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汉:干校琐忆

Personal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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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汉:干校琐忆

牛汉:干校琐忆

牛汉

1969年9月29日下干校前,连队集合走到天安门宣誓。我们出版社一个连队一百多人。上火车后我坐在韦君宜旁边。她木呆呆的,雪峰等都在同一列火车上。
到咸宁下车后,冯雪峰赤脚自己挑自己的行李。地十分泥泞,我问雪峰行吗?他说“行,行”,他说从小走惯泥泞的路。冯雪峰农村长大的,走路很稳。后来,他在一个水塘边看水泵,为菜地浇水,我天天挑粪,浇菜地。我在水泵房前看见雪峰,悲苦、坚忍、正直,活像被劈了一半的半棵树。1972年我写的短诗《半棵树》就是写当时的感受。
在王家湾(红旗大队第一生产队),我们住原地主的房子,两层,门前有水池子。雪峰在水池那一边。一人一床,几个人一间房。后来自己脱坯准备盖房子,盖好了就搬到自己盖的干打垒房子住。最近在美国逝世的原外文编辑部的高骏千,大家喊他“高架子”,他是盖房时的架子工。我和泥、脱坯,干最重的活儿。干活我不含糊,很积极。盖的房子是个四合院,几百号人住了两三个年头。四合院外边,有两排平房,住过几家中国作协的人,其中有张天翼和侯金镜两家。
接着围湖造田。沼泽里很多蚂蟥,不少人被咬了。

  由于围湖造田,到1970年的夏天向阳湖已经成为没有水的湖,像一口烧干了的热锅。湖底白天热到摄氏五十多度,室内温度也达到了42℃以上。最热的那一阵子,我多在“湖”里水田干重活:挑秧、送饭。每周至少还去咸宁县城用平板车拉一趟菜。我如一头牲口,双手把着车把驾辕,有两个同类(五类分子)拉捎,每车负重不下千斤。烈日当头,弓着赤裸的背,还得昂起头看路。遇到瓢泼大雨也得拉。拉一趟光路上来回就须跋涉六个钟头。
有一个管伙食的革命群众负责采购,他(我不愿亮他的名)可是个真正的甩手大爷,空着双手押着我们,从来不帮着扶一下,这就是当时深入人心的“阶级关系”,是绝不可模糊的。但苦难使我也懂得了其中的虚伪和奥妙。押着我们的这位大爷,由于始终独行,闷得慌,想跟我们说说话。我绝不搭腔。有一回,他无理呵斥我们,我差点挥拳揍了他。但拉菜也有个好处,去时是空车,可观山望景,有时故意放慢步子,回返时可以挨近黄昏,天气凉爽些。人毕竟比牲口有点头脑。
有一天下午,从城里拉肉回到连队宿舍,听说社里古典文学编辑室的刘敏儒死了。当天早上,我打早饭时还碰见他,他端着一瓷盆粥。我见他两只眼血红血红,跟他说:“你得到医务室看看,不要大意。”
他说:“我的眼睛过去就老出血,不碍事。”他说话时直发喘,当时我就觉得他病得不轻。可是他仍然挺着,不敢开口请假。记得他是分到菜地干活,在山坡上开荒,活儿并不轻松,需到山坡下的水塘里上上下下地挑水,我干过几天。刘敏儒是脑溢血,在菜地里晕倒的,抬到工棚里,只一会儿就死了。死得很惨,眼睛、鼻子、嘴巴里都流着血。
下干校前,刘敏儒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的秘书,为人厚道,工作谨慎,很称职。他的毛笔字写得很规矩。听说,他曾在冀东解放区当过小学校长,后来,到了国统区。文革时,被诬为两面村长。这个历史包袱,严重影响了他的精神状态。在干校跟我不是一个排,没有一块儿劳动过。他的体态偏胖,面色白里透红,着实像个有福气的“老村长”。
在干校,他远不如老鬼孟超活得开心。孟超,当过人文社副总编,人虽精瘦精瘦,可成天咧着大嘴巴,笑嘻嘻的,叼着烟卷儿,嘴角拖着长长的口水,既可怜,又可笑。军宣队的人说他干活偷懒,一个钟头大小便三五回。孟超说,他有病,天天尿裤子!“不信,来摸摸裤裆!”他叉开腿,“谁来摸?”我见过他这样表演过几回。我真的去摸了一下,对军宣队的人说:“是湿嘟嘟的。”孟超后来很感谢我为他作证。刘敏儒干活肯定认真,从不敢偷奸耍滑,他远不如孟超鬼。那几天,天气酷热,尸体不能久留,得赶紧埋掉。连队为他赶制了棺木。当时盖房时搭脚手架用的木板,有的是从北京故宫运来的,板子又厚又沉,是盖金銮殿用过的。都说刘敏儒的冥福不浅,寿木规格可真够高的。一吃完午饭,连领导指派我和丁玉坤几个人去挖墓穴。
坟地的风水很好:清静的小山窝,五六株亭亭如盖的松树,还面临一个清幽幽的水塘。丁玉坤在故宫干过事,比知识分子懂事些,说一定得把老刘的地宫挖得讲究些,多深多长多宽都有规矩,挖了起码两三个钟头。在刘敏儒之前,已经有一位“五七战士”在这里入土为安了。这位死者,可不是一般的小辈,他叫石宝常,是出版口的资深编辑,民国初年,在北京俄文专修馆与瞿秋白同学过。巧的是,他和刘敏儒都是冀东人。我们几个在挖坑之前,先把这位石老前辈的墓冢修整了一番,填了几个耗子洞。老丁说:“填了也不行,窝在里面。”
晚饭后,接到命令,还是我们几个“分子”为刘敏儒抬棺安葬。连队的大部分人默默地为老刘送行。盖棺前,大家一一向老刘告别,有人在呜咽,记得是潘漪。刘敏儒满脸斑斑血迹,我用手帕为他擦掉,血尚未凝固。他的近视眼镜掉在身下,我拾起来端端正正地给他戴好。他的身躯下面垫着一条绿毛军毡,是社里当代文学编辑室、曾在青年军干过的朱叔和的。我对朱说:“一块埋了?”老朱点点头,说:“让老刘在地下温暖点。”声音很悲痛。老朱也可能是抬棺者之一,记不清了,他也是造反派死揪活揪的一个什么分子。盖好棺,我们就抬起上路,很沉很沉。有不少人跟着送葬。刘敏儒和石宝常并排地安葬在一起了。
这是我一生唯一一次为死者抬棺安葬。那种沉重感,不仅压在肩头,还沉沉地压在心上。

