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非常时期,广州军区四将入京齐聚总参

1950年,从东北一路打到华南的第四野战军,其主要部队发展为两大军区:东北军区、中南军区。当时,全国分为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六大军区。高岗任司令员的东北军区是四野成长、发展的老家底,是发源地;林彪任司令员的中南军区,是打到华南的四野主力部队的落脚点。
1955年春,全国六大军区调整为12个大军区,中南军区改称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政治委员陶铸。
20世纪60年代,也就是在“文革”爆发前后短短几年当中,广州军区军政大员纷纷奉召入京,并且云集总参,一时引人注目。首先,是军区第一副司令员李天佑被征召入京。其后,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副司令员温玉成、参谋长阎仲川,接踵而至,入京执掌总参大权……一时间,总参谋部几乎成了广州军区司令部的翻版。

李天佑:彭德怀、林彪麾下的著名战将

李天佑,1914年生,广西人,14岁参军,16岁就成为红7军军长张云逸麾下特务连连长,18岁就当上了副团长,是典型的红小鬼。战争年代从红1军团、红3军团、八路军115师、东野、四野一路打来,是彭德怀、林彪麾下著名战将。特别是在东北战场,系赫赫有名的东野第1纵队司令员,四野38军首任军长。
大战四平,攻克天津,1纵司令员李天佑担当重任。平津战役中,刘亚楼作为前线总指挥,调动李天佑、邓华、黄永胜等部人马29小时攻克天津,使傅作义仅存的幻想破灭。之后,李天佑、邓华、黄永胜、韩先楚等四野各部一路征战,横扫半个中国。在广西,李天佑协助老军长张云逸(张、李分任广西军区司令员、副司令员)清剿土匪。
广西,山多匪多,素有“无处无山,无山无洞,无洞无匪”之说。长期流窜、盘踞山洞的土匪凭借山多林密的特点,依然顽抗,与解放军周旋,并伺机杀害当地干部群众,匪患猖獗。匪患严重之湘西、广西,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让北京牵肠挂肚的地方。
毛泽东对广西匪患十分关注,批评广西是全国剿匪工作成绩最差的一省,限令6个月内肃清土匪。
1951年1月,张云逸离职休养,力主强力剿匪的李天佑亲自督战,制定周密剿匪计划,迅速对大小瑶山、六万大山、十万大山等处土匪展开搜剿,将这些地头蛇一一消灭,受到毛泽东驰电嘉奖。1957年11月,李天佑就任广州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代司令员(黄永胜到军事学院学习期间),主管军区作战训练。
在广州军区任职5年,李天佑成为黄永胜军事上的第一副手。
1962年9月,李天佑被任命为副总参谋长,11月到任。由此直到1970年9月,李天佑生命最后的八年一直担任副总参谋长,分管过军务、作战、情报等项工作。李天佑在总参的八年,正是党内、军内多事之秋,其间经历了3任总长(罗瑞卿、杨成武、黄永胜)。
1965年11月,总参党委委员、军委副秘书长兼军委办公厅主任萧向荣在看似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被撤职、被批斗,使李天佑震惊不已;一个月后,林彪、贺龙之下的军委当家人、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罗瑞卿也被突然拿下,更令全党全军震动;一年之后,军委第二副主席贺龙被打倒,如日中天的代总参谋长杨成武随后也被打倒。可以说,几乎是一年一个,主管军队日常工作的主要负责人都被打倒。
李天佑身经百战,曾7次负伤,生命两度垂危。20世纪50年代初患上肾炎,此后备受肾病拖累、折磨。1970年,因尿蛋白增加,病情恶化,于9月7日住进解放军总医院,9月27日逝世,年仅56岁。
李天佑去世后不久,林彪在毛家湾家中接见了李天佑的家人。李天佑的儿子李亚宁回忆:“在那个特殊的年月,能受到林彪在家里的专门接见,应该是我们全家很荣幸的事情。”
