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福山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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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落在胶东半岛东端文登市天福山上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雄伟庄严的“天福山起义纪念塔”和“天福山起义纪念馆”,以其翔实的史料和珍贵的文物向人们展示着59年前发生在这里的一起威震全省的重大历史事件——天福山抗日武装起义。这次起义,创建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燃起了胶东人民武装抗战的熊熊烽火,为我党的抗战史添写了光辉的一页。

重建特委

1935年年11月,震惊胶东的“一一·四”暴动惨遭失败,胶东特委受到了严重破坏。为了恢复胶东党组织,1936年1月,在刚刚恢复的中共文登县委的要求下,几经曲折,理琪经河南省委介绍来到胶东领导工作。理琪又名游建铎,河南省太康县人,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原在上海中央机关工作。理琪与特委幸存的同志一起认真总结了“一一·四”暴动的经验教训,及时整顿了党的组织,成立了以他为首的胶东临时特委,并起草印发了胶东党组织第一个正式文件——《给胶东各级党同志的一封信》。

1936年10月,胶东临时特委同以吕志恒为书记的烟台工委合并,正式成立了以理琪为书记,吕志恒为副书记的胶东特委。从此,和中央失去联系的胶东党组织,开始在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城市和农村两个方面的斗争,使胶东人民又看到了新的曙光。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央北方局和山东省委相继召开紧急会议,要求各地党组织立即动员起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时领导人民举行抗日武装起义。

根据北方局和省委的指示,省委派来的林一山同柳运光、于烺、于得水、曹漫之、李耀文等特委同志一起,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先后在文登、荣成、牟平、蓬莱等地同国民党地方政府达成了合作抗日的协议,从而为我党独立自主地领导抗日武装斗争创造了条件。

这期间,石匠玉、宋澄、刘中华、张加洛、于眉、于克恭等也都先后回到了胶东。12月初,经党组织营救出狱的理琪奉省委指示再次来到胶东。这样,特委的力量得到了充分的加强。

“三军”起义

1937年12月15日,理琪由济南来到胶东特委驻地——文登县沟于家村,并于当晚召开了特委扩大会议。会上,理琪传达了省委关于发动群众举行武装起义,在胶东组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的指示,接着特委决定:12月24日在天福山举行起义,人数不超过100人,主要以昆嵛山红军游击队为基础;起义之前所有干部都分散到各地发动群众。

天福山位于文(登)荣(成)威(海)三县交界处。这里群山起伏,地势险要,群众基础好,是国民党统治的薄弱地带。在此起义,条件比较有利。

12月24日,天还没亮,特委领导人理琪、吕志恒、林一山、张修己、宋澄、于烺、张修竹、王合、刘中华、王政安、丛桂滋、王亮等,便登上了天福山。玉皇庙里,大家聚在煤油灯下,再次周密地研究了天亮后的具体行动。天刚拂晓,于得水便带领着红军游击队雄赳赳气昂昂地从80里外的昆嵛山里赶来了。接着,其他同志也冒着凛冽的寒风来到庙院。

上午,特委召开了干部会议。会上,理琪宣布了即将成立的“三军”一大队干部名单:大队长于得水,政委宋澄。下设3个中队,一中队长柏永生,指导员张玉华;二中队长王洪,指导员王政安;三中队长邢京昌,指导员刘中华。

理琪首先传达了北方局和山东省委的指示,并代表特委作了《关于当前的抗战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之后,他庄严宣布“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正式成立,并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一大队”的军旗郑重授给大队长于得水。顿时,“团结起来,武装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声响彻山谷。随后,林一山、于烺就抗日武装和统战工作发表了演说。最后决定张修己、张修竹留在沟于家做联络工作;理琪、吕志恒、林一山等主要负责人继续发动群众,扩大武装;新成立的“三军”一大队由于得水、宋澄率领向西挺进,进行抗日宣传。

“岭上”事件

“三军”一大队,对外称为“抗日武装宣传队”,人数60人左右。队伍从天福山上拉下来后,在沟于家村稍作停留,便按特委布置,西去文登、牟平、海阳开展抗日宣传。他们每到一村,都必张贴标语,散发宣传品,演唱抗战歌曲,召集群众进行大会、小会的抗日宣传活动,组织进行社会调查和访问。队伍所到之处,军纪严明,秋毫不犯,热情帮助群众排忧解难,很快就博得了群众的欢迎和拥护。不少青壮年报名入伍,要求参加“三军”。

然而,面对“三军”日益提高的政治声望和所产生的政治影响,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豪绅却惊恐不安,生怕动摇了他们的统治地位,妄图趁我弱小之机一口吃掉。

12月30日,当队伍行至文登西部岭上村时,突然遭国民党文登县长李毓英五六百名军警的包围。我方虽然向敌方晓以民族大义,高呼爱国口号,但他们还是撕毁了“合作抗日”的协议,疯狂围捕。除大队长于得水率部分同志突围外,大队政委宋澄等29位同志全部被捕,关进文城监狱。面对敌人的审讯,宋澄、刘中华等同志威武不屈,大义凛然,严辞谴责了敌人破坏抗战的罪行,屡次取得狱中斗争的胜利。不幸的是,中队长王洪、邢京昌,小队长隋清源3位同志因参加过“一一·四”暴动,捕后被反动派秘密杀害。

