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少华:风雨十年(七)

石少华

石少华:风雨十年(七)1943年9月至12月,日本军队对晋察冀边区北岳山区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残酷扫荡。 石少华摄

沙飞给民兵队派来的小伙子倒了碗水,拍拍他的肩膀,严肃地说:我们非常感激民兵队和乡亲们的帮助,但是一定要想法子保护群众,不能让老百姓吃亏。前几天不是搞了几个疑洞?如果敌人逼得厉害,就带他们去挖好了。送敌人几台破机器,乡亲们的日子不就好过些了吗?”随后沙飞同志把部分疑洞的位置告诉给民兵的代表。

第二天清早,敌人派了几个汉奸带日本鬼子进山,不料在山口附近踩响了地雷,带路的汉奸被炸死。对面山头的侦察小组打了几枪,扔了几颗手榴弹,敌人不知虚实,吓得缩了回去。夜晚,上庄村的民兵队长又来到山上,他们报请当地区政府的批准,处决了那个坏家伙。这件事使老百姓很高兴,就连日本人和汉奸看到被民兵处决了的尸首也大为震惊。他们深畏民兵的神出鬼没,因此生怕遭到游击队的袭击。民兵队长还告诉我们:群众按照沙主任的意见,领敌人挖了两个疑洞,他们守着那一堆破机器,还以为挖着了什么宝贝!”为了支持民兵队的活动,沙飞让工兵班长拿来一些弹药、地雷送给他们,并且嘱咐他要谨慎从事,保存力量。

石少华:风雨十年(七)  埋地雷  1943年  石少华摄

在我们转移上山的第六天,我和沙飞商量了一下,觉得敌人已经盯上这一带,而我们只要保住人员和设备就是最大的胜利,不宜同他们过多纠缠。现在敌人既然挖不到画报社的设备,那么我们完全可以转移到第三营地。沙飞指定杨四喜和工兵班长分别负责全盘联络和军事指挥,并再三叮嘱他们:一旦形势有变,情况紧急时,可以相机撤到第二营地。

几天以来,我们的同志每天都给房东挑水、打柴,老两口非常高兴,整天笑咪咪的。两位老人的儿子也在八路军的部队上,所以他们特别喜欢跟战士们拉家常。听着几个小伙子活灵活现地讲起部队打仗的情况,这老两口乐得像看见亲生儿子一样。那老汉见我们收拾东西,整装待发,急忙找到我们的房里,迎面就问:你们要走啦?”沙飞拉住老汉的双手,耐心地解释说:老大爷,我先给您留下10个小伙子,用不了多久,大队人马还都要回来呢!”老汉这才放心地连连点头,然后又到外面告诉他的老伴去了。

队伍集合后,很快便翻过了山梁。我告诉沙飞:向左就是第二营地,向右可以通第三营地。沙飞打算先去第二营地看看,于是为了缩小目标,我们决定由王清江带大家去第三营地,我和沙飞、曲治全、李明去第二营地;这样,曲治全和李明可以熟悉地形,以后便于联络。

我们沿着山梁往前走了一段,然后开始下山。已经远远地看见营地的村庄时,突然从茂密的草丛里钻出两个荷枪实弹的人。沙飞眼睛好,冲那边大喊了一声:张四?!你是放哨的,还是来要我的买路钱的?”张四笑呵呵地跑了过来说:我们在这儿盯了半天,早就认出你们了。

原来,他们两个是隐蔽在这里的暗哨,以防敌人派出的特务和暗探。沙飞开着玩笑说:好啊,把我当成特务了是不是?”张四挤了挤眼睛:哪儿能啊!我是想让您看看我的警惕性儿。沙飞捅了他一指头:这小子!”大家都笑了。

张四让那位民兵留在原地,他自己带我们去找裴植。一路上他边走边告诉我们:印刷厂的张雨川厂长当天早上来过,把何重生、康健、高华亭等同志接走了,程管理员和饲养员也随他们一起,把所有的马匹、骡子都送往第三营地了。

我们见到裴植后,他立刻对这里的情况作了简单的介绍。这一带山上、山下都有民兵组织,我们的侦察小组同民兵接上关系后,随时都能严密地监视敌人的动向。据侦察:近日来每天都有日军从山下路过,向城南庄方向集结。但由于这一带没有大村落,小村庄又很分散,而且老百姓的坚壁清野也比较彻底,所以敌军总是匆匆而过,并不停留。

