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2月6日，新华社在“永远的丰碑”专栏播发了一则题为 “驰骋疆场勇无敌——李天佑”的电讯，对人民军队高级将领李天佑上将的一生作出了高度评价：“在长期革命战争中，李天佑出生入死，英勇善战，为民族独立与解放建立了卓著功勋。”
1914年1月8日，李天佑出生在广西临桂六塘圩高皮寨的一个贫农家庭。一辈子听天由命的父母，为他取名“天佑”，希望老天爷能保佑自己的孩子平平安安。由于家境的贫寒，李天佑仅仅读了两年私塾，而且经常吃不饱穿不暖。没有得到老天爷保佑的少年，产生了离家出走找出路的念头。
1928年夏，年仅14岁的李天佑，到桂系名将李明瑞部下当兵。由于李天佑能吃苦，作战勇敢，很快被提升为上等兵，不久又被送到由中共党员张云逸领导创办的南宁教导总队当了学兵。在张云逸等共产党人的教育启发下，李天佑变得少年老成，懂得了只有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才能摆脱贫穷和饥饿的道理。1929年9月，李明瑞起兵反蒋失败后，李系人马或投蒋或拥共。在张云逸暗中联络下，南宁教导总队的大多数人和广西警备第四大队组成了一支革命队伍，李天佑果断地投向共产党。
1929年12月下旬，在邓小平、张云逸等领导下，实龄不到16岁的李天佑，跟着教导总队、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参加了广西百色起义。起义的当天，中国工农红军第7军宣告成立，李天佑从此成为红军战士,参加了开辟和保卫右江苏区的历次斗争，开始了他为共产主义事业艰苦奋斗的戎马生涯。
在战场上，李天佑表现无比英勇，先后担任军部特务连排长、副连长、连长，既担负保卫军长张云逸、政委邓小平的重任，关键时刻又当“消防队员”——哪里敌情重大，就带队冲向哪里。在参加攻打贵州榕江城等一系列战斗中，他带头冲锋陷阵，专打硬仗恶仗，两次带伤战斗，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一次，在军部会议上，张云逸专门点到李天佑，幽默地说：
“这个小鬼头，还不到16岁，就这样凶！到26岁、36岁，那还得了？广西军阀没得混！”
与此同时，深谙农民痛苦的李天佑，还带领干部、战士下乡帮助群众斗地主，缴田契、分土地，参加土改工作。在群众大会上，看到分到土地的农民兄弟眉开眼笑，他以革命者特有的早熟，掷地有声地说：“父母给我起名‘天佑’，可是老天爷从来没有保佑过我！看来，老天爷也是势力眼，它只保佑有钱人。现在，大家看到了，保佑我、保佑大家的，是共产党，是红军。要想找出路，到红军里面找！”大会后，报名参加红军的，竟达1000之众。问起原因，大家说不出深浅，只是异口同声地说：“那个小红军讲得有道理。”邓小平闻报，频频点头：“这个小鬼不简单，还蛮有政治头脑呢！”
1930年10月，红7军奉命北上，李天佑带领特务连，跟随张云逸、邓小平转战桂、黔、粤、湘、赣5省边境，次年7月在江西于都桥头镇与中央红军胜利会师。在这次行程一万多里的行动中，他负责保卫军部首长和领导机关的安全。在红7军老人的回忆文章中，他们总是这样着笔：“多次在危急关头，他一手执钢刀，一手举驳壳枪，带领全连冲锋在前，退却在后，掩护部队脱离险境。当时，全军上下都知道李天佑的‘大名’，称他是‘小老虎连长’。”
于都会师后，红7军编入红三军团建制，随即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斗争。在山高路远坑深的湘赣战场上，李天佑带特务连追随彭德怀，与红三军团大军一起纵横驰奔。1932年2月上旬，“左”倾路线领导人不顾毛泽东反对，一意孤行攻打坚城赣州。战斗中，李天佑“虎啸坚城”，带领突击队在敌人枪林弹雨中抢先登城，身上连中三弹，血流如注，失去知觉。当时，敬重他的战友们，是把他当烈士抢出阵地的。一下子，李天佑的大名在红三军团传开了。3个月后，李天佑大难不死伤愈归队，升任红7军58团副团长。
1932年夏天，为栽培这位猛将，彭德怀选拔他到瑞金工农红军学校上级干部队学习，意在把他培养成红三军团的“上级干部”。1933年1月，他以优异成绩结业归队，升任58团团长，随即参加了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作战。
