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全面认识美国的衰落？一位留美学生的感想

美国的衰落，从长远来看是不可避免的。中国的崛起也是不可阻挡的趋势。但是如何看待美国的衰落，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自从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后，“美国衰落”的语调不绝于耳，美式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体制不再是许多人心中的灯塔，尤其是2016年，持美国优先、反全球化、“孤立主义”政纲的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更是让许多人怀疑，美国是否要放弃自己的全球领导地位。

甚至在美国的内部，也有不少人附和“美国衰落论“，例如，2018年《纽约时报》的一项调查显示，18-34岁的人中只有39%对资本主义持正面看法。然而，几乎没有任何数据或者证据，能够有力地证明美国正在急速衰落。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俄乌战争。

俄乌战争爆发后，美国立即联手自己的诸多盟友对其进行制裁，而剩下如南非、巴西、印度等中立国家，虽然并没有表态站队，但是也不得不配合美国的制裁，在和俄罗斯交往（如购买俄罗斯原油或者向其提供武器）时小心翼翼，否则就会遭遇美国严厉的制裁。

除了官方制裁以外，许多西方公司也纷纷离开俄罗斯市场，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可口可乐、壳牌、IBM、戴尔、谷歌、脸书、微软、英特尔……据不完全统计，完全或大部分撤出俄罗斯市场的公司有300余家。

相反，美国自身遭到的对待截然不同。举一个可能不恰当的案例，当小布什于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的时候，各国即使对美国的单边行动颇有怨言，但也只能私下抱怨，没有任何国家敢于制裁美国，甚至可以说，这种想法从未出现在各国领导层的脑海中。

不仅是俄罗斯，经济制裁也让其他国家及其企业遭到不小的损失，例如数年前美国直接肢解了法国工业巨头阿尔斯通，疫情前针对参与“北溪2号“管道建设的德国企业的制裁，也让该管道的建设进度一下子就陷入停滞。我国的华为等企业也受到美国各类禁令的极大影响。

美国制裁让别国蒙受巨大损失的另一个例子是伊朗。2015年，奥巴马政府联合多国与伊朗达成核协议，解除对伊朗的部分制裁，次年伊朗经济就实现了12.3%的高速增长，侧面体现出经济制裁对伊朗的影响之大。

而在2018年5月，特朗普带领美国退出伊核协议，重启对伊朗的制裁，令后者的GDP在2018和2019年分别缩水4.8%和9.5%。事实上，自从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导致美伊断交、伊朗受到重大制裁以来，这40余年间伊朗GDP基本上没什么增长。

美国的霸权还体现在多个方面。在金融方面，美元依然是世界的第一储备货币，今年年初，美国将俄罗斯移出SWIFT结算系统，就立即让后者经济遭受巨大压力，虽然这些年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货币多元化政策，让美国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市场份额降至二十多年的新低，但没有一种货币能够真正和美元平起平坐或者取代美元。

在军事力量上，美国的军队和军事基地依旧遍布世界各地，且是唯一有能力这样做的国家，其全球第一的军费约等于后面11个国家之和；在近日俄乌战场上大显身手的“海马斯”火箭炮，其实早在90年代末期就已被研发出来，而美国仅仅是将自己库存的约400门“海马斯”中的16门赠与乌克兰，就一度帮助后者扭转了战场上的被动局面。

在国际治理方面，尽管像“金砖五国“（BRICS）、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ASEAN）这样绝大部分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的话语权在提高，但是现有的主要国际组织和机构，如IMF、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北约等也还是在美国影响力的掌控之中。例如，每当国内经济陷入巨大危机时，各国的第一反应都是求助于世界银行和IMF给予贷款纾困；而国与国之间的贸易纠纷，也大多通过WTO仲裁机制解决。

在科学研究、尖端技术、前沿应用等方面，美国相对于别国的巨大优势虽然在逐步减少，但依然保持着全球创新、创业的领导地位。从独角兽企业数量来看，美国稳居世界榜首，2021年底美国拥有487家独角兽企业，占全球总数的46%；而2022年上半年，全球新增的254家独角兽企业中，美国拥有138所，占比超过一半。

从精英高校数量来看，美国的优势更大，几乎垄断了世界精英大学，根据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大学排名，美国拥有世界前100高校的38所、前50高校的23所、前25高校的16所，以及前10高校的8所！这让美国成为世界各国学子的向往之地。在疫情前，美国有将近150万留学生，相当于全美人口的约0.5%，仅留学生在美花费，就为美国带来了数百亿美元的收入。

和这些相辅相成的，是美国对各国人才的巨大吸引力，美国不仅能够吸引发展中国家的学生，甚至还能吸引许多发达国家的学生。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简称NSF）的统计数据，在所有于2005到2015年间毕业的博士中，不仅有高达87.2%的中国学生和88.5%的印度学生选择留下，也有多达65.1%、58.5%、50.2%的韩国、加拿大、日本学生选择留在美国。

