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领袖手中的一条“金棍子”，曾想要跳出“四人帮”，押注在华国锋一边？

明末有个诗人也是个官员，叫曹学佺，被认为是闽剧的创始人之一，他有一句诗流传：

“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

其实他就是一个读书人，也是写书人，著述很多。但他并不是负心人，只是他看到的读书负心人太多，才有此感慨。

想想也很有道理，很多仗义执言或见义勇为的人大都不是文化高深的人，太有学问的人想的就多。但是曹学佺恰恰不是这样的人。明末崇祯帝自杀身亡，他闻讯投水自尽，被家人救起。第二年，朱明王朝在福建有短期的局部复活，曹学佺为这个朝廷出力，结果这个小朝廷很快被灭，曹学佺再次自杀，这次是上吊，他成功了。

当然他的仗义不止是对皇帝忠心。他参加科举考试时，考官张位算是他的恩师，后来被罢官，很多人唯恐避之不及，但是曹学佺带着很多干粮到码头送行，他也因此被调闲职。

说这个古人的故事，是想到现在的很多文化人还是不如“屠狗辈”。当然，要为他们说句话的是，中国的文化人本来就是附庸，附庸在钱和权力的上面。正像当年领袖说的，“皮之不存，毛将附焉”？秀才造反十年不成也是这个意思。既然是附庸在别人身上，很多话也不得不说。

从这里想到很多文化人。现在正活跃的就不说了，说一个死去不久的人，他叫姚文元。

姚文元在文革中出尽风头，被称作“金棍子”，就是说，让打谁就打谁，绝不含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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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授予和权力制约》出版于2005年。内容设置共十六章，在结构上分为上、下篇两个部分。上篇：权力的授予。中心内容是探讨如何改革现行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通过建立合理的干部人事选拔任用制度和法规，形成合理的选拔任用机制，实现干部任用的法制化运作。在分析探讨过程中，本书从我国的政治体制和干部制度的关系问题切入，旨在说明干部人事制度的合理与否对政治体制的形象、效率的影响和作用，剖析其利弊得失，最终仍在阐明用人制度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下篇：权力的制约。中心议题是如何制约权力，即干部被任职授权之后，如何制约其权力和权力行为。本篇通过分析探讨，力图构建一个科学的合理的权力制约机制，最终实现权力的合理制约……】

其实，他的先天条件并不好。

首先是他出身不好。

姚文元1931年12月生于上海，家里颇有点钱，这倒没什么，关键是他爹姚蓬子，也算文化人，上过中国公学，后来考上北京大学，毕业后以经营作家书屋，出版图书为业。他还做过上海印刷同业公会的主席。1927年 ，姚篷子就加入了中共，算是老党员了，开始他和鲁迅的关系也不错，鲁迅还专门为他写过一首诗：

“蓦地飞仙降碧空，云车双辆挈灵童。

可怜篷子非天子，逃来逃去吸北风。”

这是应姚篷子之请求写的。

那时候的姚篷子，有点不得了。他曾经在周恩来领导的中央特科工作，这个特科的威力，有很多著作写到过。在特科，姚篷子是上海滩闻人潘汉年的部下。

1933年12月，姚篷子奉派赴天津担任中共中央驻北方办事处秘书长，由于当地党组织已遭破坏而被捕，随即押解南京关入宪兵司令部监狱。当时的党组织也欠考虑，一个上海人，而且是上海的文化人到天津，不被捕才怪。入狱不久，姚篷子禁不住威逼利诱而自首，于1934年5月14日在国民党《中央日报》发表《脱离共产党宣言》，经人保释出狱后又效力于中统特务机关，同中统负责人徐恩曾及其情妇费侠时相过从，参与编辑两份国民党背景的报刊，还先后出任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委员、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委员。

据说，因为徐恩曾的情妇费侠喜欢姚篷子的文章，所以徐对他网开一面。

后来，费侠成了儿时姚文元的“寄娘”，推下来算，大特务徐恩曾就是他的“寄爹”了，这可不是光彩事。

姚文元的另一个弱项是文化程度不高。

虽然他爹是作家兼书商的，家里书多，姚文元从小也爱读书，但是，因为他读高中时秘密加入了共产党，很快上海解放了，

他决定不考大学，进入团区委机关工作。所以，他的最高学历就是高中。

只上过高中也不算啥，英雄不问学历。但是他上小学开始就赶上日本侵略中国，父母带着他到处逃难，上初中开始又严重偏科，还留了一级。后来又闹革命，学习成绩也极一般。

不过，他偏的是文科，写作能力好，这成了他的吃饭家伙。

据说，他的基础知识并不牢固，有人举过一个例子。

1965年2月，姚文元领受江青交的政治任务，准备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吴晗创作的京剧《海瑞罢官》。但是，对他来说不容易，因为他不熟悉古代史，对海瑞一无所知，只好“临时抱佛脚”，请复旦大学历史系讲师朱永嘉帮忙，朱是研究明史的，先送给他《海瑞集》和吴晗所写的《论海瑞》，再从图书馆找来《明史》等相关资料。姚文元看过后，还要朱谈如何看待海瑞这个人，谈嘉靖、隆庆年间的历史背景。写作过程中，他不断就一些古籍史料向朱讨教。

当然，为了完成人物，姚文元也算是礼贤下士，而且勤奋好学。

后来当了上海市委协作组历史小组组长的朱永嘉真的是姚文元的一条拐杖。

1971年9月，林彪出逃后，毛泽东陆续开列一些古文篇目，分别要求政治局成员阅读。姚文元被要求读的是《旧五代史·李袭吉传》。他读不懂，让远在上海的朱永嘉负责标点这篇古文，还关照要保密。李袭吉也是文化人，也是当时的“金棍子”，毛泽东向他推荐这篇传记，似乎有表扬也有鞭策，可惜他一下子没看懂，还是吃了文化程度不高的亏。

也许，正因为这两块短板，使得姚文元更加努力，当然，钻营也算努力的一个层面。

虽然只有高中文凭，但是和当时进入上海的军人们比，他是大知识分子了，加上他博览群书，知识面和文笔都不错，很快就崭露头角了。

他不满足于日常事务工作，开始写大部头的东西了。

好在他有家学渊源和人脉。1952年，他开始动笔写作题为《论胡风文艺思想》的书稿，因为胡风和他父亲是好朋友。可是还没写完，文化界开始批判胡风的文艺观点。毛泽东将胡风等人定为“反革命集团”，并亲自主导了一场全国性的政治批判。

于是，21岁的姚文元赶紧调整立场，对胡风从正面肯定一变而为全盘否定，驾轻就熟地接连发表了十多篇批判文章。且不说这些文章的力度之重，单论数量之多，也堪称全国之冠。

金棍子的威力此时初显，而且他尝到了甜头，因为他很快成了上海滩的“一支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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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作者一段特殊经历的记录。1976年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四五运动”，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诗词贴满了天安门广场。年底，作者所在的大学教研室以“童怀周”为名在民间引发了“天安门革命诗抄”，一时间“童怀周”知名响遍全国。在对江青反革命集团案进行审讯之时，他成为了中纪委委员和审讯组组长。历史责任感让他拿起笔来记录下这段惊心动魄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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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要说明一点，一个文化人，哪怕站在最高位，他的地位也是岌岌可危的。姚文元当然知道这一点。他的同事王力关锋戚本禹，在转眼之间就成为阶下囚，一定给他留下深刻的记忆，因此，站在历史的角度来看姚文元，也许更能看到他的软弱性的根源，以及复杂性的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