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初，新中国成立伊始，时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张治中以到广州接女儿回国为名，从广东番禺出发，坐船到距离海岸不远的一个南海小岛上……其实，他是要执行一项秘密任务。
当时外界有猜测，张治中此行的真正目的，是在某个地方跟国民党代表进行密谈。那么张治中的秘密任务究竟是什么，他要密会的人又是谁呢？
张治中曾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位居上将，蒋介石麾下“八大金刚”之一，但他却从来没参加过反共战争，一直主张与共产党合作，是共产党的好朋友，素有“和平将军”之称。毛主席称他是“三到延安的好朋友”，“真正希望和平的人”。
在重庆谈判期间，张治中为保证毛主席的安全，专门腾出了自己的住宅请毛主席办公、会客、休息，并派国民党宪兵司令张镇的部队负责警卫。
即使这样，他仍然感到不安，又派自己的内弟洪世碌团长率领警卫团部署于左右，一旦发现国民党特务有不轨行为，就马上派敢死队冒死出击。另外，他还从洪世碌的警卫团挑选一个班的人，身穿便装，在毛主席、周恩来等人的住处充当仆役杂务。
重庆谈判后，为了保证毛主席回延安的空中安全，张治中亲自伴飞。
据张治中女儿张素初称，当过山西军阀阎锡山机要秘书的傅朝枢曾告诉她：他见到过一份机密文件，国民党特务计划在毛主席回程经过西安时，对他下手，后来因为张治中陪同而未能执行。
之后，张治中调任新疆省主席，一到任就立即释放了被盛世才关押在监狱里的131名共产党员，其中包括瞿秋白的妻子杨之华，并派人把他们护送回延安。
而此时，蒋介石正在重庆准备召开军事会议，为发动内战做准备。
张治中在新疆写下万言书，通过郭寄峤带给蒋介石。在信中，张治中力陈对共产党采取政治方式解决是独一无二的途径，反对重起内战。
他在信中写道：“我国经八年长期抗战，民穷财尽，无日不在水深火热之中……倘战争再度爆发，必益增人民之痛苦，违反人民之愿望。”
曾写过《蒋介石评传》的著名作家李敖曾评价蒋介石，称他是将人才当奴才用。在蒋介石面前肯说话和敢说话的人很少，而在军人当中，张治中算是最肯也是最敢说话的一个了。
在此之前，张治中已经上过一次“万言书”，那是在“皖南事变”爆发后的1941年3月2日，他向蒋介石痛陈对共产党问题处理的失策。可惜，蒋介石两次都没有接受张治中的建议。最终，蒋介石悍然发动内战，也自尝了恶果，兵败如山倒。
1949年初，蒋介石黯然下野，李宗仁上位主导和平谈判，张治中又一次成为首席谈判代表。在出发去北平和谈前，张治中到溪口见蒋介石，当面劝老蒋出国，彻底交出权力，未果。
在北平谈判期间，他更是感到蒋介石留在国内是对和平的最大障碍，又一次上万言书痛陈利害。
张治中后来回忆自己最后这一封万言书时，说：“不知道蒋介石看后反应如何，事实已经说明他是不会接受的。”
张治中（左）、蒋介石（右）
1949年4月15日，国共谈判代表拟定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南京政府拒不执行该协定，导致和谈破裂。蒋介石大骂：“文白（张治中字）无能，丧权辱国。”
在这种情形下，张治中等人陷入尴尬境地。此时，周恩来紧急向南京地下党发出了一个绝密命令……
21日深夜12时，张治中接到南京方面李宗仁的电报，要求他将代表团起飞回南京的时间确定一下。代表团成员均已对南京政府彻底失望，更担心南京政府“秋后算账”，因此都表示愿意留在北平。
但张治中却说：“代表团是南京政府派来和谈的，和谈既已破裂，理应回去复命。我岂能不知回去的风险，大家愿意留在这里我不反对，可我是首席代表，不能不回去复命。”
周恩来得到了南京和谈代表团将于24日回南京的消息后，立即与李立三、林伯渠驱车直奔六国饭店。
周恩来直率地说：“你们无论回到南京、上海或广州，国民党的特务都是不会放过你们的。西安事变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了，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这位姓张的朋友了！”
张治中一度心情非常苦闷，他说：“我是一个国民党党员，现在如果站到共产党一边，人家会不会说我是‘投机’呢？这一问题在我脑海里盘旋了很久，没有想出一个答案。”
见张治中仍不表态，周恩来急了：“我看，你这个人还是封建，你为什么只对某些人存有幻想，而不为中国革命、中国人民着想呢？”说完，周恩来就告辞了。
4月23日，南京政府要派一架飞机来接代表团回去，周恩来借口飞机跑道没有修好，让它过两天再来。
4月25日，周恩来又来到张治中的住处，愉快地说：“文白兄，我们一起去接一位客人吧！”
周恩来笑了笑：“你当然认识，而且是你最熟悉的人。”
张治中随周恩来来到机场，他万万没有想到，从飞机上走下来的竟是他的夫人洪希厚和孩子一纯、素素，以及弟弟张文心的夫人郑淑华和三个孩子。
原来，周恩来早已通知南京的地下党沈世猷，一定要设法把张治中先生的夫人及其子女安全送到北京。
沈世猷是1948年打入汤恩伯司令部的，当张文心在淮海前线起义后，他一直跟张家两位夫人保持联系，南京解放时，又将两位夫人转移到上海。4月25日，张治中过去的一位老部下——上海机场基地指挥官、地下党邓世章夫妇把两位夫人和孩子送上了飞机。
看到张治中跟家人团聚，周恩来认真地说：“现在文白先生的家人安全了，我们也放心了。至于您是走是留，我们不会强求的。您如果选择离开，我马上给你们全家安排飞机……”
