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下记忆：
解放黔西南 接管建新政
夏德义（1919——1993）
(二野五兵团转业干部，时任兴仁地委副书记兼专署专员)
1949年4月，我人民解放军全线突破国民党蒋介石的长江防线，所向披靡，势如破竹，而敌人则一溃千里，纷纷向西南与两广逃窜。为了切断敌人的退路，全歼逃敌，我军千里奔袭。于11月15日解放了贵阳，随着云南省卢汉宣布起义，我军又接管了昆明。
至此，国民党十九兵团和保安部队3个师共15000多人被压缩在黔西南兴仁一带，完全处于我军包围之中。
〖1949年11月中旬，我解放军占领贵阳以后，国民党贵州党政军机关及驻军纷纷退守到兴仁地区。这些机关和部队计有国民党贵州省绥靖公署、贵州省保安司令部、绥靖公署特务团，国民党陆军八十九军军部及所辖三二八师、三四三师，黔西南绥靖区及所属二七二师和独立第三师的保安第二、四、七、十五、十八团。另外，加上国民党兴仁专署及所辖10县的保警队、民众自卫总队、预备兵团等单位，总兵力约3万人。如上这些国民党机关和部队集结兴仁地区，是按照国民党事先制定的反革命应变计划实施的，其目的欲与我军作困兽之斗，或利用兴仁地区的特殊地理环境上山打游击，或从广西逃向国外。〗
12月10日，敌十九兵团代总司令王伯勋、八十九军军长张涛、四十九军军长王景渊在普安通电起义。
过了两天，国民党兴仁专署专员兼黔西南绥靖区司令谭本良起义，接着敌保安部队的3个师也相继宣布起义。
根据我军的命令，敌起义部队就地待命，等待整编，旧专、县、区乡政府一律改称解放委员会，等待接管。
兴仁今貌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部队领导让我与其他一些同志组成工作团前往黔西南兴仁地区，接受并改造国民党起义部队，之后又转业参与兴仁地区领导班子，对该地区全面接管建政治。现把当时接管的大体情况，根据回忆记述如下：
1949年11月15日，我随五兵团解放贵阳市。12月中旬的一天，贵州军区通知我与贵州地下党负责人张立同志一起去接受任务。第2天上午我到达军区司令部办公室时，军区副政委王辉球同志、政治部副主任石新安同志已在等着。我们刚坐下，省委副书记徐运北同志也来了。
王辉球同志向我们介绍了黔西南兴仁地区的状况：此地位于南盘江东北部，北盘江流经境内，全境多崇山峻岭，地形险要，是滇桂黔三省的结合部，有重要的战路地位。其所辖的10个县为：兴仁、兴义、盘县、普安、晴隆、关岭、贞丰、安龙、册亨、望谟。境内有汉、苗、布依、彝、回，仡佬等十几个民族，人口200多万。
〖兴仁地区沿革：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今黔西南州境属第三行政督察区，国民党兴仁专署治所驻兴仁县，辖兴仁、兴义、盘县、安龙、贞丰、安南（今晴隆）、关岭、普安、册亨8个县。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初设兴仁专署，辖兴仁、兴义、普安、晴隆、关岭、盘县、安龙、贞丰、册亨、望谟等10个县，专署驻兴仁县城。1952年12月4日，改兴仁专署为兴义专区，专署移驻兴义县城，同年，兴仁地委改为中共兴义地委，中共兴义地委下辖兴义、兴仁、盘县、普安、晴隆、安龙、贞丰、关岭、册亨、望谟10个县委。1981年9月21日，撤销兴义地区，设立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首府驻兴义市。〗
同时，他又向我们介绍了黔西南国民党起义部队的状况，决定由我们两人组织工作团去兴仁，任务是宣传全国的解放形势和党对起义部队的政策；安定起义人员的情绪，掌握情况，做好改造起义部队、接管旧政权的准备工作。谈话中，他交给我一份工作团的干部名单。之后，徐运北同志也介绍了活动在这一地区的我地下党及其3个游击团的情况，指示要与他们取得联系，搞好会师，团结战斗，一道工作。临离开司令部时，王辉球同志又叮嘱说，关于起义部队的具体情况，你们路过安顺时，十七军的同志还会给你们做详细介绍。
