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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将士后代联谊工作组：18612602848

来源：若谷美篇（节选）

宋任穷

宋任穷和钟月林

浏阳湾湾九曲河、 追随北斗毛泽东

中国革命的摇篮，天下第一山井冈山的西北方向，罗霄山脉北段，连云山川腹地，湘赣边界大围山，海拔1607.9米主峰七星峰，湘东第一高峰，是浏阳河的发源地。

山环水抱，朝案有情，“伏羲造琴瑟，女娲作笙簧”，韵乐合鸣，蒸腾天地之气。

古人眼中惟山最大，“地有山岳，以宣其气”，“山川有真性情，气势为先”，山脉就是中华人类祖先元气的凝结。

无论是气还是势，有着华南地区最全面的第四纪冰川地貌，冰窖、冰斗、U形谷等地质遗迹便于汇水，七星峰岭南岭北成为溪河开端，呈现浏阳河双源头。

宋任穷家乡

富饶美丽的浏阳河、祖荫之地与伟人毛泽东

浏阳宋家的一支支脉是元末明初，从苏皖北方一带迁移湖南湘东的。

始居时属凤阳府（明中都）今安徽凤阳县之地的宋家老祖，举族迁往湘阴石子涧，后因武功超群，辅佐明太祖朱元璋农民起义，开国有功，升授御林军锦衣卫正千户。明洪武22年家族居住在长沙东南、湘潭东北的湘潭昭山一带。

到了清代，湘潭韶山与湘潭昭山同属湘潭县第七都，直至清末。

1917年9月16日，在湖南师范就读的青年学子毛泽东与张昆弟、彭则厚从长沙徒步至昭山作社会调查，登古道上昭山畅谈理想、游泳、夜宿昭山寺1200年古银杏树旁。如今在毛泽东等登古道上昭山曾经休息处，建“伟人亭”以兹纪念。1918年春，毛泽东又与蔡和森沿洞庭湖南岸和东岸，经湘阴、岳阳、平江、浏阳几县，调查游历半个多月。

毛泽东与浏阳有过十余次结缘，使毛泽东十分熟悉浏阳的情况。毛泽东在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时，只要假期有空就会到浏阳进行社会调查，去过浏阳的普迹、道吾山、澄潭江荆坪和文家市铁炉冲等地。其中，1917年冬天，毛泽东等还在文家市深入田间地头、作坊和学校做了十余天的详细调查，到了必达学校和里仁学校，和师生们进行过深入的交谈，因而对文家市的风土民情、山水地貌有了较多了解。后来，他又往返于湖南和江西之间，多次经过浏阳，这为他以后在湘赣边界发动和领导秋收起义，并决定把起义部队带到文家市会师创造了必然条件。

连同其它调查游历，不仅使年轻的毛泽东切身感受到了社会的动荡，也加深了对中国国情的认识，感触颇深，对于改革社会、变换旧的思想道德和探求真理等问题，提出了他独到的见解，认识到必须用真理去宣传群众、发动群众，进行社会的根本改变。

作为客家后裔的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很有可能就在这些调查游历研究的过程中，对本文纪念的主人公宋任穷上将在湘潭昭山和浏阳的宋氏客籍家族古昔变化加深了了解。

而从秋收起义战斗过程看，浏阳也是秋收起义的主战场。

1927年秋收起义后，9月19日，毛泽东率领前敌委员会在浏阳县文家市举行会议，作出迅速脱离平江、浏阳地区，进入江西省，沿罗霄山脉南移，在敌人控制比较薄弱的山区寻求立足地，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的转兵决策起始因缘，也得益于毛泽东这些被称为“外婆家”文家市的早期湖南农村社会调查研究活动。

这些调查研究活动都可堪称中国革命与客籍人家族的奇缘，皆为秋收起义转兵井冈山做足了预先准备。

祖辈来自客家文化隆厚传承，湘潭昭山宋六世祖宋朝玉，字太璞，号少衢，明朝宏治五年（1492年）十月初十午时生，明朝嘉靖二十年（1541年）自长沙市捞刀河畔（发源于浏阳市石柱峰北麓）迁居浏阳西乡龙潭卜筑梅塘塅，是浏阳西乡龙潭宋氏的始祖。

最初，浏阳西乡龙潭宋氏一族每年要长途跋涉去昭山祠堂祭祖，辛苦劳顿。于是启焕公一脉于咸丰六年（1856年）聚集各房捐租献谷，在浏阳西乡龙潭建立自己的祠堂，分为上祠堂和下祠堂。该祠堂今为浏阳市龙潭小学校址，距离东北方向宋任穷故居出生地乌石垅村约5公里。

毛泽东故居、宋任穷故居与井冈山位置图。

毛主席故居，宋家祖上湘潭昭山，浏阳宋任穷故居。

以客籍人为主的客家文化有古汉文化活化石之誉，既继承了古代正统汉族文化，又融合了南方土著文化，是客家人共同创造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总和，包括语言、戏剧、音乐、舞蹈、工艺、民俗、建筑、饮食等方面。

长沙花鼓戏和《浏阳河》歌曲也含有客家文化的元素。

客家人在国际上都是很响亮的中华传人，客家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当中响亮的乡音。