1933年5月，在江西宁都大湖坪，红三军团按三三制整编，李天佑被任命为第5师13团团长。7月初，“左”倾路线领导人推行“两个拳头打人”战略，命令以红三军团为主组成“东方军”东征福建。8月中旬，李天佑指挥本团将号称“铁军”的国民党十九路军第62师366团全部消灭，开创了红军一个团在运动中歼敌一个团的纪录，受到“东方军”司令员彭德怀的盛赞，也是“东方军”入闽作战最大的亮点之一。当年底，因指挥13团入闽作战战绩出色，李天佑荣获第二届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授予的三等红星奖章，其部队荣获“英雄模范团”锦旗一面。
1934年1月，刚刚20岁的李天佑升任红5师师长。4月，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他奉命指挥了著名的高虎脑战斗。在这次战斗中，李天佑“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在飞机大炮配合下的数十次冲击，他以钢铁般的意志，在负伤的情况下指挥部队坚守阵地3天3夜，击退了敌人9次大的冲击，直到接到命令才撤离战场。”现在，“高虎脑战斗”已经载入《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历史分册。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长征。作为红三军团前卫，李天佑和政委钟赤兵率红5师，先后突破了敌军的3道封锁线，为军团主力打开了通道。12月，在突击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湘江之战中，面对数量和武器装备都占绝对优势的敌人，李天佑毫无惧色，奉命带2个团在广西灌阳新圩阻击国民党军2个师。《红三军团战将谱》如是评述他：“沉着机智，指挥若定，每天要打退敌人几十次冲锋，苦战３天３夜，完成了任务。最终，保住了红军向湘江前进的通道，从左翼掩护中央机关纵队渡过湘江。”高虎脑战斗，李天佑“坚守阵地3天3夜”；湘江战役，他又“苦战３天３夜”。两个“３天３夜”，让李天佑在红三军团中名声大振。
1935年6月，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合后，整编为左、右两路军分别北上，毛泽东等随右路军行动。为加强两军联系，时任红三军团作战科长的李天佑，被任命为红四方面军第30军参谋长，成为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的得力助手。作为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的右路军前锋，红30军迅速北进，在包座和胡宗南部对阵。包座位于松潘以北(今属四川若尔盖县)之包座河畔,有上、下包座之分,由南向北的包座河,水流湍急,两岸山高坡陡,多为森林覆盖，地扼松(潘)甘(南)故道要冲,是国民党军阻止红军北上的一道屏障。包座守敌背山面水，拥有天然屏障和集群式碉堡，对我军构成很大威胁。怎么办？徐、陈向李天佑问计，他一咬钢牙：“打！我坚决建议打！”
程世才、李先念相视一笑：“小老虎变成大老虎了！那就打吧！”
1935年8月29日，在险恶地形条件下，红30军毅然发起包座之战，采取攻坚打援、分割歼敌战术，消灭胡宗南部第49师，打开了红军向甘南进军的门户。在回忆文章中，程世才写道：李天佑同志的勇气，让我们看到了中央红军的风范，也坚定了我们打胜包座之战的信心。
向甘南进军的门户洞开，张国焘却不想北上了，他想南下到（四）川（西）康边，妄图分裂中央。在巴西地区，李天佑坚决反对张国焘分裂党中央的路线，瞅准机会“开小差”，随毛泽东、彭德怀继续北上。张云逸见到李天佑，赞扬自己昔日的部下：“天佑大事不糊涂。”
此后，李天佑历任过红一军团10团团长、红一方面军第2师副师长（师长刘亚楼，政委肖华）、红4师师长（政委黄克诚），全程参加了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后的历次大仗、恶仗，成为红军中老资格的指挥员。
