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战长顺
——长顺县的接管斗争
1949年3月，冀鲁豫区南下支队一大队一中队随解放军二野刘、邓大军南下。进入江西省后被分配接管湖口县，陈达之、王陞三同志分别担任湖口县书记、县长。
1949年9月，在党中央、毛主席“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下，又接受了随二野部队进军大西南、解放接管贵州的任务。
11月15日，我二野五兵团解放了贵州省省会贵阳市。贵阳市解放之后，组织上先是调王陞三同志到离贵阳市10余公里的贵筑县(今贵阳市花溪区)任副书记兼县长。不久贵阳地委书记常颂同志找王陞三谈话，向他传达省委关于和平解放长顺县并要王陞三担任长顺县县委副书记兼县长的决定。这样，王陞三就带队赶赴长顺县进行接管建政的工作。
12月18日，国民党原长顺县县长黄凤鑫眼看解放军进军江南步伐迅速。国民党败局已定，就带了长顺县地方上的一些“头面人物”来到花溪，迎接我们到长顺接管。
当即，我们就着手组织了接管的干部班子。根据上级领导意见决定，到长顺县接管的干部主要从贵筑和清镇两县抽调，贵筑县抽调了4位同志，并指定了各自的职务：王陞三任县委副书兼县长、秦金盈任县财政科科长、王相臣任管理员，吕守法任警卫员。清镇县抽调了20位同志，也分配了各自的职务：王希光任县委宣传部部长、阎化启任县民政科科长、刘思忠任县委组织干事、刘宾然任县委研究室研究员、麻宝玉任交通股股长、刘湘述任县人民银行行政股长、李富贵任县税务局会计、程九如任长寨区区长、高善堂任长寨镇镇长、李棠任长寨区财政助理员、张选任广顺区区长、陈万兴任广顺区财政助理员、李贺庆任广顺区税务所行政负责人，黄自刚、吴同喜、魏永仁、曹贤吉为区政府工作员，周治平、万文庆为县委会通信员，李金三为长寨区通信员。
同时，为保证接管工作的顺利进行，贵阳军分区副政委、贵阳地委常委顾汉臣、军分区政治部民联科长李连修、作战股长王培承等同志，率领一个排的战士，配备了通讯电台，随同我们一起前往长顺县。
12月21日，我们乘坐一部烧木炭的大卡车从花溪出发，前往长顺。因当时公路只通到惠水，再往前汽车便不能走了。我们只得在惠水雇了一辆马车拉着行李，继续往长顺前进。下午4时，我们抵达长顺县城，从县城东门入城。城中到处张贴庆祝解放长顺的标语，各族群众、教师学生，机关职员列队欢迎我们，欢迎的队伍一直排至城外一里多外远，我们刚一出现，欢呼声、鞭炮声此起彼伏，震耳欲聋。广大群众迎接解放那种喜形于色、热情洋溢的场面，令人难以忘怀。
各族群众欢迎解放军入城
第3天，我们在国民党的旧县政府内举行了接管仪式，接管仪式上，旧长顺县政府以各科室为单位，将所有文书档案、资料、办公用具、武器弹药分别造册登记，进行移交。阎化启同志代表人民政府接受移交，在移交册上签字。移交完毕之后，王陞三和顾汉臣同志分别讲了话。我们的讲话内容大体为两点：一是国民党反动派、地主阶级压迫人民的日子结束了，国民党反动政权已完全土崩瓦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说明了人民大众真正地站起来了。二是所有旧职人员，只要真心站到人民群众一边来，改恶从善，弃暗投明，我们将既往不咎，热情对待，并欢迎其同我们一道工作。
接管之后，顾汉臣、李连修等同志留下一个班保卫县委、县政府，随即就带着其余的战士开展收编地方武装、组建二支队的工作去了。我们即在县城中学的操场上召开庆祝大会，欢庆长顺县和平解放。庆祝大会上，县委宣传部长王希光同志讲了话。