确实,在那个年代,一家人能受邀到林府得到“接班人”、副统帅单独接见,绝对是极高的“殊荣”。
李天佑不仅与林彪历史渊源颇深,作为黄永胜副手,二人在广州、在总参一起共事也长达十余年。在红军时期和八路军时期,黄、李都曾任团长;在东野、四野,二人又都是纵队司令员;在13兵团,司令员黄永胜,第一副司令员李天佑;在广州军区,黄为司令员,李还是第一副司令员;在总参,黄为总长,李为副总长。
林彪外逃身亡后,有人“宽慰”李亚宁:“你爸爸不死,也是要受牵连的。”

黄永胜:“林彪真正喜欢的人”

1968年3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命令:撤销杨成武的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军委常委、军委副秘书长、军委办事组组长、总参谋部党委第一书记职务,撤销余立金空军政治委员、空军党委书记职务,撤销傅崇碧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卫戍区党委书记职务;任命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为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组长,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温玉成为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这就是震惊中外的“杨、余、傅事件”。
黄永胜,湖北咸宁人,1910年11月17日生,1927年6月被驻在武昌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团长卢德铭)录用当兵,并随该团参加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起义失败后,队伍溃散,逃亡者甚多。黄永胜随队伍经浏阳文家市、永新县,在三湾改编(经过改编,罗荣桓到黄永胜所在的9连任党代表,黄永胜为班长)后跟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这当中,黄永胜未开小差亦未逃亡,起义失败仍跟着队伍一路征战,一直走上井冈山。罗荣桓的开导教育,使黄永胜直到晚年仍然念念不忘。他说过,除了林彪,罗帅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一个,“罗帅对我的教育,我是刻骨铭心的,终生不忘的”。
黄永胜在林彪指挥的红1军团任过团长、师长,全国性抗战爆发后曾任团长、旅长、军区司令员、纵队司令员、军长、兵团副司令员、司令员等职,1955年成为广州军区首任司令员,1968年3月奉调入京出任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组长,还兼任广州军区司令员。
黄永胜一生在军事指挥岗位的各个层级担任过军事主官,邓华、赖传珠、朱良才、王平、刘道生等均做过他的政治委员,在反“围剿”、长征、抗战和解放战争中,也是指挥所部一路征战,浴血拼杀,屡立战功,从寒冷的东北一直打到炎热的两广。特别是1948年10月底辽西会战围歼国民党军的精锐廖耀湘美械兵团,黄永胜指挥的6纵在厉家窝棚一带打了一场至为惨烈的阻击战,为全歼廖兵团立下赫赫战功。
新中国成立后,黄永胜即在中南军区、华南军区任副司令员。1955年3月,成为新成立的广州军区首任司令员,至1969年7月免兼,担任广州军区司令员长达14年。
广州军区镇守中国南大门,战略地位极为重要。黄永胜作为军区一号军事首长,其副手的配置也极为壮观:战将李天佑、梁兴初、温玉成等作为副司令员(他们都曾是四野几大纵队的司令员),阎仲川先后为军区副参谋长、参谋长。这几人都是能谋善断的指挥将才,李、梁、温三人更是军中著名战将,朝鲜战场上享誉中外的38军、39军、40军,都是他们带过的部队。