我们稍坐了片刻,又随裴植看望了驻扎在这里的30来位同志。沙飞特意询问了章文龙同志的情况。章文龙是从华北联合大学毕业后分配到画报社来的。他生性严肃,不苟言笑,但是工作起来相当出色。他的文学水平很好,在画报社编辑部的同志中威信较高。沙飞虽然兼任编辑部的负责人,但是日常工作大都由章文龙承担下来,成为沙飞的得力助手。这次上山以后,章文龙犯了痔疮病,走路、睡觉都很痛苦,而当时又没什么好药,所以沙飞嘱咐裴植和其他同志对他多加关照。

石少华:风雨十年(七)沙飞与石少华在河北阜平神仙山脚下 1944年

离开第二营地,我们继续向第三营地进发。行军的路上,沙飞又一次谈起了关于办好画报的种种设想。他认为:《晋察冀画报》虽然已经办起来了,但是困难和问题还很多。当前的关键就在于如何提高稿件的水平和质量。画报历来都是一种综合性的艺术刊物,所以不仅要刊登配合形势的新闻照片,注意提高新闻照片的质量,而且还要在艺术二字上下大功夫,推出一批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都比较高的艺术照片。只有这样,才能增强画报的感染力和生命力。这显然是沙飞的一贯想法。《晋察冀画报》在他的主持下,从第一期开始就不断刊登一些报告文学、诗歌和美术作品。他希望今后更进一步地侧重这方面的努力和尝试,以便提高画报的艺术质量。沙飞的这一主张,对于《晋察冀画报》乃至我们整个摄影事业的健康发展,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当时萦绕在沙飞心头的,并不仅仅是一个《晋察冀画报》,他往往能从一个更高的角度上全盘考虑整个摄影工作的得失。记得也是在这次的行军途中,他谈到冀察热辽的工作。他说:那里将来是挺进东北的先头阵地呢!雷烨同志牺牲以后,我一直考虑要派个人过去,负责那里的摄影工作。现在看来,北岳区、冀中区还算可以,但是像冀察热辽那么重要的地方,定要设法加强。我看,将来还是把罗光达调去比较合适。我没有打断他的话,因为我很想听听沙飞同志的意见、插话,怕打断他的思路。

我们边走边谈,不知不觉地已经接近了第三营地。穿过一片密林,驻地的村庄便隐约可见了。离村口还有老远,就看见赵烈和张雨川迎了出来。沙飞爱开玩笑,压低声音对我们说:快看,二位营头儿来找我们要路条儿啦!”大家都忍不住哈哈大笑。赵烈和张雨川来到跟前,让我们笑得有点摸不着头脑,可是看着沙飞那得意的样子,也跟着笑了起来。

曲治全问:你们也跟着笑什么?”张雨川扬一扬他那双大手,说:管他呢,这几天累得够呛,笑笑也痛快!”沙飞接过他的话头:对呀,这才叫只管吃药,不问药方!”一句话逗得大家又笑了。

赵烈和张雨川把我们带到村里的一座院子,院里有三间北房和东、西各两间厢房。西房是贮藏室和牲口棚。房东一家为了照顾我们,自己搬到东房去住,把最好的三间北房全部腾了出来。我们刚一进院,房东便闻声迎出房来,沙飞走上几步,热情地握住房东的手,再三感谢。

走进北房,只见电话员已守在电话机旁值班,墙上也挂好了军用地图。这间屋子的两侧各有一个房间,根据赵烈的安排,沙飞和我住在东侧,赵银德、王清江和电话员住在西侧。我们的房间里支着一张桌子,周围还有几条板凳。大家坐定以后,赵烈把驻地的情况一一作了介绍。据侦察小组报告:从这里往西二十余里便是五台县境,那边村落分散,人烟稀少,生活条件比不上灵丘,但是由于山高林密,而且直通五台山,所以便于隐蔽。往东面走,大约四十里以外就是山区和平原的交界,沿途大都有一人高的野草和灌木林,同时也可以找到几个村庄。总之,在必要时这东、西两个方向都能成为我们的活动区域。这一带的山下当时尚无敌情,但是老百姓已在地方组织的统一安排下实行坚壁清野,作好了充分的准备。

沙飞又询问了粮食、饲料和群众的情况,张雨川作了详细的汇报。他还告诉我们:晋察冀日报社的同志也在花塔山附近活动,但是为了便于分散隐蔽,边区政府给他们另行指定了转移区域,所以山上还只有晋察冀画报社一家。由于接通了电话联络,我们很快便得知:《晋察冀日报》总编辑邓拓同志的位置,距我们不过30余里。沙飞与邓拓同志很熟,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即便近在咫尺也是无法相见的。