而在当前最热门的人工智能领域，赵程程、丁佳豪的研究《全球AI高端人才分布与流动特征探析》指出，美国拥有全球顶尖人工智能人才的57.3%，第二名的中国只有11.6%，除中、美两国外其他国家占比均远不足10%，体现出美国在新兴行业的强大优势。

高技术移民为美国贡献了大量科研成果。2000-2017年获得诺贝尔奖的78位美国人中，足足有40%是移民。而技术移民不仅搞科研，还做高管甚至创业。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谷歌创始人谢尔盖·布林以及现任CEO桑达尔·皮查伊、微软CEO萨蒂亚·纳德拉、推特CEO帕拉格·阿格拉瓦尔、英伟达创始人兼CEO黄仁勋、AMD董事长、CEO兼总裁苏姿丰这些高管、企业家都是移民。

除了精英以外，移民美国的普通人也很多。截止2019年，全美移民数为4490万，占总人口的14%，且这个数字还在以每年一百万的速度增加，当欧洲在近些年面临人口增长不足甚至负增长的困境时，美国却依旧能靠移民充实国力。尽管2010-2020这个十年是美国人口增长最慢的十年，但是2020年的美国人口相比于2010年依旧增长了2270万，即7.4%，而同一时期欧盟只增长了1.4%。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美式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暴露出种种缺陷，让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一些中东国家开始思考其它的模式。然而，不得不承认，在意识形态领域，其依然有一定的竞争力和吸引力。

做出这个判断的依据是，如果仔细看一下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右翼民粹政党的政纲，就可以发现他们并不主张专家治国或者取消投票，而是纷纷宣称现有的体制腐败，被一小撮精英操控，无法代表人民，要诉诸于”真正的人民“，盼望更多、更直接的民主。

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特朗普高喊”Drain the swamp“（抽干沼泽），宣称要清理华盛顿的建制派，以及英国脱欧阵营打出的”Take back control“（夺回控制权，亦即脱欧以后，英国人民就可以摆脱欧盟立法束缚，自主决定本国事务了），这并不是要颠覆民主，而是要加强民主（当然，特朗普的许多行为都在破坏民主规范，但起码口头上，他还是维持着一副人民至上的样子）。

有人说，中国的经济在过去几十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已经让世界从“一枝独秀”变成了”两强争霸“。在我看来，这种推断有些片面。中国经济的崛起的确不假，但这世界绝大部分国家的发展并不像中国那么顺利。

位于东亚的我们，先后目睹了周围日本、韩国、台湾地区、新加坡、以及还没回归祖国之前的香港地区的高速增长，会习惯性地认为保持每年5%以上的高增长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然而二战以后，在西方和东亚以外的地区，几乎找不到能保持连续数年5%，甚至3%经济增长率的国家。举个例子，奥地利学派喜欢把皮诺切特统治下的智利称作经济发展的典范，然而皮诺切特前后执政总共15年，智利的年均GDP增长率也不过2.9%而已。

以1979-2019这四十年（考虑到疫情原因就不比较2020及以后的数据了），美元为单位比较，按照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中国的GDP从1783亿增长到14.28万亿，增长了80倍；美国从2.627万亿增长到21.43万亿，增长了8.2倍，我们和美国的差距的确大大缩小了。

再考察一下发展中国家：墨西哥GDP从1346亿增长到1.269万亿，增长了9.4倍；阿根廷GDP从695亿增长到4454亿，增长了6.4倍；巴西从2250亿增长到1.878万亿，增长了8.3倍；马来西亚从212亿增长到3647亿，增长了17倍；印度尼西亚从514亿增长到1.119万亿，增长了21.8倍；菲律宾经济从275亿增长到了3768亿，增长了13.7倍。

可以看出，美国经济增速远远落后于中国，并不是因为美国自己无能，而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实在过于迅速，相比之下显得美国裹足不前。然而，如果和其他中上水平的发展中国家相比，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并没有量级的差异，这还没考虑到美国本身初始体量极大的因素。

而拿发达国家来对比的话，考察G7国家其余六国，法国和德国在1979-2019这四十年GDP增长都是4.4倍，英国是6.5倍，意大利是5.1倍，加拿大是7.2倍，日本是4.8倍，美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在G7国家中排名第一。

尤其在近十年，美国进一步拉开了和西方盟友的差距。以欧盟为例，欧盟GDP在次贷危机的2008年是16.3万亿美元，胜过美国的14.77万亿美元，然而到了英国脱欧前的2015年，两个数字就分别变成了13.55和18.21万亿美元。到了今年，即使把已经退出欧盟的英国也加上，泛欧地区的GDP也已经被美国拉开一定差距，前段时间，欧元兑美元更是破天荒地跌破了1比1，是2002年以后的首次。