毛泽东对李天佑赞许道：“能让杨勇给你当副手，真不简单！”
1937年8月，红4师在陕西三原改编为八路军第115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343旅（旅长陈光）686团，李天佑、杨勇分别担任正副团长。9月中旬，日军占领平津后，兵分三路南下、西进，以三个师团进攻山西，右翼沿平绥铁路占大同逼近雁门关，左翼直指蔚县、广灵等地，妄图突破平型关，与大同的日军会师雁门关进攻太原。
9月23日，聂荣臻到达平型关东南的上寨村，便和先头来看地形的林彪研究作战方案，林彪摊开地图说，大队日军正向平型关进犯，这里地形好，可以打一仗。聂荣臻听他介绍完周围地形，也认为居高临下伏击敌人，是个便宜仗。
为打好这一仗，召开了全师干部动员大会，林彪讲了敌我情况，谈了胜利条件和注意要点。接着，聂荣臻说：“这是我们同日本侵略军第一次交锋，全国人民都在看着我们，这个仗必须打好，打出八路军的威风来，振奋全国人民的抗日情绪。”接着，他介绍日军板垣师团的情况：“板垣征四郎是个中国通，1929年即在关东军当参谋，参加制造‘九一八’事变和组织伪满洲国，因此很快从大佐升任中将师团长。板垣师团的武士道精神很强，在日军中有些名气。板垣进攻华北，遇到的都是不战而退的国民党军，所以部队的气焰十分嚣张。同志们，对付这样的敌人，有没有信心？”
旁边有人嘀咕：“师长自己才是‘小老虎’（彪，意思是小老虎），他却称李天佑‘老虎’，这小子可真有面子！”
从平型关山口到灵丘东的河南镇，是一条狭窄的沟道，中段十几里地全是险要的深沟，这条沟叫作乔沟，沟底只能通过一辆汽车。9月24日深夜，343旅两个团冒着倾盆大雨出发，战士们身上穿的单衣全淋湿了。更糟的是，山洪暴发，有些河沟水至胸口，大家只好手挽着手在激流中涉水前进。
25日拂晓前，雨过天晴，部队进入伏击阵地。天亮后，传来阵阵马达声，板垣师团21旅团的辎重和后卫部队四千多人，一百多辆汽车和两百多辆马车，在泥泞的乔沟里缓慢前进，坐在汽车上的日军摇摇晃晃，得意洋洋，从雁门关南下，未遇到任何抵抗，根本没有防备。
按照作战部署，343旅是主要伏击力量：杨得志和邓华的685团，堵住前面的日军，并封锁其南窜道路；李天佑和杨勇的686团正面向敌人冲杀；344旅旅长徐海东指挥该旅687团在蔡家峪西南，包围分割日军的后卫部队，切断其退路。
清晨7点钟，林彪和聂荣臻进入山顶指挥所，在树林边用望远镜观察，看见长列的汽车和马车已经在深沟里滚动。待日军已全部进入伏击圈，林彪与聂荣臻发出攻击号令：将敌人切成几段消灭之！
伏击一开始，李天佑和686团指战员同仇敌忾，人人憋了一股劲，要与日军拼个高低。战斗中，他发现日军占领老爷庙制高点，对我军进攻造成威胁，遂大喊：“跟我来，拿下它！”话音刚落，300多人已经汇成洪流，很快将老爷庙制高点拿下，日军拼命反扑。双方展开拉锯争夺，但制高点牢牢掌握在李天佑手中，为迅速取得战斗胜利起了关键作用。平型关一战，115师共伤亡500多人，686团尤为惨烈，副团长杨勇负伤，9连甚至打剩下十几个人。
平型关伏击战，从清晨打到中午，115师以劣势装备，歼灭板垣师团21旅团一千多人，击毁敌人的汽车100余辆，缴获大车200余辆，长短枪1000余支。其它武器辎重很多，单是军用大衣就足够全师每人一件。此外，还缴获一批军用地图和秘密文件。
平型关大捷迅速传遍全国震惊世界，各地爱国人士发来大量贺电和贺信，连蒋介石也来电祝贺：“有日（指9月25日――笔者注）一战，歼敌如麻，足证官兵用命，指挥得宜。捷报南来，良深嘉慰。”接着，蒋介石又给朱德总司令发来嘉奖电，程潜、阎锡山等国民党军政要员，也纷纷来电祝贺。
平型关战斗，林彪、聂荣臻、陈光等大名固然响彻华夏，李天佑、杨勇、杨得志、邓华也声名鹊起。
1937年10月，在山西广阳附近，李天佑指挥部队参与歼灭日军1000余人，缴获战马数百匹，史称“广阳大捷”，因功升任343旅副旅长。1938年3月，林彪被阎锡山部误伤去职，由陈光代理115师师长，李天佑顺理成章地被任命为343旅代旅长，率部开进吕梁山地区，参与开辟晋西南抗日根据地。在当时，能够担任八路军旅级干部，那都是红军精英，也可见李天佑在红军中的地位与影响。
1938年5月，因伤病困扰，李天佑离开自己热爱的战场回延安治疗，年底又奉命到苏联学习，通过在伏龙芝军事学院特别班学习，为他回国后指挥大兵团作战打下了基础。
