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英雄

1951年,前中统特工鲍君甫被判死刑,申辩道:周恩来知道我的功劳

1975年12月20日,正处于弥留之际的周恩来叫来了总理办公室副主任、中央调查部负责人罗青长。这位伟人用微弱的声音,在罗青长耳边说了一长串的名字,最后他郑重而动情地说:

“对这些在我们党最危难时刻帮助过我们的人,千万不要忘记了。”

含着眼泪,罗青长记下了这些鲜为人知的名字。而在这个名单中,还包括中共第一个党外特工,有双面间谍之称的鲍君甫。

1951年,前中统特工鲍君甫被判死刑,申辩道:周恩来知道我的功劳

鲍君甫,化名为杨登瀛,是广东珠海人。他自幼东渡日本,在那里学习和生活。成年后,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在日本,鲍君甫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共产主义运动,阅读了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听过马克思主义著名学者河上肇的讲课,思想上受到了许多触动。

1919年,鲍君甫自日本回国,因为他懂日语,善于交际,长于写作,因此很快便在上海滩混出了名堂。其后,他又参加了五四运动,并加入了改组后的国民党。因为他倾心于马克思主义,因此在国民党中,政治光谱属于左翼。

大革命期间,鲍君甫和后来沦为叛徒的顾顺章见了面,两人成了朋友。通过顾顺章的关系,鲍君甫又结识了许多共产党员。因此无论是国民党、共产党还是日本人,鲍君甫都能说得上话。此后,他又发挥交际的特长,与英租界、法租界的巡捕也有往来。因此在上海滩,鲍君甫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

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看着众多共产党员的惨死,鲍君甫心中颇为不满,因此说了许多公道话。蒋介石的党徒听说后,立即将他投入了大牢。若非蔡元培出面保释,恐怕就要死在监狱里。

出狱后,鲍君甫却“否极泰来”,收到了一封邀请信。原来,蒋介石想要模仿苏联,着手建立特务组织,在内部设立党务调查科。其后,他将这个任务交给了陈立夫。陈立夫得令后,加入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而这也是著名特务组织——中统的前身。

1951年,前中统特工鲍君甫被判死刑,申辩道:周恩来知道我的功劳

陈立夫手下有一名叫做杨剑虹的干部,与鲍君甫是同乡。五卅运动期间,两人曾一同听音乐,在上海滩到处游玩,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因此当他的上司陈立夫着手组建特务组织时,杨剑虹便想到了交游广泛、消息灵通、办事能力强的鲍君甫。其后,鲍君甫跟着杨剑虹一同会见了陈立夫。陈立夫对七窍玲珑的鲍君甫极有好感,因此当场拍板,将他任命为上海办事处主任,主要负责捕捉共产党人。

从表面上看,鲍君甫在助纣为虐,但实际上,他的心依然倾向于共产党一边。对于陈立夫的指令,鲍君甫经常阳奉阴违。

一天,鲍君甫下班回家,正好遇到了中共特科人员——陈养山。

陈养山和鲍君甫相识于1926年。当时陈养山想学日语,因此和鲍君甫学习了一段时间,两人结为了朋友。在此期间,陈养山经常将《中国青年》《向导》等进步书籍给鲍君甫阅读,两人经常彻夜长谈,最终引以为知己。

解放后,据鲍君甫女儿鲍美云回忆,在一天午餐时。鲍君甫曾经很郑重地对家人们说:

“我老早就入党了,1926年,陈养山是我的入党介绍人。”

看到陈养山后,鲍君甫立即带着他到了自己的家。因为他知道,如今仍是白色恐怖期间,陈养山共产党员的身份,会给他带来杀身之祸。

到了家里,两人聊了一晚上的天。这一夜,鲍君甫将杨剑虹如何将自己介绍入特务组织,以及准备如何侦查中共以及其他反蒋党派的消息,全盘告知了陈养山。他还保证,如果之后有什么消息,他还会将其透露给陈养山,而且知无不言。