接受任务后，我与张立同志根据王辉球同志所给的名单组建了兴仁地区军政工作团。工作团共有60余人，主要成员有：团长张立、副团长兼支部书记夏德义，成员中有9个县团级干部，其中冀鲁豫区南下干部有孟广涵、黄辅忠、杜良俭、蔺伐夫、刘锋、高广运、周明轩，当地地下党的干部有张鸣正、刘熔铸，其余都是渡江后组建的二野军大五分校的学生和在贵阳新参加工作的学生。
我们工作团于1949年12月21日从贵阳驱车前往兴仁，当天下午到达安顺，由十七军政治部的同志安排住宿在一家私人旅馆里。在安顺休整了8天，这期间十七军政治部的负责同志向我们进一步介绍了有关方面的情况：这里是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经济文化和交通落后，封建势力十分顽固。国民党起义部队的成分复杂，贵州国民党旧政府在逃离西南前搞了一个“应变计划”，潜伏下了大批特务，甚至在一些基层区、乡都做了安插。为此，蒋介石曾在南京召见原贵州省主席兼保安司令谷正伦和保安副司令韩文焕，面授机宜。从我方的力量看，当时主力部队正在外线作战，可以依靠的有活动在盘县、兴义、安龙、普安、晴隆5县属滇桂黔边区党委领导的罗盘游击队，还有活动在贞丰、册亨、望谟、关岭一带的由贵州地下党和罗盘区分别领导的党组织和游击队。根据这些情况，我们工作团拟定了一个开展工作的初步计划。
12月28日，我们从安顺启程，前往兴仁。途中山脉纵横，岗峦起伏，深谷险峰，道路蜿蜒于崇山峻岭之间，汽车十分颠簸。加之缺乏汽油，乘坐的木炭汽车边走边摇，速度很慢，直到1950年1月3日下午太阳偏西才到达兴仁城区。当时，国民党起义部队已接到我贵州军区的通知，王伯勋、张涛、王景渊、谭本良等起义将领组织了一批人在西门外列队欢迎我们。进城后，我们在起义的八十九军军部会议室稍事休息，便安顿在原专署隔壁的四川会馆内。
兴仁城周围峻岭连绵，山石嶙峋，长满灌木和杂草。城墙还保存得较为完好，城楼的砖缝和互檐中长善稀稀疏疏的草，在风中微微摇动。这城墙不知建于什么年代，只有那斑驳的残痕流露出岁月易逝的淡淡迹印。城内一万多人口，除了国民党军政官员、地主、商人，多数是手艺人或轿夫之类的贫民。市民们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狭窄零乱的街道上有数十家店铺，鸦片烟馆随处可见，民房低矮破旧，阴暗潮湿，相形之下，起义部队八十九军所在的一座两层楼房显得格外醒目。
街上不时有苗族或布依族百姓背着蔬果山产来城里兜售或者换些盐巴和日用品。这期间，盐巴奇缺，价格昂贵。三三两两起义部队的官兵，酗酒抽烟，寻衅闹事，城内秩序显得动荡不安。
对我们工作团的到来，贫苦群众和起义部队士兵是欢迎的，但慑于反动势力又不敢公开接近我们。另有一部分人，则抱着怀疑观望的态度。这里没有电灯，晚间除了鸦片烟馆昏暗闪烁的煤油灯光，街上一片漆黑。夜里，躺在床上可以听到远远近近的狼嗥，间或还可以听到后山的虎啸。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工作团开始了自己的工作。
开始，我们工作团的首要任务是接触国民党起义部队的上层人物。到达兴仁的第2天下午，十九兵团的将领在司令部设宴招待我们工作团的负责人。接着谭本良又以个人的名义在原专署请工作团负责人吃了饭，王伯勋、张涛也参加了。借此机会，我们向他们说明了来意，表示欢迎他们弃暗投明，回到人民方面来。第3天，我们把起义部队团级以上军官和旧政府科级以上人员集中起来召开会议。四五天后，我们又在兴仁中学操场集中了起义部队十九兵团驻兴仁的官兵和部分群众召开了一次大会。通过这些会议，我们向他们宣讲全国的解放形势，宣传党对起义部队的政策，宣传西南军政委员会刘伯承、邓小平同志向滇黔川康四省国民党军政人员颁发的十项通告。