移民文化与山区文化（堪舆学中各种砂形态）是客家文化的共性重要特质，特别表现在祖先崇拜、重教观念、寻根意识、开拓精神、以及奇特而丰富多彩的民俗风情等。

客家人有长期居住在丘陵地环境，夯土建设土木住房，耕读传家的共同特点：崇文尚武，教育子女，家里再穷，都要想尽办法要自己的孩子多念点书，习武护家；哪怕是小学毕业，要自己会看，会记帐，多少懂点文化知识。

清末民初，罗霄山脉处于动荡不安的战争环境。宋任穷出生在祖辈都是富裕的地主家庭，逐渐衰落的贫苦农民家庭，春夏秋季全家靠着父亲宋国珍勤耕苦作，冬天，全家大小用手工做鞭炮，日常经营一点自家“咸恒泰”商号小杂货，勉强维持生活。

宋家祖屋是典型的客家人丘陵地带、夯土建设土木住房环境。

宋国珍一家的贫苦生存状态体现了罗霄山脉客籍人家和客家文化的优良传统，尤其体现在他对子女的教育培养上，再穷也要想方设法让孩子们能够上学读书。

宋国珍的长子宋骏丞（派名绍崧，烈士）十岁时过继给家境好一些的族人家为孙，还为他请了私塾先生教书。从浏阳金江书院毕业后，考入武昌中华大学法政系，学过《法学讲义》、《洗冤录》、《大清律例通纂》等课程，奠定了他法治与民主的进步思想基础，后因军阀混战，交通堵塞辍学在家。再后曾出任浏阳金江高小校董，在家乡办学，1925年兼任德化初级小学校长。为了培养人才，便利农村儿童上学，他腾出自己家里住的房屋数间，并利用附近的寺庙和祠堂，先后在乌石垅、葛家园和芭蕉冲办起三所分校，在家订有上海的《申报》、《大公报》和湖南本地的报纸。

宋骏丞秉性倔强，忠直正义，遇不平之事，他敢于挺身而出。在当地因一件案子被传为美谈：侯家冲木匠王七晚上外出收账，回家途中被人谋财害命。县署认定凶手为其徒弟，将两个徒弟捕去审讯。大徒弟狡滑善辩，轻易骗过县署；小徒弟王润忠厚老实，屈打成招，被判死刑。大家都认为王润冤枉，但苦于无证据为他伸冤。宋骏丞根据乡亲们提供的情况深入调查，机智地获取了大徒弟留有王七血迹的鞋子，将人证、物证报到县署，终于重审查明大徒弟是真凶手，王润无罪释放。

宋骏丞和浏阳八大书院之一的金江书院旧址。

宋任穷还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因家境日渐贫寒，二哥和姐姐只读过一两年的书。三哥则一直务农耕田操持家务。

作为最小的弟弟，宋任穷是孩子里最幸运的，在自家读了几天初小，学会了珠算，还学会了笔算。宋任穷对上算术课的回忆，反映了客家家教教育的典型特征。

说宋任穷幸运，是因为他在自家无法继续供他读书后，还能受到大哥全家的眷顾，与大哥的两个孩子一起继续读私塾，主要学了《四书》《幼学琼林》《古文观止》等。1922年又一起都考进了前身是浏阳八大书院之一的金江高级小学。现已更名改制为浏阳七中。

浏阳七中、校内樟树林和中共浏阳县第一个党支部介绍。传统根文化与马列魂思想相结合

宋任穷来到了这所三年制的高小，走进了浏阳红色革命的摇篮。

这所学校有浏阳第一个党支部，集聚着陈昌（即陈章甫）、夏明翰、陈作为等一批鼎鼎有名的年轻共产党员和进步知识分子（上述三人均为烈士），陈昌也是贺龙接触的第一个共产党员。

1920年7月，毛泽东、陈昌等人在长沙创办了文化书社，利用进步书刊宣传新文化和马列主义。10月，受长沙文化书社毛泽东、易礼容的指派，陈昌回到浏阳西乡，在母校金江学校设立浏西文化分社，陈昌自任社长，正式展销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各种进步书刊。为解决浏阳对进步书刊需求量大而供书不足的问题，毛泽东还特别购制了一套梨木刻字印版送给浏西文化分社。

在高小读书时期，宋任穷深受陈昌、夏明翰等共产党员老师革命思想启发式的教育和熏陶，收获了许多很有人生哲理和社会深度的政治启蒙，“陈、夏等在讲课时，经常结合课文传播革命思想。这些进步教师的谆谆教导激发了我们的爱国热情，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革命的种子。”“懂得了中国要摆脱贫困，不受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欺负，独立富强起来，必须唤起民众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列强，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宋任穷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小小年纪的宋任穷在学校积极参加进步师生的各种活动，举着标语和旗子与同学和老师们一起上街游行，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列强，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的口号，唱着陈昌为他们编的革命歌曲《修路歌》。他勇敢地揭露和控诉北洋军阀对湖南的反动统治，14岁时便勇敢地写下了一篇题为《打倒省长赵恒惕》的自选题作文（檄文），得到时任进步校长黄普笙和老师们的赞赏，在校园内引起强烈反响。

金江高小进步力量的日益壮大，引起当局的惊恐和仇恨。次年春，当局威逼黄普笙、陈昌、夏明翰等一批进步老师辞职离校。对此，宋任穷等进步师生纷纷提出抗议，举行罢课。新任反动校长邱培钧对罢课事件进行了严厉追查，宋任穷因此遭到被开除的威胁，后因大哥出面周旋才得以保留学籍。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毛泽东开始布局湖南的革命，夏明翰和陈昌、陈作为（烈士）等一批早期共产党员，就来到浏阳西区的金江高等小学，他们在这里成立了浏阳第一个党支部也是金江学校特别支部，创办了浏阳第一所女子职业学校，培养了一大批教师和学生，在浏阳河畔播下了革命的种子，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红色殿堂。

