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轻工业部科研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著名新闻工作者范长江的夫人沈谱同志，因心脏衰竭，抢救无效，于2013年12月3日16点38分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96岁。
沈谱同志生平
沈谱同志，浙江嘉兴人，字筱婵，小名又菊或幼菊，1917年11月12日出生于北京。她出生在一个有着浓厚爱国意识的家庭，其父沈钧儒先生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爱国志士。沈谱同志自幼受父亲的影响，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沈谱同志青少年时期，耳闻目睹了其父亲沈钧儒如何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前途，为争取人民真正的民主，坚持真理，为真理而出生入死。
1936年11月23日，正在沈谱同志读大学三年级时，父亲沈钧儒等七人因抗日救国而身陷囹圄（史称“七君子事件”）。“七君子事件”使沈谱同志受到强烈的思想震动。热爱祖国、满腔热情投入抗日救亡运动的父亲，居然被国民党反动派扣上“莫须有”的十大罪状而投入了监狱，这使当时还在大学读书的沈谱思想觉悟有了质的飞跃。她从中受到了极大的教育和激励。她曾数次冲破反动派的阻挠前去探监。沈老出狱后沈谱同志主动担当起照顾父亲生活的任务，并协助父亲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她本人也参加了“妇女慰劳总会”活动，为抗战将士制作棉背心，慰劳伤兵等。南京失守前夕，1937年11月21日，随父亲到武汉，参加党的外围组织进步团体“蚁社”，进行抗日救亡运动。武汉沦陷前夕，金陵女大迁往成都，1938年7月她回母校完成了最后一年学业。在校期间，沈谱同志加入了学生界进步抗日团体——华西坝五大学战时服务团，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5月24日，她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她的入党介绍人是徐伟英和周曼如。在重庆时邓颖超同志是她的单线联系人。
1940年12月10日，她与范长江在重庆“良庄”结婚，由父亲沈钧儒主持，举行了简朴的婚礼，李公朴、周恩来等都参加祝贺，邓颖超因病未出席，也送来热情诚挚的贺词。结婚后，沈谱同志长期协助丈夫在黑暗的国统区从事地下工作。当时形势险峻，蒋介石二次发出逮捕范长江的通缉令，在党组织和其他友好人士的帮助下，沈谱同志与丈夫分分合合，数次巧妙掩护范长江安全转移。
1941年沈谱同志随范长江到香港，范长江在党的领导下创办《华商报》，沈谱同志参加了该报编辑工作。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侵占香港。《华商报》停刊。沈谱同志又被迫随范长江离开香港，取道澳门转回桂林。
1942年春天，范长江抵达苏北解放区之后，党组织决定沈谱同志也去苏北。沈谱同志改名换姓之后，历经六个省份，遭遇千难万险，才到达上海大哥家。半年后，终于到达了苏北新四军根据地盱眙县，在大王庄与范长江再度相聚。到苏北解放区后，沈谱同志先后在军卫生部举办的医务、药剂两个培训班教化学。这两个培训班成为后来白求恩医院的前身。教学结束后，沈谱同志又调到淮南纸厂和华中银行所属的造币纸厂工作。在苏北解放区，她第一次直接用自己学习的化学专业为革命事业服务。
1946年5月，范长江调到南京参加国共两党谈判，任中共代表团新闻处处长，是中共对外新闻发言人之一。沈谱同志因当时怀有身孕，不便随同前往，又换到印钞纸厂工作。内战爆发后，沈谱同志抱着两个多月的儿子开始随部队向北撤退。8月份，上级党组织发来电报，调沈谱同志到南京去。1946年9月，沈谱同志乘船辗转到达上海。10月份，国共谈判破裂，她还未赶到南京，范长江又被调回延安了。范长江调延安后即随党中央、毛主席留在陕北打游击。此时，白区工作形势紧张，国民党特务到处搜捕地下党员，组织上又安排沈谱同志第二次去香港。1947年3月，沈谱同志把儿子交给哥嫂照顾，只身去了香港。
在香港香岛中学，沈谱同志教数理化课程。当蒋介石公开宣布民盟等进步党派为非法组织后，也加紧了对他们的迫害。沈钧儒和许多进步党派的领导人纷纷撤退到香港。这时沈谱同志辞去了学校的工作，全力支持父亲的事业。