威海起义

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镇压,特委采取果断措施:一是向文登县国民党政府提出严正抗议;二是继续补充人枪扩大队伍;三是积极组织威海起义。

当时,威海存在四种力量:一是以“民先”队员孙端夫为首的国民党政训处进步力量;二是以郝道逵为首的国民党海军教导队中间力量;三是国民党威海专员孙玺凤,想抗战,但受投降派郑维屏的控制排挤,一心想离开威海;四是以公安局长郑维屏为首的投降派。

通过理琪、林一山、柳运光、于烺、孙端夫等同志的耐心工作,威海海军教导队表示中立;政训处大部分人员愿意参加抗日;孙玺凤同意我方帮他离开威海,他把仓库中的武器交给我方。

1938年1月15日,特委部分领导人及参加起义的同志赶到威海,并于当天下午打开专员公署仓库,取出枪支弹药,装备了部队。16日上午,由天福山起义的部分武装及威海政训处成员组成的起义队伍,在专员公署大院集会,理琪宣布起义,并作了鼓舞人心的演讲。下午,起义部队护送孙玺凤到码头,直至离开威海。晚饭后,起义队伍高举“三军”大旗离开威海。

威海起义壮大了天福山起义队伍,扩大了我党我军的影响。国民党文登县政府慑于“三军”声威,被迫释放“岭上”事件被捕人员;国民党文登盐警队王兴仁,保安司令丛镜月也前来与我军联系,形成一时的“联三”抗战局面。

发展壮大

1月17日晨,威海起义部队回到沟于家。前一天,岭上被捕人员和于得水带领的突围人员也回到沟于家。这天,特委将天福山、威海起义部队正式合编为“三军”第一大队:大队长孙端夫、政委宋澄,副大队长司少基;下辖3个中队和一个特务队。

之后半个月,“三军”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收缴武器扩大队伍。国民党垒子盐务局和高村、黄山、汪疃、荫子夼等乡农学校的枪支先后被全部收缴。到2月初,“三军”已发展到300多人,拥有200多条枪。

随着队伍的扩大和形势的发展,特委决定成立胶东军政委员会,由理琪任主席,吕志恒任副主席,林一山任政治部主任。同时,还成立了“三军”司令部,并对部队进行了整编,理琪任司令员兼政委,林一山任政治部主任,同时,又成立了以于得水为大队长的第二大队。

西上抗日

1938年2月初,日军第五师团3000余人自青岛侵占烟台。随后又兵分两路,一路西犯蓬(莱)黄(县)掖(县)诸县,一路东犯牟平,并成立了牟平伪政权。

为了抗击日本侵略者,消灭汉奸伪政权,2月7日,理琪率“三军”主力西进,12日到达文登西部翠峡口,在这里作出了攻打牟平城的决定。12日晚,理琪、林一山率孙端夫、宋澄大队100余人,披星戴月向牟平城进发;吕志恒率于得水大队留守翠峡口。13日拂晓,我军抵达牟平城下,随即作好战斗准备。攻城令下,理琪率特务队和一中队直攻东门;二中队冲向南门;三中队守候牟烟公路,随时准备阻击烟台日军。由于“三军”将士作战勇猛,仅一小时便结束战斗,缴枪百余枝,俘伪县长以下百余人。

上午11时,攻城部队陆续撤至城南雷神庙。晌午,正当特委和部队领导庙内开会之际,烟台日军在日机掩护下,疯狂地向雷神庙扑来。当时庙内只有与会领导和特务队22人。面对数十倍的敌人,我军将士英勇无畏,浴血奋战,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冲锋,一直坚持到晚上9点钟,终于在外围部队的策应下胜利突围。这次战斗共毙伤日军50余名。令人痛惜的是特委书记、军政委员会主席、“三军”司令员理琪在战斗中光荣牺牲。

攻克牟平城,血战雷神庙,打响了胶东抗战的第一枪,震慑了日寇,鼓舞了士气,极大振奋了胶东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

嗣后,吕志恒任特委书记,林一山任“三军”司令员,继续率队西进,活跃在乳山马石店、崖子一带。这期间蓬、黄、掖党组织相继发动起义,成立了“三军”二、四路和三支队,不久,“三军”又向蓬、黄、掖进发。3月4日,“三军”一部攻克蓬莱城,建立了蓬莱抗日民主政权;3月19日攻克福山城,陈煜率部反正;4月末,“三军”各部会师黄县,并同七八支队一起攻克了黄县城。这时“三军”已发展到7000余人,从此胶东特委领导人民进入创建抗日根据地阶段。1938年9月18日,“三军”和三支队在掖县沙河镇奉命合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成为山东抗日战争乃至解放战争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为中国人民的民族独立和解放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山东政协春秋):天福山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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