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83岁老人反映“西安事变”真实情况,叶剑英批示:速办播报文章

红色风云录

1979年,叶剑英在西安视察时,特地访问了八路军办事处旧址,并有感而发留下一首七言绝句:“西安捉蒋翻危局,内战吟成抗日诗。楼屋依然人半事,小窗风雨立多时。”

远在辽宁的一位老人,从报纸上看到这则消息后,感慨万千。40多年过去了,“西安事变”过程的真相,居然还不为世人所熟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顿时涌上老人的心头:

“是时候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把真相留给后人。”

43年前的真相被揭开

这位老人名叫王玉瓒,是“西安事变”中,在华清池打响兵谏第一枪的一线指挥官。但令人遗憾的是,直到老人去世,他的名字和事迹也鲜有人知。

自从决心揭开当年事件真实情况后,83岁高龄的王玉瓒,每天用颤抖的左手扶着颤抖的右手,靠着每天最多写300字的速度,写下了自己的过去、现状以及苦衷。



那一封封带着王玉瓒期盼的信件,从他落户的派出所,一直寄到了当年和自己有过谈话的叶剑英元帅的手中。在寄给叶剑英那封6000字的长信结尾,王玉瓒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关于西安事变到现在这43年中,我的所作所为,尤其是捉蒋和云南起义两事需要调查核实的话,请向我提出的见证人征取书面证明,即可完全清楚了!总之,在《人民日报》、《解放日报》和《文汇报》上已登载了孙铭九有关捉蒋文章的今天,不会有敢于冒充捉蒋先行官,而甘愿受法律制裁的蠢人。”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对“西安事变”中骊山捉蒋的细节,一直都没有弄清楚。因为当年捉蒋是秘密部署的,命令分头下达,并没有完整的档案资料,很多专家学者对此都不甚明了。

骊山捉蒋的参与者之一孙铭九,曾经撰文公布过当年“捉蒋”过程的一些细节:当时攻华清池的时候,是他率领五六十人打的,并且他手下其中一人打响了第一枪。

但文章中丝毫没有提及“王玉瓒”的名字。

后来在斯诺的《西行漫记》中,也有对这一段历史的记载,与孙铭九的讲述基本一致。因此多年以来,各大报刊媒体、影视作品,甚至历史教材中,基本都是按照孙铭九的描述,来进行宣传报道。



叶剑英收到这封长信之后,很快批转并责成辽宁省委“速办”,一定要在王玉瓒老人生前,将此事办妥。

本着叶帅“速办”的指示精神,抚顺市委统战部的两位外调同志,经过三个半月的日夜兼程,走北京,跑云南,查证了二十二条线索,都证明了当年王玉瓒的捉蒋功绩,并称王玉瓒“是一个拥护抗日的、进步的军官,当年游行学生向蒋介石请愿时,他没向游行学生开一枪。”

11月16日,抚顺统战部的两位同志,带着《关于王玉瓒政治历史问题的结论》,来到王玉瓒暂住的女儿家,请他在上面签字。当看到《结论》中“爱国”、“正义”、“有功”这些字眼时,王玉瓒不觉热泪盈眶,双唇悸动,久久说不出话来。

待情绪稍微稳定下来后,王玉瓒抬起自己本就颤抖,现在愈发激动颤抖的手,工工整整地写下了八个楷字:

“符合实际,同意,感激。”

此后一连几天,王玉瓒兴奋得夜不能寐,深夜在书桌前写下了一首抒情诗:“西安捉蒋求抗日,云南起义为解放。蒙冤不白数十载,结论昭雪沐党恩。”

后来王玉瓒被增补为辽宁省政协委员,后来又被选为常委。



1981年,为了落实周总理生前要将西安事变历史写好的指示,同时鉴于多年来社会上对“捉蒋”过程的众说纷纭,全国政协文史办借“西安事变”45周年之际,将当年“捉蒋”的亲历者,邀请到北京参加座谈会。

会议以王玉瓒和孙铭九两人面对面辩论,其他参会者提出质疑的形式进行。王玉瓒终于等到了说出历史真相的机会。

孙铭九发言结束之后,王玉瓒首先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当年蒋介石到西安后,张学良派哪个部队驻守蒋介石的驻地?王玉瓒陈述说,当年是自己带领的一营守卫华清池头道门,蒋介石自己的侍卫负责二道门以内的警卫。

“那天夜里,带班的排长是谁?”张学良的二弟张学铭率先提问。

“马体玉。”

“对了。”张学铭点了点头。紧接着,张学良当时的机要秘书郭维城说,自己可以证明,卫队一营守头道门的事实。

见其他人没有异议,王玉瓒质问孙铭九,他所说的他率队刚到头道门,就被蒋介石的卫兵发觉并开枪,他手下的一个班长开枪还击并击倒,这件事是真的吗?