陈养山回家后,思来想去,认为鲍君甫思想进步,是一个可以搭得上的内线。于是,他立即将此消息报告给中共特科的负责人——周恩来。周恩来听闻此消息,大喜过望,因为如今的中共正好缺少国民党特工系统的内线。鲍君甫职位高,能量大,是难得的人才。于是,周恩来命中央特科第二科科长陈赓,立即与鲍君甫建立单线联系。

1951年,前中统特工鲍君甫被判死刑,申辩道:周恩来知道我的功劳

1928年5月,陈赓将鲍君甫约到一家咖啡厅,进行了秘密洽谈。对于陈赓的请求,鲍君甫痛快地予以了答应。帮助共产党做事,是他一直以来的夙愿,是他求之不得的。为了辅助鲍君甫工作,陈赓还保证,每个月给他300大洋作为活动经费。

与此同时,他还会定期提供中共党内一些不太重要的文件,比如《红旗》《布尔什维克》等刊物以及宣传资料等等。利用这些资料,鲍君甫可以暂时用来堵住杨剑虹的嘴。

这次会面,让鲍君甫正式成为中共特科在国民党特务系统的内线,也正式确认了“双重间谍”的身份。为了帮助他工作,陈赓将地下党员连德生派遣在他身边,以保镖的身份到处公干。一旦获得了情报,就由连德生上告给陈赓。

鲍君甫正式参加工作后,以杨登瀛为自己化名。表面上,鲍君甫卖力地搜捕共产党员,而且“成绩斐然”。几乎每个月,鲍君甫都能得到一些共产党的情报和文件。因此,鲍君甫在陈立夫、杨剑虹心中稳步高升,几乎成为调查科内部共产党问题的专家。

不仅如此,鲍君甫还发挥自己善于“来事”的特长,经常带着张道藩等高层人士在上海各大舞场花天酒地,寻欢作乐。因此,鲍君甫也得到张道藩的赏识。

1928年8月,杨剑虹在一次冲突中,被请帮人员所杀。因此,陈立夫不得不将鲍君甫提升至高层,成为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驻上海特派员。由此,杨登瀛在短时间内,便成为了国民党在上海特务机关的最高负责人。其后,陈赓谈到这段历史曾经说:

“当时国民党在上海的特务机关,实际上是掌握在我们手中的。”

而国民党一方呢?对鲍君甫百般信任。例如新任调查科主任徐恩曾每次来上海滩,都要到他家中探望。然而对于鲍君甫的工作,徐恩曾却从来都不过问。

因此,鲍君甫身边的中工人员越来越多,其中便包括后来田汉的夫人——安娥。鲍君甫收集情报后,便立即交给“秘书”安娥审阅。若安娥觉得有用,便将之抄送给陈赓。

1951年,前中统特工鲍君甫被判死刑,申辩道:周恩来知道我的功劳

那么鲍君甫到底给予了什么样的情报呢?主要有两点,其一是营救战友,其二是清除内奸。

在这两方面,鲍君甫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众所周知,上海滩有很多外国租界。这些租界几乎等同于独立王国。而鲍君甫善于经营关系,和英国巡捕房探长兰普逊、帮办谭绍良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兰普逊甚至表示:

“在国民党方面,巡捕房不愿同杨登瀛以外的人接触。”

只有,兰普逊还将鲍君甫推荐给法租界的巡捕房。因此鲍君甫又成为了法租界巡捕房的顾问。

因此,只要国民党特务机关和上海租界巡捕房有抓捕中共党员的计划,鲍君甫总能得到第一手消息。通过鲍君甫的帮助,中共特科多次躲过敌人的抓捕,从而化险为夷。如果有同志不幸被逮捕,鲍君甫便经常亲自出马,去监狱里捞人。

1928年4月15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局原主任罗亦农在与邓小平商谈完工作后,不幸被英国巡捕房的侦探抓走。

