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的父亲王智涛生前撰写的若干文章，特别是他的回忆录，真实记述了他与陈赓伯伯相处共事，并肩战斗的往事，表达了他对陈伯伯深深的敬佩、尊重、爱戴和怀念。最近，八路军研究会为纪念陈赓大将诞辰120周年征文，我把父亲文章中有关陈赓伯伯的叙述摘录后，予以汇编，稍加整理成一篇短文，以王智涛遗作的名义奉献给八路军研究会和陈赓伯伯的后人。
王亚慧 2023年2月
初识陈赓
1925年10月，我参加了苏联红军，到以苏联英雄加米涅夫命名的基辅步兵学校全称是“加米涅夫基辅高等合成军事学校”学习。1926 年 11 月的一天，中国队党支部书记郭金对我说：“共产国际通知步校，中国共产党派一位同志来我校参观见学，他需要了解各种短枪的性能和使用，这是秘密任务，校部决定由你帮助他完成。”第二天，郭金把我从学员队抽调出来，送到学校招待所住下，然后从射击系兵器库拿来一堆各个国家生产的手枪，有20几把，要我自己先好好研究，掌握性能，学会分解结合，然后去靶场试打，再给中国同志讲解和陪练。我喜欢枪，也经常使用手枪，可没有见过这么多品种。我认真地一一研究琢磨，其中美国大号撸子，优点是口径大，使用的是汤姆冲锋枪子弹，射程远，杀伤力强，缺点是体积太大，不容易隐蔽携带。德国左轮，优点是射程、杀伤力和体积比较协调，缺点是装填子弹麻烦。德国驳壳枪，可以连发，带有弹夹，缺点是体积太大。还有比利时的“花牌”“马牌”撸子，体积很小，但射程杀伤力有限。3天后，中国同志到了。他个子不高，身体壮实，络腮胡子，戴副眼镜。郭金安排他与我同住。我们相互做了自我介绍，知道了他叫陈赓。我看他穿着苏联军装，问他在哪个军校学习？他幽默地回答：“我在中国上海十里洋场虎狼堆里学习，这身军装是蒙人的。”说完爽朗地哈哈大笑。他告诉我，此行是专门来苏联学习“契卡”（苏联保卫工作领导机关的代称）经验的。来基辅前，已经在远东学习了一个多月。因为那里枪支品种太少，听说我们步校藏枪品种是苏联红军中最多的，所以，要求来这里看看。我指着那一堆手枪问他：“就这么多，你看够不够？”他说，不怎么够。随后，似自言自语又像对我说：“呷不太饱，哎！总比莫得呷好（吃不太饱，总比没有吃好）！基辅还是比海参崴强啊！”他风趣的湖南方言把我逗乐了。我们白天到靶场研究枪支和练习射击，他的手枪射击技术不错，出枪迅速，举枪稳健，击发果断轻柔，弹着点精准集中，对固定目标一枪就能把摆在25米远的小墨水瓶打碎。对移动目标，射击命中率也很高。他聪明好学，理解能力很强，而且机敏利索，蒙着眼睛，就能很快把各种手枪分解、结合好。我们在训练场上经常进行各种比赛，争强好胜，互不服输，尽管训练很辛苦，汗流浃背，但心情很愉快，其乐融融。晚上我们天南海北，无所不谈，相处得很投契。他比我大3岁，是湖南湘乡人，出身名门望族，黄埔军校一期毕业，1922 年加入共产党，参加了北伐战争，还曾救过蒋介石的命。后来一直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朝夕相处3天后，陈赓离开基辅。我去火车站送行，依依不舍地告别了这位中国革命史上的传奇英雄。我回国后，曾在他领导下工作，交往比较密切。几十年的战斗情谊就是从一起研究手枪开始的。
