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下西進：貴州解放及剿匪
正安县的解放、接管及剿匪斗争（二）
梁子庠（冀鲁豫南下干部、时任正安县人民政府县长）
战略撤退
1950年3月，匪风四起，部分国民党的起义军队反叛，勾结伪乡保武装，到处作乱。正安由于地处边远，交通不便，高山深壑，有利于土匪麋集顽抗，苟延残喘，所以正安属于暂时不易控制的边沿地区。
中共贵州省委、军区召开了扩大会议，决定集中兵力，巩固中心，放弃边远，主动撤离正（安）、道（真）、务（川）等20多个边沿县，以便集中兵力对土匪实行重点清剿。
我们于1950年4月2日接地委命令，立即部署撤离正安。地方和部队领导同志共同研究、分析了正安的情况：土匪势力仍掌握于钟、闵两派手中，钟派危害更大。钟昌泉是国民党三青团主任干事长，极端反动；钟昌经生性暴烈，平素要插两支手枪，趾高气扬，是一个凶神恶煞欺压老百姓的杀人不眨眼的混世魔王。钟氏弟兄曾杀害过我们的同志。不但欠有血债，而且还发现他们与土匪有密谋。这两个人非抓起来不可，搞掉钟派。同时为了全县人民不遭或少受土匪的欺凌和践踏，我们走后，叫闵涤非出来维护治安，以观后效。这就是我们当时“稳定闵派打击钟派”的策略思想。在未逮捕钟氏兄弟之前，我们召开了治安维持委员会会议，重新推举闵涤非为主任，封定邦、陈世宇（简师校长）、钟昌绪（督导处主任）、周质君为副主任，授予他们全权负责地方治安。并订约法三章，主要是：维护好社会秩序，保护公家物资、粮食不受损失；凡是治安委员会成员，不准为匪反抗人民政府，并负责平息匪乱，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对留下的同志及其家属要加以保护，随时报告匪情……。
4月3日，我们召开了各界人士会议，当众逮捕钟昌经、钟昌泉，并宣布他们的罪恶。同时告诉大家，我们奉上级命令暂时撤离正安。我们走后，望大家共同做好治安工作。我们还以正安县人民政府和解放军正安大队的名义张贴了《告别正安人民书》。
第二天，周的民政委在县府门口召开的群众大会上，表明我们暂时撤离是政治上与军事上的需要，一定要回来，切记不能听信谣言。希望广大人民不要为匪做事，不当匪，作一个好老百姓，等待解放军回来，求得自己翻身。同时，严正警告匪特及一切反动分子，应趁此机会立功赎罪。我们走后，要保护革命者家属，不再为非作歹残害人民，要积极向人民政府和解放军送情报，这样可以求得从宽处理，否则定予严惩。
群众听此消息后，深怕受土匪蹂躏，真不愿我们走。我们告诉群众，不要受土匪恫吓裹胁，解放军和人民政府一定会打回来，群众仍表现出难舍难分的感情。当天，我们把钟昌经、钟昌泉押送遵义监狱。我们研究确定留下地下党的一些同志如向 逊、陈体泉等在当地继续工作，加强联系。
4月5日撤走时，我们的政府工作人员、知训班、警卫班、部分愿意参加革命的旧职员、旧保警队士兵（约一班人）等先撤离。为了不让敌人得到一枪一弹，我们还将带不走的手榴弹埋藏在地下，将枪发给撤走的人，除少数女同志外，一人一枪。至于知训班，我们尽量动员他们随我们撤走。原招收了知识青年120多人，撤走的只有30多人。他们有的受家庭影响很大，家属顾虑较多，怕时局未定，走了遭土匪打击残害。出发后，个别家属甚至追到旺草将自己的子女要回家，我们发给盘费（盐巴），允许回家。
4月6日，一三六团在正安的部队断后撤离。
我们走了3天到土坪，第5天到绥阳。路上虽没有与土匪遭遇，但谣言很多，如说世界大战已经开始，国民党马上要反攻等，企图动摇新参加工作的同志。到达绥阳的第二天，我们便将知训班全体青年送遵义地委干校学习，由县委组织部长刘苍岩带领，训练一个月后派往绥阳县工作。正安县政府就设在旺草，一面工作，一面等待上级命令再回正安。
在旺草期间，地委安排我参加绥阳县委工作，任县委委员，分管三区（旺草）工作。刘凤鸣同志兼旺草乡指导员。我们一方面积极了解正安土匪活动情况，以李增玉、贤瑞山、段建文、段建海带领贾昌辉、周志群等2、30个同志组成几个小分队侦察正安匪情，有时穿便衣深入到公馆桥（绥阳边界与正安毗邻）及土坪活动；一方面在旺草乡派10多人分3个组到3个村建立村政权，成立农会，同时积极催收公粮。
由于匪乱的影响，工作生活都很艰苦。7月初，形势发展很好，我们随军队又进驻土坪，才正式在正安地盘上开展工作。除一三六团两个连去打击大股土匪外，我们组织两个侦察小队，一支在林溪、乐俭活动，一支在和平、牛都坝活动。