其次，我们工作团广泛接触起义部队的中下层官兵。大家分成了几个工作组，决定杜良俭、蔺伐夫、刘锋、高广运、周明轩5名县团级干部各带领一个工作组到起义部队的团部和县政府开展工作，宣传形势，宣传政策，宣传刘伯承、邓小平首长的十项通告，使起义人员认清形势，坚定走弃暗投明的道路，稳定情绪。在开展宣传中，注意了解情况，及时掌握起义人员的动态。
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工作团抓紧与滇桂黔边区的游击队取得联系。到达兴仁的第2天，罗盘地委即派了地下党的王纲正同志和甘东等同志与我们会师。次日下午两点多钟，在我们住处的小会议室里大家见了面。我记得王纲正同志当时戴着一顶军帽，上身穿着破破烂烂的灰制服，脚穿草鞋。随他一道前来的，还有六七个中层干部。地下党的同志长期与敌人作秘密斗争，环境十分艰苦，见面时彼此都很激动。他们称南下、西进的同志为“老大哥”。我们称赞他们长期坚持地下斗争，为兴仁解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是有功之臣。现在，大家都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让我们团结一致，互相配合，搞好对起义部队的改造工作。地下党的同志与敌人打过多年交道，对当地情况十分熟悉，这有利于我们对黔西南的政治、军事等方面的情况的深切了解，也使我们的力量壮大起来。边区纵队二十一团派出一个主力连，由兴义游击团政委龙树德同志亲自率领，担任我们工作团的警卫。从此，有了地下党同志配合，我们的工作迅速开展起来。
〖 1949年11月18日，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国民党贵州省主席谷正伦和八十九军军长刘伯龙发生内讧，谷正伦在晴隆枪杀了刘伯龙。26日，谷正伦逃往昆明。30日，国民党贵州绥靖公署副主任韩文焕也从盘县逃往昆明。十九兵团司令何绍周见情，也同时由毕节转赴重庆。这些国民党的主要头目，几经转辗最后都逃往台湾。被丢在兴仁地区的数万国民党官兵，特别是将领们眼看上司一个个溜走，深知国民党末日已到，都忧心忡忡，不得不考虑今后的出路。
1949年11月21日，我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向西南国民党军政人员提出十项忠告。这十项忠告，给在留驻黔西南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们指明了出路。在贵州地下党和滇桂黔边区罗盘地委长期工作的基础上，二野五兵团敌工部按照贵州省委和兵团党委的指示，加紧开展争取工作，终于促成紧缩在黔西南和黔西北的国民党部队及地方军政人员于12月10日联合通电起义，并致电二野刘、邓首长：宣布脱离国民党政府，投向人民，表示今后决心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实现人民政协《共同纲领》，从事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二野刘、邓首长当即复电，肯定和赞扬了他们的义举。12月中旬，贵阳市军管会对在黔西南起义的国民党官兵发出电示。根据电示精神，12月19日，黔西南绥靖区司令谭本良在兴仁召开大会，向所属部队官兵和各级政府官员宣布和平起义。至此，兴仁地区即告和平解放。〗
随着形势的变化和发展，1950年1月中旬，贵州省委、省政府决定将兴仁工作团改为军政代表团，由军大五分校副政委李一非同志任团长，我和杨江、张立同志任副团长。与李一非同志一起来的，还有从五兵团补训师抽调的孟继舜、常锡春、刘子珍，赵金山、陈培月等60多名干部及战士。