汪东兴说,毛泽东对黄永胜的历史记忆很深,1971年南巡时提到黄永胜,说黄17岁就当兵,原是叶挺部队警卫团的一名战士,这个团没有赶上南昌起义,在江西修水参加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队伍,然后上的井冈山。“真正跟毛主席在井冈山的,只有黄永胜。”(汪东兴语)与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不同,黄永胜是办事组里边“井冈山的独生子”。
1968年3月23日夜(有的说22日夜),正在广州主持军区党委会议的司令员黄永胜,突然接到北京周恩来亲自打来的电话,被告知北京派来一架军用飞机,要其即刻赴京。黄永胜遂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继徐向前、聂荣臻(代)、粟裕、黄克诚、罗瑞卿、杨成武(代)之后,第七任总参谋长。
1970年8月,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在各小组会上积极活动、大肆鼓噪。毛泽东认为四人是紧跟林彪步调的,是搞地下活动、突然袭击,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是有一个司令部和军事俱乐部的,性质起了变化,林彪、黄永胜(起初没有上山)是要对他们的行为负责任的。
此后,毛泽东对黄永胜的批评愈加严厉(从1969年10月林彪那个“一号号令”起,就已经令毛泽东深为不满了)。尽管回到北京后,黄永胜一再表示自己在庐山并没有表示什么,认为自己是无错可检讨,但毛泽东并不这样认为,说:“在庐山,海陆空军都出来了,搞突然袭击,你黄永胜虽然没参加前期会议,但你的责任是跑不了的。你是军队的头子。”
1970年11月13日,毛泽东会见巴基斯坦总统之后,将陪同会见的黄永胜留下,再度批评:庐山会议发难,你黄永胜是个头;你们办事组一统天下,我要打破你们的一统天下;我现在要谢富治、纪登奎参加你们办事组。
1971年2月20日,毛泽东在军委办事组送呈的报告上,再次批评:“你们几个同志,在批陈问题上为什么老是被动,不推一下,就动不起来?”在吴法宪的检讨上,毛泽东批注:“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
毛泽东一而再地揪住不放,态度愈加严厉,对黄永胜震动极大,他认为毛泽东已经不信任军委办事组了,事实上也没有给林彪面子。
南巡谈话中,毛泽东对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军委办事组黄永胜五人的检讨,以及黄永胜主持的中央军委“批陈整风”座谈会多次表达不满。还在北京时,毛泽东就批评他们:“在批陈问题上为什么老是被动?”“你们已经到了悬崖的边沿了!是跳下去,还是推下去,还是拉回来的问题。”
这次南巡,毛泽东更明确提到黄永胜,说:我看黄永胜这个人政治不怎么强,他检讨最没有勇气,怕得要死;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指挥解放军?黄永胜要调动军队造反,各军区都听你的?我就不相信。
此时,毛泽东对黄永胜几人能否转变过来,已是彻底失望,认为他们“心中有鬼”,和林彪一样,“改也难”。
毛泽东还对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政治委员刘兴元说:你们和黄永胜的关系那么深,黄永胜倒了怎么得了呀?
南巡谈话,毛泽东明批黄永胜,暗指林彪。
结果就是:林彪跑了,黄永胜倒了。
林彪逃走,事态更为严重。没了林彪,黄永胜一人怎能“扛”得起?
在西山办公处,当着邱会作的面,黄永胜“突然用出全身力气,撕肝裂肺地吼叫了一声:‘他妈的,跑什么跑?!’”片刻,黄、邱二人四目相对,号啕大哭……
黄永胜是被作为林彪集团主犯进行审理的。林彪出逃前,那写给“永胜同志”的手书,成为指控黄的铁证之一;叶群还曾放话,称黄是“林彪真正喜欢的人”。有这样密切的关系,国防部长跑了,总参谋长能脱得了干系?难怪得知林彪出逃,黄永胜不由得恼怒:你跑了,我们怎么办?