1943年8月，国内时局转换，中共需要大批军事人才，李天佑化装成蒙古商人，骑着骆驼克服重重困难归国。1944年3月，他刚刚辗转到达延安，就得到毛泽东百忙中的接见，并谓：“能让杨勇当你副手，真不简单！能接替陈光当343旅旅长，真了不起!先熟悉熟悉延安，有你用武之地！”
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共中央制定了夺取东北的战略。1945年9月，李天佑抵达沈阳，很快协助吕正操完成了鞍山、营口地区的设防任务。1946年起，他历任过北满军区参谋长、松江军区司令员兼哈尔滨卫戍区司令员等职，率领松江军区部队参加了“三下江南”战役，共歼国民党军1.6万余人。对于“小老虎”出身的李天佑来说，上述战绩实在不值一提，他渴望着大战、恶战。
1947年5月，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员林彪发话：调李天佑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既然是第一纵队，就得拿出“第一”的样子。李天佑回话：绝对不负林总重托。
这时，人民解放军对国民党军队开始了战略反攻。怎样打好攻坚战，夺取国民党军坚固设防的大中城市，是一个新课题。1947年6月，林彪在东北发动夏季攻势，刚刚就任第一纵队司令员的李天佑，同政委万毅一道，奉命指挥两个纵队加一个师和配属炮兵攻打四平。这次攻坚战打得不理想：虽然歼灭了大量敌人，攻占城区达60%，但最后因敌人援兵逼近，不得不撤出战斗。对这次不成功的战斗，他主动承担责任，并认真进行了总结。
◆1947年5月夏季攻势中，李天佑(左三)和万毅(左二)、李作鹏(左四坐地上者)、周赤萍(左五)等1纵领导在研究作战计划。
四平没有打下，林彪不公正地把大部分责任推到李天佑头上，但对他总结的经验却很重视。不久，林彪提出的“四组一队”和“四快一慢”，其实就是李天佑和第一纵队总结出来的。东北各部队推广这些攻坚战术，迅速提高了攻坚作战的能力。1948年3月，李天佑和万毅再次受命指挥３个纵队攻打四平。总攻发起后仅半个小时，主攻部队就突入四平城内，激战23个小时，国民党守军近两万人全部就歼，四平城永远回到了人民手中。此后，李天佑成为组织指挥攻坚的名将，第一纵队也成为攻坚劲旅，有攻必克，无坚不摧。
1948年秋，辽沈战役初期，李天佑的第一纵队被作为攻打锦州的总预备队，蓄势待发。攻锦胜利后，他率部参加了歼灭廖耀湘兵团的辽西会战，消灭国民党军主力新1军、新6军和新3军各一部。辽西会战刚结束，他又挥师向沈阳疾进，指挥突击部队迅速突破敌前沿，直捣铁西工业区，并勇猛地向纵深发展，占领了国民党“东北剿总”大楼。沈阳守敌当即瓦解，沈阳宣告解放。
在东北战场，李天佑重现虎威，人称其为“虎将”，称其部为“劲旅”。
1948年11月，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东北部队进行整编，第一纵队改番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8军，李天佑担任军长。1948年底，他和政委梁必业率38军6万精兵直插华北平津之间，与兄弟部队共同担负主攻天津任务。天津前线指挥部根据地形和敌情，拟定了东西对进、拦腰截断的作战方案，在城东、城西分别以两个军实施主要突击，预定在金汤桥会师，并指定李天佑和梁必业统一指挥第38军、第39军加上一个师，由西向东进攻。1949年1月14日，战斗如期打响，李天佑指挥城西部队从西向东斩关夺隘，率先攻克金汤桥并活捉了守敌司令陈长捷。战斗仅进行29个小时，国民党军自诩为“固若金汤”的天津市迅即解放，守敌13万人全部被歼。在李天佑面前，国民党军“名将”陈长捷再也没有机会向蒋介石报捷。
1949年底，李天佑的家乡广西全境解放。他在北京参加了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和开国大典之后，就任第13兵团（司令员黄永胜）副司令员兼广西军区副司令员。由于桂系军阀的长期统治和白崇禧溃逃前的精心布置，解放初期的广西全境匪患严重。1950年上半年，解放军驻广西部队虽歼灭了近10万名土匪，但匪势仍然十分猖獗，且有发展蔓延之势，毛泽东主席一再来电督促，广西党政军最高负责人张云逸忧心如焚。怎么办？
