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傳承：永遠的冀魯豫
山东省立聊城师范革命活动回顾
盛北光
山东省立第三师范和第二中学都设在鲁西北的历史名城——东昌府、我青年时代就在这两所学校读书。由于当时的政治腐败、社会的黑暗和军阀连年混战，地主资产阶级的高利盘剥，我的家境逐渐败露破产。家庭的败落，生活的艰辛，使正值读中学的我深深感到了世态的炎凉，前途渺茫。
1919年“五·四”运动后的中国，随着反帝反封建的民主运动的高涨, 新观念、新思想迅速在中国传播, 社会变革的呼声日高，我很容易的接受了进步思想的影响，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我的思想觉悟和政治要求都有了提高，不再象以往，只希望读完书找个事做，能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就满足了，而是渴望能变革当时的社会现状，推翻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所以，还在二中读书的时候，我就到处寻找共产党，想跟共产党闹革命。
1932年7月，我在二中毕业，和同学朱保明一起考入三师八级读书，到三师后，我和朱保明、申景玮（申云浦）就商量找共产党的事，我们三人本来就视为兄弟，约定分头找共产党，要一起参加不得隐瞒，恰巧三师党组织就在这时成立了，刘书林（刘子蔚）任书记，桑良阳任组织委员，孙芳茜任宣传委员。朱保明和孙芳茜都在八级一班读书，通过孙的介绍，朱于1932年9月底参加了党组织。20天过后，朱通知我说党组织批准你参加了，当时我心里很高兴，同时又不满意的问朱：“为什么不一起参加组织?还有申弟（景玮）呢?”朱讲：“组织不同意集休入党, 要一个一个地参加。”不久，党组织也批准申景玮同志参加了，根据党的决定，我们主要搞工人运动。我分工负责做城内西南角一个推水工人的工作，因推水工人不多，我便到北门一带做掏粪工人的主作，我们要求从提高工人工资入手，组织工人罢工。
1932年冬（寒假）返乡发动和组织了农民和盐民的革命活动。为了发动群众革命，扩大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党支部决定在1933年春开学后，组织一次大规模的张贴标语活动，分校内、大街和二中、三师附属小学四路，组织了四个组。我和朱保明、孙芳茜负责贴大街为一个组，王连级同志等负责贴三师附小一个组，成卷的标语都是校外同志先写好的，用破袜子装浆糊，我们乘下晚自习到熄灯30分钟时间内，出了学校后面东便门，孙在前面望风，我在中间拿着袜子刷浆糊，朱保明同志在后边张贴标语，从傅家宅，荣光兴旅部门口贴到南大街，又由鼓楼（古楼 ）东大街返回鼓楼西县衙门，不到20分钟我们贴完就返回了学校，和同学们一起睡了觉。标语都是用红、黄、绿纸写的“打倒国民党”、“反对‘先安内后攘外’的卖国政策”、“反对内战”、“中国共产党万岁”等等，下面署名为C·P，很醒目显眼。第二天早上，我还没有起床，就听到同学们议论纷纷，说学校贴满了共产党的标语，有的说全城都贴满了，已轰动了全城，我心里乐滋滋的，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打听哪里有标语。
因为贴在三师校院的标语比较多，当天上午，国民党县党部、县政府和驻军旅部的人都来到学校，说三师有共产党，把各班级同学试卷翻出来查对笔迹，自然无结果，学校怕负责任,说三师学生夜晚出不了校院，提出不能排除外来的共产党人在学校活动。此后，三师校外每晚有部队巡逻，实行了戒严。
1933年6月，省委组织部长宋鸣时叛变，山东省委和山东党遭到破坏，三师党组织通知，要全体党员提高警惕, 应付突然事变, 要把所有党内同志的来往信件和党的内部刊物、证件统统收藏好或销毁。学校已放暑假，我把保存的几份党刊《前哨》和几本进步书籍带回家藏在牛棚的墙缝里。当时白色恐怖下意志薄弱的人动摇了，并发现有个别人自首叛变。
