尔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人民政府是北京市的一级国家行政管理部门，地址:中国北京市通州区运河东大街57号。
1949年1月1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指挥之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布布告宣告成立，叶剑英任主任。同日，华北人民政府下属的北平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叶剑英任市长。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将北平更名为北京市，北平市人民政府遂更名为北京市人民政府。
1949年11月20日至22日召开的北京市第二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选举市长、副市长，市人民政府委员，组成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会。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任命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会名单。12月9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市长、副市长与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宣布就职，北京市人民政府正式成立。
1954年8月17日至23日召开的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决定将北京市人民政府更名为北京市人民委员会。1967年4月20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北京市人民委员会被取消。1979年12月6日至13日召开的北京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决定撤销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复设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北京市人民政府。
市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刚刚闭幕，新一届市政府领导班子将如何履职，颇受市民关注。回望64年前，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举又万象更新，北京市第一届人民政府的选举也是一件大事。1949年11月20日至22日召开的北京市第二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就承担了此项重任。围绕这次会议的召开，还有很多生动的故事和细节鲜为人知。
不是“第一届”的第一届市政府
1949年11月20日至22日，北京市第二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中山公园中山堂召开。
就在这次会议上，北京市第一届人民政府诞生了。
其实，严格说来，这本不是北京市第一届市政府。
早在1948年12月13日，中央军委就任命彭真为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叶剑英为北平军管会主任兼市长。1949年元旦，北平市人民政府正式宣告成立。这是解放后北平第一届市政府。
第一届到第二届，“北平”到“北京”，一字之差，千差万别。北京市第二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时，北平已改名北京，正式确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
市委书记彭真在开幕词中说：
“这个会议，在组织上，还只是一种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性质。但是，它有着广泛的和充分的代表性：从政府、军队到人民团体和机关，从工人、农民到工商业资本家，从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到宗教界民主人士、阿訇和喇嘛，从青年学生到83岁高龄的地方耆宿，所有北京市各族人民都有代表参加。”
让我们来看看此次会议的代表构成。
参会代表一共425人。其中，政府代表15名，选派代表325名，邀请代表85名。人民团体和机关工作人员代表超过总人数的70％。在人民团体中，工人代表80人，占第一位；工商界代表57人，占第二位。妇女代表占到了总人数的13％。
