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报》创刊初期的编委会
张弛
《解放军报》（以下简称“军报”）的筹办工作是从1954年11月开始的。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肖华签署电报，调华东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赵易亚、总政治部宣传部宣传处处长兼新闻处处长唐平铸、华北军区政治部华北解放军报社社长姚远方组成一个班子，筹办全军性的报纸。几天后，唐平铸、姚远方就来到北京前门外的太原客栈开始办公。老同志们形容太原客栈像鸽子笼一样。
1955年3月，赵易亚到京后，筹备班子搬到打磨厂乡村餐厅办公。乡村餐厅在前门大栅栏附近的鲜鱼口胡同，中间是一个天井，四周是两层的木板楼房，上百号人挤在一起，也不宽敞。同年7月底，中央调时任中南军区公安部队政委兼广东省军区政委欧阳文到北京，主持《解放军报》的筹办工作。
一、一个年富力强的班子
1955年9月8日，经总政治部批准，正式宣布由欧阳文、赵易亚、邱岗、李希庚、唐平铸、胡痴6位同志组成“解放军报编辑委员会”。这是解放军报社第一届编委会，也是唯一的一届编委会（后来从1961年起改为党委会制）。我们先来看看这6位同志的简历，那是一个多么朝气蓬勃、年富力强的领导班子，他们开创了军报七八点钟的时代。
欧阳文，湖北平江人，时年43岁，已经是一位身经百战的老革命。他从1930年参加平江起义，经历过五次反“围剿”和红军长征。日本投降后，毛主席命令我军展开反攻，他率部队进军东北，名字上了《毛泽东选集》。解放战争中著名的塔山阻击战，他是东野四纵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他兼任过中共粤东区委第一书记，领导土地改革、剿匪反霸。欧阳文虽然没有直接办过报，但他在115师独立旅和胶东军区，都领导过部队小报；在东野四纵领导政治工作，经常为《战斗报》审稿、写社论。他还写过几十首战地诗。中央下达调令时，中南局书记陶铸正考虑让欧阳文担任海南区党委书记，所以并不想放他走；欧阳文自己也心怀忐忑，毕竟为小报审稿和办一张全军大报不是一回事。但在中央命令面前，谁也不能讲价钱。欧阳文调军报不久，即被授予中将军衔；1955年10月，经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被任命为解放军报社第一任总编辑。
赵易亚，江苏泰兴人，时年38岁，华东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兼文化部部长，高级干部理论训练班主任。1938年入党。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政治指导员、八路军第一纵队政治部教育科科长、南进支队政治部宣教科科长、新四军第三师九旅宣教科科长、第四师政治部宣教部副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军区政治部宣教部副部长、华东野战军政治部宣教部副部长、山东兵团政治部宣教部部长、第三野战军25军政治部副主任。
邱岗，辽宁阜新人，时年42岁，八一杂志社社长。19岁入党，在天津做秘密工作。20世纪30年代就是《大公报》著名记者，与范长江、孟秋江齐名。1937年参加八路军，先后担任八路军总部随军记者、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编辑科科长、晋察冀军区《抗敌三日刊》（后改为《子弟兵报》）主编、晋察冀野战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华北军区第二兵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兼新华社野战分社社长。新中国成立后，任总政治部宣传部教育处处长、宣传处处长兼新闻处处长。
李希庚，山西文水人，时年38岁，志愿军19兵团宣传部部长。1936年参加山西牺盟会、太原市决死队，历任晋察冀东北区盂县牺盟会宣传部部长、《晋察冀日报》编辑部副部长、新华社晋察冀前线野战分社副社长、华北野战军第19兵团宣传部副部长兼新华分社社长，第19兵团宣传部部长。1951年任志愿军第19兵团宣传部第一副部长兼志愿军报社社长。抗美援朝中的英雄人物罗盛教、邱少云、黄继光等，最先都是《志愿军报》报道的。
唐平铸，湖北武汉人，时年42岁，总政治部宣传部宣传处处长兼新闻处处长。1935年赴日本东京大学读书，1937年回国参加红军，同年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历任八路军129师385旅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八路军野战政治部敌工处处长、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六纵队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第二野战军12军34师政委、军政治部副主任。