林彪出逃后,黄、吴、李、邱四人开始销毁可能牵连他们的各种文图材料。据反映,仅9月16日、17日两天,黄永胜就让保密室销毁几麻袋材料。照片烧不透,就大火来回烧,结果把缸都烧裂了。消息传到毛泽东、周恩来处,毛泽东说:那是在毁证据嘛,他们不仁,也就别义了。
“我马上办。今天晚上办不成,明天早上一定办成。”周恩来态度果决,胸有成竹。
1971年9月24日早上,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周恩来向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宣布,中央对他们进行隔离审查……黄永胜首先由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等人带走。这一天,距黄永胜奉召进京已有三年半的时间。
在广州,大区司令员黄永胜是镇守南疆的统兵大员;跻身北京,成为握有实权的军委办事组组长、总参谋长。然而,曾几何时,那个威名煊赫的开国上将黄总长,被撤职查办,被开除党籍,1981年特别法庭审判时作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1983年4月26日,黄永胜在青岛因患肝癌逝世,时年73岁。
黄永胜佩服毛泽东指挥打仗,说共产党内最能打仗的,“那当然还是毛泽东”;也佩服林彪和彭德怀,说:林彪最会打仗,彭德怀大刀阔斧,敢打硬仗。

温玉成:处在林彪、江青两大势力的夹缝之间

温玉成,江西兴国人,1915年10月30日生。红军时期,主要从事政治工作,历任宣传员、干事、政治委员、组织科长,1940年以后在新四军和东北担任旅长、师长、副军长,抗美援朝战争中任志愿军第40军军长。38军、39军、40军、42军是1950年10月19日首批入朝的4个军,梁兴初、吴信泉、温玉成、吴瑞林是第一批率部入朝同美军直接较量的4位军长。
从首批入朝作战到1953年7月停战,温玉成是首批4位军长中唯一一位在所部未“动窝”、始终率领40军征战的军长。1953年回国后,温玉成即入南京军事学院学习,1957年几乎同李天佑前后脚赴广州军区任职。李天佑上将任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代司令员,温玉成中将任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李、温二人均成为黄永胜的副手,协助黄永胜主管南大门作战事宜。先后任军区副参谋长、参谋长的阎仲川大校则直接在温玉成中将手下工作。
1968年3月,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均被撤职,黄永胜调入北京,出任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组长,温玉成任副总参谋长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此后几个月内,温玉成又先后成为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1968年8月4日)、北京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1968年10月)、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1968年11月)。此时接替傅崇碧职务的温玉成,短短时间内获得的职务,远多于傅崇碧,既参加中央决策会议,也参加军委决策会议,又是副总长,还是首都北京仅次于谢富治的人物,执掌首都卫戍大权。温玉成进入军委办事组,系毛泽东亲自提名。
邱会作说:温玉成本来是黄永胜器重的人。他能到总参任副总长,也是黄永胜建议,林彪点头,否则是绝不会有如此“官运”的。
确实,温玉成能受到重用,还是直接得益于林彪、黄永胜对他的看重。“文革”开始后,温玉成在广州军区受到军区造反派的“炮轰”,日子也不好过,林彪不仅为他说了话,保下他,还将他调到北京任副总长,对他显然是关爱有加。