  对于各种劳动,包括重体力劳动,我从不叫苦,什么活儿我全能干。才到时自己没有种菜,起码我们一周要到县城两次,拉菜、肉、油等生活必需品。还到四五里外公社的粮库拉过粮食,总是我驾辕。干重活时我到县城吃一顿饺子。有一次同去的还有萧乾。他年老体弱走不动。去时是空车,可以慢悠悠地走,回来车装满了东西,很沉,足有千斤重。冬天身上毛衣都湿透了。
有一年夏天,我的前胸和后背被烈日烤爆了皮。一个聪明的好事者竟从我的脊背上痒酥酥地撕下一大片死皮,有五寸见方,色泽赤红赤红,天天被汗水浸透的毛孔历历可见,举在阳光下照照,还清楚地看见几道发暗的条纹,那是拉平板车时被绳索勒的痕迹。我把这张发着汗血味的自己的皮,夹在心爱的《洛尔迦诗钞》里。诗集本子太小,洛尔迦和他的诗都救护不了我的皮,没几天就折碎了。如果我的这张皮能上能下后来还在,我一定要在上面写一首诗,装在镜框里,悬挂在我居室的墙上。那的确是一幅真正的有血有肉的命运的图像。

  1970年下半年,一批老弱病残,包括冯雪峰、金人、林辰等等,连家属二三十人到丹江口去了。金人还不愿走,直流泪,尽管到那边劳动较少。
日子过得比在北京时简单。每个人的内心都有想法,但不交流。《人民日报》干部寿孝鹤因我的牵连弄到西藏去了。(文革中,《人民日报》造反派把他当做审查对象。)写了两次寿孝鹤的材料。头一回比较严厉,第二回比较平和一些。我证明1944年冬天他在西安帮助过我,他也是真理卫队创始人之一,1946年7月在开封我介绍他入党。
我们和五连中国作协的连队挨着。盖好房子,我拉车进城时张天翼托我买奶粉之类的东西。一次见他在屋外头站着吃饭,高个,瘦,老婆跟他关系不好。看他一脸苦相,很可怜。不知为什么站在外面泥地里吃饭。还为另外三四个人代买过东西,悄悄地买,不能让看见。
五连(中国作协)侯金镜光膀子喂猪,活活累死了!躺在一个小棺材里,在朱家湾一间民房里放了一天。我平时跟他没有说过话,但还是去向他告别,深深地鞠了一躬。我听见有人唱战争年代的歌,唱歌的就是侯金镜的老婆,听了让人心里惨痛不已。后来我悄悄写了一首诗:《我去的那个地方》。诗中有这样两句:“我去的那个地方/有人在星光下正唱战争年代的歌。”
全连还有一百多人,每班十多个人。大约是70年代初,文洁若与萧乾去庐山一个星期,她家养的猫饿得喵喵叫,我可怜它,每天都去喂它一盆吃的。文洁若回来后感激我,吃早饭时就给了我半勺肉松。