1933 年元旦前夕，中共代表团通知，经共产国际批准，决定让我回国。第二天，共产国际联络部发给我护照和150美金路费，详细交代了相关事宜和注意事项，再三强调保密纪律，并谆谆嘱咐说：“用脑子记住我们所说的一切，一个字、一句话、一件事都不能错。每一个细节都是生命攸关的大事，马虎不得。”最后，指示我于 2 月 16 日到敖德萨搭乘苏联的斯巴达号货轮回国。搭乘货轮的，除我之外，还有一位中国同志。我们两人被安排在二副的船舱。二人同行，是我们事先都知道的。按照纪律，我称呼他“老李”，他称呼我“老王”，彼此不知道对方的真实姓名，也不准打听，更不准交谈过去的经历，此行的任务等等。总之，任何实质性的话题都不能谈。我严守纪律，什么都不问，尽量少说话。表面看，他和我年龄差不多，听口音像是南方人。对他的了解，仅此而已。可是老李不甘寂寞，我是他唯一的聊天对象，他总是不断地问东问西，弄得我很尴尬，不回答吧，似乎不礼貌，如实回答吧，又违反纪律，只好佯装没听清楚，故意转移话题，扯些不相干的事情。老李还颇有浪漫情调，面对波澜壮阔的大海和自由飞翔的海鸟，常诗兴大发，换着用中文、俄文和英文朗诵诗歌。他用俄文朗诵高尔基的《海燕》，引起船员们的关注和议论。货轮在港口泊岸时，在海上漂泊久了，谁都想上岸放松一下。我牢记纪律，老老实实待在船舱，老李却每岸必上，溜达半天。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心想：要是让他做地下工作，非出事不可。4 月 15 日清晨，货船抵达上海。上岸之后，我和老李各雇了一辆人力车，直奔共产国际指定的位于马思南路的“欧亚饭店”，我遵照共产际的指令，以化名“王富贵”登记入住202房间。老李也登记入住。我不知道他用什么名字，也不知道住在哪个房间。上岸后，我和老李就互不相识、互不来往，这也是行前共产国际规定的。安排好后，我立即上街购买行头，脱下西装皮鞋，换上大褂布鞋。然后静心等待党派人来接头。前3天，我一步也没有离开房间，在看小说和等待中度过。后来，我担心总不出门，与“小茶叶商人”的身份不符，会引起怀疑。于是，从第4天开始，就不在房间里吃饭了，上午出去转一转，在外面吃过午饭再回来。第5天下午，我回到饭店，发现放在皮箱里的一百美金丢了，这让我非常恼火。房间只有我一个人住，钥匙由饭店掌管。我不在的时候丢了钱，责任当然在饭店。本想找饭店说理索赔，后来冷静一想，我的任务是等待组织接头，一旦发生争执，引起众人注意，暴露了身份，那就麻烦了，只能自认倒霉。当晚，久久不能入睡，绞尽脑汁思考问题。我想，斯巴达克斯号抵达的信息，第二天上海报纸就在“船讯”栏目里登载了，航运公司也发布了公告，上海党组织不可能不知道。那为什么不派人来接头呢？肯定是出了什么差错。我应该怎么办呢？100美金丢了，兜里的50美金已经花了一些，要是旷日持久地住下去，就要发生“经济危机”。从最坏的情况考虑，如果组织不来接头，我应该怎样独立完成去中央苏区的使命呢？我设计了三条路：第一条路是坐火车到南昌，然后不管三七二十一，步行去瑞金。困难是人生地不熟，北方口音易受怀疑，通过敌占区和敌军封锁线时比较危险。第二条路是先回老家，然后再想办法与组织接头。家人帮不上忙，回家还有消极脱党之嫌，不妥。第三条路是去找张自忠，请他帮助找党组织。根据过去对张自忠的了解和我们之间的关系，他可能会帮忙。但多年没有来往了，对他的政治态度毫不了解，而且，他现在就是国民党，搞不好落入虎口。经过反复考虑，最后决定，再耐心等一个星期，如果还没有人来接头，我就冒险闯苏区。在表面平静、心急如焚的等待中又过了5天。4 月 25 日中午，我在饭店门口的小饭馆吃面条，一个清秀的小伙子坐到我旁边，也叫了一碗面条。他主动和我搭话闲聊了几句，然后突然说：“我有上等黄山明前茶，你要吗？”我意外地听到共产国际规定的暗语，高兴得心跳加速，随即控制住情绪，平静地用暗语回答：“你有多少？”“三斤十二两。”“什么价钱？”“六块大洋包干。”“我只要两斤四两，就付你三块半。”“成交。”这几句暗语，我死记硬背了上千次，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一字不差，对答如流后，小伙子笑着说：“慢慢吃，吃完跟我走。”在小伙子引导下，我来到了霞飞路党中央的秘密接待站，意外地见到陈赓。