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县方言岛 林县方言的人体部件 | 田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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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 文 故乡的那些树 –田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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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文学】
上世纪50年代末，载入史册的人民公社大食堂于60年代初解散后，中央提出了农林牧副渔五业并举的方针，以农养农，以副养农的综合经营模式，极大地提高了农民创收致富的积极性。
在六个队(申村、郭家庄和东寨三个自然村为一个大队。东寨村排的是三至八队，共六个生产队)党组长的共同协商下，决定联合开个粉坊。除丰富了农户的生活需求外，还能壮大集体与个体经济，可谓一举多得。
卓（这个）粉坊起个什么名儿好呢？，如果挂个牌儿，上面光不溜秋(不起眼)地就写个“粉坊”俩字儿，总感觉隔膜点儿啥，给人一种像白开水一样无滋无味的感觉。就好比如给孩子起个名字：旦儿呀，毛儿呀等，一点儿不高雅！
偌（那）咋办？在场的各位党组长犯了愁，一个个头皮挠得刷刷响。
咱卓五大三粗的组长们，推个小车儿，载个千儿八百斤重的石头，偌都不叫事儿，可起名字……唉！卓是那些“喝墨水”的人该琢磨的事儿，咱有劲儿也使不上啊！
“我想了个名儿，不知道合不合大家的口味儿！”多少懂点儿八卦的老杨叔往起一站，一字一顿地说。
“你就别卖关子了！”大家七嘴八舌，在场的人都有点儿迫不及待了。
“你瞧啊——”老杨叔慢条斯理地接着说：“据我国传统玄学来说，十二地支中，鼠与牛合；虎与猪合；兔与狗合；龙与鸡合；蛇与猴合；马与羊合，这叫六合。”
说到这儿，见大家一脸懵圈儿没有反应，四十多岁的侄子沉不住气了：“你说了卓是些什儿！（什么）”
老杨叔悠然地掏出旱烟袋，熟练地装上一袋烟，“嚓”地一声，用火柴点着后，将”工农”牌火柴夹在手腕儿，“滋——”地长吸溜了一口，“嘘——”地呼出个烟柱来。
“咱开卓粉坊，是六个生产队一致的合作意愿，大家伙儿想想，这不正好也叫‘六合′吗？”
话音刚落，老郑“诶？”“噢！”的一声，恍然大悟：“卓叫画龙什么来着？”老郑想不起那个“洋”词儿来了。
“对对对！原来老杨叔画龙点的‘睛’竟然在卓儿呢！”大家如鸡啄米，频频点头，并一致伸出了大姆指，异口同声地笑着道：“六——合——粉——坊！”
这样，寓意一语双关的“六合”粉坊就一致通过了“决议”，于1963年下半年正式挂牌开业了。
据当时在六合粉坊当统计员的古稀老人杨昌顺讲，粉坊就设在七檩厅(一坡七搭檩的宽敞大厅)对面(现供销社北边所在地)院内有一眼优质水井，肉眼观察，水质的纯净度不亚于输液的蒸馏水。在暑伏天，无论什么体质的人口渴了，从井里淘上半瓢水，头也不抬地咕咚咕咚喝个够，却从没听说过喝了这口井里凉水的人会闹肚子嘞。
做粉条的程序，基本上大同小异。从清洗红薯开始，到粉碎过滤、搅缸提粉、配料打芡、加矾和面、沸水漏粉、滤水晾条、冷冻晒干八个环节止，环环相扣，缺一不可。
如果现在的粉坊口口声声对外宣称自己粉条是纯手工的话，那么，六合粉坊的粉条应在“纯手工”前面再叠加一个“纯”字嘞。
比如粉碎红薯这个环节。1963年，电网还没有架设到农村，粉碎机更无从谈起。粉碎红薯的这个器具(土话儿叫“红薯粉呃”)是东寨村人称木匠“高手”的杨来兵——哦，就是俺老爹——亲手打造。
“红薯粉呃”（器具）是双向合力搅动，中间旋转部分，是直径约20公分、长50公分的硬木质圆柱体，上面镶嵌满了像锯齿一样的铁尖尖，利用圆柱体的转动，将红薯划拉成最理想的粉沫状，这样，才能把粉洗的更充分。
再比方说“水力力”。这是咱们当地农村从井里常用的取水器材，也是粉房必备的。动力部分的传动，同样是人工双向操作，搅动着木工特制的直角大拐，驱动着铸铁盘儿上夹带着垂直上下传动的铁链子，每间隔2米有一个皮碗儿——皮碗儿镶嵌在链子夹片上——在约直径十公分的白铁皮管子里，由下而上地作循环传动，将水提到井台边的蓄水池里。
“搅红薯粉呃、搅‘水力力’，卓使荒(累)活儿，大部分都是由俺都(俺们)这些小伙计们来完成，一天儿下来，平时从不知道啥叫使荒的我，下班后再也打不起精神来了。”昌顺老人深有体会地说。
“你可别小瞧卓搅缸，偌可不是省力勒活儿。不管正转还是反转，一奔儿(一直)到沉淀在缸底儿的粉浆块儿完全搅开，符合困水要求为止。”昌顺老人说着说着站了起来，通过肢体语言，直观地又演示了一番六十年前当小伙计时那老本行的“真功夫”。
看昌顺老人弓着腰操作的架势儿，和银环的“前腿儿弓、后腿儿蹬”的要领有异曲同工之处，只不过这用的是蹲马步的内力动作而已。