胡痴，河北深县人，时年38岁，西南军区政治部秘书长。1938年参加八路军，先后任冀鲁豫军区战友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晋冀鲁豫野战军人民战士报社社长兼主编，宣传部副部长兼编辑出版处处长。
1955年10月，经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解放军报社采取总编辑制。欧阳文为总编辑，赵易亚、邱岗、李希庚、唐平铸为副总编辑；胡痴为总编室主任。
几十年后，欧阳文谈起当年的军报班子，说：“在办报中真正发挥作用的是当时的编委会。”他在回忆录（欧阳文：《战斗的足迹》）中写道：“编委会的成立，对报社工作的统一领导、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团结一致办好报纸，发挥了集体智慧的作用。”
二、一些影响深远的决策
解放军报社60多年来的许多传统，大多是在最初的创刊阶段就奠定下来的，由此可见编委会成员的历史功绩。
（一）从“五湖四海”选调干部
编委会组成后的第一件事，是物色人才、选调干部。当时，部队的总体文化水平并不高，但在总政治部的支持下，军报调来了一批全军拔尖的文化人才。当时西南军区撤销，所以西南军区报社整体调入。同时，按照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的明确要求，从“五湖四海”选调干部。几乎每一个大军区、军兵种都有调入军报的人员，连公安军、铁道兵、工程兵、军事院校都有。其中绝大多数是战争年代参加革命的，“三八式”就有30多个。有些参加过抗美援朝。他们之中办过战地小报的有：人民前线报社副社长毕永畅、叶寒青，晋察冀军区《子弟兵报》社编委徐逸人，《拂晓报》社总编胡奇坤，《志愿军报》社副主编王楠等；在战地一线采访写出《战塔山》的楚氾，写出《双堆集战场巡礼》的吕梁，在朝鲜战场写出《金城反击作战目击片段》的李方诗等。很多同志打过仗、负过伤，甚至立过战功，例如荣获“战斗模范”称号、《人民空军》杂志社主编薛真，“独臂将军”李杰等。还有一些已经成名的作家，例如写出电影剧本《狼牙山五壮士》的和谷岩、写出长篇小说《我们播种爱情》的徐怀中等。另外，还有一些在高级领导干部身边工作过的同志，其中有彭德怀元帅办公室主任王焰，罗荣桓率115师东进山东时的秘书、八一杂志社副总编辑张秋桥，陶铸在四野时的秘书宋群等。
那时的军报真是人才济济。这些老同志既有丰富的部队工作经验，又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写作能力，特别是有甘于奉献的精神，他们为军报形成优良的传统和作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来在相当长的时间中，从部队选调干部，一直是军报干部的主要来源。
（二）军报领导列席军委办公会议
在编委会成立前后的短短几个月中，陆续出台了40余项内部工作条例、规章、制度，包括编委会及各部门工作任务，各级工作人员职责，会议、值班、业务学习制度，各编辑组、处（室）工作条例、细则，编辑出版工作程序，稿件送审，对外联系的规定等。
后来又建立一些制度，最重要的有两条：一个是军报领导列席军委办公会。欧阳文给彭德怀写信，提出建议：“军委会讨论全军性的重大问题时，凡是与报纸宣传有关的，最好能吸收我们参加，以便及时了解领导意图和得到指示。这样，我们在宣传时，就更有把握些。”3天后，彭德怀即作出批示，并送谭政、黄克诚阅：“请办公厅办此事。”军委办公厅正式行文通知各大总部。庐山会议后，这件事成为欧阳文与彭德怀“有关系”的“罪状”。但在彭德怀离开军委领导岗位后，军报领导参加军委办公会议的做法，依然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得以延续。
另一项制度，是依靠通讯员落实“全军办报”。军报创刊之初，就实行“两条腿走路”，在举办记者训练班的同时，即着手建立通讯员队伍，第一批物色对象1533人，最后确定463人。通讯员成为军报联系部队的重要渠道和基层新闻的主要来源。
（三）创刊之初就实行批评与自我批评
军报在试刊期间，就通过“读者来信”发表了多篇批评性报道。正式创刊之前，由军报编委会拟稿、上报总政治部部务会议讨论并呈报军委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在解放军报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暂行规定》。有了这个《暂行规定》，就使开展批评报道有所遵循。
军报在创刊第4天，即发表社论《克服训练中的形式主义》。两个月后，发表社论《向弄假作弊诳报成绩的行为作斗争》，同时发表报道，揭露某些部队诳报射击成绩的恶劣作风和部队领导的官僚主义作风。11月24日，军报发表社论《正确地对待报纸上的批评》，强调过去在报纸上开展批评不够，一般问题批评多，关于重大问题的批评则很少，这样就减弱了报纸对缺点和错误进行批评的战斗力量。