我们热情地拥抱后，他用拳头槌了我一下，笑着问：“等急了吧？滋味不好受吧？”没等我回答，又风趣地说：“不是我去认领，你就成了没娘的孩子啦。”接着，他告诉我为什么才来接头的原因。我们抵达上海的当天，中央就派人到欧亚饭店查询住客名单，发现我登记的名字与共产国际电报通知相符，但通知的是两个人，为什么只有一个人呢？中央怀疑叛徒告密，特务设下了圈套，决定暂不接头，密切监视。中央特科连续几天不间断监视，没有发现我有任何可疑，但仍然对另一个人的名字迟迟没有在该出现的地方出现有疑虑，仍不敢贸然和我接头。恰好，中央知道了正在上海的陈赓认识我，就请他到欧亚饭店去看看，确认以“王富贵”名字登记的茶叶商人是不是王智涛。陈赓悄悄观察后向中央作了汇报，这才决定与我接头。当我证实老李就是和我同船抵达上海的那位“另一人”后，组织立即派人与他接头。随后，老李也来到霞飞路。原来是他违反纪律，没有按照共产国际指令的名字登记，而是使用了笔名。自由散漫不守纪律给组织带来多大麻烦，还差点让我成了“没娘的孩子”。后来，陈赓告诉我，这位“老李”留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没有多久就被国民党逮捕杀害。我和“老李”只是相识，并不了解，但毕竟朝夕相处了两个月，对他的牺牲，我深感痛心和惋惜。同时，血的教训告诉我，严守纪律是一丝一毫都不能含糊的。中央决定，要我在上海停留两天，等候组织安排去苏区。我和陈赓分别7年，难得一聚。他告诉我，1932 年秋第四次反围剿时右腿负重伤，组织决定到上海治疗。伤愈后正准备重返苏区，不料被叛徒发现，遭国民党特务逮捕。押解到南昌，蒋介石亲自出面劝降，被陈赓严词拒绝。后经宋庆龄援救，才虎口脱险。听了陈赓的“历险记”，我感慨地说：“你是吉人自有天相，总能化险为夷，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次，要不是老天有眼，让我得到了你这个贵人相助，不知道后果会有多么严重！”陈赓说：“真是巧了，我刚刚脱险，正在接受组织审查，就听说了你的事，马上告诉中央我认识你，建议让我去看看，是真的就接回来，要是假的，那就一定是特务，立即干掉，免得危害组织。”接着，他开玩笑说：“7年没见面，彼此变化都很大，要是我弄真成假，一枪把你崩了，你可就成了冤死鬼了。”说完哈哈大笑。我告诉他，我很快就要去苏区，他说，他也很快就要回去了，我们约定苏区见。他一向喜欢开玩笑，幽默地说：“破财消灾，这次你若不被偷，仗着兜里有几个钱，冒冒失失独闯江西，那你就碰不到我这个贵人了，说不定你还会碰到什么麻烦事情呢！回到苏区后，你还要准备破财，要狠狠地打你这个‘土豪’，这是规矩。你就伸长脖子等我回去宰吧。”两天后，在中央特科交通员护送下，我踏上了奔赴中央苏区的路程。
陈赓打我“土豪”
5 月 6 日我到达了红都瑞金。负责接待我的是保卫局的陈彭年，他代我向刘伯承总参谋长和保卫局局长邓发报到。在通过了保卫局的政审后，刘伯承总参谋长分配我到红军学校任军事主任教员。不久。陈赓也从上海回到了苏区。 8 月的一天，刘伯承召集几位同志研究修改《苏军步兵战斗条令》翻译稿，参加者有左权、叶剑英、黄火青、郭化若、伍修权和刚从上海返回苏区正接受审查的陈赓。讨论快结束时，陈毅来了。他对在座的各位都很熟悉，唯独不认识我。刘伯承介绍说：“他叫王智涛，在苏联学习工作了八年，曾当过我的教官。他刚回国不久，在红军学校工作。”陈毅握着我的手说：“欢迎，欢迎。红军欢迎你这样的红色教官。”接着和大家闲聊起来，还问了一些我个人和苏联的情况。陈赓是个爱热闹的人，他带头“发难”，笑着对大家说：“苏区有打土豪的规矩。今天恰巧陈司令也在，我号召大家一起来打王智涛这个‘洋土豪’。”他的倡议得到大家响应。