罗亦农的不幸被捕,让周恩来心急如焚。罗亦农和邓小平会面的消息是中共方面的绝密,英国巡捕之所以能准确抓捕罗亦农,恐怕是因为我们内部有了叛徒。为了避免革命遭受进一步损失,周恩来命鲍君甫前往英租界,和兰普逊交涉,尽量救出罗亦农。

首先,他将罗亦农被捕的消息告知了陈立夫和张道藩。陈立夫明白,罗亦农在共产党内部地位很高,这回算是抓了一条大鱼。因此,陈立夫命令鲍君甫向英租界提出请求,立即引渡罗亦农。

找到兰普逊后,这位英国警长痛快地答应了鲍君甫的请求,毕竟这是国民党高层的意思。经过旁敲侧击,兰普逊将罗亦农之所以会暴露行踪的内情和盘托出。原来,罗亦农的秘书霍家新、贺治华夫妇背叛了革命。为了捞取更多奖金,他们收集了一份300多人的共产党员名单。罗亦农,不过是霍家新夫妇取信于英国巡捕方的投名状。

听到此消息,鲍君甫心中暗暗叫苦。于是他立即联系陈赓,要求他立即派特科人员出动,尽快惩治叛徒,夺回名单。同时他还表示,必须赶紧营救罗亦农,否则他便有性命之危。

陈赓得到消息后,一面派出红队特工处理叛徒问题,另一方面则组织战友,准备在押解罗亦农时劫法场。不过很不幸,陈立夫为了防止夜长梦多,竟将罗亦农就地处死。周恩来、陈赓没有时间和机会营救这位革命者。

4月26日,特科人员按图索骥,杀入霍家新与贺治华的家中,用手枪将两个叛徒就地正法。拿分名单,也被特科人员销毁,从而避免了更大的损失。

1929年8月24日,革命领导人彭湃在召开军事会议时,不幸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与他同时被捕的,还有4位同志。原本,周恩来也准备参加会议,结果临时有事没有去,这才逃过一劫。

1951年,前中统特工鲍君甫被判死刑,申辩道:周恩来知道我的功劳

在路上,周恩来亲眼看到几辆装甲车呼啸而来,大批帝国主义巡捕和中国探子倾巢而出,仿佛“捕人如像预知的一样。”

像以前一样,周恩来有一次联系了鲍君甫,并要求他找到彭湃等人关押的地点,以便于营救。

接到命令后,鲍君甫不敢怠慢,并且很快就查到了真相。原来彭湃之所以被捕,是因为其部下白鑫叛变投敌。白鑫曾是黄埔一期的学生,早年加入中共,曾在彭湃领导下的海陆丰政权工作。1929年,他又调任为彭湃的秘书。

但是不久后,白鑫的一个亲戚背叛革命的罪行暴露,彭湃亲自审批,对此人执行了枪决。怀恨在心的白鑫通过他的弟弟,向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秘密自首,并由此出卖了彭湃。

得到消息后当晚,周恩来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如何营救彭湃以及惩办叛徒。对此,鲍君甫认为,彭湃影响力太大,不可能轻易救出,只能在押送的必经之路上劫狱。

陈赓将鲍君甫的想法向周恩来请示后,特科立即组成了劫狱小队。然而由于准备不周,错过了时间,导致营救没有成功。最终,彭湃等烈士被反动派残忍杀害。

为了给彭湃报仇,特科红队四处出击,到处寻找白鑫的下落。然而白鑫知道红队的厉害,因此躲藏了起来,当起了缩头乌龟。

而鲍君甫则以国民党特派员的身份,设法找到了白鑫的住处。白鑫说:

“中共红队太厉害,上海不宜久留。最近,我准备去南京面见蒋委员长,然后去意大利躲躲风头。”