温玉成来到北京,立刻成为各方注意的对象。这位被说成“除了打仗,对政治一窍不通”的副总长,对北京、对中央高层并不摸底,也不适应。他并没有如人们想象的一边倒向林彪、黄永胜,而是与中央文革的江青方面也多有来往,甚至在办事组内还敢同黄永胜等人唱对台戏,因此受到军委办事组黄、吴、李、邱等人的冷落,他们认为温玉成已然倒向了江青一边。
吴法宪就曾对黄永胜说:“温玉成变了样了。”
中共九届一中全会选举政治局委员,温玉成也是候选人之一。然而,运作的结果是已进入九大主席团,并且是中央碰头会成员的温玉成“竟然”落选了。温玉成在军队代表,特别是广州军区代表中丢票很多。
1970年6月,温玉成被调离北京,赴成都军区就任第一副司令员。由大军区正职的副总参谋长“外放”为大军区副职,无疑是一种降职。温玉成在北京任职两年多一点时间。
在成都,温玉成担任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司令员是梁兴初。当年,在东北战场上,梁、温二人都是四野林彪麾下骁勇战将,20世纪50年代之后又都在广州军区担任副司令员,先后主管军区作战训练。那时的广州军区,四野战将云集,黄永胜、梁兴初、李天佑、温玉成等等,还有他们的政委陶铸,“都是四野旧部”,彼时都一同镇守祖国南大门。新中国成立后22年,温玉成一多半的时间是与四野三位纵队司令员黄永胜、李天佑、梁兴初共事的。温是他们的下级,是他们的战友。
1971年9月林彪事件发生后,温玉成在成都军区大院内被隔离审查。11月,被指由林彪一伙“派来成都军区”的温玉成,遭撤职查办。温玉成在成都军区任职,只有一年半时间。
1976年底,温玉成恢复自由。几年后,经过一番申诉,得以享受大军区副职待遇。
温玉成虎目圆睁,相貌堂堂,自有一种威风凛凛的虎将形象。
1989年10月29日,在74岁生日的前一天,温玉成在南京逝世。

阎仲川:在“一号号令”上栽了大跟头

1969年3月,中苏发生珍宝岛冲突,中苏边界战云密布。5月,广州军区又有一将被征召入京———军区参谋长阎仲川奉命出任副总参谋长兼总参作战部部长(1970年4月免兼,由王扶之任作战部部长)。
阎仲川是入京的广州军区四将中,年龄、资历、职级最低的一个。
1922年2月11日,阎仲川生于河北省定兴县杨村镇。1938年6月,在乡镇读了7年书的阎仲川参军来到冀中军区,在干训队、教导团培训后被分到冀中军区司令部作战科,从此开始一生的作战参谋生涯。
1945年8月,日本投降。随后,中共中央调派大批军政干部和部队进军东北,阎仲川亦随吕正操部来到东北,先后在东北人民自治军、东北民主联军、东北野战军、第四野战军总部任作战参谋、副科长、科长。打到中南后,在中南军区作战处(后改为作战部)任副处长、处长,直至广州军区副参谋长、参谋长。1960年,阎仲川晋升为大校军衔。
可以说,自1946年以后,除了有14个月的时间在野战部队任职(1955年5月至1956年7月调任41军123师第一副师长兼参谋长),阎仲川一直是在林彪的部队或林彪的视野中,以总部(野战军、军区、总参)作战大参谋的身份履职尽责。
在林彪总部,阎仲川亲历了东野、四野几乎所有的重大军事行动。阎仲川熟悉林彪,他的业务能力亦得到林彪认可。
47岁的阎仲川到京赴任之时,正是珍宝岛冲突后中苏关系极为紧张的时刻,也是中共九大闭幕、“接班人”地位写入党章的林彪如日中天的时刻。作为林彪、黄永胜熟悉与欣赏的老部下,阎仲川“深知京官难当,采取了一种自我封闭的方式对待工作以外的事物,对总参内部‘文革’中发生的一切事情概不介入、不表态,而且不串门、不走动,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甚至连林彪、黄永胜家放电影时诚邀老部下参加,他不仅自己从来不去,也不让母亲和妹妹参加”(阎仲川儿子阎明语)。
阎仲川虽贵为副总参谋长兼作战部部长,是一等一的军中核心要职,但以其1938年入伍、大校军衔的资历,在将官云集的北京,还是小字辈,就是总参下属部门领导,许多都是老资格的将军。“夹着尾巴做人”,就是阎仲川到京任职后的一个信条。
那是一个中苏关系极为紧张的非常时期,战备、打仗、防突袭,就是阎仲川全部工作的重点。他既是林彪、黄永胜召见、交代任务的重要人物,并随林、黄乘飞机勘察张家口一带地形,也布置总参“防突办”和情报部等部门随时将有关情况向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汇报。在当时的情势下,阎仲川肩负的责任极其重大。