留在北京后，张治中很快就投入到新中国的筹建当中，在国名、国旗等重要问题决策上，都提出了影响甚大的建议。当主席告诉张治中，希望他能利用过去的关系，斡旋新疆和平起义时，他欣然应允。
他立即给自己的保定军校同学，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发电，分析了新疆和平起义的症结和处置办法。新疆和平解放后，张治中又亲自飞赴新疆，协助彭德怀工作，又一次扮演了“和平将军”的角色。
此时，“和平将军”的和平使命仍然没有结束……
1950年初，张治中遵照周总理的指示，率领由屈武、李俊龙、余湛邦等人员组成的特别工作小组，通过香港的旧友故交对逃台的国民党政要做劝说开导工作，达到促成两岸和平统一的目的。这也就是本文开头提到的“秘密任务”。
当天，张治中带着家人从番禺出发，坐船到了一个小岛上，晚上就住在岛上一座两层楼里。按照计划，张治中要在小岛上跟蒋经国、陈诚见面。
然而到了夜里快两点钟的时候，叶剑英突然发来讯息，让他们赶紧搬家：“国民党特务已经知道你们住在这里了，赶紧离开这里。”于是，张治中连夜领着家人搬了住处。
第二天，果然被情报言中，国民党的飞机就把那栋两层楼炸掉了。
“叶帅救了我们全家。”张治中的儿子张一纯后来回忆说。
不久后，张治中又以个人名义给蒋介石写信，劝其放弃反共立场。然而此后“朝鲜战争”爆发，形势发生变化，争取蒋介石的计划暂停了下来。
1964年，蒋介石在高雄接见过他。初期的联系方式是通过游艇在公海上秘密进行，双方按照事先的约定，交换信件物品。
1954年，张治中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作了题为《告逃在台湾的人们》的对台广播。规劝国民党方面放弃“反攻大陆”的不切实际的想法，殷切希望在台湾的老友、部属、学生“主动地尽自己一切可能靠拢祖国和人民。”
作为原国民党高级官员和将领，他的讲话产生了热烈的反响，并对在台人员产生了极大震撼。
1955年春节，张治中再次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作对海外侨胞的广播，对“反攻大陆”进行了驳斥。
1956年，周总理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宣布，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的方针。张治中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在接受《团结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和平解放台湾是有可能的，期待第三次国共合作。
在同年11月2日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90周年的文章中，张治中再一次呼吁“国共”再次合作。
当记者问及港台一些亲美蒋的报纸诬蔑周总理的和平建议是“和平攻势”和“中共荏弱”时，张治中认为：“这是完全错误的想法，共产党在抗美援朝和中美会谈中对美国尚且如此强硬，何况台湾。之所以提出和平解放台湾，是不愿意看到台湾生命财产的损失”，“当然也是对国民党和解之意，”还有一个因素是反对美帝国主义侵占台湾的行径。
张治中还表示，他过去在和平解放台湾运动中做了一些工作，如对台湾广播，发表文章或用其他方式对现在台湾的旧好加以说服劝导等，是有了一些影响的，准备以后再做更多的工作。
1957年到1958年，张治中又在两次在广播讲话中指出：“现在和平解决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方针是整个争取，以上层领导为争取对象。”
还语重心长地说：“你们离开祖国多年了，人寿几何，经得起几回沧桑巨变？鸟倦尚且知返，人情谁不思乡？你们回来吧，家人亲友在盼望你们，祖国人民在召唤你们！”
1958年12月，张治中又在民革“四大”就台湾问题发表看法，认为以蒋介石为对象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是完全英明正确的。此后，他利用各种机会，以演讲、发表文章、作广播讲话，呼吁“爱国一家，和为上”，“争取通过和平途径，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来”。
从1956年到1958年，蒋介石先后委派宋宜山和曹聚仁回祖国大陆试探情况，并得到中央领导接见。在会谈中，张治中经常在场，向他们介绍情况，进行疏通解释。
这些会谈虽然大都没有结果，但对于促成蒋介石积极抵制美国企图分化中国的图谋不无益处。尤其体现在1958年金门危机中，海峡两岸实际上结成一种统一战线，共同对抗美国，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
1959年国庆十周年时，张治中再次在对台广播中敦促台湾方面：“如你们是抱有爱国思想的中国人，能够回到大陆上来看看。最好辞修(即陈诚)、经国或亲来，或派人来，我想你们也一定会把成见与偏见丢开而额手称庆的。”
张治中的机要秘书余湛邦生前曾说，1969年张治中离世之前，除了口授政治遗嘱外，还念念不忘“对台工作希望大家继续做下去”。
张治中曾说：“台湾一定要解放。至于怎么解放、何时解放，且待将来的事实来证明吧。”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小崔说史）：1950年，张治中到南海密会蒋经国，凌晨两点接叶剑英通知：快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