后来金江学校的老师到全市各个学校去任教，把革命的思想带到了浏阳各地，夏明翰，田波扬（烈士）、潘心元（烈士），还在浏阳成立了第一个农村特别支部，推动了浏阳的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毛泽东还讲到他亲笔回复陈昌家属给他写信的事，就是陈昌的女儿陈文新，在毛泽东的鼓励下，陈文新成了我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代中国科学院的院士。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在文家市的老朋友陈绍休的孙女陈子江后来当上了山东大学的副校长，也是我们两院的院士。

因为宋任穷是陈昌和夏明翰培养出来的学生，毛泽东和他格外的亲切。长征路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军委领导人常常随同陈赓团长和宋任穷政委率领的辖三个步兵营、一个特科营、一个上级干部队，共1400余人的红军军委干部团一起行动。毛泽东著名诗词《忆秦娥·娄山关》就是在1935年2月中下旬，红军二渡赤水，再占遵义，由干部团上级干部队接替兄弟部队急行军一天走120余里，扼守娄山关，毛泽东在干部团指挥时所著。

1958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文物出版社刻印的大字本《毛主席诗词十九首》的书眉上对这首词批注道：“万里长征，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有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过了岷山，豁然开朗，转化到了反面，柳岸花明又一村了。以下诸篇，反映了这一心情。”毛泽东写这个批注距他作这首词已有23年之久，可见他对当年的情景是多么难以释怀。

加入共产党 、参加秋收起义

金江高小毕业后，宋任穷很希望到长沙上中学，但一人半年的学费和伙食费要四五十块大洋，家庭无力供养。不得已，曾想在中学找一个校杂工之类的差事一面干活，一面听课；也曾想到长沙的纺织厂做工，用勤工俭学的办法上中学，但是都没有成功。几经辗转，终于在二哥的帮助下，在家乡的忠恕小学帮助教学。他在教学时学着金江高小老师们的做法，多启发学生自己思考，态度耐心诚恳，和学生们打成一片，一起踢毽子、打球，上上下下反映都特别好。1926年，他便成为本地小学的正式教员。

1926年小学暑假期间，十七八岁的宋任穷加入了C·Y组织，就是共产主义青年团。秋季来临又转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青年时期的宋任穷。

宋任穷回忆说：“深夜，人们都睡了，关上门，在墙上挂一面党旗，新党员在党旗前举行简单而又隆重的入党仪式，人人都要念誓词，前面几句的大意是：‘革命，遵守纪律，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后面两句我记得最清楚，是‘严守秘密，永不叛党’。入党的事，对任何人都不能讲，包括自己的父母和妻儿。入党前后也读了一部分马列主义的书，我读过的有《唯物史观》、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入党前，他已经辞去了教师职务，担任了公开的区农民协会秘书长。入党后，他又积极发展新党员新团员。

1926年到1927年，在北伐战争和全国革命形势的推动下，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在湖南轰轰烈烈的展开了。湖南成为全国农民运动最发达的省份之一，浏阳又是群众发动的最为广泛、斗争最为激烈的县份之一。

宋任穷回忆那个时候的农民运动，说：“当时并不懂得什么大道理，而是农民运动的实践教育我们遇事一定要同群众商量，只有这样才能把事情办好，是农民运动逼着我们这样做的。”可见人民群众在老革命家心中的位置。

17岁的宋任穷先后任浏阳县冲和区农民协会委员长、区党委宣传委员兼共青团区特支书记。在浏阳县委和区委的直接领导下，他积极投身风起云涌的农民运动，组织带领农民打土豪，斗劣绅，分田地，在斗争中接受革命的洗礼和锻炼，区农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农民“减租、减息、退押”（有的地方减押）。

宋任穷非常崇拜毛泽东，全身心积极参加农民运动。晚年，他回忆毛泽东的时候说：“毛泽东称赞湖南的农民运动是‘空前的农村大革命’，说农民在几个月内就做到了‘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迹。’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是我们革命史上的光辉一页。”

井冈山斗争时期，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工农运动委员会秘书长欧阳晖烈士，1926年9月后，曾担任中共浏阳冲和区区委书记，宋任穷的大哥宋骏丞、二哥宋瑞亭都是这时加入党的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走上革命道路的。

1927年，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反动军阀何健，许克强一伙在湖南发动“马日事变”，7月15日汪精卫叛变革命，在武汉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进行血腥镇压。他们“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掉一人”。地方反动势力纷纷进行反攻倒算。被杀害的不仅是共产党员，还杀害了非党的进步群众以及无辜人民。就连剪了巴巴头（短发）的妇女，也被无辜的杀害了。宋任穷的许多农民运动战友们就是在那段时间牺牲了。白色恐怖笼罩湖南全省。

在这个特殊时期，被杀害的宋任穷的亲人就有他的大哥宋骏丞。

宋骏丞于1926年加入国民党，担任国民党冲和区党部执委，积极发动教师举办平民学校，宣传革命道理，冲和区农民协会成立时，他积极支持胞弟宋任穷任农民协会委员长。1926年，北伐军路过浏阳，宋骏丞积极宣传，发动群众送茶送水，夹道欢迎。不久，中共浏阳县委派欧阳晖到枨冲区任党支部书记，以农民特派员的身份，领导农民运动，在当地农民中威信很高。他敦请宋骏丞任农民协会秘书，协助他开展农民运动，宋骏丞慨然允诺，积极宣传，发动农民，打击土豪劣绅，因而被恶霸地主宋介藩和宋海滨等人视为眼中钉。