军政代表团的任务是接管旧政权，改造起义部队，在组织上实行党政军(包括游击队)统一领导，统一指挥。军政代表团一成立，就积极做出部署，保证两项工作的顺利进行。而后，我二野五兵团四十九师配合四野在云南沾益歼灭国民党陆军总部后回师兴仁，该师一四五团驻盘县、普安、晴隆一线，一四七团驻兴仁、贞丰、安龙、册亨、望谟一带，兴义则由游击团驻防，部队力量大大加强。
改编国民党起义部队，我们主要采取了派军代表的办法，一般派到起义的各个连队。军代表的任务是：宣传全国形势，宣传党的政策，掌握起义部队的动向。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军代表经常给起义部队的官兵讲政治课。内容有：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史，关于人民军队与国民党军队的本质区别，关于我军的优良传统等。同时，有计划、有针对性地与起义官兵交朋友。当时，不少连队张贴了鼓动标语，教唱革命歌曲，起义部队开始出现了新的变化。
在接管起义部队的同时，我们宣传撤销地方各级解放委员会，从上到下建立起新的人民政权。建立新政权涉及的主要问题，是干部配备。当时在黔西南地区的干部，有随军南下的，有部队转业的，还有来自地下党和游击队的。在职务安排的问题上，我们坚持按党的干部政策办事，从有利于团结、有利于革命事业出发，一视同仁，统筹考虑，各类干部交叉安排，使大家互相配合，搞好工作。
兴仁地委和专署的领导班子是这样安排配备的，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李一非，地委副书记兼专员夏德义，地委委员、副专员王纲正(地下党干部)，地委委员、副专员苑重新(南下干部)，组织部长孟广涵(南下干部)，宣传部长甘东(地下党干部)，专署办公室主任张鸣正(地下党干部)，专署公安处长马正坤(南下干部)。
兴仁军分区的班子，政委李一非、司令员汪家道、副政委夏德义、参谋长杨昆、政治部主任吕鸿。
兴仁县委书记刘熔铸(地下党干部)、县长张俊(南下干部)；
兴义县委书记王纲正兼任(地下党干部)、县长黄辅忠(南下干部；
贞丰县委书记蔺伐夫(南下干部)、县长周民轩(南下干部)；
普安县委书记龙树德(地下党干部)、县长吴兴德(南下干部)；
安龙县委书记张连琛(地下党干部)、县长杜良俭(南下干部)；
晴隆县委书记靳子明(南下干部)、县长何祖岳(地下党干部)；
关岭县委书记仇复荣(南下干部)、县长何永源(南下干部)；
盘县县委书记齐岗(部队转业干部)、县长高尚荣(南下干部)；
册亨县委书记高广运(南下干部)、副县长孙敦启(南下干部)；
望谟县委书记刘锋(南下干部)、县长祝永绪(南下干部)。
各县县委副书记、副县长等领导干部，也是按照上述原则配备。这样安排，各方面都比较满意，团结得也很好。虽说当时干部少，但显得很有力量。
新政权建立初期，对起义旧职人员的安排，我们按照中央的指示，采取了“包下来”的方针，分别不同情况，也都妥善安置他们的工作，有些人并担任了领导职务。
〖 3月27日，军政代表团开始接管原兴仁专署，于4月7日胜利完成，兴仁地区解放委员会撤销，同时宣布贵州省人民政府兴仁地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成立，专员夏德义。所属各县除册亨、望漠外，也先后进行了自上而下的接管。至1950年年底，据不完全统计，共接管了一个专员公署，8个县政府，129个乡、镇公所。接收乡、镇以上行政单位人员862人，约占旧政府编制人数的80%。还接管了省立中学1所、省立师范2所，县立中学5所，教职员工两百余人，接管卫生院7所，电信局5个，营业所8个，邮政局8个，线务段2个工务段3个，汽车站2个，公路管理站3个，共接收邮电交通人员300多人。因当时干部缺乏，对乡、镇一级未能派出干部接管。〗
