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李耐因，男，汉族（1926—2015）。1946 年参加新闻工作，历任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记者、新华社国内部文教组长、国内部副主任、《瞭望》周刊总编辑、新华社编委。
▲ 1951年朝鲜第5次战役期间，新华社记者李耐因随军（26军）采访，经常露营，写稿子也常是在树下、路边或临时搭起的棚子里。这是李耐因（右）在临时搭起的防空棚下，向军队参谋人员请教战况。
1949年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时候，我是新华社第三野战军总分社22支社的记者，我们随军解放浙江。1950年8 月，我奉命调回当时驻在南京的新华社三野总分社。大约是10月中下旬的一天晚上，我和徐熊、林麟三个人，被召到总分社社长邓岗同志家里谈话。邓岗同志告诉我们，新华总社决定派记者入朝。由我们三人组成新华社九兵团记者组，立刻进京到总社接受任务。
1950年11月21日傍晚薄暮中，军用大卡车载着我们跨上鸭绿江大桥。汽车的轮胎在碎石公路上颠簸着，一夜未停。天破晓时，我们到达了目的地。
消息不断传来。我第九兵团所属三个军——20军、26军、27军，分两路入朝，已经进入指定位置，先头部队已与敌军接火。东线美军第十军3个师——包括其王牌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已越过咸兴北进至长津一带。我军反击即将开始。
前方已经要动手了，我们哪里还待得住。我们催促林麟快去联系任务，赶到前线去。下午，我们得到指示：林麟带电台坐镇兵团指挥部，负责综发战报和接转前线来稿；徐熊去26军，随军采访；李耐因则到20军，赶赴长津湖战场（最初这叫东线战役、长津湖战役、黄草岭战役，后来统一定名为志愿军入朝第二次战役）。
我同一位炮兵团长一道搭乘吉普车，穿越200华里冰雪山路，夜间两点多钟到达20军军部。这是大山脚下一排木结构的平房，原属朝鲜的一个林场场部。我们被引进一个房间休息。
隔壁就是军指挥部。多部电话常常同时鸣响，参谋人员放大嗓门传送着指挥员的命令，询问前方战斗的情形。他们走进走出，木板门哐啷哐啷直响。这声浪唤起人们那种渴求战斗的特有的兴奋，使我久久不能入眠。
清晨，我们被引去见军指挥员。这是一位高高身材的中年人，他蓄着短发，有一双教授型眼睛。他说，欢迎，欢迎。问我们是否休息好。然后拉开地图，为我们讲解战况。
西线敌军已到达云山、定州一线，东线敌军已蹿至惠山、清津，标志敌军的蓝色箭头，直指我国边境。美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已经占领长津湖边的柳潭里，它的两翼美军第三师和第七师，进到社仓等地，正向鸭绿江扑来。
“我军主力在哪里？”他把地图向前推了推，用铅笔画了个螺旋形的圈：“在这里！”密密层层的等高线，把地图上这块地区变成灰黑色。我头脑里立刻闪现出覆盖着冰雪的原始森林的险恶大山。
“这里山高林密，少有居民，甚至山道也没有。敌军认为，没有军队能通过这样的地带，所以他们大胆直闯。可我军偏偏就在这里。翻过几道山岭，我们的攻击部队就会突然出现在敌人面前。这几把钢刀砍下去，把敌人切成几段，那时候——”指挥员笑了，他说，“那时候，我们就一段一段把它吃掉！”