参谋建议：“找李天佑将军啊，他是您的老部下；况且，现在正是他发虎威的时候！”
在部署剿匪工作会议上，针对前一阶段剿匪工作存在的问题，李天佑明确提出：“对捉到的罪大恶极的匪首要坚决镇压，对民间的枪支要彻底收缴，并要深入发动群众。”
“剿匪工作，同样可以运用毛主席‘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思想。我建议，从桂西北和一些边沿城镇抽出部队，加强桂东南的兵力，实行‘重点进剿’。‘两个拳头打人’，恐怕会劳而无功。”
李天佑的主张，得到了张云逸的充分肯定，也得到了中共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和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陶铸的支持。很快，以李天佑的建议为基础，以张云逸为首的中共广西省委、军区作出了新的剿匪决定和计划。1950年12月，李天佑率领前方指挥所到剿匪重点大瑶山地区指挥会剿，他根据瑶山周围的地理条件和土匪分散隐蔽、四处流窜等特点，对兵力采取两线配备：第二线部队承担封路封江，组成千里包围圈；第一线部队在包围圈内进行驻剿和搜剿。把军事打击和政治瓦解结合起来，把剿匪和开展反霸斗争、发动群众结合起来，组成了军民围剿土匪的天罗地网。期间，他还深入山区前线，指挥部队以集中对集中，以分散对分散，机动灵活地与土匪作战，使土匪既无藏身之处，又无逃脱之路。经过50天艰苦奋战，大瑶山周围10多个县的土匪全部被歼，从根本上扭转了广西剿匪斗争的局面。
◆1955年7月的合影。二排左起第六人是李天佑,第七人是陈明仁。
从1951年初到5月底，共消灭土匪近30万人，基本上肃清了股匪。期间，毛泽东主席两次致电张云逸嘉奖广西的剿匪工作，张云逸拿着电报，找到李天佑说：光荣属于我，同样属于你啊。其后，经张云逸力荐，李天佑升任广西军区司令员。至今，李天佑指挥剿匪的动人事迹，还得到广西各族人民热烈称赞。1955年9月，在人民军队第一次评授军衔时，他被授予上将军衔，同时被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7年底，从刘伯承元帅主持的南京军事学院毕业的李天佑，赴广州军区任职，历任第一副司令员、代理司令员(司令员黄永胜)，1962年秋又升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成为军界翘楚。李天佑既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又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南京军事学院深造过，因而军事素质和谋略艺术不断提高。在十多年间，他为贯彻中央军委的战略方针，在加强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方面，提过许多正确建议，做了大量工作。
1966年5月，“文革”狂潮开始后，总参谋部的主要任务如国土防卫、战备工作和对外军事援助等等，都分工由李天佑来管。当时，美国扩大侵越战争，不断派军舰飞机侵犯我领空领海，台湾当局经常叫嚷“反攻大陆”，北方邻国也重兵压境；而“文革”动乱，又把国内闹得地覆天翻。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李天佑时刻注视着境外的动向，具体组织落实战备工作和援越抗美斗争任务。同时，他还按照中央的指示，安排部队去“支左”和制止武斗，他自己也多次受周恩来总理的派遣，到外地去制止造反派闹事。