“我是后到的,我没看见,是听别人说的。”孙铭九回答道。



“你们二营从灞桥镇赶到头道门时,一营已打进二道门多时了,头道门由一营守卫,根本就没有蒋的卫兵。”对于孙铭九的回答,王玉瓒做出了坚决的回应。

紧接着郭维城也质问孙铭九:“你真的不知道华清池内,有卫一营捉蒋吗?让我无法相信。”

面对接二连三的追问,孙铭九一时间无言以对,面露尴尬之色。紧接着王玉瓒开始讲述当年骊山捉蒋的真实全过程。

打响“西安事变”的第一枪

1936年初,时任平津卫戍司令部卫队营上校营长的王玉瓒,被调往西安担任卫队一营营长,负责张学良驻地和办公地点的保卫工作。蒋介石抵达西安之后,王玉瓒奉命前往临潼华清池,负责蒋介石行辕的保卫工作。

西安事变发生前几天,张学良几次前往华清池,请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结果蒋介石一意孤行,还严厉斥责了他。12月11日下午,张学良和蒋介石再一次进行了长谈,在离开华清池前,叫走了正在值勤的王玉瓒。



在张学良的办公室,张学良严肃地对王玉瓒说:“命令你把蒋委员长请进城来!”王玉瓒当时还一头雾水,不知少帅是什么意思。只听张学良继续说:“要抓活的,不许打死他!”

王玉瓒立刻明白过来,张学良要实行“兵谏”了,立刻坚定回答道:“保证完成任务,蒋之侍卫二三十人,池外宪兵也不过数十人。我以步骑两连300多人的兵力包围之,保证捉来!”

对于王玉瓒的自信,张学良满意地点了点头,随后继续交代王玉瓒,要和孙铭九相互协助,把这件事办好。作为华清池的守卫者,他们应先行动。要改穿蓝色军装,和蒋介石的侍从人员有所区别,避免误伤。

按照张学良的吩咐,王玉瓒随后找谭海副官长询问具体事宜。谭海告诉他,开始时间是明天拂晓,并让他先换衣服。王玉瓒一边换衣服一边想,自己不能马上回华清池,也不能回家,万一走漏了风声,让蒋介石跑了,可耽误了大事。

当天晚上,王玉瓒在谭海的办公室休息,脑子里不断思考,如何才能完成少帅交给自己的重任。好不容易等到12日凌晨两点,王玉瓒骑着摩托车火速出城,先向骑兵连传达了“捉蒋”的命令,让他们立刻前往包围华清池外围。



随后他又赶到灞桥镇,通知手枪排全排战士迅速到华清池捉蒋。紧接着他回到华清池外的步兵第一连,找到几个排长部署“捉蒋”事宜。

当时有人提出,有一些宪兵和他们的战士住里外屋,王玉瓒当即决定,先将他们的枪缴了,派人看着他们不许出来。并安排其他人将华清池西侧宪兵的枪也收缴了。

一切安排妥当之后,王玉瓒带领一连的战士,悄悄向二道门摸进。身后跟来的战士一边走一边装子弹,王玉瓒担心被蒋介石的守卫发现,小声交代先别让战士们上子弹,听到他的枪响也来得及。

凌晨四时,王玉瓒率兵穿过了庭院,眼看就要到达三园门,蒋介石的一个哨兵在门前来回走动。王玉瓒看时间已到,掏出手枪对着哨兵连开三枪。

这三枪,正式拉开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的序幕。蒋介石无论如何都想不到,守卫他的卫队第一营,变成了捉拿他的先行官。

王玉瓒一边指挥战士们进攻,一边派人通知孙铭九率领的卫队二营迅速前进。蒋介石的侍卫们,靠着门窗拼死抵抗,王玉瓒率兵拼命攻击。此时孙铭九率领的卫队二营,和一营的手枪排也加入了战斗。

一时间枪声和手榴弹声响彻了骊山山谷,王玉瓒带着一部分人,借着华清池内的建筑,绕过了贵妃池,跳到了五间厅外的平台上。只见蒋介石所住的三号厅门虚掩着,他们一个箭步冲了进去。



床上的蒋介石早已不见了踪影,王玉瓒伸手朝被子下一摸,还有些温度,又猫腰看了看床下,也没有发现人。蒋介石的衣帽和斗篷还在衣架上,杯子里还放着假牙,可见蒋介石逃得匆忙。

找不到蒋介石,大家顿时心急如焚,王玉瓒立刻下令官兵四处寻找,此时张学良从城内打来电话:“捉不到蒋介石,以叛逆论处!

王玉瓒听完电话后更加着急,自己的命丢了是小事,少帅的任务没完成,可是耽误国家的大事。

没过多久,一名战士跑来报告,在后墙根发现了一只鞋。王玉瓒立刻意识到,蒋介石可能翻墙逃向了后山,急忙命令一营的战士从左侧上山搜索,孙铭九则命令二营的战士从右侧上山搜索。

一时间后山上上下下布满了搜蒋的士兵,大家顾不上扎人的荆棘,恨不得立刻把蒋介石抓到。

此时的蒋介石正躲在半山腰的一块大石头后面,不时探出头观察周围的动静。一营手枪排的班长刘允政恰好看到了这一情况,高声大喊:“委员长在这呐!委员长在这呐!”



