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英雄

庆祝西藏解放70周年!开国中将谭冠三之子独家讲述当年大军进藏背后故事

庆祝西藏解放70周年!开国中将谭冠三之子独家讲述当年大军进藏背后故事

谭戎生在北京接受《环球人物》记者采访。(本刊记者 侯欣颖/摄)

进藏路上,解放军翻雪山、过冰河,面临高原缺氧、粮食不足、燃料奇缺等问题,还承担着修路、修机场的任务,某些方面甚至比第一次长征时还要艰苦。”——谭戎生(开国中将谭冠三之子)

 

|口述:谭戎生

|采访整理:尹洁

今天上午10时,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大会在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布达拉宫广场隆重举行。

 

几个月前,开国中将谭冠三之子谭戎生曾向《环球人物》记者讲述70年前大军进藏的过程:56天的艰难行军,横穿广阔的藏东北草原,翻过19座终年积雪的大雪山,蹚过数十条寒冷刺骨的冰川河流……堪称“第二次长征

 

那一年,谭戎生10岁,和弟弟正在北京上学,而父母都进藏了。直到多年后,一家人才再次团聚。1960年,19岁的谭戎生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导弹系学习,1966年调入国防科(工)委任助理员、参谋、教导大队大队长,后平调入西藏军区工作,历任日喀则军分区副参谋长、副司令员,林芝军分区副司令员,1996年退休。

 

在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之际回忆往事,对他而言,意义非凡。

 

以下是他的自述。

我的名字“戎生”是父亲起的,意思是在战争中出生的孩子。我出生的地方是山东观城(今属莘县)夏沟村,当时是1941年1月,父亲正带着冀中的一支部队在山东打日本鬼子和顽固派。

 

因为日寇实施“三光政策”,当地村子里几乎没有人了。母亲生产时,父亲恰好赶到,他就和警卫员一起接生了我。他们手边什么衣物也没有,警卫员在院子里东翻西找,最后找到一张狗皮,就这样把我包裹起来。接下来父亲继续去打仗,母亲抱着我,和警卫员一起去追赶部队,一家人刚团聚就又分开了。

 

在之后20多年中,短暂相聚、长久分离成了我家的常态。抗战胜利后,父亲和他的战友们从华北平原一路向南、向西,打过长江,进军西南,最终和平解放了西藏,并扎根高原搞建设。我们一家人天各一方,父母舍弃了小家庭的天伦之乐,却将一种更加崇高的精神信仰传给了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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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西藏是大局问题,

不是小家问题”

 

父亲早年在湘南地区发动农民运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之后,他跟随部队转战各地,参加了井冈山斗争、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1934年10月,父亲随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到达陕北后进入抗日红军大学学习,毕业后留在抗大工作。1938年冬赴冀中军区从事政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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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前排左二)、朱德(前排左三)与抗大部分同志合影。后排右三为谭冠三。

 

母亲李光明也是1933年入伍的老红军。她和我的父亲在延安相识、结婚,生了我大哥。父亲离开延安时,母亲正怀着孕,等我大哥一出生,娘俩就去冀中找我父亲,走了好几个月,后来又跟着部队到了山东。

 

因为生活环境太艰苦,我大哥在山东不幸夭折了,还不到1岁。所以我出生后,母亲就特别爱惜。行军途中带着孩子是非常不方便的,很多家庭把自己的孩子送给了老乡。我也先后被送出去三次,都因为母亲舍不得,又要了回来。

 

1942年,日本鬼子在太行山进行大扫荡,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牺牲了,父亲也受了伤。第二年,他回到延安,进入中央党校学习,还参加了“七大”。抗战胜利后,他又赴冀中纵队任政治部主任。

 

1947年,解放军向国民党军队展开了反攻,父亲打算到长江以南敌后开展工作,组织上同意了。这时我已经有了一弟一妹,母亲又怀孕了,无法跟着部队走,父亲就派警卫员把我们送回了河北解放区。不久母亲生下了我的小弟弟,但她马上要去党校学习,实在带不了4个孩子,只好把我小弟和妹妹送给了当地老乡,我和二弟则住在父亲警卫员的农村老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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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戎生(右)与母亲、弟弟的合影。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母亲把我和二弟送到北京上学。这时父亲是二野第十八军政委,他和张国华军长率部参加渡江战役一路南下,走了8个省、8000多里路,一直打到成都解放,确定在川南驻防。

 

在向川南进军的途中,十八军接到二野紧急电报,要求父亲和张军长立即赶赴重庆开会。到了重庆,刘伯承司令员与他们谈话,说党中央、毛主席已经确定,进军西藏的任务由十八军承担。张军长和我父亲马上表态:“坚决执行命令!保证完成任务!”