1927年马日事变后，浏阳的反动当局和土豪劣绅，率领反动军营和挨户团，在普迹、龙潭和蒜州一带，镇压革命群众，不少共产党员和农民协会骨干被迫渡过浏阳河，向马家湾转移。宋骏丞不顾个人安危，夜以继日地接待从普迹脱险的革命干部和群众。

7月2日，为了掩护从普迹脱险的革命干部和群众转移，浏阳县工农义勇军从北乡调派一个连，由宋任穷带领越过寒婆坳，到达马家湾包公庙后山上，宋骏丞立即发动群众烧茶送饭上山劳军，宋骏丞走到山下，还没有来得及与部队见面，突然枪声大作，从普迹方面来的大批反革命武装蜂拥而来，在敌我兵力过于悬殊的情况下，工农义勇军被迫转移，宋骏丞眼看无法追上，只好折回葛家园，不料被恶霸地主宋海滨窥见，宋骏丞在三房大屋被捕，敌人将宋骏丞五花大绑，把他带到马家湾中桥西岸，拷问他工农义勇军的去向。他大义凛然，视死如归，高呼革命口号，敌人吼令他跪下，他横眉怒目，硬是不跪，敌人用扁担猛击其腰，宋骏丞被打倒在地后高呼“打倒土豪劣绅！”和“农民运动万岁！”，刽子手残忍地用梭镖连刺他的颈背和腹部，顿时鲜血四溅，壮烈牺牲，时间是1927年7月2日(农历六月初四)申时，年仅37岁。1950年代宋骏丞被追认为革命烈士。杀害宋骏丞的凶手在土改中被枪决。

1983年5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给宋骏丞颁发了“湘烈字05463号革命烈士证明书”。

2007年12月26日揭幕的位于长沙市书院路革命陵园中的长沙革命烈士墙上刻有宋骏丞的名字。

连续三次的反革命屠杀洪峰，狂风呼啸，黑云密布，恶浪滚滚，湖南大地一片肃杀。乡村再也不宁静了，生活越来越苦，前途渺茫。身心滴血的农民们不知道农民运动往哪里去？

湖南社会政治空气和武装起义的惊涛骇浪，就要到来。

1927年，“马日事变”后，一天晚上，宋任穷突然遭遇到一次“反水”，十多名反动民团自卫队员把他给绑了，说：不要问为什么，枪毙了你再说。后来又改说不枪毙也可以，你去给我们十几个弟兄搞伙食钱来。宋任穷机智果断地与这些反动民团家伙们周旋，迷惑反动分子，在销毁了党的机密文件后，趁他们不防，猛地跑到山下，摆脱了这些坏蛋。为避免被人发现，绕道10多里处一个不易被人察觉的渡口，过了浏阳河偷偷回到家里，他对父母亲和三哥说，我回来只能向你们告别一下，马上就得离开，越快越好，不然有危险。父母亲和三哥见情况紧急，虽然不忍，也不好挽留，宋任穷从此长期离开了从小长大的家，全身心投入了党的革命事业。

宋任穷只身一人走了十多里路，赶回县城，找到了县农民协会，向县委作了报告。

在家乡呆不住了。县委决定他到军队工作，他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

到了7月，宋任穷所在浏阳工农义勇队第四团队，奉命与平江县一个团队一起，赶往江西南昌参加南昌暴动。可直到8月1日后，两支团队才赶到南昌附近的德安县涂家埠车站。南昌起义指挥部和省委地下党派人找到他们，通知他们城里提前举行了起义，现今起义部队已经退出南昌向南进发了，浏阳工农义勇队就不要再进城了，但也不要离开江西，等待下一步命令。

接到指挥部命令后，同在涂家埠车站的平江工农义勇队不愿意留下，返回了湖南平江。浏阳工农义勇队按照指挥部的指令留下，部队暂时驻扎在江西的修水和铜鼓县，接受了整编，但听编不停调，只接受党的命令。

当时整编的湖南工农义勇队第四团队，有近一千人，七百多条枪，下设三个大队，九个中队，另有一个直属特务连。整编后改为三团，团长是黄埔军校生苏先俊（叛徒），党代表是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元，烈士），参谋长罗纳川（烈士），文书由浏阳冲和区农协委员长宋任穷担任并兼任一大队二中队党代表。

驻扎在铜鼓的浏阳工农义勇队，因未赶上南昌起义，他们便打着贺龙所辖20军独立团的旗号，于1927年8月20日来到铜鼓，驻扎在县城西门萧家祠。萧家祠于2013年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旧址”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毛泽东就有为自己为他人改名字的喜好，而且都饶有深意。

宋任穷的原名和改名，共同体现了“家国同构”文化传统传承的家风，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初心魂魄的结合和传延升华。