陈毅看了看众人，开玩笑说：“哦，你们都是从苏联回来的，有宗派主义之嫌啊。”刘伯承平时很严肃，很少开玩笑。此时，受老战友感染也说起笑话。他说：“拉上你这位从法国回来的，不就是共产国际了嘛。”陈赓、伍修权都知道我在上海被偷了100美金的事，陈赓在上海时就扬言要狠狠地宰我，绝不会“心慈手软”。倒是伍修权比较“温良恭俭让”，他说：“打王智涛土豪，我赞成。但要手下留情。共产国际派他回国，给了150美金的路费。他在上海等候与中央接头时，住在旅馆里被小偷偷了100美金，路上又花了不少，恐怕兜里没有几个大子了。”陈毅风趣地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洋土豪被贼偷成了小土豪，大家再加把劲，把小土豪打成赤贫，他就有资格加入赤卫队，和我们一起闹革命了。”陈赓把大家拉到瑞金城里颇有名气的“和顺老号”，开始“打土豪”。席间，陈赓带头闹酒，他举起酒杯说：“我先敬我的教官智林斯基一杯。”在座的人都了解历史，刘伯承说：“陈赓，你搞啥子鬼？你又没有在苏联军校学习，智涛怎么会是你的教官？”陈赓给大家讲了在苏联和我一起研究手枪的故事。接着，陈赓又要我这个被他认领的“孩子”向他这个“恩人”敬酒。干杯之后，他又给大家讲了上海接头的故事。当说到差点一枪把我当成特务给崩了时，大家捧腹大笑。我与这些红军著名军事家、政治家欢聚一席，听他们说笑话、讲故事。他们平易近人、妙语连珠、才华横溢，连闲谈笑语也极富哲理，使我受到教益。陈毅的大名，我早就知道。回到苏区后，知道了他的革命经历和巨大贡献。对这位井冈山红军创始人，非常钦佩和崇敬。第一次和他见面，我略感拘谨，不曾多语。而陈毅没有架子，热情豪放，幽默诙谐，在谈笑中尽显人格魅力。
我加入了陈赓领导的干部团
1933 年 10 月 中革军委决定调伍修权和我任军委翻译，协助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工作。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我和陈赓均在中央和军委纵队，共同经历了湘江战役，共同参与了保卫遵义会议和遵义会议的会务工作。遵义会议后，伍修权调任三军团副参谋长，他的调任对我影响很大。一年多以前调我来时，我就不想来，想到战斗部队去，现在伍修权走了，我也想离开了。我找周恩来谈了自己的想法，周恩来考虑了一会儿说：“你的想法，我早就知道，伯承、修权都对我说过，我很理解，也很支持。但是，现在还不能完全满足你的要求。每个党员，每个干部的工作必须根据全局的需要来安排。李德现在虽然不再担任红军的主要领导了，他也的确没有太多的工作要做。但他毕竟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一个外国人离乡背井，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和我们一起干革命，国际主义精神总是可贵的吧！中国是礼仪之邦，不能因为人家犯了错误，就受歧视冷漠。他不会说中国话，离开翻译连饭都吃不上。如果我们把翻译都调走，那不是故意刁难嘛！他那里还需要你，照顾好他，仍然是党和红军全局的需要。你一直负责军委纵队的设营、警备和防空，工作做得不错。我打算让你继续负责下去，后面的任务只会越来越重。你可不能掉以轻心！为了熟悉部队，直接参加战争实践，除军委机关的工作外，再安排你到陈赓的干部团去，打仗的时候，可以和干部团行动。干部团编制上属于军委纵队，来来往往很方便。”我表示坚决服从后，周恩来把陈赓和宋任穷找来，当面作了交代。陈赓和宋任穷研究后，对我说：“欢迎你来干部团。因为是兼职，就不安排行政职务了，给你安排个军事主任教员的教学职务。平时行军宿营，你还是在设营司令部。有仗打的时候，我叫上你，你就和韦国清的特科营一起行动。教学训练时，你要有时间，就来给学员们上上课。”交代工作后，又开起了玩笑：“你是干部团的特殊人物，我可是把你当作‘军委特派员’来伺候的。”