 

会议中途,邓小平也来了。他谈到了进军西藏的意义以及要注意的问题,特别是宗教、民族关系等方面。邓小平说,对于解放西藏,中央定的政策是一面进军、一面修路,政治重于军事、给养重于战斗。

 

大的原则、方向都已确定,接下来就是传达、动员和执行。对十八军来讲,仗本来都打完了,基层官兵都在考虑是否在川南安家。不少人想留在成都,还有很多山东籍、河北籍的官兵想回老家去,结果突然得到命令要进军西藏,大家的思想有了波动,有人甚至说出“进藏等于送葬”的怪话。

 

针对这种情况,军党委召开了动员大会。父亲表态说:“我作为军政治委员,不仅自己要去西藏,还要把我的爱人、也是我的战友李光明同志一起带去,至于孩子,我是不会把他们接到川南安家的。”

 

不仅父亲,所有的军党委领导都是这个态度,坚决服从中央和军委的命令。在反复进行思想工作的过程中,领导班子起到了表率作用,干部们以身作则,很快稳定了军心。

 

通过动员,基层官兵也认识到,解放西藏是大局问题,不是小家问题,革命军人必须冲在前面。等到部队出发前,十八军召开誓师大会时,动员场面变得热火朝天,官兵们已经是迫不及待出发的状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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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西藏军区成立时的谭冠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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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走布达拉宫前的“粪山”

思想问题解决了,但在执行层面还面临着相当多的困难。刘伯承司令员说过,就自然条件而言,进军西藏堪称第二次长征。

 

进藏路上,解放军翻雪山、过冰河,面临高原缺氧、粮食不足、燃料奇缺等问题,还承担着修路、修机场的任务,某些方面甚至比第一次长征时还要艰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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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解放军在进西藏途中,用人力把汽车拉上山。

 

从昌都到拉萨约1150公里,部队经过56天的艰难行军,横穿了广阔的藏东北草原,翻过了19座终年积雪的大雪山,蹚过了数十条寒冷刺骨的冰川河流,终于在1951年10月26日到达拉萨,把五星红旗插上了喜马拉雅山。其间的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在北京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宣布西藏和平解放。

 

西藏和平解放了,但接下来的任务更艰巨。首先要解决部队的吃饭问题。遵照毛主席“进军西藏、不吃地方、屯垦戍边、寓兵于民”的教导,父亲率部队在拉萨西郊开垦荒地,自力更生,官兵们一手拿枪、一手拿镐,开始了新西藏的生产建设。1952年西藏军区成立后,部队又创建了八一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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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谭冠三(前右)同藏族群众一起参加义务劳动。

 

当时拉萨的流动人口增加,每年的朝圣人群、往来的马帮商旅、各地官员、土司头人及其随从很多,但整个拉萨却没有一个公共厕所,街头随处可见人畜粪便。就连布达拉宫前面也有一座“粪山”,据说是从唐朝就有了,附近人畜的粪便都堆积在那里,千百年来从没打扫过。

 

于是,部队在开荒的同时,也投入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背粪运动”:起床号一响,大家先到布达拉宫前,背上一柳条筐的粪,然后走一个小时的路,到新开垦的荒地把粪倒下作为肥料,再回到营房洗脸吃早饭。

 

就这样,布达拉宫前面的“粪山”被一点点搬走了,接下来部队又搬运拉萨市区各处的陈年粪堆,甚至去许多大户人家的茅厕掏粪……不到一个月,拉萨大街小巷的粪便全部被部队掏光、背走。拉萨河畔新开垦的土地因为有了250多万斤肥料而变成沃野。布达拉宫前面曾经是“粪山”的地方,后来修建成拉萨人民广场,现在又扩建成了布达拉宫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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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请求:骨灰埋在西藏

 

母亲进藏之前,没有时间去看望留在河北农村的两个弟妹,只看了看在北京的我和二弟。二弟当时5岁,从生下来就是母亲带着,特别依恋她。那时他感觉妈妈要走了,一直拽着、抱着她不撒手,晚上睡觉也这样。直到一天早晨醒来,发现妈妈已经走了。二弟受到很大刺激,大哭大闹,不停地找妈妈,相当长时间都没有恢复过来,后来的学习生活都受到一些影响。

 

母亲走后,有两三年时间音信皆无,我们不知道父母在哪里。我和二弟住在学校集体宿舍,吃饭在集体食堂,学校就是家,老师同学就是家人。留在农村的弟妹则是老乡抚养长大的,多年后才接到北京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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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谭冠三全家在青岛合影。

 