王玉瓒闻声跑去,大家连推带搡地把蒋介石架下了山。此时的蒋介石早已经没有了往日的威风,只见他身穿绸袍睡裤,面色苍白,惊慌失措地东张西望:

“张副司令在哪儿?张学良在哪儿?”

上午八点钟左右,蒋介石被塞进了一辆小车里,谭海副官长和唐君尧等人,将蒋介石“请”进了西安城。

在处理蒋介石的问题上,王玉瓒这些军官们起初不赞成和平解决。一天晚上,张学良让副官通知王玉瓒等七八个军官到张公馆开会,大家刚刚坐下,周恩来和叶剑英就走了进来。

周恩来和大家进行了半个多钟头的谈话,主题就是要以民族利益为重。原本不赞成释放蒋介石的军官们,听完周恩来的话,觉得句句在理,就改变了原来的想法,接受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问题的主张。



由于王玉瓒“捉蒋”有功,张学良奖励他5000元,并将他升为上校团长。

多年蒙冤受屈终得善终

听完王玉瓒的讲述,“捉蒋”的过程真相大白。原东北军骑兵七团团长陈大章,起身隔着桌子与王玉瓒握手:“王老真是个老实人,好人!

在历史的真相面前,孙铭九也不得不承认,是王玉瓒率领卫队一营的战士,先于自己攻进了华清池。

仅仅一天面对面的核实,就澄清了多年来众说纷纭的“捉蒋”真相。会后,文史办张魁堂副主任发表文章,澄清了临潼捉蒋的史实,对王玉瓒所陈述的事实作出了肯定。在文章的最后,张魁堂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经过编辑组反复核实,临潼扣蒋的主要情况和参与人员清楚了。历史事实俱在,谁也不能改变。”

王玉瓒多年来经历的委屈,此刻终于不用憋在心里了。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王玉瓒一直担心蒋介石对自己暗下毒手,在解放前夕,他托关系当上了云南教养院上校院长。1949年冬天,解放军进军云南,他率领全院千余官兵,随卢汉起义。

云南顺利解放之后,王玉瓒的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我再也不怕蒋介石对我报复了,共产党把我从蒋介石刀口下拯救出来了。”

那年冬天,王玉瓒决定卸甲归田。带着盖有陈赓印发的证明,在军代表的护送下,回到阔别二十多年的辽宁黑山,见到了已经90岁高龄的老母亲。

1956年,周总理将当年参加西安事变的有功将士,请到北京开会纪念“西安事变”20周年,并安置了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参加过此次会议的将士,都以此为毕生的荣誉。

然而由于辽宁具体办理此事的工作人员失误,王玉瓒没有机会到场讲出实情,反而被当作国民党旧军官,几度被列为管制对象。

为了让党组织查证自己过去的历史,年过八旬的王玉瓒,想请孙铭九为自己“捉蒋”的史实作证。他先给孙铭九写了一封长达四页的挂号信,如实写下了自己生活上的困境,希望得到孙铭九的帮助。



然而这封信发出一个多月,王玉瓒仍旧没有得到回应,无奈之下,他只好再次给孙铭九写了一封信,信中还委婉地写了这样一段话:

“最近有人问我,你既是西安事变华清池同孙铭九共同‘捉蒋’的卫队第一营营长,何以他的文章《看“西安事变”忆西安事变》中未提你一句呀?我笑着答复说,这个‘未提’是必然的,我是能够理解的。这样重大的政治事件,是不便加个名字的,正确地说,为了免去麻烦,是不敢提出名字的,即使孙同志提出我来,而采访的记者对于不知底细之人,也不会记录的,这是常识,可以理解,不须惊讶!”

也许正是这一段话的原因,这封信发出没过几天,孙铭九就发来了回信。为了尽快解决自己的问题,也为了免除孙铭九将来被动,王玉瓒又写了第三封信,如实告诉他,自己已经给叶剑英元帅写信,自己的事情正在处理。

关于孙铭九文章中,丝毫没有提及自己名字一事,王玉瓒替孙铭九做了考虑:“这些天里我在考虑有你作证,会不会对你的那两篇文章产生不好的影响呢?我考虑不至于有影响。一则,出具证明,但不在报刊上登出,与那两篇文章不发生冲突;再则,抚顺方面,虽事先看到那两篇文章,但经我加以上述解释,我想他们是可以理解的。”



第三封信寄出之后,王玉瓒一连等了数月之久,也没有等到孙铭九的回信。如果没有叶帅的关照,和他自己的坚持,王玉瓒和那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真相,可能将永远埋葬在历史的长河中。

“爱国”,“正义”,“有功”,三个简简单单的词,却包含了王玉瓒老人的一生。历史事实俱在,谁也不能改变,多年来的众说纷纭,终于大白于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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