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大钊对我党军事思想的早期探索

论李大钊对我党军事思想的早期探索

编者按:

李大钊是中国最早掌握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的共产党人之一,他在战争观、建军思想、战略战术原则等方面,逐步超越了当时占支配地位的资产阶级军事观点,开始用马列主义军事理论分析中国军事问题,将中国的军事思想推向了一个新阶段,其军事思想反映了中国军事学术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的过渡,代表了中国先进分子在军事领域的发展方向和奋斗目标,预示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的出现,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萌芽,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5周年之际,让我们重温李大钊早期从事军事活动的实践经验及其理论成果,深入了解李大钊对我党早期军事活动及军事思想形成的历史贡献。

我党主要创始人李大钊早期从事军事活动的实践经验及其理论成果,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科学体系的形成有着独特的历史贡献。李大钊早在第一次大革命前夜的1921年至1923年,就曾两下广州、三赴上海、四跨长江、六渡黄河,从出面争取吴佩孚、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并亲自参与同孙中山及蒋介石磋商创办黄埔军校开始,已为开辟北方战场策应北伐战争而运筹帷幄,南北奔波,倾注了巨大心血。正当南方从广东革命根据地发动北伐与国民革命之际,李大钊又凭借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共两党北方最高领导人的显赫地位和崇高威望,以我国华北、西北、东北15省市广大城乡为阵地,以冯玉祥约30万国民军、郭松龄近10万精锐奉军,及北方各省成百万农民武装和红枪会为对象,结成了广泛的反直反奉军事统一战线,掌握了成建制的师、旅、团、营、连正规军队与数十万武装农民,开创了波澜壮阔的北方反帝反军阀大革命局面,并初步形成了我党最早的军事思想雏型。李大钊的上述活动,史书论及较少,鲜为人知。本文旨在通过对李大钊的活动的概括,来看李大钊对我党早期军事活动及军事思想形成的历史贡献。

一、关于战争理论、暴力革命与武装夺取政权的论述

1921年,李大钊通过林伯渠的关系,介绍列宁派来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去桂林同孙中山会晤。当马林提出“要有真正的革命武装,要办军官学校”时,孙中山欣然接受这个建议。1921——1922年,李大钊为争取吴佩孚做了不少工作,成为我党争取吴佩孚工作的主要执行人。1922年,陈炯明叛变后,孙中山在上海与李大钊等中共领导人商谈中,迫切提到建立军官学校及革命军队问题,并要求中国共产党派人帮助。

1922年李大钊演说:“社会主义的实现,必须经过政权的夺取”,而“政权的夺取非革命手段不可”,“就是无产阶级独揽政权”;同年,他又著文提出:“惟有枪才能对付枪,惟有暴力才能打倒暴力”,“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来到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之下来实行暴力革命”,“打倒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次年,他写道:“把一切政治权力夺回到人民自己手中,除此别无他途”。他主张消灭战争必须依靠“觉醒的人心”。

1923年,李大钊出席广州国民党“一大”筹备会议时,孙中山多次同李商谈创办军官学校等问题。李大钊还受孙中山委托,找蒋介石商量筹办黄埔军校事宜。在此期间,苏俄政府特使越飞来华,经李大钊联络介绍同孙中山会面。李大钊参加了整整六天的孙越会谈,商讨了包括建军问题在内的中国革命重大问题。

1924年,在李大钊、毛泽东参加的国民党“一大”期间,正式议决成立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同年,李大钊指出:“中国各个军阀后面都紧紧的依靠着帝国主义”。中共必须“注意工人和农民”,“尤其是军队中、军官学校中活动”,“以进行阶级的和民族的决战”。1925年他领导首都革命时提出:“推翻旧政权,建立人民的政权”,“由统治阶级手中夺取”政权。1926年他领导京东数县及山西、内蒙农民,掀起抗捐抗税、反对贪官污吏的怒潮,焚烧县政府、县议会,捣毁税务局,斗争矛头直指反动军阀政府。同年参与国民军调动指挥,确定“把二、三、五、六各军均送入陕西”。“一军只助解西安之围,不留陕”。决定“把陕西交给于右任”。“将来组织(陕西)省政府时”,“当推于(右任)为主席。”