新政权建立不久的1950年3月前后，贵州全省匪风突起。黔西南的国民党起义部队也陆续出现小股叛乱。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为了防止事态的发展，消除隐患，减少对兴仁地区的压力，我们请求省委、省军区把驻黔西南境内的起义部队十九兵团所辖的2个军5个师调离。军区考虑了我们的请求，将上述起义部队调往了安顺、贵阳一带集训整编。
地委和军分区又决定把可能发生叛变的余启佑保安二七二师西调盘县，使其处于我四十九师一四五团的控制之下，以便对其改造整编。果不出所料，保安二七二师师长余启佑是个非常反动的家伙，3月13日在去盘县途中，公开杀害我军代表，率部叛变。事情一发生，我军四十九师首先派侦察科长王巨胜带领2个连的兵力尾追。随后，四十九师师长兼军分区司令员汪家道同志又亲自率领四十九师驻兴仁的主力追剿，追至盘县北八大山，将其大部歼灭，余启佑带着500多名残兵败将逃窜。鉴于这种形势，为了防止国民党起义部队再次发生叛乱，经省军区同意，我们迅速对驻在贞丰一带的国民党保安独立第三师等起义部队收缴武器，进行徒手整训，这件事办得比较顺利。
余启佑溃逃后，又与各地地主恶霸相勾结，以黔桂交界处的连绵大山为掩护，到处进行破坏活动。他的叛变，对其他起义部队产生了极坏的影响。继之而起的是，有的反动军官擅自离队，有的拉出小股人员上山，另有的地主恶霸也组织起武装叛乱。据估计，当时每个县都有土匪两三千人，全区多达3万。当然，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被土匪欺骗、裹胁的群众。这些土匪打着“反共抗俄纵队”“中国反共救民军”等形形色色的旗号，按纵队、大队、中队、小队编制，妄图东山再起。他们从袭击我工作队、拦路抢劫，发展到围攻地委和专署所在地——兴仁城。
1950年4月12日，我们获得情报，知道土匪要攻打兴仁城。当晚，地委和军分区的负责人召开了会议。因李一非和吕鸿同志已去贵阳开会，会议由汪家道同志主持，参加会议的还有四十九师参谋长杨昆、政治部副主任张心田、侦察科长王巨胜等人。会议分析了当时形势，强调要稳定民心，防止内乱，并对城内的力量进行了分工：四十九师师直机关组织干部战士坚守城外几个碉堡，3个直属连队作为机动力量待机出击，地委和专署机关的武装交通股和全体机关干部组织起来，负责站岗放哨。会议一直开到深夜，散会前我交代交通股股长孟继舜和常锡春等同志，要他们把谭本良、张曾复等20余名起义部队的首领请到代表团暂住，保护他们的安全，防止发生意外。
第二天天刚亮，几声清脆的枪声打破了清晨的宁静。我刚起床，就有人报告说，土匪围城了，四周山上土匪走动的身影都能十分清楚地看见。不一会儿、城外枪声越来越紧，我立即按照预定的计划，赶到西南城楼指挥所。此时，汪家道同志正拿着望远镜观察敌情，指挥前沿同志坚守碉堡。我也用望远镜看了一会儿，只见城西南泥堡方向的土匪人数较多，枪声很紧，并听得到他们断断续续的嚷叫：“活捉某某专员”“活捉某某师长!”气焰十分嚣张。由于我们全力阻击，土匪始终未敢进城。大约上午9点多钟，为了击退敌人的进攻，汪家道同志与我简单研究了一下敌情，决定集中力量打西南方向那股叫嚷得最凶的土匪，并派2个连，一个连从南门正面迎敌，另一个连从北门向西南迂回卡住敌人。当我们的出击部队已接近敌人时，汪家道同志说：“老夏，可以动手了吧?”“可以了!”我赞同说。汪家道同志遂即命令架在城楼上的两门八二迫击炮开火，“轰轰”“轰轰”，连续的炮弹在土匪群中炸开。顿时，硝烟弥漫，土匪乱作一团。隐蔽在敌人阵地附近的我军2个连乘势出击，土匪大量伤亡，纷纷溃逃。其他方向的股匪见势不妙，也逃之夭夭。这次战斗，俘获土匪50多名，还缴获了一些枪支弹药。
土匪围攻兴仁城虽然失败了，但并不甘心。他们仍然利用特务到处刺探我们的情报，寻找机会袭击我基层政权和军政工作人员，进行骚扰破坏。