有一次，我们的侦察队直插到正安城南10华里的毛家塘关门杠，抓住为匪收税的税收员；在乐俭连续袭击土匪，先后抓获匪兵100多人，编在运输队运粮。
这期间，根据我们侦察和群众提供的情报，得知匪首谢云清正纠集土匪准备攻打我驻土坪的县政府。我们立即布防，加强戒备，并派出队伍出击。警卫连出击到米粮街上，看到土匪从马安、十二茅坡猛扑过来，我军隔河反击，打死郑茂林匪部队长郑先培，土匪1000多人退回到河麻溪一带，我警卫连才返回土坪。七连战士闻讯从流渡林观场赶到河麻溪，敌人又逃跑了。因天黑，我七连就宿在河麻溪街上，敌人又集结返回包围，我们马上令警卫连战士出援。七连战士在环山夹围的情况下，于第二天天亮突围，打了两三个钟头，与接应的警卫连会合，土匪被迫退回正安。敌人攻打土坪的阴谋破产了。这次战斗，我军牺牲1人，失踪1人，打死打伤土匪10多人。
我们在旺草和土坪期间，地下党和进步知识分子、进步人士为我们提供匪情，他们暗贴标语、布告，使人民得知我们快回正安了，从而稳定了人心。一些思想比较反动的人，不敢轻举妄动。比较开明的还为我们做了些工作。
可是，土匪盘踞正安，不但对广大人民增设卡哨，严加管制，收取捐杂税，搜刮钱财，而且对我地下党员以及曾跟随我们工作过的人和进步知识分子，不择手段地加以迫害。地下党支部书记向逊被匪威吓无法立足；知训班贾昌辉同志的家属遭打，亲人被拉走，还被抢走一挑桐油；和我们委派的乡长经常取得联系的吕德福被匪首谢云清杀害。不管敌人多么残暴，他们都没有动摇。
正因为有了这些同志的共同努力和广大人民的支持，我们掌握了大量匪情。最大的“川黔湘鄂民众自卫军第三分区司令”黄明琦（即黄守瑛，道真县人）插手正安。后来闵涤非也当了他的“副司令兼正安县长”。另一个“副司令”陈继虞兼“黔北纵队司令”。该分区下属“十四纵队司令”谢云清、“游击剿匪司令”李炳煊等部共3000多人。
这些匪首，为了扩大队伍，借以顽抗，竭力诱惑、强迫、裹胁贫苦老百姓为匪。还公开告示招募规定：团级，人枪600以上；营级，人枪200以上；连级，人枪60以上。他们有的甚至歃血为盟，结成死党。
在我军的袭击下，一些被打击追歼的外县股匪溃退缩聚在边远的正、道、务交界地区。如凤冈匪首史肇周、绥阳匪首雷三等都称正安是“小台湾”，作为他们的避风港和反共基地，妄图顽抗到底。
全歼土匪
1950年8月，由于采取集中主力对中心县和交通干线的土匪反复清剿，净化腹地，中心县份的政治局势已趋稳定。在这种有利形势下，上级决定对边远县采取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方针。抽调我一三六团与川东军区三十一师配合进行黔东北大合围，力争秋收前收复正安等边远县。我们在土坪及时掌握正安土匪的动向，并积极征粮作好物质准备。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我们在土坪附近的几个保（村）发动群众，征集粮食一万多斤。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十六军一三六团副政委周的民率领部队已到土坪，三十一师派尖兵到土坪和我们交换情况，研究合围部署；军队，地方统一行动，三十一师从北向南，9月26日进入七区、八区、九区、二区、六区；27日进入县城和一区。一三六团一营负责东南面的三、四、五区。县党政机关于9月27日中午12时到达县城。
这次收复正安，准备充分，部署周密，重兵围剿，真是兵贵神速，气势磅礴，席卷全县。一两天内，全县各个角落都有我们的部队，每个保（村）起码是一个班的兵力。一进村就接管政权，任命部队的同志当村长，取消了保甲长。军队既是战斗队，又是宣传队、工作队。实行军事围剿和政治攻势相结合，大张旗鼓地宣传党的“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很快深入人心。同时，县区都成立了有党政领导同志和各界人士参加的剿匪委员会，共同搞好剿匪工作。
大军压境，形势急剧变化，土匪恶霸晕头转向；群众则兴高采烈，给我们送情报、带路。发现股匪，就及时包围，实行政治瓦解，迫使其纷纷缴械投诚，悔过自新。对地主武装则实行缴枪登记。一个多月内，全县共击毙土匪25人，俘虏1483人，打伤39人，登记自新的10836人；缴获六○炮1门，重机枪两挺，轻机枪15挺，冲锋枪28支，卡宾枪6支，步枪2449支，手枪313支，土枪126支，土炮13门，子弹32930发，各种刀矛1352把，军号5支，电话机9部，骡马66匹等。形势发展很快，我们抓住这个时机，经部队党委和县委研究，公开审判枪决了恶贯满盈、血债累累、民愤极大的伪乡镇长和匪首陈兆营、王作朋、张光伟、简世芬、余作臣等30多人，群众拍手称快。