会议讨论了有关市政建设的98件议案；通过了恢复与发展生产、整顿文化教育等计划，及实行郊区土改和救济失业等决议；通过了对市人民政府提出的5种财政税收案的决议；通过了对第一届协商委员会所提关于救济失业员工、开办业余补习学校和封闭妓院的决议等。
会议选出了最令人关注的北京市新一届市政府领导班子。
按照民主协商的原则，全体代表以无记名联记投票方式选举北京市市长、副市长、市人民政府委员。
选举结果当场宣布。
聂荣臻当选为市长，张友渔和吴晗为副市长，薛子正、牟泽衔、罗瑞卿、程宏毅、王文斌、梁思成、严镜清、翁独健、韩诵裳、徐楚波为政府委员会委员。
12月9日，新政府宣誓就职。
83岁的人民代表
在与会的四百多名代表中，有一位老先生非常引人注目。
他就是彭真开幕词中特别提到的那位“83岁高龄的地方耆宿”——潘龄皋。
这位老人本是旧时代的官僚，此次是作为地方耆宿被邀请来参加人民代表会议的。
耆宿，一般指高龄且德高望重者，用这个词语来形容潘龄皋恰如其分。
他14岁中秀才，27岁中举人，37岁中进士，曾先后在甘肃任知县、知州、知府。在甘肃省省长任上，因痛恨官场腐败，干了不到一年便辞职回乡。后移居天津、北平，以赋诗、写字为乐，鬻书自给。
他是一位坚守民族气节的爱国者。日本侵华时期，逼他出任河北伪省长，他誓死不从。被日寇逮捕入狱后，他竟穿戴好寿衣寿帽，誓不生还。北平解放时，他竭力说服傅作义将军，接受和平协议。毛泽东同志对潘龄皋十分尊重，解放后亲自签署命令，任命他为中央军委参议，还请他出席国庆大典天安门城楼观礼，与中央首长一起饮酒赋诗。
他还是一位有名的书法家。民国时候，书法界有“南谭北潘”之说，“南谭”是谭延闿，“北潘”就是潘龄皋。他的书法非常有特点：形俊而神足，外柔而内刚，娇美而不俗媚，神气十足又不外露锋芒。郭沫若曾经在中央会议上散发他的字帖，任弼时还曾临摹过他的《木兰辞》。
有生之年能目睹新中国的成立，让这位耄耋老人激动不已。
因此，在被特别邀请为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后，潘龄皋不顾高龄，连续三天参会。
在闭幕会上，作为代表致闭幕词时，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发出肺腑之言：
“我现在参加了这个人民代表会议，开了三天会了，虽然年龄大了，可是我仍然天天到会。因为这个会是老百姓说话的地方，是老百姓的代表说话的地方，我应当来参加。在这三天大会中，我的感想是我们真正到了大同盛世……
市政府的市长、副市长、市政府委员，现在是我们自己选出来的，我们能够选举政府，我们老百姓能够在这里说话，说要怎么办就怎么办，我们老百姓能够选出政府来替我们自己办事，这是我们中国老百姓一百多年来奋斗流血所要争取的目标。这个目标，在辛亥革命没有达到，在北伐战争没有达到，在抗日战争也没有达到，现在达到了！”
全场响起长久而热烈的掌声。
言为心声。潘龄皋老人的这番由衷感叹，代表广大市民道出了当家作主的喜悦之情。
新首都的“当家人”
这次会上新当选的市长聂荣臻，曾被毛泽东称赞为“厚道人”，深得毛泽东的信任和器重。
1949年9月8日，北平市市长兼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叶剑英将军奉命赴两广工作，担任中共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及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将军继任北平市市长兼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
在两个月后的北京市第二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聂荣臻正式当选。
其实，早在当选市长前，聂荣臻就为北平的顺利接管做了很多工作。
北平入城式后，平津卫戍司令部宣告成立，聂荣臻兼任司令员。
北平是和平解放的大城市，这里集结了各种反动残余势力，治安形势比较复杂，北平群众形容那时的北平有“五多”：特务多、散兵游勇多、抢匪多、小偷多、银元贩子多。聂荣臻指挥卫戍部队、公安部门采取各个击破的方针，收容散兵游勇，打击敌特，组织纠察队，发动人民群众，维护社会治安。1949年6月，平津两地共收容国民党军流散官兵3.7万多人；旧北平时期隐藏下来的万余名特务分子、反动党团骨干，除逮捕了一批和有极少数潜逃外，大部分向军管会和人民政府自首。经过军队与人民群众的努力，在新中国成立时，北平已经基本上恢复了正常秩序。
除了北京市的“大家长”，聂荣臻还承担着更重要的职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后代理总参谋长，实际主持总参谋部和军队的日常工作。头绪繁多，实难兼顾。
1951年初，由于军队工作过于繁重，聂荣臻向中央提出，辞去了北京市市长的职务。他在北京市市长的岗位上虽然只有一年半的时间，但那是新中国成立前后，特殊时期的一年半，是丝毫不敢懈怠的一年半。