1950年5月，我由兴仁去兴义部署剿匪等工作，随我一起的还有四十九师通讯连的2个班作警卫。这一路岗峦起伏，山道崎岖，路旁灌木丛生。我们乘着木炭汽车，翻山越岭，忽上忽下，速度很慢。当车行至距兴义20多公里的涧漕沟时，“叭叭叭”，车后突然发出三声枪响。随即，东面山上枪声大作，子弹像蝗虫似地呼啸着向我们飞来，预先埋伏在路旁灌木草丛中的土匪一窝蜂冲向我们，并嚎叫：“抓活的!”于是，我们紧急煞住汽车，跳了下来准备御敌。由于通讯连的战士缺乏实战经验，临阵有些慌乱，处境异常危急。此时，我的警卫员手部受伤，我见情急忙从他手里夺过卡宾枪，与一位排长和两位班长迅速应战，顶住敌人，同时组织部队反击。土匪毕竟是乌合之众，经不住我们机枪、卡宾枪的猛烈火力，很快溃退。我们乘胜追击，将土匪赶过2个山头。这次战斗打死、打伤土匪8人，缴获步枪2支。我方一位副班长和一名机枪手牺牲，负伤4人。在战斗中，我的右腿也负了伤。回去的途中，大家沉默不语，想起牺牲的战友在涧漕沟流下的鲜血以及他们平时的音容笑貌，心情十分沉重，一股对土匪仇恨的怒火在胸中燃烧。后来查明，原来我们从兴仁出发的时间被特务所掌握，头天晚上就暗中报告了匪首，所以遭此伏击。由此可见，当时黔西南土匪猖獗之程度。
在贵州土匪猖獗的严峻时刻，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区对贵州剿匪斗争做了明确指示，要求把剿匪斗争作为“解放大西南的第二战役”来打，并规定了具体的方针政策。随之，省委和省军区对全省的剿匪工作，做了统一部署，兴仁地委和军分区也进行了具体部署。总的精神是，发动和依靠群众，集中优势兵力与人民武装相互配合，进行清剿。
遵照省委、省军区的部署，兴仁地区的剿匪斗争大体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从1950年3月到8、9月，放弃册亨、望谟、安龙、兴义几县，构筑碉堡，集中力量，先歼叛匪，以扭转战局。一般至少以2个连或一个营以上的兵力对股匪跟踪追击，加以歼灭。这种做法能够击溃股匪，打掉其嚣张气焰，鼓舞群众斗志。但由于土匪地形熟悉，又多凭借大山深林做掩护，很难以彻底消灭。这样，我们在后一阶段，就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采取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实行军民结合、拉网合围的办法，进一步开展剿匪斗争。
当时，各个县都成立了人民武装自卫团，各区成立大队，各乡成立中队，各村成立小队。解放军部队和群众武装在省剿匪指挥部统一指挥下，由北向南拉开大网，实行合围。其中盘县、晴隆、贞丰、兴义等8个县，在地委和军分区的具体部署下，以县为单位，组织拉网清剿。册亨、望谟和盘县则是由地委和军分区组织力量，统一指挥，拉网合围。围歼都是有计划地一块一块地清剿，一个山头一个山头地搜索。到1951年7月5日，册亨、望谟合围胜利结束。至此，兴仁全境基本消灭了匪患。
〖 册亨、望谟两县，在1949年12月旧兴仁地区公署宣布起义以后，曾推举代表参加地区解放委员会，也曾建立了两县解放委员会。但是1950年2月，两县沦为土匪暴动占领区，解放委员会中的一些主要人物，均叛变为匪。1951年5月，我军对两县的残敌进行围剿，股匪悉数被歼，武装解放了2个县城，同时建立了中共册亨县工委和望谟县工委及两县人民政府，5月以后，正式建立了两县县委，这是兴仁地区也是贵州全省最后解放的两座县城。〗
在一年多的剿匪斗争中，黔西南广大军民历尽艰险，英勇战斗，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我们的许多干部和战友，为了黔西南兴仁地区人民的解放和新政权的巩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中，有南征北战、经受过枪林弹雨考验的老战士，还有初出茅庐、稚气未脱的青年学生。他们的事迹和精神，将永远铭刻在黔西南人民的心中。