人的名字，受之于父母，蕴含了父母对子女的期望、愿景和信仰，对每个人都是会有影响一生的意识形态大事。

“古者名以正体，字以表德。”“人如其名，名副其实”。

毛泽东就有为自己为他人改名字的喜好，而且都饶有深意。

从公开发表的毛泽东文稿书信来看，其所署名有毛泽东、毛石三、泽东、润之、润、杨子任等十余个不同的名字，大多为近音所致，如尽人皆知的“李得胜”。“李得胜”的谐音，即“离得胜”，意为现在离开延安，则今后得到延安，革命即将取得胜利。毛泽东还改字“润芝”，或写成“润之”，有时还写作“永滋”、“咏滋、”“咏芝”或简写成“润”。既灵活用之，又保持坚定之心。

毛泽东还将开国上将许世友名字当中士兵的“士”字，改成了世界的“世”字，其意义不言自明。

与毛泽东近音改名相似，宋骏丞的后代撰写的《宋运祁回忆录》也谈到“营长伍中豪帮他改名宋任穷。湖南话的‘韵’与‘任’是同音字，‘琴’与‘穷’的音相近，这个名字改得真好。”

为此，笔者专门请教了懂得湖南字发音的湖南本土人士。海云答曰：“任穷，长沙话发音：银锦。锦发第二声。音似‘韵琴’。长沙浏阳搭界，但十里不同音，仅为借鉴。”

显然，伍中豪改名字与毛泽东改名字有相同点，即“大多为近音所致”。此念想应为尊重、望怀原名，原字，原意，有着传统典型的古今训诂学、音韵学的字解比较方法深远寓意。

正因为音同、意同、字不同，就将革命文化崭新立意的名字“任穷”与传统文化受之父母的名字“韵琴”相结合了，而且意蕴相接，立场坚定，持之以恒。让人赞叹不已，忍不住点赞。

给毛泽东送密信、 转兵井冈山

参加八一南昌起义未果，中共浏阳县县委和改编后驻扎在铜鼓的三团团党委紧急派宋任穷和江西省委来的秘密交通员一起去南昌，向江西省委汇报和请示部队下一步如何行动。

此时，江西南昌全城戒严，城里的七座门，只留了一座供人出入，限时通行。城内外到处贴满了被杀害共产党人的告示，一片喊打喊杀声；赣江江畔堆满了人头，许多人暴尸在南昌德胜门外的乱葬岗上，无人认领，堆积如山。南昌城成了人间血肉炼狱。

无疑，在这种非常时期的危险环境下，与隐蔽在南昌城里的江西省委负责人取得秘密联系必然是异常困难的。

宋任穷执行的这一次与惊险死亡伴随的秘密联系江西省委的任务，取得了一封重要信件。这封江西省委的指令性密信，被后来的研究认为是关乎到秋收起义军命运乃至中国革命前途的极其关键、不可或缺的信件。

这封密信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危急关头，能够及时收到和送达毛泽东，宋任穷在其中起到了无可取代的独到作用。

不怕牺牲，向死而生，在关键时刻寻找到江西省委，这一过程可谓是一波三折，步步险恶。

南昌城成了人间血肉炼狱。

在接到去南昌寻找江西省委的命令后，宋任穷就跟着江西省委交通员出发，到了南昌城外，住在一个地下交通点。

南昌起义最后遭至失败。南昌城门口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戒备森严。交通员不让宋任穷进城，因为他说的是湖南话，非常容易暴露，便让他在城外等侯。交通员独自进城查了三天，结果省委所有的地下联络点交通员都去到了，仍然找不到人。

不得已，在交通员提出让宋任穷撤离南昌回铜鼓的浏阳团队去的时候，宋任穷认为，我的任务是要找到江西省委，领取秋收起义部队下一步行动路线的指示，现在连南昌城都没有进去就返回，上级和部队交给自己的任务没有完成，不能就这样回去。就算有再大的风险，自己在这个关键时刻也必须要进去闯一回，一定要想法找到江西省委，完成党交付的使命。

宋任穷说服了省委交通员，带着他亲自进城找江西省委，并答应说如果再找不到关系，宋任穷再出城直接回团队。

宋任穷和交通员在进城之前，相互沟通好，两人之间要距离50米至100米，如前面交通员停住，后面就不要往前走，时停时走宋任穷要随时看交通员的脸色或手势。

进到南昌城里后，两人又冒着极大的风险去原来江西省委的一些隐秘联络点转了一遍，还是一无所获，没有丝毫发现。

最后在南昌城内绳金塔附近一片很大的棚户区，交通员示意城里所有该找的联络点都没有人，你自己再找一找，如果还是没有就立即出城。

绳金塔是南昌城一个非常有名的唐代宝塔建筑，旁边有一条小河滩，路径狭窄，两边聚集着很多棚户商摊，河边是集市竹棚小竹楼，到处冷清污秽的情景严酷肃杀。交通员悄悄告诉宋任穷，这个地方是鱼龙混杂、各色人等出没的地方，说不定能够碰到需要找的人，但要看你的运气了。如果在这找完以后还是没有线索的话，那宋任穷就得离开南昌城了。

宋任穷之子宋京波

宋京波尽可能详尽地讲述道：“父亲当时18岁，是第一次离开湖南家乡到外省的一个省会城市，人生地不熟。在绳金塔附近棚户杂货巷子中仔细的走着，观察着四周来往的行人，时间过去了很久，还是没有发现什么。走在前面的交通员，在远处暗示宋任穷他已经无能为力，可以放弃了。