1969年10月中旬,根据毛泽东作出的决策,中央领导人进行大疏散。10月17日,阎仲川率总参精干指挥班子进驻军委前进指挥所。18日晚,黄永胜当着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德生等军委办事组成员的面,向阎仲川传达了林彪紧急战备的几点指示。
回到作战室,将林彪指示记录稿编辑整理后,阎仲川思忖“总得有个编号吧”,想到这是“前指”进驻后发出的第一个指示,就从一号编起,叫“一号号令”。
1969年10月18日21时30分之后,震动全军、影响全国的“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经阎仲川之口和前指作战室几位同志,通过4部保密电话向全军各大单位传达……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一书有记:“全军各部队依照命令立即行动,当夜即疏散到位。按照‘第一个号令’紧急疏散的部队,约有陆军90余个师、520余个团,海军430余艘舰艇,空军4100余架飞机。林彪‘第一个号令’下达后,部队战备工作进入最紧张时期,达到了最高潮。”
汪东兴回忆:林彪这个号令,以电话记录方式,急件传阅,“他们先送交周恩来总理阅。周总理阅后批示:请主席阅”。
毛泽东看到这个“号令”,是“一脸不高兴的样子”(汪东兴语),当即就要烧掉“传阅件”;周恩来则对军委办事组尤其是黄永胜事先未向他报告及文件编号问题提出了批评。
林彪出逃后,中央追查林彪和黄永胜等人活动,“一号号令”成了阎仲川挥之不去的梦魇。
调入北京后如履薄冰、谨小慎微的阎仲川,没想到在“一号号令”上栽了大跟头。
“当时总理把把关就好了。”阎仲川就发出号令未及时请示总理而后悔。他在想,单就紧急指示的内容并无问题,抓战备,以林彪的身份是天经地义,“问题出现在编号上”,那个时期经常提到林彪“直接”指挥人民解放军,就已引起毛泽东的不快。初来乍到、不知京城政坛深浅的阎仲川,哪能有这样的敏感与敏锐?阎仲川将林彪的这份指示加编“一号”后,就直接“号令”全军,结果捅了天大的娄子。
“父亲来京时间短,涉世浅,又没人提醒,实在不知这里还有这些规矩。”(阎明语)其实,以阎仲川的地位,当时他还没有资格直接向总理请示。阎仲川自己就说:“按照工作程序和我当时的职务,是没有资格直接向总理汇报的。只有军委办事组组长黄永胜才有这个资格。”
1971年9月13日上午10时左右,周恩来向几位副总参谋长宣布林彪出逃消息,震惊中的阎仲川“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14日,周恩来召见阎仲川,指示总参紧急部署战备工作。随即,阎仲川主持会议部署落实,起草“紧急战备指示”报周恩来,经毛泽东、周恩来批准下达全军。
9月24日,阎仲川随李先念副总理出访越南。当天,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被隔离审查。原本李先念率代表团回国后,阎仲川继续留在越南考察战场,结果突然接到通知随李先念一同按时回国。9月28日,代表团刚刚抵达,周恩来便在首都机场向阎仲川宣布其接受审查,揭发黄永胜。
从此,开始了漫长的隔离审查。调入北京,阎仲川在总参工作2年零4个月,隔离审查则长达7年零6个月。虽然阎仲川与林彪、黄永胜有较长的历史关系,但并没有证据表明他“卷入”了林彪等人的活动。但就在“一号号令”问题上,阎仲川始终过不了关。
“被定性为林彪政变反革命预演的‘一号号令’,像一座山似的压在父亲头上。”(阎明语)
这个号令,按当时说法,一是背着党中央和毛主席“擅自”发布,二是林彪集团“反革命政变预演”,性质是非常严重的。
被隔离审查,先是在西山,后交由北京卫戍区警卫3师看管,吃住条件差,看管人员态度差,阎仲川精神备受煎熬。监禁中唯一能让“消遣”的,就是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这些著作就成为阎仲川反复咀嚼的精神食粮,光一部《资本论》就看了4遍。1977年春节后,第一次见到前来探视的子女,阎仲川说出了一句让他们难以忘怀的话:“你们放心,我不会自杀的。死了就更说不清楚了!”