西进支队干部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
长顺县接管之后，我们反复学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遵照贵州省委批示，首先是铺摊子，搭架子，逐步建立区乡人民政权。我们派出部分干部，分别深入县内各地，宣传党的政策，征集公粮支前，分别建立了广顺区、长寨区、种获区人民政府。同时，我们认真贯彻执行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注意做好各方面的团结工作，安定社会秩序。
对于旧政权中的留用人员，我们组织他们学习我党我军的一贯政策，团结他们同我们一道工作。接管长顺县后不久的12月28日，我们就举办了一次旧职人员训练班 由王希光、刘思忠二同志主持。训练班组织留用的旧职人员学习党的的各项政策，打消各种顾虑、提高思想觉悟。
1950年年初，我们还选送原民政科长林碧梧、建设科长翟祖纯等6位留用人员到贵阳地委举办的旧职起义人员训练班学习，给他们学习、改造的机会。对于旧政权中的乡、镇长及武装(当时称自卫班)人员，根据上级的指示精神，除极个别坚持反动立场的外其余均予留用，让这些人利用其人熟、地方熟的特点，帮助我们下去开展宣传征粮、安定社会秩序等工作。通过我们的工作，消除了一部分留用人员的怀疑情绪，安定了人心，稳定了局势，顺利地完成了上级交给我们的各项任务。
为了进一步开展好工作，王陞三带着县委一部分同志深入到广顺、摆所、鼓扬等地进行调查研究，了解各方面的情况。我们这些北方同志刚至贵州山区，人生地不熟。这次下去，尽管是走马观花，但当我们亲眼见山区的农民兄弟长期受到地主阶级的残酷压迫剥削，岁尾寒冬，群众大人孩子衣衫褴褛，面呈菜色，过着吃糠咽菜极端贫困的生活时，思想上受到一次深刻的阶级教育。大家都表示决心，愿为彻底解放山区穷苦人民而献出自己的一切。
郑鸣五一家三兄弟，是广顺一带有权有势的地主。郑鸣五本人原为国民党刘文辉部下的旅长，七七事变后回到原籍广顺，解放前夕被国民党委任为八十九军独二旅旅长：其二弟郑鸣鵬，原为国民党广顺镇镇长；其三弟郑英虎，系国民党中统特务，国民党“国大代表”，曾任国民党航空部队航空大队长。郑氏三兄弟拥有一定的武装，在安顺、广顺、平坝一带有一定影响。
我军进入贵州之后，国民党在四川的宋希濂、罗广文、胡宗南等残部纷纷往川滇、川黔边境集结，企图从云南夺路外逃出国。针对这一情况，党中央、毛主席亲自布置，命令我军务必在四川腹地给予敌人致命打击，彻底解放大西南。于是，我军一部从贵州入川参加成都会战，一部挺进云南、西藏，这样，贵州省内就出现了驻军较少的情况。
解放军二野五兵团党委在长顺未解放之前，对于郑氏三兄弟的情况已有所了解。当时，五兵团及贵阳军分区领导考虑到，郑氏三兄弟拥有相当的武装，有一定影响，如能争取过来进行收编改造，对稳定长顺、广顺、安顺、平坝一带的局势是大有好处的。
为执行五兵团党委关于收编郑鸣五及其武装这一命令，在我们接管长顺后不几天，贵阳军分区副政委顾汉臣同志即赶到广顺，开始进行收编郑鸣五及其武装的工作。通过一番较量之后，郑鸣五感觉大势已去，同意武装改编。
1950年春节，贵阳军分区正式下了命令：郑鸣五的部队改编为贵阳军分区第二支队，郑鸣五任支队长，李连修同志任政委，郑鸣鹏任副支队长兼参谋长。二支队成立之后，共编为4个连，一连80余人，二连70人，三连60人，四连40人，支队部20余，全支队270人。同时，为了改造这支部队，贵阳军分区共抽调27名干部战士充实到二支队中，担任了连、排级干部。