为迅速全面开展工作，地方干部很缺，当时只有50多人，因此经地委批准，调来军大毕业学生30多人，部队转业一部分，又从中心县调来一部分领导骨干，干部总数将近200人，县级党政机关和各区机关相继建立。这时，我任县委副书记，陈 彬任县长，刘英任副县长兼公安局长，刘凤鸣任县农协主席。全县划九个区，有的设区委会，没有3个党员骨干的区成立工委会。
一区（凤仪）工委书记段治成，区长刘有生；二区（安场）区委书记吴运文，区长魏玉祥；三区（土坪）区委书记李增玉兼区长，农会主席席常安，副区长周广西；四区（流渡）工委书记葛建功，副区长程宗宏；五区（谢坝）工委书记刘干密；六区（格林）工委书记贤瑞山；七区（新洲）区委书记刘发法，区长黄金合；八区（庙塘）区长王兆临；九区（黎垭）工委书记段建海，副区长吴清满。
由于党政军民的共同努力，仅一个多月，股匪已基本歼灭，初步发动了群众，各阶层积极向政府靠拢。经过访贫问苦，扎根串联，物色和培养了大批农民积极分子。县区分别召开了农民代表会议，各村建立了村政权、农协会，推选了农协主席、村长、副村长、财粮委员、武装委员、文教委员、妇女委员等，并成立了儿童团。那时全县各地欢庆解放，歌声亮，到处欢跳秧歌舞，男女老少喜笑颜开，呈现一派从未有过的欢乐景象。
正安的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剿匪任务已基本完成。奉上级命令，川东三十一师于1950年11月初转移到铜仁地区解放新区。鉴于我们地方干部少，三十一师留下10多位同志任乡长、副乡长职务，如程绍林、刘朝志等。我们根据各村的具体情况开展工作，对群众已经发动起来的村，建立民兵武装，发给枪枝子弹，并实行“枪换肩”，以巩固人民政权。一三六团一营的部队，由周的民副政委率领继续留在正安作人民的后盾，直到1951年2月离开正安，奉命出国，抗美援朝。
民主改革
军队走后，地方党和政府的任务更加繁重了。我们依靠群众，巩固政权，继续进行新的战斗。恶霸地主、匪首特务、残存的国民党渣滓虽然被解除了武装，但仍坚持反动立场，伺机报复，妄图卷土重来。他们大肆造谣，说蒋介石要打回来，共产党的江山不长久。有的谩骂积极分子，杀害村干部。安场镇五村地主冯道维杀害我农协小组长冯志成。有的用各种办法腐蚀拉拢我基层干部，寻找其代理人，破坏我基层政权。因此，斗争仍是尖锐激烈的。各级党政组织坚定胜利的信心，坚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整顿农会和村政权组织，发展农协会员，及时打击杀害我干部和造谣惑众的坏分子，群众进一步发动起来了，革命形势越来越好。到1951年已发展农协会员14，2571人，占全县总人口的百分之53点6。
在此基础上，全县由点到面开展清匪反霸、减租退押、清退帮工帮粮等五大任务。清出土匪515人，长短枪32支，土炮22门，子弹6167发，手榴弹1112枚。新洲乡群众对隐藏在山洞里的匪首石应昌，包围21天，将其活捉。在反霸斗争中，群情激奋，控诉恶霸地主的罪行。斗争钟昌泉时就有120名受害群众诉苦。同时，在全县范围内，对那些罪大恶极、血债累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恶霸地主、匪首、特务及现行反革命分子，公审枪决。经过“五大任务”，狠狠打击了整个封建反动势力，群众获得斗争果实折谷1900多万斤。
1950年6月，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全国掀起抗美援朝运动。我们发动群众参军参战，捐款支援前线，做好后方工作。同时根据上级部署，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教育了干部，打击了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的破坏活动。