1933年下半年三师开学后，政治形势十分紧张，学校前大门有人把守，后便门紧闭，每到夜晚校院周围就有军队的巡逻队。学校加紧了对学生的思想行动控制，训育员胥子君如同一只饿狗昼夜不停地到处嗅寻食物一样，探索寻找他们的政治猎物。校内一些国民党蓝衣社分子和反动地主子弟都也表现出趾高气扬、洋洋得意的样子，还经常在学生中窥视、刺探,侧击思想进步的同学。党支部这时布置党内积极活动的同志；一、要严加警惕，时刻预防发生突然事件，如发现特异情况，可离开学校暂避；二、为了保存力量，巩固组织，行动要十分严密，同志间尽量少接触，对已经“红”的同志可暂不接触；三、在同志们接触时，如发现有的党员异常，可回避。对已消极停止了活动的党员要甩掉，使其脱离党的联系。
由于叛徒出卖，山东党遭破坏，国民党特务机关加紧了活动，利用我党的败类叛党分子，配合韩复渠的侦缉队，在全省施行了大逮捕、大屠杀。党的组织都失掉了相互联系，只看到报纸上刊载，今天某地共党被捕，明天某地共党人员落网。一个时期内，几乎每天都有八号十一号汽车（刑车）尖叫着，载着我党的同志和思想进步的群众，残杀在济南千佛山下。全省乌云密布，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我们三师党的活动和全省一样处于革命低潮，这种恶劣局面，一直到1935年才逐渐缓和.在当时形势下，我一方面由于交不出1934年的入校学杂费，难以续读，另一方面，为了另开党的基地，建立党的据点，党组织确定我1934年休学一年，离开三师去阳谷县安乐镇县立第二小学，以任教为掩护，建立党组织，开展党的工作。
1934年暑期，聊师七级班毕业，刘书林等同志离开学校，把党的工作交给了八级陈景文、九级申景玮等同志负责。这时期学校的政治空气很恶劣，校图书馆成了党内同志的主要活动场地，同志们除了自己加紧钻研马列书籍外，还注意时事研究，帮助培养思想进步的同学，没有停止过党的革命活动。正因为如此，申景玮同志政治面目有所暴露，引起校当局怀疑，他们抓不到证据，便利用放寒假时机，向家长发函以辞退（退学）的名义，开除了申景玮的学籍。
1935年春，我休学期满，返回三师复学，钱杰东同志见到我如久别重逢的亲兄弟 , 拉着我的胳膊说：“大哥（在三师同学们都这样称呼我)你可回来了!赶快把支部建立起来吧!”看他激动而又焦急的样子，我很受感动，连声答应；“好、好。”我和王连级同志交换意见后，决定由我、王连级、钱杰东三人组成山东省立聊城师范党支部，他二人推我为书记，王连级任组织委员，钱杰东任宣传委员。
支部建立后的第一次会议上，我们研究了三个问题：一是审查党员的情况，对长期不找党组织联系, 不参加党的活动的党员, 以后党不再和他们发生联系。同时要做好脱党者的善后工作，对和党保持联系的党员，要加强组织教育工作，以巩固纯洁党的组织；二是接受过去的教训，党的组织要绝对保密，党员之间不发生横的关系，实行单线联系；三是研究下一步工作活动，鉴于举命仍处于低潮，要在同学中做政治思想工作，从思想认识上培养发展党员，同时要注意活动方式、方法，要灵活，利用合法身份活动。党员可与有社会上层家庭的同学处好关系，以掩护自己。在这次会议上审查并批准了杨绪铭同志入党，研究了学校图书管理员耿荆山误入托派，现仍积被要求参加组织的情况，半个月后，支部第二次会议批准了朱盘印（即宋秋潭)同志入党；审查耿荆山同志确系误入托派，决定吸收其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就在这时，山东省共产党的大叛徒宋鸣时由临清来到聊城，声称是专程来破获聊城师范共产党组织，抓捕聊师共产党员的，当时同学中凡爱读进步书籍，对时事政治不满，爱发牢骚的同学，心情都很紧张。党支部立即召开会议，布置每个党员作好被捕的思想准备，并研究讨论了被捕后的“三部曲”。其“三部曲”的内容是：一、被捕后，在无证据的情况下，不论敌人实行什么酷刑和骗术，决不供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二、如有叛徒指让或有其它证据，确已无法否认，就光明正大的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学习季米特洛夫，在敌人的法庭上讲演、辩论宣传马列主义，宣传共产党的救国救民主张，进行法庭斗争，反审判，变被告为原告，以争取法庭旁听者的同情；三、法场杀头时，要一路高呼“共产党万岁”、“打倒卖国害民的国民党”、“打倒贪污腐败的黑暗政府”等口号，以扩大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