他在狭窄的房间里踱了几步，望着我们说：“当然，这是一场苦仗。敌人仗着飞机、大炮、坦克壮胆，我军靠的是勇敢、智慧，克服困难去打胜仗。”
这番谈话激励了我。我仿佛看到一个巨大绳网正从指挥部撒出去，罩在敌人头上。我必须马上到前线去，亲眼目睹这绳网怎样收拢、勒紧，看着狂妄的美军在我军打击下溃败、毁灭的狼狈相。我提出，我要马上到前沿部队中去，报道这次战役的进程。
指挥员笑了：“这么着急呀！你还挺年轻嘛。”我说：“我可是老兵了。我在抗日游击队里当过分队长哩。”
“那好，那好。”他招呼参谋为我准备介绍信，派一名熟悉道路的战士送我到前沿师去。参谋在地图上指给我看要走的路线。还要通过朝鲜北部著名的大山广城岭。我把沿途地名记在本子上。陪我到前沿去的是一名交通员，一个大约三十六七岁的老兵，背一支冲锋枪。他刚从前沿师回到军部。我们提前吃了中午饭，带了一点干粮就出发了。
整个下午，我们都是在山林中奔波。一会儿走上山间公路，一会儿离开公路走山间小路，越走越高，已经看不到村庄、居民，这里原本就是莽莽森林。天渐渐黑下来。白雪皑皑的大山，黑沉沉的森林。道路已经难以分辨。我们是跟着一条从指挥部通往前方的电话线走的。这电话线有时搭在矮树枝上，有时拴在突出的岩石上，有时掩埋在雪下，忽然“失踪”了，我们就得找、挖。架线员总是要抄近路的，往往离开山间小路从岩坡上直架过去，我们就得跌跌撞撞地爬崖过坡。一会儿就是一身大汗，寒风一吹，又是脊背冰凉。我爬过沂蒙山区险恶的大山，爬过皖南多林的峻岭，都没有这朝鲜大山的险峻高寒，无尽无头，像登天梯。
开始还好，尚有一线光亮，分辨得出哪是路，哪是崖。后来，则是一片混沌，白白的雪，黑沉沉的林，哪里有什么道路，只有时隐时现的那根“亲爱的”电话线，指引我们前进。茫茫大山上，只有我们两个人，唯有萧萧北风和远方大炮锤击大地的沉雷声，伴随着我们。腿已经酸抖得不行，气喘如牛，手臂也有些麻木了。这是在零下30~40摄氏度的高山上呀。但还得走，还得爬。真想在那毛茸茸的雪地上躺一小会儿。可是不敢，据说，那是会长眠不醒的。
忽然间，我们迷路了。交通员也辨别不出该往哪个方向走。电话线找不到了。往前走找不到，往回走还是找不到。脚印也被风雪掩埋了。可真急死人啊！我们动用头脑中一切军事知识来分辨南北——我们是要向东南方向走的。天空阴沉，不见一颗星星；树身朝南的一面比朝北的温度高一些，但手已经麻木了，贴在树身上几乎沾去一层皮；崖头的灌木该是向南的一面旺盛，也看不出；炮声应该在东南方向，可在这大山里好像几个方向都有炮声。真是没辙了。最后还是下决心就按最可能的方向走，撞运气吧。终于又看到了电话线，那高兴劲儿就甭提啦！我们登上了4000米高广城岭峰顶，东南方向一片闪光、火红，那里就是激战的火线。
上山容易下山难。这话不假。我是穿着一双圆头毛皮靴入朝的，鞋底有铁钉，不止三斤重，上山时还好，尽管也跌了不少跟头。现在下山，可苦了。鞋底结了厚厚一层冰，踩在冰雪路上直打滑，几乎一步一跌，人仰马翻。军用饭碗压扁了，屁股摔痛了，好几次差点滑进深沟，出一身冷汗。最后没办法，干脆脱下来挂在肩头。好在穿的是布袜，又裹上毛巾，好多了，在过一个崖坎时，不幸又摔了一跤，一双皮靴从肩上甩出去，滑溜溜掉进深谷不知去向。我只好望谷兴叹了。
广城岭上山下山40里，我们走了整整一夜。天蒙蒙亮时，终于到了山下，又特别幸运的是，我们赶到后勤部门在这里设的一个供应点。我凭介绍信、记者证，领到一双棉布鞋和毛巾、棉袜。他们指点我们，前沿师的一个团刚过去不久，就在十几里外的一个山谷宿营。