“就在这关键的时候，父亲决定，不能放弃，那就自己在这里再最后找一找，再走走看，能不能有新的线索。联络员在原地等待，如我父亲再找不到线索就在此处碰头出城。

“父亲独自走在纷乱的巷子寻找，突然看见老远有一个人戴着礼帽，穿着长衫，从远处沿着小巷走了过来。父亲脑海中突然浮现出一种感觉，似乎这个人有点面熟。可是按常理讲，我父亲是第一次来到南昌城，不可能在这里遇到什么熟人的。是不是自己心里太过于想了？可是不能失去这样稍纵即逝的机会呀！这可是自己南昌一行中找党接头的最后机会了。

“父亲快赶几步跟上前，想辨认清楚时，那人有所察觉，就侧身低头往后扫了一眼，立刻拐到另一个小巷子里快步走开了。

“在这人拐弯侧面回眸的一瞬间，我父亲脑子里电光火石般一个人的面孔清晰闪现出来！

“这个人是共产党员刘士奇（红军将领，烈士，井冈山时期总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刘士奇任常委）。父亲为何会认识他呢？父亲在做农民运动时，冲和区农协会曾请过共产党员来讲课，有一次就是请了时任共产党湖南省委委员的刘士奇到农协会来讲课。

“彼时刘士奇虽不认识宋任穷，但宋任穷却听过他在农协会上的讲课，知道他是一位领导湖南农民运动的领导，所以对他的面孔记忆深刻。”

在这看似已是最后坚持的一瞬间，却使得中国革命总能在关键时刻的努力下寻求转机的到来。

刘士奇烈士，先后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红二十五军政委、红四方面军东路军司令、红二十七军军长等职，中央苏区党和红军的重要领导人之一，被张国焘的“肃反政策”错杀，年仅31岁。

宋京波接着说：“可是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之下，父亲又不能光天化日之下，当众就贸然跑过去与刘士奇相互确认各人的身份。

“父亲在其后面不远处紧跟着他，刘士奇确认有人在后面跟随他，便加快了脚步突然又是一拐，从竹梯子上到了一个小竹楼的二层，撩开竹帘子就进去了。后面的父亲也决定无论如何跟着进去，可上到小竹楼二层一看，却见不到人了……

“这时，内里一间门帘掀了起出来，一个貌似店小二的人，问我父亲是来喝茶的吗？还是找人？

“我父亲宋任穷从那人撩起门帘的一瞬间，就看到原来帘子那边不是一个房间，而是又有一个下楼的楼梯，我父亲想那个礼帽长衫的人一定是从那边楼梯下去走掉了。

“父亲猜出这里一定是一个地下党的联络点，这是他此行最后一次机会了。于是就冒险直接说，我就是来找刚才进来的那个人的。

“貌似店小二的人说，你是谁，为什么找他？你认识他吗？宋任穷就直接说，自己是浏阳工农义勇军团里派来和江西省委联系的，我是共产党员，刚才那个人是刘士奇，曾经在浏阳农协讲过课，所以我认识他。我必须要通过他找到江西省委，汇报浏阳团队的实力情况和领取省委的指示后，立刻返回团队。”

这里有一个画外音：对陌生人公开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弄不好那可是要被杀头的。当时的宋任穷已经什么都不顾了，急了眼，不要命了，不怕被杀头了。这就是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对完成任务的坚强意志和灵活智慧。

刘士奇与毛泽东妻子的妹妹贺怡结为了夫妻。当时贺怡是赣西特委的妇女部长，在这些革命情谊当中，刘士奇就与毛泽东成为了“连襟”。

“那人听完后，问了父亲现在住在哪里，之后说，他会把这些话转达的，让父亲先回驻地等候通知，明天会有消息。

“在当时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情况下，在无法完全确认对方真实身份的情况下，没有接头暗号这一举动无疑是十分危险的。因为即使是认对是刘士奇本人，那也是一年多前的情况，也不知此人后来是否被捕过，现在情况如何？时间和情况都不容再迟疑，只能冒险一搏了。

“万幸的是，这次宋任穷在绳金塔棚户区商摊的寻找和小竹楼上的冒险成功了。后来，宋任穷在驻地得到了省委的通知，成功与刘士奇和江西省委对接上。并由此联系上了参与南昌起义的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将浏阳工农义勇团队的人员、实力详细布署情况汇报给了他，寻求江西省委的指示。

“汪泽楷用药水写了一封密信，让我父亲不用回铜鼓部队了，直接去完成另外一个任务，带密信直接前往江西莲花厅（江西学子会试之地）一带，一定要亲手交到毛泽东委员本人手上，因为毛委员会带领秋收起义部队由湖南前往江西攻打莲花县城。

“就这样，宋任穷怀揣密信出了南昌，一个人晓行夜宿经过一路的关卡跋涉，几次遭遇到险情，但都机智摆脱了。于9月21日经江西高安到了上高。次日下午，在当地老百姓那里得知，浏阳的工农革命军离开铜鼓后已向莲花厅（县）方向进发。”

汪泽楷。时任江西省委书记的汪泽楷应邀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前委扩大会议。

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宋任穷单人单飞冒着极大危险，终于联系上江西省委；时任江西省委书记的汪泽楷，让宋任穷带口信和一封密写信件给秋收起义部队的总指挥毛委员。毛泽东也正是在莲花县宾兴馆听到了口信和看到了这封宋任穷送达的密信后，明确了由莲花经永新、宁岗进军井冈山，从而建立了第一个中国革命的根据地，拉开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序幕。