我们刚刚安排好,赵银德就带来了两位同志:一位是军区政治部锄奸部的吴科长,另一位是侦察员。吴科长这次上山,是专门来传达和落实余光文部长的指示。反扫荡开始以后,军区主力早已转移到外线作战,留在内线的机关和部队分别由两个临时指挥部统一指挥,其中的一个由余光文部长负责,我们画报社就归属于这一部。军区决定:指挥部在反扫荡期间仍然沿用军区政治部的名义,余光文同志代号301。为了保密起见,军用电话一般只准用于通报敌情,而有关部队行动的重要命令和通知则由指挥部派专人传达。

吴科长向我们进一步介绍了敌、我双方的情况,并传达了指挥部的决定:军区机关已在山西境内的满山地区临时组建了一个营地,那边比较安全,希望我们迅速将身体较弱的同志疏散过去,以便能在花塔山机动灵活地与敌人周旋。疏散转移的人数可以在40名左右。吴科长又取出一张通向满山的路线图,交代了一些细节,随后便匆匆告别。

沙飞同我商量了一下,决定由裴植领队,把编辑部和印刷厂的部分同志疏散到满山营地去。于是,赵烈立刻动身前往第二营地,帮助裴植做好疏散的准备工作。这批同志转移到满山营地之后,第二营地剩下的同志也就都撤回我们这里,只留下一个侦察小组,继续监视阜平方向的敌情。

疏散工作刚刚安排停当,沙飞又开始考虑反扫荡结束以后的种种打算。他认为:为了争取尽快地恢复各部门的工作,应当赶在日军的兵力部署完毕之前,让王炳中和流萤迅速离开花塔山,分别回到北平和冀中。

王炳中曾经是北平的印刷技术工人,与何重生、高华亭等同志是师兄弟。抗战爆发后,他们在北平地下党的教育和帮助下,一起来到平西抗日根据地。1941年又调到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参加筹建画报社的印刷厂。何重生是从事照相制版的高级技师,王炳中和高华亭也是熟谙印刷工作的技术人才。《晋察冀画报》于19427月正式出版后,为了保证摄影、印刷和制版材料的供应,经军区和边区城市工作部的批准,在北平、天津专门设立了秘密采购点。王炳中就是被沙飞同志挑选出来,担任这项艰巨、危险的工作的。王炳中的弟弟在北平开设了一家照相、印刷器材商店,于是他就利用弟弟的关系,秘密收购晋察冀画报社所需要的物资。同时,他还以那家商店的采购员的身份,活动在平、津等城市,积极开展工作。军区司令部专门为他选派了一个名叫窦唯明的侦察班长,潜伏在北平、天津,负责把他买到的器材转给地下组织,运回晋察冀。他们两人单线联系,配合默契,从未暴露过任何破绽。 

石少华:风雨十年(七)为迎击日寇“扫荡”,晋察冀画报社加紧军事训练  1943年   赵烈  摄

王炳中当时大约有40来岁,蓄有胡须,显得很老成。据说这是因为“嘴上没毛,办事不牢”,打扮得老成些,在敌占区便于活动。他一身商人打扮,彬彬有礼,而且会讲故事,能言善辩,所以印刷厂的工人们都叫他“王大聊”,时间长了,他自己也不在乎。这次回根据地,他一是为了汇报工作,二是打算取一些购买器材的经费。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许多物资都日益紧缺,因此购买大批器材常常要付金条或银元,日伪的金元券越来越吃不开了。沙飞十分理解他的苦衷,上山前就为他到晋察冀边区银行进行了联系,因此边区银行写了一封信给北平近郊一家半公开、半地下的商行,请他们为王炳中提取一批金条和银元。这件事使王炳中非常感动。王炳中有个师弟在天津,开着一家照相、印刷器材商行,所以他希望增派一个同志去天津,直接从他师弟那里解决一部分器材。天津水路、陆路都很方便,一旦接通关系,既可以减轻北平地下组织的负担,又可以更稳妥地保证供应,添补画报社的物资消耗。在王炳中动身返回北平的前夕,沙飞同他谈话:“你的建议我们考虑过了”,并直截了当地问他:“你是不是已经有了合适的人选?”“有倒是有一个,”王炳中不慌不忙地答道:“就是怕你舍不得。”“嗬,你这个王大聊跟我来上激将法了啊!”沙飞看了看我,笑了:“要是兜圈子,我一个人也不给你派。”王炳中连忙如实地谈了自己的想法。原来,他看上的是我们画报社的摄影记者李鸿年同志。李鸿年抗战前曾在天津工作过,对天津的口音和生活习惯都很熟悉。另外,他不仅在摄影印刷器材方面十分内行,还能修理照相机,将来可以有个职业掩护。沙飞耐心地听着,稍微思索了一下,然后对王炳中说:“李鸿年同志政治上可靠,工作细心,我同意你的意见。不过,接照保密工作的纪律,这件事必须先上报军区批准,反扫荡结束后才能决定。”“只要在你这儿过了关,让我再等些日子也不碍事!”王炳中高兴得一把抓起他的商人礼帽,转身要走,又被沙飞叫住了。“回到北平,你去看看何重生和高华亭的家属,如果有什么困难……”沙飞停了一下,然后又果断地说:“你可以动用一点儿公款,以你个人或者你弟弟的名义接济他们一下。”王炳中有些动感情地看了看我们,小声说了一句:“我明白你的意思。”接着,沙飞又叫来他以前的警卫员白连生,嘱咐他第二天一早护送王炳中下山,万一有什么情况,一定要设法保证王炳中同志的安全。告别了王炳中,沙飞又同我商量流萤同志动身回冀中的有关事宜。流萤是河北省邯郸人,1937年他15岁时,就参加了八路军,在一二九师先遣支队担任宣传员。1938年,他被派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9年分配到冀中军区第七军分区,担任过副排长、团宣传队长、文化教员等职。1940年冀中军区政治部开办第一期摄影训练队,七分区便把他选送来学习,毕业后回到七分区政治部任摄影干事,后来又担任摄影组组长。1942年冀中“五一”反扫荡以后,他一直在冀中坚持工作,拍摄了不少珍贵的照片。