1927年,国民军解围西安、刘镇华败军溃逃、督署省署土崩瓦解时,在李大钊亲自策划和领导下,组成国民军驻陕总司令部,决定由于右任、邓宝珊任总副司令,代行陕西省政府职权,作为北伐时期陕西省最高权力机关。指派著名共产党人魏野畴、史可轩、杨明轩、杨晓初、葛霁云等,分任军事部、政治部、政治保卫部、民政厅、教育厅、司法厅、建设厅、经委会及《国民日报》、《新国民军报》与出版局的领导职务,成为军民两政一切方针政策的决策者,开创革命军政府的新纪元。同时,确定国民联军总司令部为西北最高权力机关,颂布《临时行政纲领》,各项军政财经实施,在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绥远、察哈尔、河南等省及国民军各部队普遍推行。

二、关于“组织共产党军”及创建、壮大革命军队的论述

1924年,李大钊亲自谈话动员共产党员李运昌上黄埔军校时,明确提出:“我们党要抓军队,没有军队不行啊!”“我们党要建立革命军队,进行国民革命,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同时,李大钊“拟在西北军中组织共产党军”,“在东北地域建设一琏革命根据地”。同年12月李大钊亲赴开封谈判时,李对中共党员、掌握20万军队的胡景翼的高参屈武说:“把胡景翼培养起来,这对将来同我党合作是个可靠的人。”李还批评陈独秀说:“他有些书生气,我要有机会约他到北京来,也同他一起到河南来同胡景翼接触接触,了解了解,使他知道不是他原来的想象的,进步的革命军队和军阀都是一样的想法。”

1925年,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李大钊亲自分析和主持了对“最热心与粤接洽”的“小张”即张学良的争取联络工作。同年,李大钊决定招集了五千名蒙古籍兵,组成第一支内蒙古国民军。

1924年至1927年,北方党和李大钊先后掌握了史可轩师、张兆丰师、许权中旅、石谦旅、阎揆要营,在北伐中屡建战功,在渭华起义、清涧起义中起了骨干作用。张兆丰师在援陕东征与会师郑州战役中,受到武汉国民政府两次传令嘉奖。

1945年毛泽东在“七大”讲:“第一次大革命,被人家一巴掌打在地上,象一篮鸡蛋摔在地上,摔烂很多。”但李大钊和北方党播下的革命火种,在后来各个革命战争时期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获得丰收。以中共党员为骨干领导的重大革命起义,诸如:董振堂、赵博生领导的第26路军宁都暴动与红5军团的诞生;郝光、谷雄一领导的高桂滋部平定兵变与红24军的成立;冯玉祥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崛起;杨虎城与红四方面军互不侵犯反蒋抗日密约签订;原杨虎城部孔从洲第38军起义与西北民主联军的建立;高树勋邯郸起义、马法五部放下武器;郝鹏举台儿庄起义(叛变后又被俘);吴化文济南起义;胡景铎(胡景翼六弟)师榆林起义;“佩剑将军”何基丰、张克侠贾汪起义;廖运周师淮海前线起义;李大钊与中共的忠实朋友邓宝珊在促成傅作义北平起义后,又推动董其武绥远起义,并率所部228师及胡景通(胡景翼二弟、22军副军长)同时起义;张存实旅冀中起义;以及黄樵松军太原前线起义(未遂),等等。原西北国民军的不少部队先后举行革命起义,其加入人民军队行列的革命官兵,作保守的估计也不下20万之众。这么多建制完整、武器精良、齐装满员的正规军队先后起义,对壮大我党我军领导的武装力量,坚持革命战争,推翻三座大山,成立新中国,建树了不朽的功勋。