二支队的人员构成情况，当时是比较复杂的，4个连的干部中，除了我们从军分区抽调去的外，其余的地主就有3人，反动富农3人，土匪1人。支队的战士亦是如此，大致可分为几种：一是郑氏兄弟的亲戚朋友，二是土匪、流氓，三是郑氏兄弟家中的佃户及随身兵丁。
郑鸣五长期在国民党军队中供职，在同共产党的反复较量中看到了国民党必然灭亡的趋势。但由其反动本质所决定，他向我党靠拢是有一定政治企图的。他是想借此机会进一步扩大武装力量，以此作为向我们讨价还价的本钱。同时，他为了家属的安全、本人的权势，想先以合法形式以退为进，保存实力，一旦风云有变，时机可来，即实行暴动反扑。
对二支队的收编改造、士兵的思想政治教育，我们都认真做了一些工作。但是，不久由于发生全省性土匪暴乱，这支刚组建一个月左右的部队随之溃散。郑氏兄弟利令智昏，相继纠集土匪攻打惠水、青岩、花溪等地。从这一事实中，暴露了我们在改造这支部队中的一些薄弱工作环节，这正如后来我们在地委总结及军分区工作总结中所分析的那样：虽有一定的思想认识，而缺乏高度的警惕性，片面和盲目地发展武装，对郑鸣五过分相信，对这样一支成分复杂、政治面目不清的武装，很快发给枪支作为长顺县的武装依靠。总之，二支队的叛变，对于手我们来说，是一个严重的教训。
1950年2月下旬，贵州各地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解放之前，国民党贵州旧政权曾办了两期“游击干部训练班”，直接培训了一部分匪特骨干，让其潜伏下来伺机暴动。谷正伦仓皇逃离贵州之前，还亲自主持召开了“应变计划会议”，具体布置潜伏暴动事宜。在我大军压境、解放贵州之后，这批反动势力并未遭受致命打击。国民党中一些顽固分子、地方残余势力、潜伏特务、官僚政客、地主恶霸、流氓惯匪见我解放军主力部队入川作战、贵州驻军较少，认为时机已到，便纠集起来，相继暴动。长顺县的土匪暴乱，就在这时发生了。
3月18日，原威远镇长支渐初勾结国民党特务毛云之等，纠集土匪百余人，首先在威远暴动。这伙匪徒穷凶极恶，残酷杀害了我们在威远开展接管工作的干部平素堂、张兆祥、刘如相三同志。随后，又在威远下坝伏击了到地委开会的县委宣传部长王希光、公安局长冯育民、财政科长秦金盈、税务局会计李富贵、通信员周治平、万文庆等6位同志。战斗中，万文庆、周治平二同志突出重围回城报信，其余四同志壮烈牺牲。
同日，摆所的大地主张继华派人送来一封信，信的内容是：土匪要攻县城，请做好准备。张继华原是摆所区的区长，后被匪首曹绍华委任为“贵州反共自卫救国军”第二师师长。他为什么在土匪将攻打县城之际给我们送情报?这是因为他同郑鸣五的矛盾很深，此举的目的一是向我们讨好，二是想同郑鸣五搞抗衡，实际也是在我们身上下赌注，让我们记住他一笔功劳。这些，都是政治土匪惯用的手法。
面对严峻的形势，我们立即召开了会议，研究防范措施。会议决定；县委所有干部战士立即组织起来，武装保卫县委，万一形势剧变，立即撤离长顺，前往贵阳或惠水。同时做了具体部署，由刚被改编的二支队坚守东门、北门；县政府干部坚守县政府后面的几座山头。
第2天(3月19日)上午10时左右，匪首支渐初、邹定邦、赵应初、周从文、胡吉然、徐守忠、郭占州、郭学立、古月章等纠集匪徒近2000人，突然包围县城，妄图将我所有政府工作人员全部消灭于此。
战斗刚打响，饲养员段云祥同志跑来报告：“二支队全撤了，人员都跑了”。王陞三举起望远镜一看，二支队溃不成军，已跑到北门外的大山半腰上。此时，土匪打着枪乘虚而入，攻进了县城。面对数十倍于我之敌，为了保存力量，只有跳出敌人的包围再说。王陞三立即将同志们组织了一下，拉开县政府的大门准备突围。这时，两三百名土匪边打枪边嚎叫着朝县政府围上来。突然，民政科长阎化启同志不幸中弹，倒在血泊中，当即牺牲。看着战友的遗体，王陞三悲愤交集，血直往上涌，对同志们大喊一声：“打!”程九如、刘思忠、段云祥等同志端起枪朝敌人猛烈射击，敌人被一阵弹雨吓得趴在地上一动也敢不动。我们趁此机会，沿着县政府前一条小巷朝东北方向撤去。到了县公安局后面的城墙处，原先这里有一小角门，但已被砖头封死。同志们又顺着城墙往东，终于从东门突了出去。