9月26日，在南昌临时驻地与江西省委交通员分手后的宋任穷赶到了莲花县城。他在街上碰到了原浏阳工农义勇大队一些认识的人，由他们带着去见了原中队长欧阳晖（烈士）。来不及寒喧，宋任穷立即由欧阳晖领着来到师部。师部参谋听到宋任穷带来了江西省委的密信，就立即带他到设在莲花宾兴馆的起义军前委所在地。

“当时正是中午饭时，团部原要父亲吃了中饭后再去见毛委员，但父亲说一定要立刻把信送到毛委员手上。”

此时，毛泽东正在莲花宾兴馆召开前委扩大会议。会上和其他人一再争议下一步的行动方向和路线。

师长余洒度（后叛变），团长苏先俊（后叛变）等极力主张现在已经打下莲花县城，就应该按湖南省委意见率部先占领浏阳再攻打长沙。他说作为军人就应该和敌人正面对战，如果躲到农村，那不就占山为王落草为寇？起义军前委书记毛泽东认为浏阳、长沙一带敌人军事力量强大，现在还打不下来，所以不同意这个意见。

但余洒度、苏先俊等以必须执行湖南省委的意见为由，各方对此争议不断。

此言让在会的伍中豪（烈士）很是生气，他当即拍桌而起，说：“我军已经疲惫，士气很是低沉，长沙敌患已有所防范，如果还要强行攻打长沙，恐怕会全军覆没，前敌总指挥的建议是正确的，我赞同！”

在要听从湖南省委意见的前提下，毛委员不得不同意率部回湖南，部队第二天出发。但不是回兵浏阳长沙，而是到接近广东的湘南汝城一带，前去等待与南昌起义失散的部队汇合。

到中午时，前委会终于定下了第二天秋收起义的部队，由莲花出发开往湘南，等待接应南昌暴动失败后由广东撤回的起义余部的行动计划。就在此时，参谋进屋向正在开前委会的毛泽东书记报告，江西省委派人来要亲手送交毛委员一封密信，于是毛委员说暂停会议，请大家等一会儿，于是走出前委会议室，来到外面天井的厅堂中，健步走到了怀揣江西省委密信的宋任穷面前。

毛泽东身材修长，一身布衣布裤，目光炯炯，镇定自若，亲切地拉着宋任穷的手，细心听他汇报。

百年感慨与传承。

宋京波回忆着父亲说过的往事“父亲向毛委员报告，我是宋任穷，江西省委有一封密信，说这封信关系到起义部队下一步的前途很重要，让我一定要亲手交给毛委员。

“毛委员十分亲切的问父亲，你见到了江西省委的的什么人？父亲回答，我见到了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他让我带密信给毛委员，一定要亲手交给毛委员。毛泽东说，‘哦，汪泽楷我认识的。’

“父亲接着说，我还见到了刘士奇。

“我父亲是第一次见到毛委员，先向毛委员口述了汪泽楷代表省委的口信，大意是：毛委员带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已经离开铜鼓，你往莲花厅方向去找带领起义部队的毛委员，请告诉毛委员，在罗霄山脉中部宁岡一带有一支百余人的武装，有几十条枪，里面有共产党员掌握，可带队伍到那里和他们汇合，具体情况可看密信。密信要放在清水中，字迹就可显现出来。

“宋任穷向毛委员转述完江西省委的口信后，就从伪装成浏阳烟花要账的账本中抽出一张白纸，递到毛委员手上，并说，这是江西省委的密写信，放入清水中浸湿后，就有字迹出来，但过几分钟后字迹就会慢慢消失。

“在天井厅堂的毛泽东立刻叫参谋端来一铜盆清水，毛泽东将白纸轻轻放入水中浸润，字迹果然就浮现了出来。毛泽东仔细看完信后，沉思了一下，转身面对宋任穷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说，很好！你很好的完成了这次的任务，你先回团部休息吧。

“就在要离开之时，我父亲从身上的盘缠中拿出所有的四十几块银元双手交到毛委员的手中，说，这是江西省委汪泽楷给我此行的路费，现在任务完成了，我将这些全部交回给组织。

“接着又把身上剩下的所有几十个铜板，摸出来一个不剩的全部再次交到毛委员手上。毛泽东接过钱后，仰起头看了看天，若有所思，然后对宋任穷再次说，你的任务完成的很好，你先去休息吧。

“之后，毛委员就走回前委会议室，继续召开之前中断的前委会。”

在前委扩大会上，毛委员向另外四个委员传达江西省委的指示，说我们应该出发前往宁冈。然后表明了自己同意江西省委指示的态度。

对此，余洒度表示了疑问：“刚才你还说同意去湘南抢占湘粤大道，迎接南昌起义从广东返回的部队，怎么现在转眼又说去宁冈了？湖南省委的意见不是让部队返回湖南吗，怎么说变就变？也不知道下次还要冒出个什么地方来。”苏先俊也是一脸的不高兴，说路是越走越窄了，抵触情绪非常大。

会上，毛泽东按照江西省委的指示转兵井冈山的意见，立即被余洒渡、苏先俊指责为“朝秦暮楚，毫无定见”。

毛泽东为了顾全大局，苦口婆心地做几个前委委员的思想工作，说：党的“八七会议”明确规定，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部队，走在哪个省的行动，就要听哪个省委的指挥，这是中央会议的规定。江西省委是依据八一南昌起义后变化了的情况重新做出来的决策。我们现在在江西境内，我们就应该听取江西省委的指令。