三、关于创建中共军队党委、军队政治工作与培养军事人才的论述

李大钊作为首创中国军队政治工作的先驱者之一,对于军队政治工作的性质与任务、地位与作用、职权与作风,以及组织工农、建立政权、瓦解敌区与俘虏政策、战时政治工作等基本问题,均有条例性的总结概括。

李大钊明确提出:“我们党要建立革命军队”,“非常需要懂军事的人”,于是他早在保定军官学校建立中共党支部,输送大批党团员去苏联、黄埔军校学习军事理论和实战经验;并倡导举办西北陆军干部学校、北方联合军校与“西北第二黄埔”中山军事学校。据《邓小平传略》记载:中山军校是由“共产党人筹建,邓小平任政治处处长兼政治教官,并任该校中共党组织书记”。“逐步组建了一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为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陕西渭华起义创造了条件。陕北红军的一些高级将领,就是从这所学校出来的”。

随着国民军政治工作制度的建立和健全,担任重要军事、政治领导职务的著名共产党人有:李大钊任国民联军总政治部主任(因身兼国共两党北方最高领导重任未能到职),刘伯坚、肖明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由刘伯坚代理主任;魏野畴任国民联军驻陕总部政治部副主任、三民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宣侠父、刘志丹、方仲如、贾从周、李世乐、卢绍亭、曹力如,分任国民联军第3、4、5路军及刘郁芬、韩复榘、方振武、杨虎城部政治部主任;史可轩任国民联军卫队师师长、郑州警备司令、中山军校校长,李林任副校长,邓小平任政治部主任,唐澎任主任教官,刘志丹任教官,许权中任总队长、后任团长、旅长、代理师长;张兆丰任师长;葛霁云(受李大钊委派)任国民第2军第7师师长邓宝珊秘书长;王若飞、刘天章任北方联合军校负责人;徐向前、程子华、阎揆要、南汉宸、李象九、蒋听松等,分任连、营、团长,军官学校校长,杨虎城秘书长等职。同时,陈毅受李大钊委派入川做杨森工作,后任泸顺起义军政治部主任,等等,从而为我党后来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和创建工农红军,培养了大批高级将领。他们在各个革命战争时期,担任了重要军政领导职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成为治党治国治军的杰出领导人。而这些重要成果,都是以李大钊为首的北方党,在坚决抵制陈独秀“只作宣传不当军官”机会主义斗争中取得的。

李大钊和北方党坚决抵制陈独秀“在国民革命军不发展党的组织、不须有党支部”的错误决定,创建了中共军队党委,建立了国民联军总政治部中国共产党委员会(肖明任书记)、中山军官学校中共党组织(邓小平任书记)、许权中旅中共党委(刘志丹、高克林任书记)、国民第3军第3混成旅中共旅支部委员会(张兆丰任书记)、杨虎城部中共军事委员会(魏野畴任书记),在石谦旅及高桂滋、甄寿山等部,均建立了中共党团、“军支”、“特友”、“军友团”,及直属中共北方区委领导的“革命军联谊会”(王一飞任书记)。上述早期建立的中共各级军队党委,尽管当时组织系统与领导制度尚未完善,但实际上对军队及驻地农运起到了“指导一切”的领导核心作用;并派往国民军与新发展中共党员近千人,成为所在部队的领导骨干力量。

四、关于农民运动、农民武装及改造红枪会的论述

党的武装斗争就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1925年10月,李大钊把注意力由城市斗争转向农村斗争。北伐开始后,李大钊率先提出武装农民的任务。8月又发表《鲁豫陕等省的红枪会》论文。他指出红枪会等农民自发的武装组织,用现代武器装备起来后,具有极其伟大的社会力量。它“不但可以用他的阶级的力量打败军阀的军队”,并且可以“召唤军阀营垒中的农民”,“破坏军阀营垒”。他提出武装农民的方法,一是组织武装的农民自卫团;二是把红枪会改造成为“堂堂正正的武装农民自卫团。”“抵制暴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注意克服其“狭隘的落后主义、乡土主义”、“迷信、盲目”排外思想,“很明白地知道”农民在“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和责任,很明白的认识出来谁是他们的仇敌和朋友”。1926年晋、冀、鲁、察、热五省农协会员约有2万人,仅河南省即达27万之众。接着有“南广州北西安”之称的陕西成为北方革命运动中心,农民协会遍及60余县,会员达50多万,武装农民即达10万之众。其规模与声势之大,仅次于湖南、广东居全国农运第3位。