民盟三中全会在香港召开以后，沈钧儒与在港的各民主党派领袖，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号召，先后秘密北上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沈谱同志也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化装成难民，几经周折来到党中央所在地西柏坡。从此她又回到党的怀抱，与丈夫范长江相聚。北平解放后，他们一起随军入城。
解放后，沈谱同志全身心投入到祖国的和平建设事业当中去。她担任过原九龙山造纸厂（该厂后改名为人民造纸厂）副厂长、厂长，后又参加过轻工业部造纸局专家工作室的工作。1956年在科研规划技术委员会时，她参加过编制轻工业十二年科研远景规划工作，其后又调到轻工业部造纸研究所工作。1962年10月，因工作需要，沈谱同志借调到中央统战部任沈钧儒老人的政治秘书，沈老去世之后，沈谱同志又被借调到世界科协北京中心参加筹备委员会工作。在工作中，沈谱同志一贯认真负责、严谨细致、一丝不苟，克服了许多工作中的困难。她善于团结同志、以身作则、公道正派，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良好素质和优秀品质。她在工作中，从来以党的利益为重，一贯服从党组织的安排和调动，在个人待遇、级别等问题上更是从来不计较，一心扑在工作上，任劳任怨。
“文革”开始后，沈谱同志和丈夫范长江一样遭到严重迫害。她曾被关在一间地下室里，接受批判。后来又让她到炊事班、电工班参加劳动。1970年9月，造反派以考验为名，让沈谱同志带领一批职工家属（大多文化程度不高），组成“五·七”班，利用电容器纸的边角料生产电容器。经过刻苦攻关，沈谱同志带领这些家属居然生产出合格的电容器，并在当年签订了8000个电容器的销售合同，第二年被列入四机部生产计划，创造了奇迹。她在获悉范长江逝世噩耗的第二天，拖着生病的身体，忍着巨大的精神痛苦去签订了第一批电容器销售合同。
沈谱同志在最痛苦、最艰难的日子里，始终非常坚强。她独立承担着培养、教育几个孩子的重担。她说：“长江他走了，我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更重了。长江的未竟事业，长江留下的遗愿，长江一生对我矢志不移的爱情，鼓舞着我继续战斗下去。生者不能只用眼泪悼念死者，生者要用努力工作，不懈地战斗，去纪念死者，这才是对忠魂最好的告慰。”她始终没有放弃同“四人帮”的斗争，不断地为丈夫范长江的问题向上申诉，据理力争，终于在1972年10月得到了毛主席的亲自关心过问，并于1975年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告别仪式，骨灰迁入八宝山革命公墓，1978年12月为范长江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召开了追悼大会，胡耀邦同志致悼词，对他的一生作出了公正的历史评价。
改革开放以来，沈谱同志以满腔的热情广泛参加各种有益的社会活动，并积极整理、编写父亲沈钧儒和丈夫范长江的有关资料和著作。1988年整理出版了《范长江新闻文集》，1992年整理出版了《沈钧儒年谱》，1994年整理出版了《范长江纪念文集》，2002年整理出版了中国人民救国会纪念文集《爱国主义的丰碑》；从1983年至1992年，她还担任了第六届、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积极为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出谋划策，提出了不少积极的建议。1998年沈钧儒纪念馆开馆，沈谱同志为纪念馆征集了大量领导人的题词和书画作品，并亲自出席了纪念馆的开馆仪式；2004年，“七君子”铜像和范长江铜像先后在上海福寿园落成，沈谱同志虽因身体原因未能出席，但亲自写了书面发言，在铜像初稿阶段还亲自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见；2004年11月，沈谱同志在北京亲自出席了纪念范长江诞辰95周年座谈会，并作了即席发言；2004年12月，在浙江嘉兴举行了纪念沈钧儒诞辰130周年纪念大会及沈钧儒诗集《寥寥集》首发式，沈谱同志作了大会书面发言并为《寥寥集》写了序言。从1999年开始沈谱同志参加老年书画班学习国画，她当时已82岁高龄，经过几年的学习，她的画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并多次参加书画展览，令人叹为观止。
沈谱同志离休前的职务是轻工业部科研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
2011年11月19日沈谱同志因肺部感染住院治疗，2013年12月3日16点38分因心脏衰竭，抢救无效，在北京医院与世长辞，享年9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