我们刚从东门出来，突然，黑压压的一片敌人足有三四百人出现在我们面前，他们边开枪边叫：“冲啊，活捉共党的王县长!”同志见情一边朝土匪还击，一边朝北面的大山上撤，而土匪也随即呼呼隆地在后面追开了。为了迅速摆脱敌人，段云祥等几个同志飞快地撤到山脚下。这时，一股土匪已从旁边山上迂回过来，准备截击我们。形势比较危急之时，正在山腰接应我们的李连修同志命令架起机枪，朝蜂拥而来的土匪狠狠地一阵扫射，敌人被压住了，我们终于摆脱了敌人的追击，突出了重围。
可是，我们的另一部分同志却陷入了敌人的包围之中。长寨区区长程九如，种获区区长孙全礼，工作员孙娥娇、姜梅瑞等同志在同敌人拼杀了一阵之后，被迫撤到东门城楼。上千名土匪将东门城楼团团围住，从上午11时左右开始，丧心病狂地用机枪扫射，用手榴弹轰炸。但同志们临危不惧，顽强地同敌人拼杀，直至下午4时，终因弹尽粮绝，大部分同志壮烈牺牲。程九如同志在敌人用上来之际，毅然决然地拉响了最后一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姜梅瑞同志已有5个月的身孕，在勇敢坚持防守中不幸身负重伤，昏迷不醒。一些群众趁土匪不备，将她抬至一隐蔽的空房中掩藏起来，送稀饭、送开水。4天之后，她伤势已见好转，不幸被土匪发现，土匪灭绝人性地用刺刀将其残酷杀害。
突围之后，我们立即顺着大路往广顺方向撤退，天黑时终于到了广顺。在南场城隍庙前，广顺区区长张选同志带着区政府所有干部早已守候多时。我们会合之后，王陞三、李连修、张选同志立即带了几名同志到被收编的二支队大队长郑鸣五家中去，同郑鸣五开始了一场名为“商量下步行动”实则是针锋相对的软量。
我们向郑鸣五提出两个问题；一是要保证我们所有干部的安全；二是军分区配发给二支队的机枪必须交给我们。
关于第一个问题，郑鸣五借口为了我们的安全，不让我们离开广顺。他提出两个方案，一是所有干部换上便衣，化整为零，分散到二支队连队中隐蔽；二是到山洞中躲藏起来，他到贵阳去找省委、地委报告，派出干部营救。我们立时识破了郑鸣五的诡计，他叫我们分散到二支队中，无异于束手就缚，任人宰割；躲进山洞，实际上是把我们掌握控制在他的手中，一旦有变，他可将我们出卖给土匪邀功，如我们部队赶来，我们又可成为他向共产党讨价还价的筹码，识破郑鸣五的庐山真面目之后，我们并没戳穿他，为了下一步的行动，我们说可以暂时先进山洞，但郑鸣五必须同大伙一起行动。郑鸣五见我们不上他的当，无计可施，只得同意与我们一起到离广顺20公里的穿洞庙隐蔽。
关于机枪问题，经过我们一番唇枪舌剑，加上我们在门外的几个同志一个个荷枪实弹，早有准备，郑鸣五不敢不给，结果我们取了1挺机枪及部分子弹。
是夜，我们一行数十人离开广顺，冒着毛毛细雨，踏着泥泞的山路，于次日(3月20日)凌晨抵达穿洞庙。穿洞庙，建筑在基田寨附近的穿洞中，故称穿洞庙。此地地形虽险，但一旦洞口被围，后果不堪设想。郑鸣五同我们进洞之后，即回到他老家基田寨去了。同志们一看穿洞庙的地形，都觉得十分危险，加上郑鸣五形迹可疑，建议赶快离开，不能老待在洞中。于是，王陞三立即给省委徐运北副书记写了封信，叫段云祥同志化成本地人模样，到贵阳找省委求援。