1926年3月、毛泽东、李大钊南北呼应发展农民运动,毛泽东就任广东农讲所所长,下设军事训练部,以1/3课程进行正规军事训练,为农村武装斗争培训骨干。毛曾委托魏野畴带致李大钊、陈毅亲笔信专程去北京商调学员。李从冀、热、察、绥、奉等省选派40余名干部去广州学习。同时李大钊在京举办农民运动训练班,亲自讲授农运课程。李还对派往广东的李波涛说:毛的“才学很好、你去后……可以帮助他整理些农民战争的资料”。“希望他常给我来信”。李毕业后,毛托将他亲笔信“途经北京面交李大钊”。毛还特地将李大钊雄文《土地与农民》编入《农民运动丛刊》,作为农讲所教材。在发动农民战争、武装夺取政权这个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上,李、毛思想一致,代表了当时农民运动的正确方向。

五、关于战略思想、军事原则与作战方针的论述

在北伐战争中,李大钊善于审时度势,从南北战场的不同特点出发,多次提出战略方针、作战计划和军事原则与斗争策略,对中共中央正确决策北伐战争与指导北方战场,起了影响北伐全局的战略作用。其代表作有《守常政治报告》、《守(常)同志来信》及有关文电指示。

保存军队实力,开辟北方战场——1926年3月,面对直奉晋鲁“讨赤联军”对国民军的疯狂进攻,国民二、三军已被击溃与瓦解的险恶局面,李大钊主持召开国共两党负责人及苏联顾问参加的军事会议,他首先阐明对当时战局的看法,确定了保存国民军有生力量,撤出北京、退守南口的战略决策,并派员征得冯玉祥赞同与认可后,于4月15日撤出北京、退守南口一线,为南口大战和开辟北方战场拉开了序幕,从而抗击与牵制直奉联军近50万部队不得南下,发挥了保障北伐军两湖战场上顺利作战的重大战略作用。

进军西北、解围西安、策应北伐——1926年7、8月间,正当南口鏖战危急之际,李大钊约请于右任赴苏并连发三次电报,敦促冯玉祥尽快回国重振旗鼓、参加北伐。电报通告南口战况危急后,李提出“进军西北、解围西安、出兵潼关、策应北伐”的战略方针。冯玉祥欣然接受李转败为胜的战略决策启程回国。冯访苏三月“进步甚大,颇为乐观”。经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蔡和森对冯三天畅谈,刘伯坚助冯学习工作,冯在获得斯大林决策提供40万部队军火武器后回到绥远,举行了五原誓师。接着李大钊提出进军路线和作战计划:“即出兵陕西,经府谷、佳县、延川、洛川、耀县,攻取同州,直扑潼关,一则可以阻吴败退入陕之路,一则可以解西安、三原之围。”李大钊还给冯玉祥、刘伯坚送来亲笔信,提出“国民军应进军陕西,击溃直系刘镇华部、解西安之围,然后以关中为据点,出师潼关、策应北伐,会师中原”。冯根据李所提作计划、确定“固甘援陕、联晋图豫”8字方针,分兵7路进军陕甘。1927年春,李大钊送来密函,通报奉、鲁、孙兵力部署及奉张出战河南计划,敦促冯玉祥抓紧战机、出长安会师郑州。冯按李所提作战方针,“亲率20万兵力,东出潼关、会师郑州”。5月30日占领郑州,6月1日克复开封,与北伐军胜利会师。至此,李大钊生前所定“进军西北,解围西安、出兵潼关、会师郑州”的战略计划,在他英勇就义1个月后全部实现。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军——1926年9月,针对北伐军即将取得两湖战场胜利,奉张以“援孙援吴”为名由北南下,同北伐军争夺两湖。孙传芳也开始调动兵力,拟从江西夺取两湖,迫使北伐军面临对张对孙两面作战危机,李大钊及时向中共中央提出:“对张对孙似不宜同时宣战”的正确策略。他主张首先在北方牵制奉军不能南下,南方则集中兵力速歼孙部,然后南北夹击对奉作战。江西战场的胜利证实了李此一军事原则的正确。

