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江苏小伙觉得父亲不简单,特求证,国安领导:汇报中央部委

暴龙历史记

“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不知道该刻些什么上去。”

这是前两年,笔者去北京西山的无名英雄广场,那里的一位工作人员跟我说的话。在广场的花岗岩上,镌刻着846位红色特工的名字。当时,我很好奇,为何上面会留下一部分空白。于是,工作人员非常感慨地跟我说了上面那句话。

他告诉我,留白是为了方便今后随时增补。为了查出那一个个代号后的真实姓名,解密出更多特工,相关工作人员一直在努力。

但这项工作并非易事,原因有很多,比如:

第一个原因,组织没让他们公开,他们死都不会说,哪怕是对妻儿。

比如,我军王牌特工阎又文身份的彻底公开,是在1997年。那一年,中央调查部老部长罗青长,在看电视时,发现阎又文被塑造成了反派形象。于是,罗部长亲自登报证明:阎又文是咱们的特工。而阎又文其实在1962年就已经病逝,至死他都没对儿女透露过自己的真实身份。

第二个原因,有些特工根本不知道自己的上线叫啥,更不知道自己隶属哪条情报线。以一些军迷朋友的话来说: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牛?

这第二种情况,真的可能吗?本期,笔者要跟大家说,正是这第二种情况:2001年,一位86岁老人的身份公开,曾轰动一时。

一:小伙越想越觉得老父亲不简单

2001年,一个名叫姚一群的江苏年轻人,在单位听了一场讲座。说起来,这次讲座的规格相当高。因为应邀前来讲座的,是我军王牌特工沈安娜。

沈安娜是谁?大家可以看看下面这张照片:

可以说,这张照片记录下了蒋介石很“尴尬”的一幕。这张照片,拍摄于1948年4月,蒋介石正在大礼堂“侃侃而谈”。而就在他左边不远处,坐着的那位女速记员,就是我党特工沈安娜。

沈安娜潜伏在蒋军高层十多年,被称为“按住蒋介石脉搏的人”。军界有一种说法:因为沈安娜的存在,蒋介石上午说的话,下午延安方面就能知道。可以说,沈安娜的一生就是一部特工传奇。

建国后,因为在隐蔽战线功勋卓著,沈安娜进入国家安全部,担任司局级干部。1983年离休后,沈安娜担任国家安全部咨询委员,享受副部级待遇。

这么厉害的国安领导到单位来讲座,坐在台下的姚一群和同事们,自然听得非常认真。但听着听着,姚一群发现:沈安娜讲的一些代号,自己好像曾经听说过。

等到讲座结束后,姚一群还一直在回想。后来,他明白了:这是老父亲姚子健,多年前曾跟自己提到过的。姚一群突然意识到,86岁的老父亲年轻时,可能并不像他了解得那么简单。

想到这一层,姚一群匆匆赶回了家,见到了父亲姚子健。为了搞清楚父亲的情况,姚一群特意跟沈安娜取得联系,希望沈老能见一见父亲。沈老一听,欣然同意。

于是,一次特殊的见面,被安排在了北京。在姚一群看来,这次见面仅仅是为了求证父亲的一些零星记忆。但让他没想到的是,沈安娜在和姚子健谈了没多久后,竟表示:我要立刻汇报给中央国家安全部委。

数日后,经中央部委确认,姚子健的身份,彻底解密。正是因为这段历史的被揭开,作为儿子的姚一群才知道父亲年轻时有多牛。

二:姚子健到底是什么人?

姚子健是江苏宜兴市徐舍镇人,1915年出生,他的父母在镇上开了一家茶馆。应该说,比起当时大多数吃不饱饭的人家来说,他家条件还可以。

小学毕业后,姚子健被送到上海的学校读书。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时,姚子健刚满16岁。他和同学们走上街头请愿,呼吁政府要有所作为。令人痛心的是,学生们这样的行为却被视为捣乱和煽动。一开始,当局劝学生们回教室上课,到最后见劝不住,索性把这所学校给关了。

没办法,姚子健只能回到老家。因为好歹读过一些书,他在镇上谋得了一个小学老师的职务。在当时来说,这样的工作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父亲也总劝他:要好好保住这个饭碗,别再出去闹事了。

但姚子健在老家待不住,在学校搞爱国学生运动的一幕幕仍在眼前。于是,他每天从报纸上查看各地的消息,寻找机会。

1933年年初,机会终于来了:姚子健在报纸上看到,国民政府中央陆地测量学校在招生。姚子健认为要报国,就得学个一技之长,于是选了一个印刷测绘专业。之所以会选这个专业,是因为早年干学生运动时,他就在团队里负责印刷宣传工作,对这个比较感兴趣。

就这样,18岁的姚子健又背着行囊,离开父母,到上海求学。在学校的时光过得很快,姚子健的测绘、制图、印刷技术,都是一流的。每天,他都像个“书呆子”一样,一头扎在学校里求学。

而就在这时候,一个“贵人”的出现,彻底改变了姚子健的人生。此人名叫舒曰信,是我党在上海的一位地下工作者。舒曰信是姚子健的同乡,早年就相识。

再见面,姚子健听说舒曰信已经入了党,便请求:“我也想跟你们干,你帮我跟你们的组织说一下,看能不能也让我加入!我啥都能干!”