看着白鑫惶惶不可终日的样子,鲍君甫心里暗自切齿。他按捺着心中的愤怒,对白鑫拍着胸脯保证,国民党一定会保护他的周全。

之后几天,鲍君甫天天找白鑫打麻将。牌桌上,白鑫说自己已经买好了船票,将于11月11日晚上11时乘游轮离开中国。鲍君甫回家后,立即将此事告知了陈赓。

11月11日下午,陈赓亲自带领10名红队队员,埋伏在国民党特务范争波的公寓附近。晚上10点多钟,两辆小车停在了范家门口,很显然这是国民党为白鑫提供的专车。其后,范家的佣人不断将行李往车里塞。

11点,白鑫夫妇、范争波兄弟以及3个保镖共7人从后门走出,眼看就要上车了。就在这时,红队人员突然发动袭击,连续击毙两个保镖。白鑫见状不妙,抢了一把手枪撒腿而逃。然而陈赓又如何会让这个叛徒逃走。

最终,3名特科人员将白鑫逼入了一个死胡同,最终将他击毙于和合坊71号门前。在这场锄奸行动中,白鑫、范争波弟弟和3个保镖全部毙命,而范争波和白鑫则受了重伤。

在一片混乱中,红队队员从容撤退,可谓毫发未损。谅谁也没想到,在防备森严的法租界,竟发生了这样一起刺杀大案。此消息立即轰动了上海,甚至被称为“东方第一谋杀案”。

1930年秋天,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任弼时不幸被捕。为了从他口中敲出情报,巡捕对他上了电刑,眼看就要牺牲了。在陈赓的请求下,鲍君甫请兰普逊吃了一顿饭,并且诓骗他,任弼时是自己手下的特务。虽然半信半疑,但是兰普逊仍然卖了他一个面子,将任弼时释放出狱。

1951年,前中统特工鲍君甫被判死刑,申辩道:周恩来知道我的功劳

1931年初,关向应不幸被英国巡捕抓获,同时还被公共租界搜去了一大批文件。由于兰普逊不懂中文,又不便将文件给外人审阅,于是他找来了鲍君甫。

鲍君甫见此,立即将计就计。他将陈赓手下干将——刘鼎介绍给兰普逊。聪明绝顶的刘鼎,拿起一叠叠文件,用流利的英语表示:这只是一批学术资料。

就在兰普逊大失所望之时,刘鼎悄悄顺了几份最高机密的文件,塞进了自己的口袋。其后又堂而皇之地拿走一叠手稿,说要回家去鉴定。第二天,刘鼎偷梁换柱,将另一份稿子带给了兰普逊。不懂中文的兰普逊不知是计,竟将关向应的文件弃之不顾。不久后,关向应在大律师陈专皋的帮助下成功脱罪,并且立即赶往中央苏区工作去了。

几年的时间里,鲍君甫惩治叛徒、营救战友、汇报国民党、帝国主义抓捕进步人士的消息,可谓是成果斐然。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有中共最危险叛徒之称的顾顺章,突然背叛了革命。

1931年4月28日,天正下着雨,鲍君甫像往常一样,和陈赓在外滩见面。在林荫小路上,陈赓对鲍君甫说:“很不幸,顾顺章!”

听闻此言,鲍君甫大为震惊:“顾顺章同志现在关在哪儿?有我能出力的地方吗?”

陈赓苦笑道:“不用了,他已经叛变了。”

陈赓的话,让鲍君甫的心凉到了谷底。顾顺章是中共高层,熟知特科的内情。至于鲍君甫的身份,顾顺章自然也是知道的。鲍君甫身份的暴露,只是时间问题。

陈赓拿出几根金条,动情地对鲍君甫说:“我们马上就要转移了,你快想办法去外地躲一段时间吧!”