南北战场配合,夹击围歼奉军——当北伐军进攻两湖之际,李决策保存实力,开辟北方战场,抗击与牵制直奉不得南下,保障了两湖顺利推进,当北伐军开始对奉作战时,李又指导国民军挥师西进,攻占陕甘,箝制刘镇华10万直军于西安,威慑奉军不敢南下,使北伐军得到休整机会,以利再战。当北伐军开始河南会战时,李又敦促冯玉祥“解西安、三原之围”、“出长安会师郑州”,形成南北对攻,分进合击,共歼河南奉军的战略态势,实现了南北两军战略、战役、战术上的协同作战。

六、关于破坏军阀“讨赤联军”策略与列强反华联盟外交政策论述

李大钊基于对各派军阀矛盾的透彻分析,致力于分化军阀阵营:或争取其革命(如冯玉祥),或策动其倒戈(如郭松龄),或促使其中立(如阎锡山),或联络其自治(如推动张伯英及靳云鹗、田维勤、魏益三等10万豫境军队自治),使北洋军阀分崩离析,使革命阵营兵力猛增。1926年12月,李又提出北伐三大策略:一“接近鲁张”,“怂恿他赶快去吃江苏这一块肥肉,驱孙而拒杨”;二“收纳靳田魏,北拒奉,东拒鲁,西向潼关与国民军携手”;三“联络阎锡山”,使之“消极的不与奉合作”。同年9月,李还向党中央报告对奉张三派深刻分析及不同对策,并派员争取张学良及打击孤立亲日派。在此期间,李将军事、政治、外交从战略高度密切联系,针对列强破坏与对华政策不尽相同,列强在华利益、势力范围各有区别,他首倡并推行“联合日本、中立法美、孤立英帝”的外交政策。李大钊还利用北洋军阀“中央政府”及各国外交使节均驻“首都”北京,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与北方总负责人的重要地位,亲自主持对英、美、法等国的外交谈判,并参加同日本使节的谈判活动、取得了破坏各帝国主义反华联盟和保障北伐成功的外交胜利。

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是由南北两大战场组成的。毛泽东曾说:北伐战争时党虽已开始懂得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但还没有彻底了解其重要性。正是在全党尚处于初创的幼稚阶段时,李大钊比党的其他领导人更早一些,从中共建党前后开始至他光荣牺牲前的北伐战争中,最早研究马列主义战争理论,吸取苏联十月革命经验,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全面开展军事运动,从开辟北方战场策应北伐战争,到结成反直奉军事统一战线;从敦促冯玉祥五原誓师参加北伐,到制定战略方针与作战计划;从开创国民军政治工作、举办北方军官学校,到组织武装农民与改造红枪会;从创建中共军队党委会、组织领导军政府,到亲自指导部署、整顿国民军;从大力协调冯玉祥、于右任关系,到敦促冯玉祥“出长安会师郑州”;乃至为保障北伐胜利、破坏列强反华联盟、亲自主持与参加对英、美、法、日等国外交谈判等方面建树了丰功伟绩。历史证明,李大钊和以他为首的北方党所领导的军事运动,是我党早期军事实践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李大钊的探索对我党军事实践的理论结晶——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做出了独特的重要贡献。

来源:《南京政治学院学报》

作者:阎稚新,国防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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