舒曰信了解姚子健的为人,但当时他也只是个刚加入组织不久的年轻人,只能先答应他去找组织问问。就这样,在舒曰信的搭线下,姚子健见到了当时负责上海地下工作的骨干鲁自诚。

当时的姚子健,还只是初出茅庐的一个进步青年,初次见到我党骨干,自然紧张地很。但鲁自诚毕竟是个隐蔽战线的老同志了,他一眼就看出这个小伙子将来必有大用:

一方面,他学的是技术性专业,是国军亟需的技术人才;另一方面,仅凭经验,鲁自诚就发现姚子健是个脑子活,胆大心细的人。像这样的人,不干情报工作,那可就太可惜了。

于是,鲁自诚对于姚子健的请求加入,欣喜不已。他亲自为姚子健做入党介绍人,并亲自给他安排了任务:毕业后,进入国民政府工作,我为军获取有利情报。

也就是说,从这一刻开始,姚子健就已经成为一名真正意义上的红色特工了。1934年春天,他以优异的成绩从制图班毕业,被分配到南京国军参谋本部陆地测量总局工作。刚进单位,姚子健兴奋不已,每天都寻思着从哪里捞点情报给组织。

但遗憾的是,他那个部门负责的是一些普通测绘图,对我军情报价值不高。而与此同时,国军又在1934年前后,在各地加紧“剿共”。战友在前线流血,自己身处的敌营岗位又不合适,19岁的姚子健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

思来想去,姚子健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向上级要求换岗位。他称患了眼疾,测绘工作已经不适合自己,目前只能做一些文书类的工作。而后,他又通过上下打点,硬是进了一个看起来很“清闲”的部门。而这个部门最大的工作职责,就是:保管军用地图。

可能有朋友会觉得,这个工作有什么用?关于这一点,笔者要先给大家普及一点:在那个年代,军用地图是非常珍贵的资源。因为测图人员、测图技术的有限,哪怕是到解放战争时期,我军仍然有很多场战役,是在军用地图缺失、不专业的情况下打下来的。

国军的军用地图情况,显然会比我军好一些,但依旧也是珍贵的。一般情况下,国军的作战单位如果要用到地图,都需要到参谋部门来申请、领取。而每个作战单位领了什么地图,都是绝密的:毕竟,用了什么地图,其实就意味着这一地区可能会有行动。

而彼时的姚子健,恰恰就是负责保管、分发这些军用绝密地图的。因此,每一次有国军部队派人来领一张地图,姚子健就会暗暗记下他们的番号。因为同样的地图不止一张,他也会偷走一张同样的地图。

获得这样的情报后,姚子健都要坐火车从南京赶到上海,把东西交给他的上线。每次姚子健都是选择在周六晚上出发,第二天一大早就能到达上海。

他会拎一个小手提箱,把情报藏在皮箱的夹层里,再用书和衣服盖上。因为身着国军军服,一路上也没几个列车警敢随意查他,所以他的情报总是能及时、安全地送到“上线”手上。

就这样,从1934年到1938年,整整4年多的时间,经姚子健之手传出来的军用地图、情报,被源源不断地送到前线。而在此期间,姚子健经历了好几个“上限”:

第一个,是同乡舒曰信。两人比较熟,算是知根知底。但是舒曰信从来不会告诉他,自己的上头又是谁?

第二个,是一个姓沈的女情报员,她是舒曰信的妻子。舒曰信不方便来时,就会派他的妻子前来取情报。而此人,正是前文说的王牌特工沈安娜的亲姐姐沈伊娜。

第三个,是一位“熊先生”。这位“熊先生”也从未告诉过姚子健自己的真名,姚子健知道这是组织纪律,所以他从来不问。

为什么要换人,姚子健不知道;后来,他再也没有见过沈伊娜,她去了哪里,姚子健不知道;自己属于哪条线,是华中局还是华南局,他也不知道。

1938年后,由于抗日形势严峻,“熊先生”告诉姚子健:“立刻前往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报到!”姚子健甚至都来不及跟测绘局打招呼,就去了香港。此时已经是国共合作时期,他又是专业人才,如果能由香港去延安的话,定能帮上大忙。