1979年4月阎仲川被解除监管,1982年组织决定他按大军区参谋长待遇离休。原本,担任副总参谋长的阎仲川应该是大军区正职,现在则按大军区副职离休(与温玉成同等待遇)。对阎仲川的审查结论,指出他在总参及此前在广州“支左”工作中犯有错误,有的错误还是“严重的”,但对“一号号令”问题,则只字未提。
2002年6月22日,阎仲川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0岁。追悼会上,总参作战部的同志送来一副挽联:戎马一生认认真真,驾鹤西去清清白白;横批:无怨无愧。
阎仲川的儿子阎明这样说道:“父亲阎仲川作为主管作战的副总参谋长,在林彪出逃后随即被关押审查;而林彪坠机蒙古温都尔汗,亲临坠机现场的又是我的岳父许文益。”
阎明的父亲、岳父,都亲历了林彪生与死的岁月,一个作为作战参谋在战争年代跟随林彪左右,一个作为中国驻蒙古国大使,在异国他乡收殓林彪尸首。

广州军区五人入京,被另眼相看

在1968年前后,分别担任广州军区司令员、副司令员、参谋长的黄永胜、温玉成、阎仲川三人,火速上调北京,与先前入京的李天佑一起,成为中央军委办事组和总参谋部重要成员,成为坐镇中枢的军中要员和卫戍京城主将,进入中国军队的最高领导层和毛泽东关注的视野中。1968年3月,杨成武代总长、傅崇碧司令员突然被解除职务,京城众将帅还在错愕之中,来自千里之外的黄、温二将便分别入主京城两大总部(总参、卫戍区),随后,阎仲川亦由南国翩然而至。
其实,除他们几人之外,广州军区还有一位首长亦在这个时期调入北京,他比黄、温、阎稍早一些,是在李天佑之后进京的。他就是广州军区入京四将的上级———军区第一政治委员陶铸。
陶铸,1908年1月16日生于湖南祁阳,年长黄永胜两岁。黄埔军校第五期毕业的陶铸,参加过南昌起义,任过叶挺部连长,抗战时期在军委总部任过秘书长,新中国成立前后在四野任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有相当的军中资历,系黄永胜上级。四野南下解放华南后,林彪、罗荣桓、叶剑英、谭政、邓子恢等纷纷上调北京,四野领导层留在华南的,就是政治部主任陶铸。20世纪50年代,叶剑英调到北京后,陶铸历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军区党委第一书记。黄永胜与陶铸,一军一政,二人在广东一起工作多年,两家住宅也相隔不远。
作为中南地区和广东省一把手,陶铸于1966年6月调入北京,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中国第四号人物。
在京仅仅一年半,敢作敢为、深受周恩来器重的陶铸就被打倒,失去自由。1969年10月18日,身患胰腺癌、做过大手术的陶铸被送到安徽合肥一所军队医院,11月30日离开人世。
从广州到北京,陶铸是来亦匆匆,去亦匆匆。
黄永胜对陶铸敬佩有加,说陶铸和罗荣桓是自己最好的上级,“在广东我们配合得很好,我很尊敬他”。陶铸调入北京后不过一年半,当上中央政治局常委不到半年,就被打成“走资派”“中国最大的保皇派”。
黄永胜任总参谋长期间,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天佑、温玉成、阎仲川等人为副总参谋长。除李天佑、温玉成、阎仲川都是黄永胜在广州军区时的军事副手之外,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三人在东野、四野时期也都做过黄的搭档或副手。1947年,黄永胜任东野8纵司令员时,邱会作为8纵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一年后,黄永胜调任6纵司令员,李作鹏为该纵队副司令员兼16师师长。1950年,黄永胜任13兵团司令员,吴法宪为政治委员(吴未到任)。
20世纪60年代短短几年间,包括陶铸在内,广州军区五人入京,一人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四人出任总参谋长、副总参谋长,“上调入京”,广州军区在各大军区中成为特例,被人们另眼看待。广州军区入京五人,入川一人(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梁兴初1967年调任成都军区司令员),如此“失血”之后,接替黄永胜出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的,是开国少将丁盛。在当时各大军区司令员基本上还是上将、中将一统天下(如南京的许世友、济南的杨得志、福州的韩先楚、沈阳的陈锡联等)的情况下,资历尚浅的丁盛执掌广州军区,亦属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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