然而鲍君甫却将金条还给了陈赓:

“这笔钱我不能收,现在你们正是需要花钱的时候,你们的心意我领了。而且我哪里都不会去,我还是留在上海,我就不信顾顺章斗得过张道藩。”

鲍君甫心想,自己为张道藩出力甚多,因此断不会被放弃。

陈赓也不勉强鲍君甫:“你实在不想离开上海,那就要要做好心里准备。如果顾顺章要咬住你,你就反咬他。今后共产党终归要得天下,那时候我绝不会忘记你的功劳。”

鲍君甫动容了,他保证道:“不知我今后是否能看着你们得天下,但有你这句话,哪怕明天上刀山下火海,我也不后悔交你这个朋友。”

1951年,前中统特工鲍君甫被判死刑,申辩道:周恩来知道我的功劳

周恩来、陈赓离开后,鲍君甫与党失去了联系。在顾顺章的攀咬下,鲍君甫果然被投入了监狱。1932年,顾念旧情的张道藩将鲍君甫救了出来。在张道藩的推荐下,鲍君甫去往南京反省院工作,担任训导员。在此期间,他为某些叛徒办理过自首书,曾劝降姚蓬子并为释放他做担保。

抗战爆发后,鲍君甫被汪伪机关任用,表面上当了“高级间谍”。然而实际上,鲍君甫仍然利用自己身份,为抗日和共产党出力。当时,他在汪伪机关的感化院工作。据关押人员马元放回忆,鲍君甫对刑事犯人很凶,但对中共人员和抗日进步青年则很和气,从来不打骂。不仅如此,他还多次在职权范围内释放共产党人。

日本投降后,鲍君甫因汉奸罪被捕。但经过核查,他并没有出卖民族的利益,因此没有被追究。

出狱后,鲍君甫成了一个卖香烟的小贩,生活过得十分困苦。渡江战役后,南京解放,他依然以做小买卖为生。

镇反运动爆发后,鲍君甫因曾担任中统特务以及汪伪感化院院长而被捕。1951年,法院认为鲍君甫在国民政府和汪伪政府,都曾担任较高职位,而且从事特务工作,因此被判处死刑。

然而鲍君甫积极自救,他提出在解放前,自己曾为党做出过很大贡献。这一点,周恩来是知道的。

后来,他又想起了陈赓,他说自己曾与陈赓单线联系,陈赓是他的上级。时任市第一任院长的鞠华不敢怠慢,立即给陈赓发函。陈赓回答:

“鲍君甫确系1927年起与我党发生关系,1931年以前在工作上曾和我联系,在此期间对党贡献颇大。以后任伪中央感化院院长,据说表现不好,其他详情不知。”

陈赓这封回信,既肯定了鲍君甫为党做出的贡献,也毫不避讳他为汪伪政权工作的往事。但即便如此,陈赓的回信依然给鲍君甫带来转机。

1952年1月25日,南京法院认定,鲍君甫虽然从事过伪职,还当过中统特务,但就任院长期间,多次释放同志。观其一生,功大于过,因此予以当场释放。

鲍君甫出狱后,依然处于衣食无着的精魄境地。时任司法部副部长的陈养山得知此事后,想方设法给予了他一定救济。

1954年,鲍君甫以战友名义给陈赓信了封信。而陈赓也不忘诺言,他向李克农和罗瑞卿申请,为他每月发100元的补助。1956年3月15日,南京军区派专车将鲍君甫送到北京,和陈赓、陈养山、安娥等老战友见面。在陈赓的安排下,鲍君甫在北京游玩了3个星期。

周恩来得知了鲍君甫的境况后,让他当了文史专员,总算有了幸福和安稳的晚年。1970年,鲍君甫不幸去世。在弥留之际,他再三对儿女们说:

“我不是特务,不是叛徒,也不是什么内奸,我到底算个什么人,我自己也不知道,但周恩来是知道我的……”

对于这些藏于隐秘处的特工人员,作为昔日特科领导的周恩来自然不会忘记。因此在临终前的一刻,周恩来决定将这些埋藏在心底的名字一个个地说出来。而在其中,就包括他牵挂了很多年的鲍君甫。周恩来曾评价鲍君甫是功大于过,对这在我们党最危难的时刻帮助过我们的人,千万不要忘记了……

鲍君甫前后育有2子4女,都是普普通通的共产党员,在平凡的岗位上奋斗了一生。他们,都以自己父亲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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