实际上，哪怕不要求增长率，仅仅要让经济保持增长，都并不是容易的任务，近些年，许多国家的经济出现了大幅度倒退，其中不乏那些一度被认为颇有潜力的地区大国。

例如，拥有2亿人口的巴西在2011年人均GDP超过13000美元，可到了2020年只有不到6800美元，几乎腰斩；土耳其的人均GDP在2013-2014两年曾越过12000美元，而2020年只有约8500美元，并且现在通货膨胀率已经达到了80%，陷入了非常严重的通胀危机。

美国的老对手俄罗斯，早在克里米亚危机之前，其经济就已后劲不足。抛开2010年金融危机过后的报复性增长的话，2011、2012、2013三年里，俄罗斯的人均GDP增长率分别为4.2%、3.8%和1.5%，离新世纪第一个十年7%的平均水平相差甚远。

在克里米亚危机以后，俄罗斯遭遇制裁，人均GDP从将近16000美元跌到2020年的1万美元出头，被中国超过，现在其经济总量甚至还不如中国的广东和江苏省。

以上我列出了诸多数字，皆是为了证明，虽然从表面上来看美国每年2%-3%左右的增长不起眼，但是这已经好过世界上许多国家了。总体上来说，美国的经济运行依然比较稳定，其霸权地位仍然得以保持。从美国占世界经济的比重来看，这个数字在1980年是25%，2000年是30%，2020年是24%，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总而言之，美国相对于世界上其余地区的领先地位并没有实质性地改变。而若是看未来的话，短期内撼动美国的优势也并不容易。须知美国最关键的强项——两大洋构成的天险、广袤而温度适宜的土地，是很难被削弱或者改变的，在这一点上，美国比起其他竞争对手，享有许多先天优势。

俄罗斯虽然也有大片领土，但绝大多数地方的气温并不适合人类居住，且俄罗斯在西面受到来自欧洲的威胁。

欧盟则面临中东和非洲的难民潮潜在冲击，且欧洲国家规模普遍偏小，人口最多的德国也只不过8000万人口，难以形成统一的大市场，有效整合各方资源。考虑到欧洲仅有12%的人同意各国合并成为“欧罗巴合众国“，欧洲四分五裂的情况在短期内还会持续下去，不会构成对美国的挑战。

土耳其横跨欧亚两大洲，在和平时期可以成为各国商贸文化交流的桥梁，到了战时就处于四面夹攻的险境，而且土耳其还有库尔德分离主义等内部问题。

印度虽然也有近三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和十多亿人口的潜力，但是其领土大部分位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如何对抗全球变暖的冲击还是个难题。

以上是从土地角度来分析的，而从人口角度来看，美国是1.7（请注意美国还有源源不断的移民补充），欧洲的平均生育率是1.5，日本是1.37，其他国家则更低，西方社会学之父孔德就说过“人口即命运“，在这个意义上，美国的前景算是”最不坏“的。

从历史上来看，“唱衰美国“的声音总是不绝于耳，但每次都犹如”狼来了“一样，只见其影，不见其形。二战时期，纳粹德国和昭和日本都认为美国的实力被夸大了，最后这两国都被美国击败。

1959年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预言美国在二十年内会被苏联赶超——事实上，70年代的时候，苏联对美国一度转守为攻，频频出击。与此同时，美国深陷民权运动、反战抗议不能自拔，经济也一度出现停滞。但最终，美国赢得了冷战，而苏联走入了历史的坟墓。

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日本一度被认为可以在经济上撼动美国的霸主地位。当时连美国人都惊呼日本可以“买下美国“，著名汉学家傅高义甚至出了本书，就叫做《日本第一》。然而在那之后，日本经历了”失去的三十年“，而美国经济却一直保持增长，慢慢拉开了和日本的差距。

历史一次次证明，美国的对手们大大低估了美国的韧性。虽然各种游行、集会、示威让美国经常看起来一盘散沙，但是这也恰恰让美国得以及时纠偏，多元力量的冲撞，既会带来内耗，也给美国提供了不竭的发展动力。

美国在全球治理架构中的地位，不仅仅是20世纪几代美国精英努力的成果，更有其背后的基督-犹太教、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圈，以及白人数百年的殖民掠夺和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作为保证，非一朝一夕可以撼动。

当然，要说美国和二战结束以及冷战结束后如日中天的那两段日子相比一点都没有衰退，也不准确。

从发展趋势来讲，从二战后的世界格局来讲，特别是经济领域的制造业比重、全球贸易的占比，社会基础设施的建设，社会种族矛盾与犯罪率等领域，美国近几十年确实呈现出下降的趋势。