于是,在香港办事处,姚子健领到了两张便条。两张便条的内容都是:

“姚子健有抗日热情,已经为党工作多年。”

这两张便条的落款,都是“小开”。拿到便条,姚子健很清楚:“小开”和“熊先生”一样,都是一个代号。直到多年后姚子健才知道,“小开”就是我党特工骨干潘汉年的代号。

这两张便条,分别是写给陈云和林彪的。当时,陈云在延安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林彪担任抗日军政大学校长。有了这两张便条,姚子健在延安就能被认可了。

此后,姚子健进入军政大学学习,后又参加了中央组织部培训班。建国后,姚子健先后在工业部雷达局多个部门工作,直到离休。

三:与沈安娜的见面后,很多事就清楚了

与沈安娜的见面,86岁的姚子健搞清楚了很多问题。

第一个问题,沈安娜告诉姚子健:“老哥哥,你的这段经历,应该属于中央特科!”

说实话,听到沈安娜这样说,无论是姚子健还是其子姚一群,都是极为惊讶的。周总理一手创建的中央特科,无论是在当年还是今时今日,都是一个极为特殊、极为了不起的存在。但同时,它又是如此神秘。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期间,蒋介石丧心病狂地提出:“宁可错杀一千,不许漏网一个”,整个上海乃至全国,都陷入了一片白色恐怖下。

在这危亡之际,29岁的周恩来带着陈赓等人,毅然成立了中央特科。从一开始,周恩来就定下了特科存在的目的:保证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收集掌握情报,镇压叛徒,营救被捕同志和建立秘密电台。

为了实现这些,仅在特科成立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租界、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南京各国驻华使馆等国军要害部门,都是我红色特工的“活动范围”。姚子健这条线,是其中一条,因此我们可以说,他的最高上级是周恩来。

姚子健搞清楚的第二个问题是:曾经的上线沈伊娜为何换成了“熊先生”?沈伊娜是个什么样的人?

很多军史学者们,都试图搞清楚一个问题:一个特工和他的上线,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不知道对方的真名,不知道对方哪一天会被捕,但你必须百分百信任他,把自己的性命交给他。

从沈安娜嘴里,姚子健真正地了解她姐姐沈伊娜是一个怎样的女杰。

沈家姐妹出生在江苏省泰兴县的一个封建世家,父亲是个秀才,伯父是前清翰林,算是一个妥妥的书香门第。沈家姐妹长大后,都出落得亭亭玉立,两人感情也极好。

1932年,家人给姐姐沈伊娜安排了一个包办婚姻,这让向往自由婚姻的她十分反感。于是,沈伊娜便决心离家出走,去上海求学。妹妹沈安娜舍不得姐姐,也就跟着来到了上海。

自此后,两姐妹在上海都加入了我党,并都成为了我军红色特工。其中,妹妹沈安娜打入了蒋介石身边,做了一名速记员,并最终成为一名王牌特工。

而姐姐沈伊娜则在上海嫁给了战友舒曰信,跟丈夫一起,负责给姚子健、沈安娜等多条情报线,传递情报。遗憾的是,后来沈伊娜在上海的秘密情报工作中,不幸病逝。

理清楚了这些,姚子健感慨万千。但同时,还有一个问题是姚子健一直不知道的:他最后的线人“熊先生”是谁?这个问题,对他来说成了一个永远的谜团。他是生是死,有没有活到建国后,姚子健至死都不知道。

与姚子健见面后,沈安娜把他的情况和中央部委汇报了,他早前的一切都得到了证实。2010年6月16日,沈安娜病逝。2018年1月,103岁的姚子健病逝。对于他的离世,很多媒体这样写道:

“作为中央特科最后一位老战士,姚子健老人的离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落幕,但他留下的精神,将永远被人们记住。”

尾声:

笔者在看红色特工们的回忆录时,经常能看到这样的话:那位同志,不知道他后面怎么样了;那位同志,我后来再也没有见过他……

这些仅留下一个代号、一个姓氏的英雄,他们到底在哪里?他们是否在送完情报后回家的路上,就已被敌人杀害?他们是不是明明已经活到了建国后,但却一辈子都不曾公开身份?我们这代人,还有没有机会知道他们的名字?

又或许,对他们来说,这一切都并不重要。因为在豁出性命的时候,他们并不曾要求子孙后代会记住他们的名字。正如毛主席在《卜算子·咏梅》中写的:

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在某一处,他们应该正笑看着新中国的崛起。谨以此文,纪念无名英雄广场上的那些人,无论刻上了名字的,还是没留下名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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