毛委员一再说服大家同意，转兵井冈山的决策应运而生。部队第二天就离开莲花县城，向罗霄山脉的宁冈开拔。

秋收起义态势及转兵井冈山路线图。

权威研究结果认为：1927年9月26日，事实上已经成为秋收起义队伍、江西省委与中央特派员和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之间唯一一位起到“信使”“交通员”身份作用的宋任穷，在八一南昌起义和攻打长沙的秋收起义纷纷落败之时，把时任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用药水写的信，交给了正在莲花县宾兴馆里的毛泽东。尽管信的内容只有毛泽东一人知道（另外还有宋任穷转述的汪泽楷的口信内容佐证），且这封信也没有保存下来。

但从毛泽东在莲花接下来的一系列活动来看，这封信的内容为毛泽东实现革命理想志向，打破党内党外军内军外重重叠叠的叠加阻力，立即作出转兵井冈山，以农村包围城市，建立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决策；这在八一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两大起义军队伍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仅剩残留的秋收起义部队走向哪里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秋收起义工农队伍转为井冈山工农革命军的下一步行动扫除了障碍，指明了方向。

客观的说，基于这封密信和口信，莲花县及宾兴馆既是秋收暴动的终结点，又是革命力量以城市为重点而转向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战略性转折点；既是毛泽东转兵井冈山决策的发源地，又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的起始地。

可是不能低估单一一位“信使”“交通员”的作用。在极度缺乏有线和无线通讯便利条件下，在中国革命创建自己军队的初期实践过程中和残酷的战争环境下，有时单一一位“信使”“交通员”的作用能量会超越千军万马。

年仅18岁的宋任穷，就作为一名“信使”“交通员”，独自完成了这次对中国革命都具有重大助推影响作用及能量的任务。

亲历三湾改编

当9月29日秋收起义部队到达永新县三湾村时，1500人的起义部队已不足千人，3天行军中开小差离队的人数超过三分之一，而且官多兵少，部队思想混乱，组织纪律性差……

当天晚上，毛泽东召开了前敌委员会议，决定在三湾村搞改编。

从9月29日至10月3日的“三湾改编”，正式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

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缩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全团为团部和一、三两个营不到800人。
党支部一改以前设在团以上，改为支部设立在连上。

毛泽东创造性地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官兵平等”等一整套崭新的治军方略，从政治上、组织上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初步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及旧军人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是我党建设新型人民军队最早的一次成功探索和实践。

军队内部加上民主制，在团营连设立各级士兵委员会，政治上官兵平等，经济上加强民主管理，参于部队经济和伙食管理。

在军队内部实行民主主义这一新生事物给当时的士兵群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几十年后他们回忆起这段历史仍然记忆犹新。

正是“三湾改编”确立了“支部建连上”和“士兵委员会建在连上”的政治原则与民主制度，对于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用民主主义制度摧毁旧军队的管理基础，起到了开创性的重要作用，奠定了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建军的基础。

“三湾改编”确立了“支部建连上”和“士兵委员会建在连上”。

宋任穷作为参与者、见证人，在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亲身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举世闻名的“三湾改编”。在这次改编后既担任了党代表，又担任了士兵委员会主席。在改编的效果上，他是很有发言权的。

他曾很仔细的着重对士兵委员会的情况做过回忆：

“我在营里担任士兵委员会主席，士兵委员会是选举产生的。按选举名额，由连里选出一些委员来，三个连的委员组成营士兵委员会。士兵委员会没有设立什么机关，没有专职办公，只是遇事开会研究。士兵委员会是党代表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士兵委员会的工作，主要放在连里面，一个是政治民主，一个是经济民主，分伙食尾子，管理伙食，管理经济。那时来自旧军队的军官很多，打人骂人的军阀习气严重，士兵委员会就同他们那种旧习气作斗争。”

“三湾改编”，使党的组织在部队形成了系统，加强了党的领导，开始改变了旧式军队的习气和农民的自由散漫作风，部队面貌焕然一新，凝聚力、战斗力空前提高。党支部掌握了基层，党对军队领导的制度得以确立。

“三湾改编”实行的民主主义制度，士兵群众的利益得到了保障，有了当家作主的感觉，革命热情大大地激发起来，对部队建设的责任感也明显加强了。部队中出现了一种官兵一致、上下平等的新型官兵关系。

10月7日，毛委员率领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北麓的茅坪，与袁文才（党员）的部队汇合，开始了创建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10月27日，毛委员率领红军登上井冈山来到茨坪，与王佐的部队汇合。这一天后来被定为红军所建立的第一个革命根据地的纪念日。

1928年1月2日，为策应万安暴动，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冒着严寒向遂川县城挺进。

1月5日在大坑河与敌军打了一仗。清晨战斗打响，工农革命军在毛泽东、张子清（中国工农红军早期著名将领）、伍中豪的指挥下，立即向敌人发起猛烈的冲锋。

工农革命军第九连战士奉命追击这股敌人，他们发扬勇敢顽强的战斗精神，乘胜追击，渡过齐腰深的河水，忍受刺骨的寒冷向敌人冲去。

工农革命军在大坑打垮敌人后，乘胜向县城挺进，当日即兵临城下，乘胜占领遂川县城。井冈山斗争时期，红军曾经三占遂川城，这次是第1次占领之仗。

宋任穷参加了这次打遂川的战斗。

三湾改编旧址，永新三湾村；遂川城、宁冈新城战斗遗址——天子地旧貌。井冈山—天以新为运，人以新为生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开国将士后代）：开国上将宋任穷诞辰115周年专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