老段同志到省委找到徐运北副书记之后，徐副书记立即通知军区派人来接我们回贵阳。军区首长命令一位营长带一个半连立即出击，计划先解惠水之围(恰逢土匪攻打惠水)之后，再将我们接回贵阳。谁知部队出来之后，贵阳市只剩一个连了，蒋介石潜伏在贵阳市的敌特蠢蠢欲动，形势也十分危急，为保卫省委机关，增援的部队只好又奉命火速返回贵阳。
送走老段同志之后，我们分析了一下形势，当时获悉全省土匪激增至9万多条枪，我们30多座县城遭敌攻打，部队干部、战士、政府工作人员2000多人惨遭敌人杀害。广顺至贵阳之间已为匪徒活动猖獗之地，我们在洞中听到四周枪炮声不绝。鉴于这种危急情况，我们决定不再等待求援，立即离开穿洞庙，想方设法回到贵阳。为了提防郑鸣五从中捣鬼，我们将这一决定对他保密，在即将离开之际再出其不意地告诉他。
3月21日夜，我们突然向郑鸣五宣布了马上撤离的决定，他先是大吃一惊，继而奸诈地威胁我们：贵阳、安顺、花溪都被土匪打了，从这里通往贵阳的沿途上，要经过多少寨子，匪首是谁，有多少条枪……总之一句话，就是不让我们离开穿洞庙。我们根本不理他那个茬，决意要走，他眼见此计不成，就大哭起来，边哭边说：“王县长呀，你这是不信任我呀，要是路上出了事，我负不了责啊!”看着郑鸣五令人作呕的表演，我不愿同他啰唆，仅说一句：“事久见人心嘛。”
同志们早就憋足了劲，一走就像离弦的箭，冲出了穿洞庙，射向漫漫的黑夜。一路上，到处都是土匪暴动的呐喊声及枪声。为了避免同土匪接触，避其锋芒，减少不必要的损失，我们白天隐蔽休息，晚上行军。3月的贵州山区寒风刺骨，加之不断的毛毛细雨，山路泥泞，同志们饥寒交迫，浑身湿透，每挪一步都十分艰难。
3月24日，我们终于到达了贵阳。就在我们离开穿洞庙不几天，土匪就攻打了穿洞庙，将庙里所有僧人全部杀害，曾为我们带路的僧人宋金华被土匪打了7枪，惨不忍睹。
到达了贵阳后，我们彼此才发现，大伙全部衣衫褴褛，浑身是泥，又黑又瘦，虽然如此，同志们想到自己是党的干部、人民的战士，所以一个个打起精神，几十个人排着整整齐齐的队伍前进。
两旁的行人都朝我们这支奇特的队伍投来奇异的目光，不住地议论说：“这支队伍肯定是从什么地方剿匪回来，真了不起!”下午4时左右，我们到了省委招待所，一到门前，极度的疲劳、饥饿一下袭来，几十人在地上躺了一大片。省委组织部长郭超同志闻讯赶来看望，一见这情景，眼中噙满泪水，立即叫人将我们抬进屋里休息，并指示有关部门给我们做饭，烧洗澡水，配发被子和衣物等日用品。大伙心里一阵激动，连话也说不出来了。
回到贵阳后，贵阳地委从修文迁到了花溪，我们也从贵阳来到花溪。因长顺已被土匪占领，我们即在花溪开展了发动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等工作。
1950年4月底的一天，贵阳地委副书记常颂同志找王陞三谈话说：“目前我们的主力部队已进了四川、西藏进行大规模剿匪，暂时还没力量收复长顺。地委决定，你先带所属干部到长顺的近邻惠水工作，随时掌握长顺之敌的动态，做好收复长顺的准备。”于是，我们来到了惠水县，王陞三参加了中共惠水县委会的工作。当时，十七军随校也驻惠水，校长申绍英同志亦是县委成员之一。惠水虽有十七军随校驻扎，但斗争仍是十分激烈，经常有土匪在城外骚扰破坏。我们一从城里出击，他们就跑得无影无踪；我们一回城，他们又从后面跟了上来。县委开会进行了研究，觉得长期这样也不是个办法，必须主动打出去，确保县城的安全。会议决定，由我们原长顺县政府的干部担任这一任务。