当选为副市长的张友渔，是叶剑英推荐的。因原副市长徐冰生病，叶剑英便推荐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熟悉北平情况的张友渔继任。
其实，张友渔本来是要担任天津市副市长的，后临时调北平任职。个中缘由和细节，他自己曾有过详尽的回忆：
调我到北平市工作，是因为我对北平比天津更熟悉，我同北平各阶层的关系比天津更多。调我担任这个职务，是周恩来同志代表中央同薄一波同志、叶剑英同志一道，在后圆恩寺华北局的会议室里对我谈的。关于这次谈话，我至今还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那是1949年，大约4月末5月初的一个上午。当时华北局在地安门外后圆恩寺胡同的一所院内，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这里曾是蒋介石的别墅。十月一日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前，中央的几位领导同志都住在西山。为调我到北平市工作，恩来同志特从西山来到华北局。当我被叫到会议室时，恩来同志和叶剑英同志、薄一波同志已经在那里。恩来同志首先简要地讲了北平市工作的重要性，说因为我曾在北平长期从事地下工作，北平的情况很熟悉，所以要我到北平市工作，希望我把工作做好。在这以前，薄一波同志已经就这个问题跟我打过招呼。我这个人一向对党分配工作绝对接受，没有讲过条件，党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在恩来同志讲话后，我表示服从组织分配，但不一定能做好，努力去做就是了。
记得叶剑英同志插话说：“你是党内工作的强者，党外工作还要下番功夫！”叶剑英同志的话不多，但给我的印象很深。
后来，张友渔作为负责常务的副市长，市政府的具体工作基本都由他负责处理，一直到1958年12月调离此职。
另一位副市长吴晗，则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党外人士。他的老战友张文松曾将他描述为：长着一副“圆圆的面孔，团团如富家翁的矮胖身材”，“是个热心文化教育事业的人”。
当时，他本人并未到会，正在赴苏联参加十月革命胜利32周年纪念活动的途中。
《吴晗画传》中记录了他得知自己当选副市长后的态度变化。
在一列驶往莫斯科的列车上，播音室正播出当日的新闻：“吴晗当选为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本人坐在软席车厢里。他应苏联邀请去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三十二周年纪念活动。这一消息使他震惊，他不愿当官，早就想在新中国成立后，专心从事明史研究；同时，他也觉得副市长的责任太重，自己可能担当不了。所以，他听了广播之后，就立即打电报给周总理，希望不要让他当副市长，他“要求继续从事史学研究和教育工作”。
回国以后，周恩来总理亲自找吴晗谈了一整夜。周总理强调，人民政权刚刚建立，在巩固政权和进行经济建设方面，还有更多、更困难的工作在等待着我们。周总理的谆谆教导，感动了吴晗，也使吴晗认识到，如果革命者都功成身退，怎能对得起为争取新中国流血牺牲的千百万中华优秀儿女呢？怎么对得起闻一多、李公朴呢？吴晗愉快地担任了北京市副市长，分管文教工作。
在主管北京市文教工作期间，经过大量走访调查，吴晗了解到由于学生增加，北京的师资力量大为缺乏，水平参差不齐，于是他积极主张在北京成立一所师范学院。师院于1955年10月正式建成，就是今天的首都师范大学。
在市府委员中，梁思成的当选，被《大公报》报道为“舆论普遍认为新政府要对教育和建设事业下大力气了”。另外，严镜清代表医药界，翁独健代表高等教育界，韩诵裳代表工商界，徐楚波代表中小学教育界。作为新中国新首都的第一届人民政府，这个班子备受瞩目，肩负着北京市民的众多期待。
这届新政府，也未辜负全市人民的信任，漂亮地打响了上任后的第一枪。
一项立即执行的决议
毛泽东总结人民代表会议的主要任务或者说讨论的主要问题时，曾提出：每次会议，应抓紧解决为广大群众所迫切要求解决的一两个问题；并明确要求“决议后一定要贯彻执行，不能执行的，不要决定”。
在北京市第二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除选出北京市第一届人民政府之外，税收征管、封闭妓院、兴办文教卫生事业等迫切需要解决的、关系群众利益的内容也在会议议程之列。
其中，最为大快人心的，要数封闭妓院决议的通过和执行了。
11月21日下午5时，大会执行主席、市妇联筹委会主任张晓梅同志宣读封闭妓院的议案：“……兹特根据全市人民之意志，决定立即封闭一切妓院，集中所有妓院老板、领家、鸨儿等加以审查和处理，并集中妓女加以训练，改造其思想，医治其疾病……”
这反映首都百姓心声的字字句句回荡于会场上，激起长时间的掌声回应。
代表们在发言中纷纷表示，在新中国特别是人民的首都北京，绝不允许妓院这种野蛮的现象继续存在，必须坚决取缔！
因此，当大会一致通过封闭全市妓院的决议时，会议全体代表既感动又振奋，再次长时间地热烈鼓掌。