那时耿荆山同志已为聊师教务员，聊师的教务会他都参加，我们布置他了解学校当局的动态，随时通报消息。叛徒宋鸣时和国民党聊城县党部三次到聊师调查，寻觅共产党组织活动情况，但他们均未查出谁是共产党员。因为我们入党时向上报的都是假名字。最后校长孙芳时等以“过去三师共产党组织的活动，可能是已毕业离校的六级、七级学生所为”而搪塞过去。宋鸣时只好灰滴溜地离开了聊城。
一阵乌云过去，形势稍有缓和。春末，在一次党支部会议上研究倡议召开学术辩论会，以此在同学中开展政治宣传活动，会上确定了两个辩论题目，一是“国家政权是否对人民有利?”另一是“是地主养活了农民，还是农民养活了地主”，计划先辩论第一题。
为了便于展开辩论，我和钱杰东同志到教务处请示了教务长黄沧溪，说同学们为了学习的深刻，想开展学术辩论会，是否可以?教务长听到同学们自己想开学术辩论会，十分高兴，满口称赞说：“好，这个办法好。”于是我们的辩论会就取得了合法化。有了教务长的旨意，我们便向九级的同学号召，说教务处要我们开辩论会，请同学们踊跃参加，当时被提名参加辩论小组的同学感到荣幸，没有被选入辩论小组的都想听听辩论的内容，看看胜败的结果如何。我和王连级同志分编为一、二两个组。他属九级一班，我属二班，自然形成了两个班的辩论会。为掩护辩论会的意图，两组除了有党员同志参加外，还各自选了两名地生家庭出身、读书平庸的同学作搭配。我们商定，王连级同志为正统组，主张国家政权是为人民利益的，我们第二组是反对派。我们暗中规定，正统组只能失败，不得取胜，在各自准备辩论材料时，我想如果辩论展开，辩论过程中要揭露国民党及其黑暗政府的反动本质，同时又要大加阐述宣传马列主义，这样势必引起校内反动分子对我们的政治怀疑。正在发愁时，钱杰东同志提出“找训育员胥子君去”，一句话提醒了我，找靠山，取得合法化，于是我跑到训育处，喊了声“胥老师, 请你帮助我。”胥见我很尊敬他, 于是又倒茶又让座.我说：“我们班开学术辩论会, 同学们让我站在反对的一面，我没有这方面的材料，怎么办。”胥随即连声说：“这好办，好办。”提笔写了《国家与革命》等几本书的书名，嘱我到图书馆去借。我心里高兴的想，这样就有了依据和证据，如有人说我宣传共产党的言论，我就可以说这是国民党代表，训育员胥子君指教我的。
辩论会在九级二班大教室里展开了，两个班的同学合在一个教室里坐下, 并欢迎号召其他班级的同学来参观,室内挤了个水泄不通。辩论了两个半天后, 正统组遭到失败。这时各个教室里、寰室里、饭厅里，同学们三、五成群地展开辩论，到处议论纷纷，全校轰动了!一些国民党员及反动家庭出身、思想落后的学生受不了了，接二连三地找校长孙芳时反映情况。学校召开了紧急会议，教务处懊悔失误无话讲，训育处有苦难言不吭气，于是决定发个通知，辩论会立即停止，以后不准召开辩论会。
辩论会以后，钱杰东同志在党的会议上提出一个建议,他说学校当局已不准我们开辩论会，我们是否可以向校方推荐耿荆山同志兼任教员?增设《中国农村情况》一课，我们帮他选教材，以此宣传农村革命问题，我们都同意这个建议。我和钱杰东同志找到教务处，说明我们一年后就要毕业到农村任教，我们都不懂乡村情况，图书馆管理员耿荆山先生阅历农村书籍不少，对此很有研究。是否可以请耿先生给我们讲一课?教务长认为这是新课目，对他的教务工作是个好意见，就欣然答应了，说他要给耿先生商量，每周给我们讲两小时, 两个班增设4小时的课程。由此,耿荆山同志每月增加了10几元的薪水，他每月交5元党费，订购书报杂志，耿荆山同志口才虽然不佳，但很受同学们的欢迎。