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六七十人全副武装，于1950年5月上旬开到了土匪活动猖獗的卧龙一带。刚到卧龙之初，土匪有恃无恐，竟然大白天在我们驻地的同对岸排着队，朝我们开枪。面对这种情况，我们一方面提高警惕，晚上睡觉几乎没脱过衣服，总是把枪紧紧抱在怀中，随时做好战斗准备；另一方面，我们深入到到群众中，发动群众，向群众宣传党的各项政策，完成上级交给我们的征粮任务。与此同时，我们组织了几次小规模的行动，镇压了几名匪首。这样，附近的土匪已不再那么猖狂了。
也就在这段时间，惠水县委召开会议，决定派十七军随校一个中队同我们进驻三都，将敌人挤走。
7月1日，我们进驻了三都，并成立了工委会，由王陞三和随校的中队长、教导员等3人组成，王陞三任书记。同时，成立了武装委员会，由战斗经验比较丰富的刘庭忠同志任主任。
在三都，我们经常同土匪发生接触，小战斗不断。这时，从湖南流窜而来的“黔桂边区反共挺进军”屠占庭匪部，企图将我们消灭在三都。
一次，屠匪在得知同我们进驻三都的随校干部战士出发到到太阳一带剿匪的情报之后，于拂晓之前突然包围了三都。屠占庭这股土匪都是一些亡命之徒，武器装备好(有轻重机枪、迫击炮)，受过一定正规训练，有一定战斗力。而我们六七十名干部除了两支冲锋枪全部是步枪，唯一的一挺机枪又被随校借走了。面对装备好数倍于我之敌，同志们毫无惧色，统统上了第一线，构筑防御工事，顽强抵抗着敌人的进攻。虽然一天没吃上饭，没喝上水，但敌人未能前进一步。敌人无计可施，只好在山上架起迫击炮朝我们轰炸起来，2发炮弹在街心爆炸，2发落在河里，炸起冲天的水柱，但都未造成伤亡。
傍晚，随校的干部战士回到了三都，土匪一见，无心恋战，攻势也小了。经请示校部领导后，我们组织了反击，同志们不顾一天的疲劳，配合随校干部战士一鼓作气，将敌人打得七零八落，抱头鼠窜了。
这一段时间，曹绍华匪部已完全盘踞了长顺，并将长顺县分为长寨、广顺两县，委派威远匪首文佩庚为“长寨县长”，广顺匪首李海庭为“广顺县长”。在长顺县境内，土匪巧立苛捐杂税，横征暴敛，无恶不作。对于敌人的暴行，群众恨之入骨，时刻盼望我们早日回师解放长顺。一些人利用到三都赶场的机会，纷纷向我们控诉土匪的罪行，报告敌人的情况。根据群众的报告，8月14日，我们配合随校2个中队，傍晚从三都出发，一路急行军奔袭了长寨城，虽然未能活捉匪县长文佩庚，但重创了敌人，打击了他们的嚣张气焰，给群众带来了希望。
10月底，长、紫、惠铁壁合围剿匪斗争开始。贵州军区集中了一三八团、一四〇团、一五一团、十七军随校、十六军侦察营、贵阳军分区部分部队等3个整团及5个营的兵力，将长顺等县土匪活动区域围得铁桶一般。为有力地配合部队剿匪，奉贵阳地委命令，我们将随部队收复长顺县。
11月10日晚，我们召开会议宣读了地委的指示，安排了进入长顺的具体方案。次日上午，王陞三带长顺县政府机关、公安局等单位的干部进入了广顺，其余的部分同志直接从三都分赴代化、摆所、威远各区，配合部队开展工作。
当时，在已形成的封锁线上，30米一哨，50米一棚，一个班管几个寨子，村村寨寨都有解放军，将长顺四周围得水泄不通。负责穿插的部队则在四处活动，寻机打击敌人。
11月13日，一四〇团75名勇士跟踪追击，长途奔袭，在斗篷冲歼灭了曹绍华匪部，并活捉了在贵州猖獗一时的“贵州反共自卫救国军”总司令曹绍华本人。
战斗中，我们的英雄肖国宝同志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用自己的身体堵住敌人的机枪口，为部队开辟了一条通向胜利的道路，为长顺各族人民的解放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下旬，贵州军区授予肖国宝烈士为“一级战斗英雄”称号，我们在长顺县城旁边赶修了烈士纪念塔，建立肖国宝烈士陵园。剿匪指挥部还在长顺县城召开总结会，潘焱参谋长亲自听取各部队的汇报，中央电影局同时在县城拍摄了这次剿匪的电影。