新任市长聂荣臻当场郑重宣布：立刻执行这项决议！
同时，市委书记彭真、市长聂荣臻，也立即专门向毛泽东报告了此项决议。毛泽东听完他们惩处妓院老板、教育帮助妓女的处理意见后说：“这个决议很好，是办了件大好事。”
由于事前经过了充分的酝酿和准备，本次会议把决议的贯彻执行效率发挥到了极致。
号令一出，下午5时30分，市公安局就接到了此项命令。封闭妓院的总指挥是公安部长兼北京市公安总局局长罗瑞卿，在市民政局、妇联、卫生局等部门的大力协助下，他立即指挥动员组织了2400余名干部和民警，分成27个行动小组，定于晚上8点统一行动。而在6点的时候，先策略性地把妓院的老板、领家们都叫到了公安局开会。开会这种事情过去也常有，所以妓院老板和领家们照例去了，他们完全没有想到，这就是最后一次了。
到了公安局，当民警们把封闭全市妓院的决议传达下去时，老板、领家们登时面面相觑，目瞪口呆。消息来得太突然了！晚上8点整，各分指挥部将老板、领家们押送到市公安局警法科，以便按照他们的罪行分别进行处理。
与此同时，封闭妓院的行动也正式开始了。
37辆大卡车载着2000多名干部民警，直奔分布有妓院的5个城区及东郊、西郊。卫生部的一个消毒组带了消毒药水和药品，也同时出动。
各行动组在妓院房上及附近的胡同口都布置了便衣和武装民警，开始了戒严。每个妓院门口都有民警把守，胡同里有民警巡逻，以防止有人破坏和捣乱。
8点一到，干部按分工冲入指定的妓院，首先集中嫖客、妓女，然后把伙计、茶房、跟妈也集中起来。由于行动突然，老板、领家又都不在，妓女们十分惊慌，不知所措，一开始哇哇乱叫。
待集中起来后，行动小组的干部向她们进行了宣传和解释，扼要地说明政府的方针、政策，讲明封闭妓院、解放妇女的道理，告诉她们自己的财产全部归她们自己所有等等。少数一等妓院的妓女习惯了金丝雀般的生活，抵触情绪较大，哭哭啼啼，撒泼打滚，多数妓女平时多受老板、领家的恫吓，怕被“配给煤黑子”、“配给伤兵”或“去种地开荒”，这会儿听到政府并不是将她们扫地出门拉倒，而是把她们当人看，充分考虑了她们的今后生路，情绪很快就稳定下来了，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
深夜12点，各行动小组按计划把集中起来的妓女一一消毒，统一送到了设在外二区韩家潭胡同的妇女生产教养院，将她们分别安置到8个教养所；对嫖客逐一进行了检查、登记，经过教育后予以释放；茶房、伙计、跟妈等也由干部进行教育，令其登记，次日取保释放。
当人员处理完毕，妓院的财产、物品清点登记后，各行动小组将每个房间都贴上了印有“北京市人民政府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封”字样的长封条，令司账看守妓院，听候处理。
到第二天凌晨5点多，一夜之间，全市224家妓院已全部完成封闭。
整个过程中，行动指挥部先后共下达了6次命令，对统一行动的时间、分工、政策等都做了详细而明确的指示，保证了这次雷霆般的行动，干净利落。
头一天会上刚刚通过的决议，第二天的会上已经在汇报执行结果了！
11月22日上午，总指挥罗瑞卿向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报告了执行大会封闭妓院决议的结果：集中拘留了424名老板和领家，收容了1268名妓女，“集中工作很顺利，秩序良好”。
消息传出，各界舆论竞相报道，首都百姓无不拍手称快。潘龄皋老人激动地说：“封闭妓院这件事，我过去在甘肃的任内是做过的，可是做不到，办不好。现在经过我们代表会通过，北京市人民政府马上就办了，马上就办好了，这就是新民主的好处，这就是新民主比封建制度好过千万倍的好处，也是人民政府真正替老百姓办事，为老百姓忠实服务的好处。”
新成立的北京市人民政府办的这件事，说起来不算大，但它更像是一种象征，象征着新中国新首都的新面貌。
2000年，中国人权状况白皮书《中国人权发展50年》的第一章，就高度肯定了这项成就：“1949年11月北京市第二届人民代表会议率先作出禁娼决定……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使这种在中国延续三千多年、严重摧残妇女身心健康和尊严的罪恶渊薮绝迹。”
或许，用翻身得解放的妓女们自己的心声，表达更为真切——
千年的冰河开了冻，
万年的枯树发了青。
旧社会把人变成了鬼，
新社会把鬼变成了人。
1950年1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聂荣臻撰写的《纪念北京解放一周年》。他在文章中写到：一年来，我们建立了北京市人民政府，恢复了生产及教育文化事业；收容散兵游勇，消灭了妓院，解救妓女1200多人，逮捕抢劫犯370多人，捕获与改造小偷2100多人，维护了社会治安；废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在郊区土改中，4.6万农民分得了土地。但是，在现代化建设方面困难还很多，有待努力。
这个总结，简明，中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