近些年可以明显地看出，美国国内政治极化严重，立法功能近乎于瘫痪；民主制度遭到腐蚀，从一个完全自由民主的国家变成了部分自由的国家；议员被大量涌入各级选举的金钱所严重影响，提案多是为特殊的利益集团服务；各级司法系统甚至最高法院在判案时经常以党派划线，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带入到判决之中，丧失了司法分支本该有的独立性。

在外交上，去年3月布林肯首次发表外交政策演讲时，就宣布【不会再以昂贵的军事介入推动政权更迭】，显示出美国由于相对实力下降，对于长臂管辖已经开始有心无力；而同年8月份从阿富汗撤军，更是对美国软实力和全球领导地位的一次重击。慢慢地，许多国家开始敢于无视美国的威胁、恫吓、施压和制裁，美国打“人权牌“的效果也大打折扣，例如缅甸军政府以及委内瑞拉的马杜罗政府一直对美国的制裁和施压无动于衷。

最能说明美国霸权衰落的，是其这两年一直在各类文件、研讨会中鼓吹的”美国优先“。

作为美国外交战略的一次大转向，特朗普提出的“美国优先“，把美国和欧洲、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的关系，从价值观联盟，降级为纯粹的生意伙伴状态，他发誓要让美国”不再被别的国家占便宜“，对贸易逆差斤斤计较，甚至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理由对加拿大等盟友的进口钢铁征收关税。

这一系列操作等于是放弃了美国在道义上的制高点，退回到经济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世界观。

放在以前美国经济如日中天的时代，我们完全无法想象，美国有朝一日会为了区区几千个就业岗位锱铢必较，甚至不惜和盟友发生严重争执，这说明美国长期以来，通过牺牲中下层来维持金融霸权的做法，受限于其贫富分化、债务飙升的现状，已经有些难以为继。

2021年1月6日特朗普煽动群众洗劫国会山一事，更是让美国民主成为全世界的笑柄。直到现在，仍然有三分之二的共和党人和三分之一的美国人支持特朗普从2020年大选失利后就开始反复宣传的阴谋论——拜登依靠舞弊才得以当上美国总统。美国民主在未来的几年有大幅度倒退的风险。

2024年总统大选，对美国而言是一个关键节点，如果特朗普或者其他风格与之类似的共和党人胜出，那么美国现有的民主制度将遭到进一步侵蚀，压制投票、选区不公正划分、金钱政治、司法政治化以及政治极化现象将大大加重。

在最坏的情况下，甚至可能出现州立法机构否决本州选民意愿，强行任命忠于州议会多数党的选举人的场面，到那时，美国民主将名存实亡。

不过，我们也不必太低估美国的韧性，从长远来看，随着老一辈美国白人的离去，以及新移民（大部分不是白人）的涌入，美国人口结构将发生不可逆的变化。到本世纪40-50年代，白人和基督徒各自的占比都将跌至50%以下，其中最为保守和原教旨的基督徒（如福音派基督徒）的比例将跌至不足20%。

倘若处理得当，美国将彻底拥抱多元化，成为整个世界的缩影，右翼极端主义将得到遏制，一定程度上延缓和遏制美国的衰落势头；当然，如果处理不当，则有可能进入一个高度分裂的时期，期间小规模暴力冲突事件发生的频率会大幅度上升，甚至最后会进入内战状态。

鉴于现在美国联合其盟友对我国实行包围和打压的态势，我们绝不可大意轻敌，就像当年毛主席所说的，“战略上藐视对手、战术上重视对手“才是我们应该秉持的态度。

从历史上来看，考察那些曾经盛极一时的帝国，如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大英帝国，就会发现大部分帝国的衰落都不是一朝一夕之间的，有的甚至会长达百年以上；另外，帝国即便衰落，其惯性和巨大的体量也使得它仍然有不小的实力。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衰落的帝国可能比崛起中的帝国更加可怕，一个大国若是处于衰落时期，则更有可能诉诸于民族主义，在对外政策上更加激进（就像现在美国不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非常反华），另外，衰落的大国可能会认为自己阻止别国崛起的时间不多了，会倾向于在这不多的时间内拼尽全力遏制他国。

观察美国政坛，尤其是美国国务院和智库近几年的言论可以发现，美国已经把中国当成了其长期战略竞争对手，用布林肯的话来说就是，我们是唯一有能力和美国全面竞争的国家。所以，中美之间的争斗，注定是一场持久战，尤其是在近几年美国政治极化、影响力衰退的大背景下，美国会更加不惜一切手段来遏制中国。

这就要求我们对美国本身的状态进行更加仔细、精确的评估，那种一厢情愿地认为美国已经不可避免地开始迅速衰落的观点，并不符合当下美国的实际，这只会让我们做出错误的判断，难以应付美国的遏制和打压。只有认清美国的综合实力，才能做出科学、合理的应对和反击。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