,起义人员的子弹击中了他,终于阻止燃烧弹被引爆的严重后果的发生。

战斗结束,大火扑灭,起义战士中只有郑本备一人负了重伤,全规官兵有50多人响应起义,其余则成了俘虏。

“长治号”军舰以胜利者的雄姿迎着黎明,起锚向上海港进发。在灿烂绚丽的阳光下军舰停靠汇山码头,起义人员立即向陈毅市长报到,并向毛主席、朱总司令发了致敬电。

“长治号”起义成功后,为了免遭国军飞机空袭,开进了长江,在南京采石矶抛锚。不出所料,国军空军在上海频频侦察,找不到“长治号”,便跟踪到南京。“长治号”对空作战的火力甚猛,敌机3架、6架、9架……轮番轰炸。经过连续3天的边航行边战斗,弹药、燃料消耗很大,补给困难,官兵过度疲劳,舰上缺员严重。

为了保护“长治号”这艘英雄军舰,决定自沉于燕子矶江底。

军舰停靠在南京下关码头,经过一夜通宵的紧张拆卸,凡能够搬动的仪器设备及配件,全部转移上岸存放仓库。天色微明,“长治号”驶到燕子矶下游巴斗山附近江面,在机舱中打开了舱底阀门,让舰徐徐下沉。战友们怀着沉重的心情,默默地行注目礼,向生死与共的心爱的“长治号”暂时告别。

武装起义的爱国士兵,经过一段时间的整休、学习,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官兵,着手进行打捞“长治号”军舰的准备工作。当我军取得制空权之后,1949年12月,“长治号”被打捞浮出水面,拖往上海江南造船厂修理。

1950年6月,正式编入东海舰队,命名为“八一”军舰,担任舰队旗舰。

以后,中央军委决定以“八一”武装起义的发祥地“南昌”两字给该舰命名,华东军区曾召开了隆重的命名典礼大会。“南昌”舰在解放舟山、一江山岛等沿海岛屿的战役中屡建战功,国军海军闻风丧胆,难与匹敌。

1953年2月24日,毛主席视察华东海军,登上“南昌号”军舰,在驾驶台上询问起义的情况。当他听到这次武装起义全由士兵组织和发动的时候,连连点头称赞。毛主席当即在“南昌号”上挥毫题词,“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

1979年,走过30年风雨历程的“南昌”舰在旅顺光荣退役。

峥嵘岁月,青春不老。三十多年来,当年“长治号”的武装起义人员,为建设人民海军、解放东南沿海岛屿和保卫海疆等方面作出了贡献,他们也将为后人所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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