我们一家人就这样天各一方地生活着。直到1952年,父亲部队的人到北京来开会,转交给我一封信,是父亲写的。信中问我们学习怎么样、弟妹在什么地方。我这才知道父母在西藏。但西藏在哪里、是什么样,我还是没有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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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谭冠三在西藏给儿子谭戎生写的第一封家书。

 

从1952年到1965年,父亲先后给我写了50封信,我珍藏至今。其中最让我感动的一封是1962年5月,父亲在得知我已经成为一名正式党员后写来的。

 

他在信中写道:“(得知)3月31日党正式接受你为中共正式党员,表示同志的祝贺!”当时我一看到这个开头,眼泪不由自主夺眶而出。这是父亲第一次用“同志”来称呼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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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5月,谭冠三在家书中祝贺谭戎生正式入党。

 

我理解父亲这句话的内涵和分量。他看到党的组织又增加了年轻成员,输入了新鲜血液,又是自己的儿子,感到欣慰、感到高兴。

 

最近这些年,社会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称呼,先生、老板、总裁……但我始终认为,“同志”才是最崇高、最亲切的称呼。一声同志,代表着我们都是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在那封信里,父亲也指出了我很多缺点和不足,希望我不断改进。他还隐约提到中印边境存在打仗的可能,虽然他身体不好,但“精神很旺盛,准备百岁出征!”这封信我经常拿出来反复阅读,受益匪浅。

 

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战打完以后,父亲病倒了,回北京治疗,但他心里一直想再回西藏工作。然而因为身体原因,这个愿望未能实现。1966年11月,父亲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副院长(主持工作)。

 

197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50周年之际,父亲和老战友们一起应邀回到西藏参加庆典,看望老同志和藏族同胞,也再次回到了他投入大量心血的八一农场。由于返回成都后不幸患重病,父亲没有再回北京,而是一直生活在成都,直到1985年去世。他临终前有两个请求:一是把骨灰送回西藏,二是把剩下的一点积蓄全部交党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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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西藏的“不了情”

 

1985年12月,我第一次进藏,是给父亲选墓地,最后就选在了八一农场。骨灰安放仪式上,干部群众一共去了500多人,很多人流着泪回忆父亲生前的点点滴滴。我深受触动,回来后就向组织上提出平调到西藏工作,继承父辈的遗志。1986年,上级批准了我的请求,安排我去了日喀则军分区。

 

上世纪80年代,西藏地区的条件还是非常艰苦。日喀则的风特别大,有时能达到12级以上,屋顶都被吹跑了,而且房子本身也很简陋,既透风又漏雨,冬天极其寒冷。在边防一线的乃堆拉哨所,战士们在自己住的山洞门口写了一副对联:夏住水帘洞,冬住水晶宫;横批是“乐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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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谭戎生在西藏乃堆拉哨所。

 

当时各方面物资都非常短缺。晚上想看书,只能点蜡烛;洗澡就是简单擦一擦;没有电视,只能听听收音机,报纸都是半个月甚至一个月以前的。

 

边防线上的战士更艰苦,很多哨所在海拔四五千米的地方,生活非常寂寞,只能白天看云看山,晚上看星星月亮。可想而知,父亲他们刚到西藏时,条件肯定更加艰苦。

 

我在西藏工作了6年,后来因为身体原因无法继续在高原工作,调回了北京,这也是我的一个遗憾。退休后,我一有机会就要到西藏看看、走走,发现最近几年的变化非常快。

 

去年,我和家人从成都自驾到昌都,再到拉萨。出发前,我还跟孩子讲可能遇到不好走的情况,孩子说爸爸对西藏还是老印象,现在整个川藏线都是柏油马路了。

 

果然是这样,就连到西藏的高铁也快要通车了。当我回到日喀则军分区时,特意去看了原来住过的老房子,跟旁边的新建筑一比,真是巨大的变化。

 

还有部队的发展。现在边防军人的待遇提高了,每个单兵的装备都非常好,防雨又防寒,通信工具也很先进。当地老百姓穿得漂漂亮亮的,晚上在霓虹灯下跳广场舞,跟北京老百姓的生活没什么区别。一路上我不断感慨,我们国家确实强盛了。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从诞生开始,我们党就立志解放受苦受难的人民,让穷苦人有饭吃、有地种,不受“三座大山”的压迫。那时穷人家的孩子为什么坚定地跟着共产党走?因为富人不管你死活,只有共产党才替穷人着想,是真正为人民打天下的,所以才得到人民的真心拥护。我坚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民族复兴的理想一定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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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环球人物):庆祝西藏解放70周年!开国中将谭冠三之子独家讲述当年大军进藏背后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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