当我和军部派来的交通员徘徊在一片大山中，不知该往何处走的时候，一架美国野马式战斗机从山顶掠过，防空哨兵几响示警枪声，把我们引到一座山下。表面看来，这里一切如常，宁静空凉，不见人影，但细心打量，嗬，整座山上都是军队。在松树下面，在崖头下面，在河谷两侧，战士们挖出许多单人掩体，又用松枝、野草伪装起来，合衣睡在里面。如果不小心，还真要踩到人身上去呢。
连指导员接待了我们，说大白天不便行动，你们先在我们连休息一下吧。便把我们引到密林中用树枝搭起的棚子里。这就是连部，已经有几个人头枕背包呼呼大睡了。
我一觉醒来的时候，太阳已经沉到西山背后，朦朦暮色里原先宁静的山林，陡然间热闹起来，到处是爽朗的笑声，响亮的谈话声，整理武器装备的叮当声，还有骡马的欢叫声，来来去去，好像山、山谷都活了。这是一种特殊的军事科学，需要的时候，千军万马瞬间消失；一旦行动起来，却如神兵自天而降。
连指导员把我送到团指挥所。已经来不及多做交谈，因部队马上就行动——要插入敌后，把敌军撕裂开来。我插到队伍中，是同团政治处的干部在一起。也来不及寒暄介绍，他们叫我“新华社记者”，我叫他们老王、老刘。
沿着山间小路，部队像链条一样伸展出去。积雪在人们脚下融化，很快冻成硬邦邦的冰。路越走越难，我们顺着一米多宽的山路向山顶攀登，左边是陡峭的山崖，右边是灰蒙蒙的深谷，人们脚下不时传来冰层断裂的咔嚓声。心里都在叫着：“可不要滑倒，可不要滑倒！”可还是一个趔趄，吓一身冷汗。前边传来口令：“一个跟一个，联络着走！”这就是说，前边的路更难走了。天黑下来了，不见星光，路陡直地向上伸去。开始，我们还可抓住路边的小树向上爬，后来小树没有了，只好手攀岩石向上爬，山风吹来，手是又麻又痛。队伍前进几步，又停一停，又前进几步，又停一停，后来干脆停下不动了。后面一个劲儿传来口令“向前传，快走！”但还是不动。一阵山风吹来，人们爬出一身汗，立刻来个透心凉，两只脚像被蛇咬，冻得生疼，但谁也不敢活动，生怕失足摔到山下去。
翻过山顶开始下坡，队伍在跑——更恰当点说是“滚”或者“溜”。人们的鞋底结了厚厚一层冰，哪里站得稳，摔倒爬起又摔倒，一路铁锨、步枪撞得叮当响，屁股跌得生疼。战士们咒骂着，取笑着。有的人还在计算跌了几跤：“14个啦，哎呀……”话未说完，又跌了一跤。滑下山来，是一块平坡，人们像脱缰的马，欢跳起来。可是，转过一片树林，一座大山又拦住去路。
这里的山是如此众多、险恶。大雪覆盖着，白皑皑得像堆叠起来的馒头，爬呀爬呀，满以为到了山顶了，哪想转过一个崖头或树林，山路又向上伸延了，好像永无尽头似的。我身上汗水浸透了棉袄，两条腿酸软发抖，只有喘息的份儿，心里一个劲想：“快到了吧，快到了吧！”看路边厚厚的雪，似乎也不寒冷冰冻了，毛茸茸的像一团棉花，真是想躺上去，舒舒服服地睡他一觉，该有多好！可是不行，还得走。我身上只有一个装笔记本、稿纸的挎包和一根5斤重的粮袋，一支手枪，战士却还有支7斤重的步枪、4颗手榴弹、军用小铁锨、背包，多我几倍的重量。那夜行军的艰辛，也是多我几倍！
即使在这样艰难的行军中，我们的队伍中也还有乐观的、欢快的声音，尽管人们都在气喘吁吁。
东方现出鱼肚白，前方山背后传出隆隆炮声和爆炸的闪光。一架敌机从我们头顶掠过，疲劳的队伍顿时活跃起来，前边传来口令：“跟紧，肃静！”狭窄的山道上，挤成三行、四行，人们跑步前进。我们的部队像一支脱鞘的利剑，穿越黑夜，穿越密林，穿越高山，向着敌人刺去。