创刊之初反响最大的一次报纸批评，是对“船形帽”提出意见。当时编辑部收到的基层官兵来信有好几麻袋，5000多封，要求改回“解放帽”。1957年5月30日，军报刊登读者来信《军内外同志对船形帽有意见》，6月18日再次发表读者意见《第一次戴船形帽的遭遇》。但是，到了7月23日，军报又对这一公开刊登批评的做法进行了公开检讨。编辑部认为，在处理读者来信上有错误，“在发表这个问题的时候，没有以按语或言论交代清楚，说明这个问题可以讨论，但是未明令改变前还要坚决执行，这就给下面领导造成了被动”。第二年，部队还是取消了船形帽。
一张报纸，没有批评就没有力量。军报从创刊之初就举起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旗帜。如何搞好报纸批评，始终是办好报纸需要精心把握的重大课题。
（四）坚持以指导工作为主的办报方针
《解放军报》的办报方针是在创刊社论中就明确的。
1956年1月1日，在出版26期试刊之后，中央军委机关报《解放军报》正式创刊，头版头条发表创刊社论《运用报纸指导工作》，阐述军报宣传工作任务：第一是协助总部各领导机关加强对部队的高度集中统一的领导，使中央、国防部和各总部机关的领导意图更加迅速地、准确地传达到各个部队中去，并且帮助领导机关随时了解下情，发现和解决部队中所存在的问题。第二是多方面地介绍先进人物和先进经验，批判和克服各种消极因素；使我军各个部分得以互通气息，互相学习，以适应我军现代化建设中诸兵种协同一致的需要。第三是帮助全体军官学习党的路线政策，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以提高军官的素质，保证部队战斗力的不断增强。
军报在后来几十年的办报实践中，一直坚持以指导工作为主的报道方针，为此逐步创造了一套抓问题的报道方法。从某种意义上说，不善于抓问题，就谈不上指导工作。
（五）逐步形成抓典型的优良传统
1956年2月，军报推出创刊后的第一个典型：残疾革命军人、无脚拖拉机手李来财。这个典型是时任副总长张爱萍向军报推荐的。第二个重大典型是在1958年初，军报发表人物通讯《红军团长当农民》，并配发社论《学习方和明》，这一典型宣传也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1958年3月初，又推出五大典型，其中就有退休归乡务农的甘祖昌少将和“南京路上好八连”。甘祖昌及其夫人龚全珍直到今天仍为人们称颂；“好八连”后来成为代表人民军队形象、闻名全国的先进典型。
从创刊之初，军报逐步形成了抓典型的传统。在长期的办报实践中，尽管也出现一些缺点和问题，但抓典型一直是军报宣传最强有力的武器，对部队思想政治工作发挥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三、一条历史证明的经验
军报老同志写过很多回忆文章，近年来，我们已编辑了4本《解放军报社史资料选辑》，其中记录了许多创刊初期编委会成员的故事：欧阳文中将全家8口人，只住3间房子；赵易亚的办公桌，是一块放在马桶盖上的木板；排字车间就在编委会领导宿舍的客厅里……条件很差，但人心是热的。
著名诗人顾工，几十年后回忆欧阳文给他做思想工作的情景。顾工毫不隐讳自己年轻时的唐突孟浪，与处领导一言不合即辞职请调。是欧阳文中将的一席谈话，让他倍感温暖。欧阳文告诉他，正在为他解决让他最揪心的穿军装、授军衔问题，耐心地劝他留下来好好干。顾工的脸涨得绯红，站在这位从瑞金就写诗、长征路上还在写诗、今天还在谦虚地请教他如何写诗的将军面前，他不知道说什么好。
本文着重梳理的，是创刊初期的编委会那些影响深远的决策和作为。今天，许多同志怀念创刊初期的艰苦奋斗精神，尤其是创刊元老那种谦和平等的民主作风，而我们更需要传承的，是创刊初期培育形成的办报传统，包括重视人才、敢于开展报纸批评的气度和魄力，以及抓典型、抓问题的成功经验。
军报创刊60多年来的历史证明了一条经验：一张报纸只有不断推出影响时代的“代表作”，才能有读者、有地位、有影响力。现在，传统媒体都在探讨“转型”，如果没有能够拿出“代表作”的领军人才，恐怕连“转型”的资格都没有。
需要说明的是，当年这些领军人物的事迹，最动人的部分，也许并不在创刊阶段，他们在某些特殊阶段的经历，更是可歌可泣。例如欧阳文在1959年后受到彭德怀问题牵连，被整为“谭政反党宗派集团”时表现出来的胸怀气节；赵易亚与夫人林静在“文革”中公开揭露陈伯达，遭受残酷迫害时的大义凛然；例如唐平铸、胡痴在组织雷锋、“南京路上好八连”“硬骨头六连”等重大典型宣传中的智慧和魄力……这些需要另外写文章来叙述了。
不能说他们都是完美无缺的人物，他们每个人都有弱点、缺点和错误。但是，他们对党的新闻事业的忠诚，那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忍辱负重、敢于担当的精神，他们过人的学识才华和为军报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是永远值得后人敬重和学习的。
他们的名字，将永载军报的史册！
（作者系解放军报社原政工部主任、高级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