在开展“五大任务”，群众已充分发动起来，阶级敌人受到沉重打击的基础上，全县22个乡（镇）、235个村分三批进行土地改革，从1951年12月起到1952年10月底结束。从此，改变了生产关系，农民分得了生产资料（土地、耕牛、农具），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发展了生产，生活逐步得到改善，他们更加感谢党和政府。
三年时间能够顺利完成民主改革的艰巨任务，除了党的正确领导和广大群
众坚决支持以外，我们各级干部做了大量的艰苦细致的工作。我们的干部来自各方面。有南下的、西进的、部队转业的、军大来的、第一、二期知训班来培训的、桐梓干校来的、从本地农民积极分子中选拔的，加上遵义县调来的土改队，到土改结束，全县共有干部652人。经过土改斗争，我们在干部和重点村农民中，经过培养发展了新党员120多名。此时党员干部共有181名，这些同志绝大多数表现是好的，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成了以后工作中的骨干力量。
正安人民的解放是来之不易的。她经历了尖锐复杂的斗争，曲折坎坷的道路，艰苦细致的工作。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党员、干部、人民群众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取得了伟大的成绩。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党中央、毛主席和上级党委正确领导的结果，是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全体党员、干部英勇战斗、忘我工作的结果，也是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努力，各界民主人士的协助和支持分不开的。我们应该深切悼念为解放正安而牺牲的同志们，让他们的光辉业绩永放光芒。我们要继承和发扬他们深入群众、执行政策、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为四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1983年9月20日
（中共正安县委党史办整理）
梁子庠年轻时心灵手巧，酷爱建筑，庄稼活样样精通，地方戏能弹会唱，画高画、扎纸灯为人称道，因曾涉足武林，舞枪弄棒也有几招。最拿手的是木工、瓦工，这便是“梁二瓦刀”称呼的由来。
他出身贫苦，为人正直、性情刚烈、嫉恶如仇，在革命生涯中留下了许多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曾在日伪顽杂的白色恐怖下，以卖煤油为掩护与敌人巧妙周旋，每每均能逢凶化吉，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使敌人闻风丧胆。一次只身闯入虎穴，生擒汉奸、伪军特工队长任玉彬。敌警察所长气急败坏，扬言三天内拿住梁子庠，可当夜三更，梁的枪口就对准了他的脑袋。一伪军军官给士兵训话说：“梁二瓦刀被活捉了，三天内将就地正法……”讲话未了，一声枪响，敌军官帽子不翼而飞，吓得敌官兵目瞪口呆。当敌人意识到梁子庠就在面前时，他早已不知去向。
1942年灾荒，全家人饥饿交加，当时他掌握着党的活动经费，但为私从没动用过分毫。
1948年11月，他率领东明一万多名民工，冒风雪、踏泥泞支援淮海前线，历时一个多月，共出动大小车6000辆，运小米90万斤。
1949年初，他踏上了南下征途，为解放大西南，建设贵州做出了贡献。他一生艰苦朴素，克己奉公，是久经考验的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为民族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GAOJIAN 根据《遵义解放》文章和网络资料编辑整理。
2025.03.01.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雲見長鋒）：正安县的解放、接管及剿匪斗争（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