  在干校,我养了一只狗,叫小白。那几年,我与小白的那种同属生物的情谊,真可以说胜过了人。它的妈妈,我们喊做“老白”,被我们连的一个老干部偷偷地杀了,不为吃肉,为的是一张狗皮。死去的老狗留下一窝狗崽,我挑了一个养起来。我把它从小养大,取名“小白”。后来,连队撤销,我们“一小撮”分子集中到452高地,我把小白带去了。它已长成,十分壮大,毛色雪白雪白。它白天到处玩,晚上必定回到我这里,卧在门口。
我每次到武汉去探亲,小白都会送我,一直送到西河渡口。我上了渡船,它静静地蹲在河对岸,目送我远去。三五日后,我深夜归来,它一望到我的身影,就会吼叫着,迎上来。它怎么晓得我正好在那个时辰回来?真是一个谜。有一回我梦游,半夜出走,在湖边走到天亮,小白也一直陪着我。
一日,我从城里挑鱼回来,有人告诉我:“赶紧去救你的小白。”我问:“怎么啦?”他说:“毛毛他爹正在宰它。”我火冒三丈,赶紧去救小白。毛毛是另外一个连的小青年。他爹是50年代初从东南亚回国的华侨,为人很诚恳,我不明白他怎么竟敢下此毒手。我找到小白时,毛毛他爹正往小白鼻子里灌水。杀狗,血流尽了,肉便不嫩。就在这一瞬间,我赶到了,大吼一声:“住手!”
毛毛爹知道我的脾气,赶紧过来向我解释:“听说咱们不久要回去,咱们走了,当地人肯定要把它宰了,还不如由我们享受好。”我听不入耳,赶忙操起一把镰刀,把绳子割断。小白咚地一声掉在地上,它已气息奄奄。我再晚来一步,它就会被活活憋死了。小白睁开眼睛,茫然地对我看看,似乎并不认识我这个亲人。几秒钟后,它清醒过来,并没有扑过来向我感恩,而是疯狂一般蹦起来,一溜烟朝山下面跑掉了。小白在生死关头明白过来:对于人,可不能轻易相信。
小白离开“452”后,又回到了四合院,也就是我们到干校后修建起来的几百号人住了两三个年头的地方。一天,我回四合院时突然见一只狗扑过来。它并没有扑到我的身上,而是蹲在我的面前,两只前爪死劲地挠着地,两眼盯着我。我一下子认出来了,这不是我养过两三年的小白吗?我流出了眼泪,真想不到小白一下子认出了我。我一直为它的命运担忧,看见它,了却了一桩心事。
在干校,政治批判活动并没有停止。揪“五一六”之前,有一天批冯雪峰,时间是晚上,在露天空场上。社里外文编辑部的程代熙真可怕,慷慨激昂,没完没了,说得很长。具体说什么忘了,记得的是雪峰本来在前面坐着,他断喝一声:“站起来!”雪峰就站了起来。
舒芜写大字报,很长,贴在院墙上,揭发批判胡风。绿原写了检讨。我没有写。我在干校一篇大字报都没有写过。
从1970年春天开始,揪“五一六”成了运动重点。何启治从连部秘书变成被审查对象。他原来写过《韶山的路》(诗),我还悄悄鼓励过他几句。现在要在全连大会上交代了。他被迫承认参加所谓“五一六”的检讨,一听就是胡说八道,他乱编,却说得跟真的一样。全是假的,我们老家伙知道。
下来之前,在出版社两派辩论时,程代熙为团长的“革命造反团”说你们(按:指何启治所在群众组织)包庇牛鬼蛇神,包庇牛汉这些“胡风反革命分子”。社里现代文学编辑室的王一之(王向彤)就大声说:“‘胡风分子’也有好的,牛汉就是好的‘胡风分子’。”他好幼稚呵!

