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于思考的张爱萍:看到一系列丑恶现象,他会说,难道这就是我们革命的目的?

《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

勇于思考的张爱萍:看到一系列丑恶现象,他会说,难道这就是我们革命的目的?

 

勇于思考的张爱萍:看到一系列丑恶现象,他会说,难道这就是我们革命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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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这本书首版是在2009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作者是张胜。
当时这本书轰动一时,可以说是洛阳纸贵。很多人把它看成是给张爱萍将军写的一本传记,我当时也这么看。今天重读,我有了改变,我认为主要还是两代人的对话,恐怕这也是作者的初心。作为开国上将张爱萍之子,张胜是红二代,但是他和一般的红二代有很大的区别。
2013年他在“三联版”的序言中,说了这样一段话:

今天的网络为普通人提供了主张自己意志的平台,中国思想界、学术界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新的史料,新的视角,新的立论不断涌现。这些都在提醒我,需要重新审视自己这本书所涉及的那段历史,包括对书中的主人公——我的父亲,他的经历和信仰的思考。随着时光的流失,当年的伤痛会渐渐平慰,回首往事,心态会渐渐平和,对人对事会变得更为宽容。当然这不等于说忘记苦难,忘记罪恶,忘记作家的社会责任。视角是随距离而扩展的。

这段话,我认为是他写这本书时候的一个最根本的诉求。我建议大家关注到“忘记苦难,忘记罪恶”这样的论述,听惯了不忘功劳的话,这些话听起来就有反思的味道。
 

勇于思考的张爱萍:看到一系列丑恶现象,他会说,难道这就是我们革命的目的?

张爱萍与儿子张胜合影

儿子给父亲写了这样的简历:张爱萍,1910年生人。15岁投身第一次大革命的洪流,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开国上将。他是皖东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者;新中国第一支海军部队的创建者;我军首次陆海空三军联合登陆作战的前线司令员;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总指挥。“文革”中被关押五年,复出后因抵制“文革”错误第二次被打倒。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成为我国国防科技工业和两弹一星事业的领军人物。官至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
这些都是职衔,要说是一个人,他特点突出。他的座右铭是:“勿逐名利自蒙耻,要辨真伪羞奴颜!”毛泽东说他:“好犯上!”叶剑英说他:“浑身带刺!”邓小平说他:“军队中有几个人惹不起,你张爱萍,就是一个!”
张爱萍在战争年代是立过大功劳的人。在建设年代,他也立过大功劳,不说别的,我们说两弹一星,他是总指挥。我们都知道,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是在1964年的10月16号,但是在这次爆炸之前,1963年的5月到11月进行了七次局部的缩小尺寸的分解爆轰实验,接下来又进行了若干次的试验,每次实验都是张爱萍亲自指挥,当然他的后面是周恩来和毛泽东。
9月22日,周恩来向毛泽东、刘少奇和政治局常委们汇报了首次核试验的准备工作和试验方案,会议作出了早炸的明确决定。当时也在考虑会不会失败,总理问张爱萍,万一不响,今年能再做一个吗?张爱萍回答,要隔两三个月。周总理说,只好等明年了,不响外面也不会知道。但也要准备不响。原子弹,是用来吓人的,不一定用,但是既然吓人就早响。当时也要准备好响了以后马上有人报复,虽然不是一定遭报复,但是也做好准备,所以张爱萍当时肩上挑的担子很重。我们塔院的孩子写到这一段,张爱萍说,只要响了,就是成功。以至于张胜后来问父亲,你紧张吗?张爱萍回答,紧张,比打仗还要紧张一些。
在这本书里也讲到了当年的战争,讲到了首长和战友们,也讲到了和彭德怀的关系,特别是讲到了1959年的庐山会议。但是我想尤其要注意到的是,张爱萍是一个勇于思考的人,也是用于否定自己的人,而且还是一个站直了说话的人。
 
比如他说:
 

我就是看不惯有那么一批投机分子,人家在台上的时候拼命巴结,出了问题就落井下石。从什么时候起,我们共产党内搞成了这种风气!

 
当然他也会检讨自己,常常说到自己的问题。他看到一系列的丑恶现象的时候,他经常自言自语地说,难道这就是我们革命的目的?儿子对父亲也是逐渐深化认识的。他评论自己的父亲说,我觉得父亲真的是老了,他已经不能敏锐地洞察周围的政治气候了,他显得是那样的固执,那样的天真,那样的不合潮流。
张爱萍曾经说过:中华民族振兴的路还很长,我们只是开了个头,做得怎么样?能打几分?要由后面的人来判定了。
不是说所走的路都是正确的,所做的事都是伟大的,而要后人打分,这样的认识很难得。
十四大以后,组织上准备任命张胜为总参作战部副部长兼战役局局长和战略研究室主任,张胜考虑再三,要求退出现役,他认为尽管他对部队非常有感情,但是人生还有更值得他去追求和珍惜的东西。军委首长打电话给张爱萍说,我们的子弟在部队的不少,但是像张胜这样从一个兵当起的怕是也不多,他在工作中是有建树的,这次是重用,他执意要走,老首长知道吗?父亲长叹一口气回答说,人各有志,随他吧!
两代人有一脉相承的东西。
张胜想为他父亲写一本传记,但不是为父亲树碑立传,而是总结父亲的一生,也找出他自己人生前进的道路。
长征的时候,刘少奇是军团政治部主任,下部队了解情况,张爱萍回答说,就是一个想法,要走到哪一天?走到哪里去?那时候没有长征的说法,刘少奇说,我们是要找一个能建根据地的地方。所以只是向前走,争取找到一个根据地。
实际上,张爱萍在他的晚年发现,似乎还是走了一个圈,回到了原点,现在还是要向前走,走到自己灵魂的根据地去,张胜也是这样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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