我们收复了长顺县城，随即开展了各方面的工作。当时，我们的中心任务就是配合清剿部队，肃清残匪。我们同部队一起，组织力量千方百计捕获作恶多端的匪首。凡是匪中队长、保长以上确有罪恶、民愤较大者，一经查清查准，即用电台向上级领导报告，经批准后，立即进行剿捕镇压。经过一段时间的清剿，共生俘土匪(包括匪首)2467人，击毙若干人，经训俘教育和审查之后，处决罪大恶极者 321人。
合围部队采取了分进合击、分片包干的战术围剿残匪，几次大的战斗下来，大大小小的残匪基本肃清，极少数漏网的土匪再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活动，已成惊弓之鸟，一有风吹草动，即抱头鼠窜。例如:罗绍凡、罗绍泉股匪，在我大军抄剿之下，藏匿在长(顺)、惠(水)、贵(筑)边界的白云乡深山中。贵阳军分区指示，一定要尽快地歼灭这股匪徒，彻底肃清匪患。军分区派出作战股长王培承同志指挥长顺警备营及部分民兵，于1951年7月组织了长、惠、筑为中心歼捕战斗。战斗中，我们牺牲了1位排长、几名战士，终于击毙了罗绍泉，可惜罗绍凡漏网。到1953年2月，王陞三因工作调动离开长顺，雇了一辆马车前往贵阳，刚在省委招待所住下，车夫就气喘吁吁地跑来相告:罗绍凡正在贵阳街头上闲逛。一听这消息，王陞三立即叫住街上站岗的警察，让他同车夫同去抓捕。天网恢恢，罗绍凡终没能逃脱法网。
自1950年3月我们从长顺突围之后，郑鸣五的反动本质就彻底暴露了。他和郑鸣鹏、郑英虎、李海庭等匪首纠集土匪，多次攻打惠水、青岩、花溪等地，犯下种种罪恶。我们组建长顺警备营后，积极发动群众侦察线索，不久就在马路乡活捉匪广顺县长李海庭。一个月之后，又在距广顺4公里处马塘后山洞发现了郑鸣鹏、郑英虎及一个警卫。警备营将山洞围住，郑匪妄图居险顽抗，警备营采用火攻战术，用风车将浓烟灌入洞中，郑鸣鹏见大势已去，开枪自杀。战士们先击毙其警卫，继而将狼狈万状的郑英虎生擒。这几个匪首的肃清，为这一地区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扫除了一大障碍。
剿匪斗争告一段落之后，随着五大任务的深入开展，从1951年春季起长顺县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为保证土地改革得以顺利进行，我们从培训积极分子抓起，1月至5月，先后举办了三期农村积极分子培训班，培训了数百名农村工作积极分子。这些积极分子经培训之后，掌握了土改的基本政策，在后来的土改中发挥了骨干作用，有力地推动了土改工作。其中一部分同志也就是从这里起，走上了革命工作岗位，成了国家干部。
长顺县的土改，基本上分三期进行，第一期土改以长寨镇为试点。二三期土改工作相继在全县铺开之后，为进一步掌握土改工作的主动权，王陞三带县委机关到了马路乡，直接参加那里的土改工作，以此推动全县此项工作的顺利开展。通过艰苦的的工作，至1953年春季，终于较好地完成了土改任务。
今日长顺
在长顺这块土地上，留下了我们同敌人浴血奋战的足迹，牺牲战友们也长眠在这里。长顺，在我们的心里永驻!
(原文作者系冀鲁豫区南下干部、时任长顺县县委副书记、县长王陞三。小编对原文中个别误记作更正修改和整理。)
2024.09.22.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雲見長鋒）：血战长顺——长顺县的接管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