在仗打起来不久，我遇到新华社三野总分社20支社、兼20军军报的记者华敏，从那天起一直到这次战役结束，我们一直在一起。
我们到达下碣隅里，正是28日清晨7时。战斗已进行了13个小时。天蒙蒙亮，敌机群已经出动。它们呼啸着从我们头顶掠过，在这一片山岭上空打转，乱丢炸弹，还俯冲下来扫射。有几片松林烧起大火，可是，我们的部队仍然若无其事地、大队大队地沿着山边小路涌向枪炮声激烈的前方。战士们把棉袄、棉裤反穿着，几乎和雪地一样颜色。步枪、机枪上插着松树枝，远望去，像一行行小树在雪地上移动。
顺着一条窄窄的山沟，我们走进一座矮矮的朝鲜木屋。嗬，满屋都是人，满屋都是烟气、蒸气。灶旁，炕上，地下，都是刚刚从一线给替换下来的战士，挤得满满当当。这些战士都像从泥沟里捞上来的，全身湿漉漉的，不少人棉衣撕裂露出棉花，这是一夜在雪地里摸爬滚打留下来的印记。灶膛里干柴在哔哔啪啪地烧着。他们有的双手提着鞋子在烘烤，有的把一双光脚伸到火门上。尽管他们满脸疲惫，但一夜血战的兴奋仍未褪去，都在叽哩呱啦地讲着刚刚过去的战事。
我们询问昨夜战事，一位坐在灶门口的方面孔战士说：“嗬，这一夜杀了个痛快！”他脖子负了伤，缠着白纱布，正在吃炒面，满嘴的白粉。可提起战事，他话匣子打开了。
“号令一下，我们排就沿着山脚冲上去了。那雪真厚，齐膝盖深。河对岸就是敌人的帐篷，向这边打枪。我们没管它，就扑过河去。河里冰不厚，可雪盖着，分不清哪是河，哪是岸。不少人掉进冰洞里，半截腿浸满了水，两只脚麻木了。哪还顾得上这些，爬上岸，裤子下半截结了冰，硬邦邦的，跑起来‘克朗克朗’直响，碰得脚脖子生疼。以后，它自个儿齐爽爽掉下来了。你看——”他站起来，果然膝盖下面的裤腿全没了。他自嘲地哈哈大笑起来：“这倒好，省得裁了！”
战士们纷纷讲述着战斗的经过，叙说着敌人的狼狈相，满屋是胜利后的喜悦。
他们也谈到那些负伤和牺牲了的战友，小屋里的气氛严肃起来。灶火光亮中，我看到几个战士在抹眼泪，满脸的悲愤。一个战士说：“二排副可是好同志。没有完，这笔血债一定要美国人加倍偿还！”
门打开了。通讯员走进来，说：“连长命令：各班马上集合，准备进入阵地！”战士们立刻跳起来，整备武器，涌出门去。步枪、冲锋枪把个门框撞击得哐哐直响。屋外细雪纷飞，远近岭坡上，都看得见部队构筑工事的行动。所到之处，都只一句话：准备战斗！
我东线大军于11月27日傍晚开始向长津湖地区美第十军的3个师反击，当晚即完成了对新兴里、柳潭里、下碣隅里之敌的包围分割，并占领了富盛里，切断敌军南逃退路。28日开始，在这一带村镇山岭和公路，与敌军展开激烈的争夺战，战事异常惨烈。我军在冰天雪地、御寒装备不足、供应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给美陆战第一师、美第七师以歼灭性打击。12月1日，全歼从新兴里突围的美第七师一个团，另加一个步兵营、一个炮兵营。敌军全线崩溃，开始突围南逃。从咸兴北援的敌军，也遭我军拦截。
我军在长津湖地区击溃美军后，立即万箭齐发，投入到追击溃敌的战斗中。
现在是下午5时半。太阳西沉，弯月在朦胧雾气中显露在天际。我跟随追击部队沿下碣隅里—古土水—黄草岭—咸兴公路南下。
据说，一支兄弟部队已经穿插到下通里，阻截敌北上援军，距离我们有140 里。“跑步前进！不要让敌人逃掉！”挤满公路的是滚滚不息的大军。从柳潭里赶来的，从新兴里赶来的，原来作为预备队的部队，在公路上你追我赶火速前进。