漏粉条可是个技术活儿。一般是由郎垒粉匠郭兆奎带出来的本村徒弟郑丙全和郑广用，由石村粉匠崔法魁带出来的徒弟郑铁旦和杨凤书四人轮流完成。其他人不可代替，以免影响到粉条的质量，这是内部硬性规定。
粉坊的人都清楚，漏粉条是全体师徒“总动员”时刻，也是粉坊中所有工作的“重头戏”。
有一次，烧火工在漏粉条时，大火上来就不用拉风匣子(也叫风箱)了。这时你只管坐在舒服的杌子上，漫不经心地偶尔往灶堂里添加几锨炭就行。由于漏粉条都是晚上，瞌睡虫也容易上头。也正因为这个漫不经心，不知不觉地就打起瞌睡来了。
然而，漏粉的人都在各忙各的事儿，谁也没注意到这个不起眼儿的烧火工的懈怠。等闻到有糊味了，已经晚了。期待满满的上等粉条变成了一锅黑糊粥。
即便打成凉粉，那糊锅的味道也还是“主题鲜明”“经久不衰”的。
出了这么大人为的责任事故，大家的心沉甸甸的，个个脸上写满了无奈，唉！卓叫什么事儿啊！
而那个烧火工被大家责备得脸红脖子粗，还振振有词，一反常态地结巴着说：“瞌瞌瞌……睡精，瞌瞌瞌嗑……睡神，瞌睡上上上……来不由由由人！”
哟嗬！乍一听此话，似乎也有道理。但道理归道理，在大是大非面前，其道理也变成了“倒理”，更显得苍白无力了。
为了“正本清源”，不再使集体财产蒙受第二次损失，这个“倔脾气”的烧火工最终还是被辞退了，并由七队的杨法全来顶替。
当时六合粉坊的负责人是郑铁旦，会计杨明山，统计员杨昌顺。做出上述决定的当然他们最有表决权。
师徒们在通过潜心琢磨和汲取外部经验后，六合粉坊的粉条质量也是名声在外了，这可不是吹牛，拿现在的话儿说叫“杠杠滴！”
那年，栗家沟村有一家明天就要办喜事，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可事无巨细、事必躬亲的准岳父却又提出了个“纲领”性的要求：“赶明儿，招待俺家亲戚的粉条儿(那时，单独粉条调大蒜就是一个拼盘儿)必须是捏挪东寨六合粉坊的，要不，到时候儿可别怪俺娘家人不懂礼儿！”
声音不大，却掷地有声。话儿已撂这儿了，弦外之音，谁也心知肚明，卓就是“圣旨”，拿现在的话说，这就是红头文件，根本没有回旋的余地。
谁敢不听？一看这准岳父绝对是个打牌“高手”，分明就是运用他平时玩牌的惯用手法：捉着“老A”耍机枪（k）呀！
男家，难啊！没办法，只得半夜三更的派人，搭沟担岭六里地，深一脚浅一脚地推着红薯来到东寨，很抱歉地敲开了负责人的家门儿。而男家先前早已准备好办事的粉条，无奈留着，等逢年过节招待亲戚呗！
后来才知道，女方的对门邻居家，年个(去年)办事就因为粉条质量太次“砸了锅”。本来油调大蒜散簌簌(条状)的一个粉条儿拼盘儿，粘糊成了一个“糊垛团”。闹得人人噘嘴鼓腮，不欢而散。要不是凭着媒婆儿的死缠烂打，连拉带拖地极力阻拦，娘家人就差点儿将当了半天新娘子的女儿硬生生地再拽回“原发地”了。
年终分配粉条时，是按各队送来的红薯多少计算，每五斤红薯分一斤粉条。加工费是每斤红薯5分钱，如不要红薯渣的可以顶加工费。两种规定，自由选择。
在那个衣食匮乏的年代，红薯渣可是好东西。人口多的家庭，宁可出加工费，也要将红薯渣推回来。
那个时候，农村根本没有水泥硬化的地面，包括国道也还都是土路，要想把红薯渣晒干保鲜，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又是谁人发明的“专利”。即：把红薯渣用手一挖一个团，挤去部分水份后，用上恰到好处的内力，将团团甩到高低不等的白泥墙上，利用白泥墙干燥、通风且吸附力强的特点，不受时间限制地慢慢儿凉晒干，农民也省去了不少因阴天下雨反复收晒的时间。干了以后再碾成面儿，掺些玉米面儿或红薯面儿，捏成窝窝头，作主食用。
一夜之间，远远望去，家家户户白色的墙面上，竟然开出了一簇簇、一朵朵奇形怪状的、分不出花蕾、花瓣儿与花芯的“花”儿。大的、小的、三角的、椭圆的，疏散的，聚集的，有序无序地竞相绽放着自然的立体之美。
1964年电网架设到农村后，在几年内，东寨村又以各生产小队为单位，充分发挥各小组的主观能动性，陆陆续续地将传统的手工作坊(染坊、油坊、手工业制作)加以革新完善，根据各队的特点，又建起了蓝砖瓦厂和瓦缸盆窑。一时间，东寨村的“副业群”做的风生水起。难怪当时附近村的人都说，东寨村就是日进斗金的“小彭城”啊！(彭城是河北省邯郸市峰峰辖区内、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最富有的古镇)
悠悠六十载，弹指一挥间。六合粉坊是那个特殊年代的产物，具有非凡的历史纪念意义。虽已逐渐淡出了那几代人的记忆，但六合粉坊以它质量求生存、热诚服务为宗旨的良好口碑，却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后生，并前仆后继地为东寨村的经济振兴铸就了一个又一个的辉煌！
注：此资料由杨昌顺(原林钢信用社主任)口述并经作者整理而就。
杨文芳 笔名海阔天空，林州市河顺镇东寨村人，爱好书法和文学。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河顺文艺）：【文苑芬芳】六合粉坊 | 杨文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