夏德义（1919 — 1993），金寨县吴家店乡人，1933年5月参加红军。
1934年11月随军长征北上，参加了创建鄂豫陕根据地的斗争，在庾家河、泾川战斗中打得英勇顽强，受到首长的表扬。
1935年到达陕北，参加了保卫陕甘宁苏区的崂山、直罗镇等战斗。
1937年9月，夏德义编入八路军一五师三四四旅政治部任宣传队长，次年改任旅政治部敌工干事，先后在冀鲁豫支队任特务中队教导员、三中队教导员，参加了平型关战役。后任新三旅七团一营教导员、二十团政治处主任、冀鲁豫军区武装部组织科长，参加了百团大战和粉碎日军“九路围攻”等重大战役。
民国32年，调任中共南华县委书记兼基千大队改委。南华县是华北到中原的重要通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他积极发动群众，扩大抗日武装，反击日军的围攻和扫荡，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开辟并发展了这块重要的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初期，夏德义任冀鲁豫十分区十七团政委。在大阳湖战役中，他率部与国民党军队激战3天3夜，以1个团的兵力阻击了敌人1个师的多次进攻。
1947年8月，夏德义调任冀鲁豫五分区政治部主任，带领五分区军民与敌展开艰苦的拉锯战，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连续突破敌人三次围攻。夏德义相继参加了淮海、渡江、解放大西南等战役。全国解放初，夏德义任贵州钻省兴仁军分区副政委。国民党部队2万多人迫于大势所趋，在兴仁地区宣布起义。夏德义亲率60多人的工作团进驻起义部队，在险恶，复杂的环境中开展接收、改造工作。不久，解放军五兵团四十九师进驻，与工作团共同完成了接收、改造起义部队的任务。
1950年4月至1954年，夏德义先后任兴仁地区（后改为兴义地区）专员、副书记，兴义地委书记兼专员、军分区政委。1954年后，历任贵州省委农工部副部长兼省供销社主任、工业部副部长兼省手管局局长、工交部部长、省委组织部长。
1956年先后当选为贵州省第一届党代会代表、第一届人代会代表。
1959年9月，因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敢于直言，受到错误地批判和处理。
1962年取消处分，恢复名誉，先后任冶金部贵州铝业公司副经理、福建省铜官山有色金属公司经理、中共铜陵特区党委书记。“文化大革命”中再次受到错误的审查、批斗。
1971年恢复工作，任芜湖造船厂革委会主任、芜湖地委副书记、地区革委会副主任。
1972年6月任芜湖地区革委会主任、中共芜湖地委书记兼军分区第一政委。
1980年10月任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曾当选为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一届人大代表，1993年在合肥病逝。
(注：原文作者夏德义系二野五兵团转业干部，时任兴仁地委副书记兼专署专员。延伸阅读及简历资料来自黔西南州委党史研究室《兴仁地区的解放及接管工作》和网络。)
2020年10月17日，夏德义、汪家道子女夏随云、汪慧玲等到兴仁市考察
GAOJIAN根据《南下文集》和网络资料编辑整理。
2024.09.24.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雲見長鋒）：解放黔西南 接管建新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