由于党支部有计划地开展革命活动，加之宣传我党领导的胶东武装革命起义和冀南农民革命暴动的影响，聊师同学中革命政治空气空前活跃，但校方也加紧了对同学们的控制，利用1935年放暑假之机，以辞退学生的方式开除了王连级同志的学籍。入党较早的八级班的同学，暑假毕业离校了，郭清云同志病逝，老同志减少了。这时除了耿荆山同志作为特别党员单线联系，李飞同志刚插班来聊师外，我和钱杰东、宋秋潭、杨绪铭、耿玮、任汝舟等同志都在自己周围团结了一批思想进步的同学，在党支部倡导和推动下，各班级都办起了《思想论坛》、《学术研究园地》、《文学艺术》等墙报（墙报名称可能记的不准 ），同学们的政治思想非常活跃。
1935年“一二·九运动”场景
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面对同学们高昂的爱国热情和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我们以响应和支持平津同学们发起救亡运动为号召，决定组织学生上街示威游行，以鼓舞斗志，准备成立聊师学生救国会，进一步冲击反动当局对学生思想的禁锢。为了防止学校当局的阻止和破坏，我们秘密通知各班的同学，于星期天到城南大堤上集会，然后上街游行。为壮大声威，我们还串联了二中的部分同学参加。但是有人向学校当局告了密。星期天早上，我和几个积极分子，提前到了南大堤，等了很久不见同学们来。后来才知道，是校长闻讯后召集教务主任、训育员，把守住了学校大门，将大部分学生阻止在校内。有的同学从学校的后墙跳出来通知我们说：“学校被封锁，同学们也不能外出”，游行被破坏，我们就在校内联络活动，各班级同学召开声援“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大会，这时学校当局十分惊慌，他们同时组织了一小撮反动学生暗中破坏。但是，他们的劝说和恫吓，压制不住同学们的反帝热情。于是，学校宣布提前放假，停止伙食，不准同学们留在校内吃、住，并声称这是省教育厅的命令，同学们难以坚持，陆续离开了学
这时我们党支部召开了会议，会上都认为没有上级党的领导，与外省、市党又无联系，这样孤军作战是困难的，必须尽快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鉴于当时山东省委还没有恢复重建，于是决定由我和钱杰东同志去山东濮县古云集找直南党组织。1936年1月间，我二人骑自行车冒着纷飞的大雪，经过一天的艰苦路程到了古云集找到小学教员魏伯涛和事务员（事务员的名字记不清了），但他们二人都说自己不是共产党员，没有组织关系。他们介绍我们去找陈楼小学的张承一，张提出要我们写个详细报告，再去一次，帮我们找党组织。后来，赵健民同志去濮县与河北党取得了联系。北方局指定黎玉同志到山东恢复了省委党的组织，聊师党组织从此也和上级党接上了组织关系。
1936年春开学后，同学们为了应付全省毕业会考，都在埋头复习三年的课程。我们党支部正在研究反对会考之际，4月间，韩复榘通过山东省教育厅，命令全省所有应届师范毕业生集中去济宁乡村建设训练处受训。聊师的党员中有我、钱杰东、宋秋潭、杨绪铭等同志去参加。我们临走之前把聊师党的工作交给了李飞同志负责。
（本文以《我在山东省立第二中学第三师范的成长与革命活动》为主，参考《忆战友钱杰东同志在山东省立第三师范的革命活动》做了增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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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OJIAN 根据〖烽火★HOME〗网站 2019年6月1日刊载文章编辑整理。
2024.12.08.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雲見長鋒）：盛北光：山东省立聊城师范革命活动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