  从1972年起,陆续有大学等单位来挑人。武汉、广西都来挑人,王一之就是这时走的,但后来回到北京的还是多数。1973年之后,干校大部分人都回原单位,或调往别处,只剩下“一小撮”仍滞留在452高地——干校校部所在地。
大批人走后,文化部干校的人马全部集中到校部——452高地。此时应是1973年秋冬。所有滞留文化部干校的也就剩百把十来人。因林彪问题,郭小川第二次被迫来干校,那已是深秋,他还穿着邋遢的衬衣,瑟缩发抖,流着清鼻涕,挺可怜的样子。我心想,“活该!”都知道林彪老婆叶群日记里有“文艺问题找郭小川”的话。我们都不敢与他接近说话。
郭小川跟我一个班劳动,每天上午干一个多小时,很轻松。他头脑昏昏,因为夜里喝酒,吃过安眠药。开小组会时,《文艺报》的有些人故意引他说些昏话,引得大家发笑。他常常平伸开手掌向我讨要荼叶,我有新的“麻绿”(湖北麻城产的绿茶)。我与他渐渐谈得亲近了些。他一再向我说:“我不懂政治!”我理解他,经过这些年的教训,他醒悟了,对人生,对政治,对自己,有了新的较清醒的认识。

  1973年6月,我们没有大的劳动任务,只种点菜,没人管,几个干部,还有张天翼老婆,绿原……
我们,我和舒芜,还有缠着要我们带她走的十三四岁的卢小冰(人民出版社的卢敏、人民文学出版社办公室前主任陆耿圣之女)。放一周假,我们三个人,打着到韶山瞻仰的名义,实际上坐火从武汉一路到了桂林,游了两三天滴江。《华南虎》就是在桂林起草的。到阳朔还待了一天。回来说韶山好,深受教育。瞎说呵!
阳朔倒影真漂亮。在漓江船上,舒芜咏了一首古诗。他的解释太书生气。我说那是写山的倒影,当然会晃动。
舒芜家学渊源很深。他没有上过大学。他们家有大房小房之分,舒芜出自小房。他祖父方守东字写得很好,在河北当过县太爷。他离任走时雇书童挑书,一担书,怎么会这么沉?原来书页中夹了一片片金叶子。(这个桐城流传的故事是我老伴吴平说的,他们方家的孩子在吴家的私塾寄读。)

  1974年,一个牧童来找我,说:“你们的那两个坟墓塌陷了,赶紧去整一整吧,不然,棺材板就被人拿走了。”这牧童是王六嘴的。有一回,他偷掰我们连队的玉米棒子,让我碰见了,我没有骂他,只对着他傻笑。我想起小时,我也不知偷过多少回财主家的玉米。
我见他生吃,说:“烧着吃更香。”于是我俩在地上拢起一堆火,烤得喷喷香地吃。我对他说:“咱们只吃这一回。”后来,我跟这个牧童建立了感情!他送过我一回鳜鱼,做熟的。
我跟同连队的马毅民当下扛着锹去修坟。刘敏儒和石宝常的坟果然已经被雨水冲得惨不忍睹了。
不幸的是,这一年王六嘴的那个牧童,突然得急病离开了人世。他只活了十几岁,是村里的一个孤儿。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给过我友情的少年。
在干校的后期,有时候会去洗温泉。离咸宁县城二十多里确实有温泉。坐公共汽车去,在那儿吃饭。躺在流动的温泉中。冬天,温热的流水,在赤裸的身体下咕嘟咕嘟响,真是享受。

  1974年12月末,我总算结束了干校的生涯。先在武汉住了两天,然后回到北京,历时五年零三个月。我们走之前,郭小川被押送到天津团泊洼。负责押送的是《诗刊》的丁力和尹一之。他俩都不搭理郭小川。郭小川喝很多酒,又吃安眠药。他的行李捆得太松,难以上路。我重新帮他打好行李包,帮他扛着装上车。临走我说:“北京见面!”他说“不行”,就被押送到团泊洼,经过北京都不让下车。
吴雪也是最后走的。现在听说吴雪老年痴呆了。我们曾在干校附近的大水坑里一块游泳。大水坑里的水很清,不臭,在离大湖不远的地方。
臧克家说湖北向阳湖五七干校是小天堂,是圣地。我与他的感受完全不同。

  本文选自《我仍在苦苦跋涉:牛汉自述》,牛汉口述,何启治,李晋西编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7月第1版。

牛汉:干校琐忆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私人史):牛汉:干校琐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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