公路两边雪地上，不远就见一个用黑灰撒成的粗大箭头，一律指向南方。间或看到路边给烧得焦黑的残垣断壁上，也有用粉笔写的：“某某同志，咸兴见！”“加油呀，古土水就在前面！”……字迹潦草粗率，可以看出是匆忙赶路中写就。
东方天际透出曙光，我夹在队伍中，同战士们一道整夜跑。两条腿又冻又累，似乎已经僵木，很想在路旁什么地方躺一躺，蹲一蹲，哪怕10分钟也好。但是不能，南方滚雷般的炮声，表明那里战事正烈。这是命令，召唤我加快步伐赶上去。
清晨，敌机开始成群飞来时，我已经在一条山沟里追上师指挥所。在嘈杂的声浪中写出一篇特写《在追击线上》。师长专门派通讯员把稿件送往军部电台，转发新华总社。随后，我把分到的4个土豆吞下肚去，挤在一个角落——朝鲜农民的木柴棚里，睡着了。
黄草岭在朝鲜的东海岸，并没有奇峰峻岭，而是圆浑浑的，一岭接一岭，夹着许多大峡谷，下面是咆哮的江水，逶迤南下，似乎无穷无尽。这里森林不多，裸露的峰岭全给大雪覆盖着，真有点“原驰蜡象”的气概。这给我军带来麻烦。白天阳光下雪光耀眼，人们在雪地上行走目标特别突出，经常看到敌机追逐行人，连单个行人也不放过。所以，部队大都在天亮后就各寻隐蔽地，黄昏时候出动。只有接到紧急任务的部队，才冒着敌机的扫射赶路。
在前线采访是困难的，部队在激烈频繁的运动中，师团指挥机关也在运动中，有时在沟崖下，有时在临时搭成的防空棚里，有时就在行进中指挥。这黄草岭人烟稀少，散散落落的村落中老百姓也早已逃走。我们（华敏和我）原来是跟师团指挥部的，但那里只能了解到战况的大致发展，师团指挥员非常紧张，没功夫同我们谈话，我们就到营连去。指挥部指一个大致方位，也常是我们赶到了，部队已转移了。于是我们碰到哪支部队就跟哪支部队，有时是营、连，有时是戴着大皮帽子的东北担架队。采访就是打听消息，就是边走边谈，或者和战士挤到一个防空洞聊天。从战士口中，我们了解到许许多多战斗故事，没有条件作详细记录，我的笔记本上净是些人名和提要，当时记得这是件什么事，现在看来却不啻天书，比如，本子上记了些这样的话：
现在翻看起来，已经一点也记不起是怎么回事了，但是我相信，这些简短的记录后面都曾有过非常生动的战斗事迹。
也有比较详细的记录，比如在《打败严寒》的标题下面，我的日记上就记下我军在零下40摄氏度的长津湖地区作战的艰苦情况。而且这篇日记就是在榆洞——黄草岭上一个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庄写下的。
我军是仓促入朝的，许多部队是从南方驻地紧急北调的。虽然补充了冬季御寒装备，但却不适应朝鲜酷寒的气候和冰雪作战的要求，而且有的部队连棉帽子、棉鞋、手套都未来得及领到，戴着单帽穿着单鞋就投入战场，在连续的冰天雪地作战中，冻伤减员非常大，耳朵冻掉、腿脚坏死得相当多。这些战士大都成为残废，忍受截肢的痛苦。所以，当时的部队中流传着一句口号：“第一要打败严寒，第二才是打败敌人”。不能打败严寒就不能打败敌人，部队指挥员千方百计、想方设法保护指战员的手脚。这是我在国内战场上——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不曾遇到过的。长津湖战役的惨烈，可想而知。