“文革”开始不久，总参谋部所属某学院造反派给学院院长、政委戴上“修正主义分子”帽子，多次围攻李天佑逼他表态，他坚持严正立场，同造反派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始终未退让一步。在总参谋部党委会上，他斩钉截铁地提出：“凡要批判各级领导干部必须经过党委批准；凡没有分清矛盾性质的，先按内部矛盾处理；查清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再按什么性质处理。”在当时，这样说是冒风险的，这样做更是冒风险的。有一位部长曾做地下工作多年，有些人怀疑他历史有问题，要打倒他，李天佑坚持先调查清楚再说；另一位部长家庭出身有些问题，也有人要揪他出来，李天佑坚持要把家庭问题同本人分开。甚至对有些受审查的干部，李天佑也严格要求按政策办事，不准武斗和虐待。于是，有人感叹：天佑无愧于“虎将”之誉，因为他有“虎胆”。
由于有多年的上下级关系，李天佑和林彪、黄永胜等人不可能没有交往，且曾经是林彪的“爱将”。但是，尽管这些人飞黄腾达，除工作关系外，李天佑和他们从没有不必要和不正常的来往。
早在1965年夏天，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林彪怀着结帮拉派、篡党夺权的目的，找时任副总参谋长的李天佑到家里谈话，要他“经常同我通气！”不知林彪“心有千千结”，对他“冠冕堂皇”的要求，李天佑当然是表示接受。在总参谋部会议上，当罗瑞卿问他：“林总找你有何指示？”他襟怀坦白，把林彪的话当众和盘托出。本来，这句话说出来也没有什么，但心中有鬼的林彪感到李天佑不听话，就开始策划把他“赶出”总参谋部，并指使人千方百计地排斥他。
◆1958年3月在广西博物馆。左三人起雷经天、韦国清、张云逸、李天佑和卢绍武瞻仰韦拔群塑像。
1969年10月，总参谋长黄永胜等人在下达所谓“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前召集会议，大讲“防止敌人突然袭击”，要调动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李天佑抱病到会。根据自己对战争规律和国际形势的认识，他感到这样做脱离实际，必然会引起各方面的震动，给全军带来混乱。在会上，他公开表示异议：“这是自乱阵脚，我不赞成这样做。”当然，他的意见不会得到黄永胜等人的理睬。“第一个号令”下达后，总参谋部机关立即进入“紧急状态”，他气愤地对身边的同志说：“咱们都被人家骗了！”在林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淫威下，他敢于这样说“人家”林彪，可见他的“虎胆”。
1970年9月上旬，李天佑病危，在医院中听到党中央关于批判林彪同伙陈伯达的决定，他表示“坚决拥护”。9月27日，李天佑病逝于北京，年仅56岁。由于对他怀有积怨，“被林彪、江青控制的舆论工具，对他的贡献和品德避而不谈。”1970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则“新华社四日讯”，轻描淡写地报道：
李天佑同志一贯忠于毛主席，忠于党，跟随毛主席干革命，几十年如一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对党对人民革命事业，作出了贡献。
含糊其词的一句“作出了贡献”，怎能概括李天佑光辉战斗的一生。
但是，全军广大官兵和李天佑的老战友，则永远忘不了这位传奇战将。1994年1月，在李天佑80周年诞辰之际，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了《李天佑将军传》一书，杨尚昆题写书名，伍修权作序。当年1月9日，《人民日报》在报道这一消息时，这样写道：
“李天佑同志是我军杰出的军事指挥员。……在东征福建、第五次反‘围剿’、长征以后冲破敌人封锁钱以及抗战时期的平型关大捷等一系列战斗中，李天佑同志都表现非常出色，屡建功勋。解放战争时期，李天佑同志担任了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司令员……解放了无数城镇和大片国土，歼灭了大量敌人。第一纵队成为震惊敌胆的攻坚劲旅，李天佑同志被广大指战员誉为‘虎将’。”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党史博采）：虎将李天佑：能让杨勇当副手毛主席称他不简单， 38军首任军长，敢于对林彪号令提出异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