1943年我来晋察冀的前夕,他从七分区到冀中军区汇报工作,冀中军区政治部专为他举办了个人摄影作品展览,受到各界人士的好评。我调到晋察冀画报社时,推荐他继任了冀中军区摄影科科长,并请他随我一起来晋察冀军区,向沙飞同志汇报工作。日本侵略军1942年在冀中进行残酷的“五一”大扫荡时,修建了无数座岗楼和据点,冀中军民当时只能坚持秘密的斗争。但是今非昔比,一年多来,大量的炮楼和据点已被我们拔除,冀中平原所特有的地道战、地雷战、破袭战也逐渐从初级发展到高级,日军不得不龟缩在少数的大据点里,不敢轻易出动。在这样的形势下,正需要我们摄影工作者深入到基层去,不失时机地把镜头对准这场伟大的斗争,真实、生动、深刻地纪录这段壮烈的历史。

因此,冀中军区政治部摄影科的首要任务,就是大力组织、恢复和发展各军分区、各主力兵团的摄影队伍,继续通过开办摄影训练队的方式培养人才,用新生力量补充反扫荡中的伤亡,从而更加扎实地把工作开展起来,充分发挥摄影事业的作用。沙飞考虑到冀中军区的摄影队伍基础比较好,流萤同志又熟悉那里的情况,所以急于安排他尽快返回冀中,迅速组织拍摄一批稿件送交画报社,以填补晋察冀军区由于反扫荡而可能造成的空白。就这样,沙飞让宋贝珩同志护送流萤下山,然后请地方部队协助流萤穿越平汉铁路,从保定附近相机进入白洋淀。

送走了王炳中和流萤,沙飞找来张雨川和程管理员,要他们汇报去满山营地的疏散工作。据张雨川说,画报社印刷厂的技术工人只留下了何重生,其余同志由赵华堂领队,全部撤往满山,为了保证安全,还配备了几名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沙飞同意他们的安排,并指示程管理员拨给分队两头骡子,再给他们带上饲养员、炊事员各一名。

当天下午,裴植、赵烈从第二营地带来了准备疏散的编辑人员。经过商议,我们决定让裴植同志担任满山分队的队长;疏散过去的编辑人员由章文龙负责,印厂工人由赵华堂负责。到达满山后,章文龙要组织编辑部研究和规划下一期画报的编辑方案,以便争取在反扫荡之后尽快出刊。全体摄影记者暂驻花塔山,随时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下山采访。

另外,编辑部的赵启贤和陆续同志也一起留下来,因为赵启贤同志除去编辑任务,还负责掌管画报社的照片资料,而陆续同志不久前刚从北平来到根据地,沙飞有意安排他协助赵启贤的工作,以便尽快熟悉业务。为了让同志们能在天黑前到达山口,也好利用黑夜的掩护向满山前进,我们提前开了晚饭。晚饭后,满山分队的全体同志们集合起来,沿着弯曲的山路鱼贯而下。队伍中唯一带着家属的是负责制版技术的康健同志,他的爱人和孩子骑在一头骡子的背上,同大家依依惜别。我和沙飞陪他们走出了很远,沙飞最后还再三叮嘱裴植注意同志们的安全。是啊,尽管满山营地远离敌人的扫荡范围,比这里略微安全些,可是在那样艰苦而残酷的战争环境中,又有谁能保证不发生意外的不测呢?

(未完待续)

原文刊自石少华之子石志民博客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碾盘沟):石少华:风雨十年(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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