打败严寒还只是打败第一个“敌人”，还有第二个“敌人”，这就是饥饿。当我军投入穿插攻击和追击拦截行动时，我军的后勤供应已被远远甩在后面，步兵随身携带的每人一根干粮袋，在作战的头几天就已吃光，后来是在饿肚皮的情况下连续作战的。这里没有多少老百姓，一些村庄不是毁于战火就是毁于敌机轰炸，就地无粮可取——即使有一点粮，对于这十几万大军来说也只是杯水车薪。美军的粮弹，也大多毁于战火，“取之于敌”的老办法失效了。所以，战胜饥饿，有时只有抓几把冰雪充饥。不只军队战士是这样，我们这些新华社记者，也是饿得头昏眼花，有时一天能吃到几个土豆或者一盒美国水果、饼干罐头，有时一天肚内空空，听任饥肠辘辘，还得赶路，还得打仗。
东线我军入朝的第一个胜仗，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打来的。
当我九兵团部队在长津湖、黄草岭地区给美海军陆战第一师以歼灭性打击、重创美军第七师，并收复东海岸重要海港城市咸兴、元山的时候，我志愿军西线部队同时在德川、价川一线围歼美伪军，收复平壤。两支部队齐头并进，把北犯美军5个师及其他部队、伪军一气赶回到三八线以南。这一役总计歼灭美伪军3.6万多人，缴获了大量重兵器。也就从这一役以后，朝鲜战事在三八线上进退，美军再也没有一兵一卒进入朝鲜领土。这是在朝鲜战争中，美军遭受最惨重打击的一次。
东线我军部队长途追击残敌，在咸镜南道地区与从清津沿海岸线过来的朝鲜人民军某部胜利会师。那场面实在感人，两军战士欢呼着，跳跃着，他们握手、拥抱，互相拍打着肩膀，尽管语言不通，却像久别重逢的友人。
人民军某部司令下令所属部队，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安排住房，劈柴烧炕，一定要把中国战友照顾好。至于他们自己，却转移到山沟里另觅驻处。
我进入一个小村庄，几乎每个房间都可看到中、朝战士围坐在暖炕上晤谈。语言的不通，似乎并没有造成隔阂，他们热烈地打着手势，拍打着肩膀。沟通思想的字眼是“毛泽东”“金日成”。当驻在村中的人民军某炮兵联队指挥员得悉驻在同村的是志愿军某部团指挥所时，立刻登门拜访，感谢中国人民在朝鲜遭受劫难时给予的巨大支援，感谢中国兄弟协助朝鲜人民打败美国狼。人民军的政治联队长也把志愿军团政委邀请到他的住所，共饮一杯胜利酒。
在这个小村庄里，我写了两军会师特写和题为《不朽的友谊》的通讯。后面这篇文章曾被选入中国中学语文课本，这是我两年后回国才知道的。
我接到回新华社东线（九兵团）记者组的指示，经过两天奔波，回到九兵团部。从1950 年11月21日夜，随志愿军东线兵团跨过鸭绿江入朝，到12月25日回到兵团部，我经历了东线兵团入朝第一仗——长津湖战役的全过程，历时1个月零4天。
这一天，我们是在距三八线并不太远的、一个朝鲜山村的热炕头上过的。我们新华社东线记者组的全班人马——组长林麟，组员徐熊、李耐因，外加一个通讯员，围坐在热炕上，一杯浑浊的玉米酒庆祝胜利，庆祝我们3个记者都小显身手，按兵团宣传部长张景华的说法：“任务完成得很好。”
我们记者组也只相聚了几天，徐熊就奉命再次出征，以后他就没有再回东线。匆匆总结一下长津湖战役报道，写成文字发往总社，我们就开始准备下次战役的报道工作。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瞭望）：风雪长津湖！这位新华社记者就是当时的战地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