我随干部团参加的第一仗是金沙江之战。中央红军佯攻昆明后，乘敌人尚在我侧后，金沙江两岸空虚的时机，向金沙江急进。军委命令红一军团抢占龙街渡，红三军团抢占洪门渡，干部团抢占云南省元谋县和四川省会理县之间的皎平渡口。这是长征以来，干部团第一次单独作战，是关系到红军安危的关键一仗。周恩来和刘伯承一起来到干部团，详细、具体地布置抢夺皎平渡口的作战计划，并决定刘伯承担任先遣司令，直接指挥干部团。陈赓、宋任穷决定步兵一营为先遣营，余部为后续梯队。先遣营的任务是率先行动，抢占渡口，搜集船只，组织架桥。后续梯队的任务是渡过金沙江后，抢占渡口以北20公里的通安州，掩护大军渡江。先遣营顺利渡江后，控制了渡口，并找到了7条船。金沙江江面虽不宽，但水流湍急，不能徒涉，也不能架桥。军委决定，全军都从皎平渡过江。这7条小船担负了渡江使命。军委为指挥全军渡江，成立了渡江指挥部，刘伯承任司令员，陈云任政治委员。陈赓命令一营守卫渡口并协助军委机关维持渡江秩序，他本人则带领主力迅速过江，控制北岸。皎平距通安州有20公里，其中有5公里是陡立的上坡路，并有一段狭小细窄、只能容纳一个人行走的小路，上面是直耸入云的峭壁，下面是万丈深谷，很像是古战场的栈道。陈赓率领我们向山上爬，爬了约5公里路，快到山顶时，发现左翼山头约有敌人两个营在运动，右翼山头也有不少敌人。敌人发现我们后，立即以密集火力射击。由于山道狭窄，两旁又是峭壁，干部团无法展开。而数倍于我军的敌人，居高临下，一面射击，一面往下甩大石块，部队伤亡很大。经过观察，陈赓发现在小路上面几十米处，有个死角，敌人的枪炮和石头都打不着。他召集各营营长，分别部署后，我们在迫击炮和重机枪的掩护下，顺着山间小路，采用单兵跃进的战术动作，利用敌人射击和甩石头的间隙，将一个排运动到隘口下的死角地带，另一个连则沿着右边陡峭的山峰偷偷爬上去。待左右队伍到位并展开后，陈赓命令发起攻击。冲锋号一响，两路部队一起向隘口发起冲击，一举夺取了敌人的阵地，守敌狼狈逃窜。陈赓下令追击，前卫营一口气追到了通安州。进城前，又与刚从西昌、会理方向赶过来的国民党军一个旅遭遇。陈赓指挥干部团的两个营与敌人展开激战。刘伯承命令宋任穷：“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占领通安州，保证全军顺利渡江。”宋任穷率领留守渡口的一营跑步赶往通安州增援。一营到位后，陈赓指挥二营正面佯攻，一、三营迂回包抄。黔军很快就败下阵来。我们占领了通安州，俘虏敌团长以下600余人。此战打开了红军北上的大门，为红军跳出几十万敌人的包围圈，实现渡江北上的战略方针起到关键作用。毛泽东和中革军委通令嘉奖了干部团。我随特科营参加了金沙江之战，抱着一挺重机枪横扫敌人一大片，酣畅淋漓，非常痛快。我看到陈赓临危不乱、勇敢果断、机动灵活、指挥有方，对他十分佩服。巧渡金沙江，是古今中外军事史上奇袭和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红军成功渡江后9天，国民党军队才赶到金沙江南岸。行动之迟缓与红军的神奇迅猛，形成鲜明对照。干部团与军委纵队一起在会理休整了5天，接着向大渡河方向前进。大渡河虽然不比金沙江宽，但比金沙江深，水流比金沙江急，激浪翻腾，惊涛拍岸，漩涡滚滚，像一条咆哮的恶龙。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被清军追击，率领部队来到大渡河，天堑阻隔，无计可施，导致全军覆灭。蒋介石妄想使红军成为又一个石达开。当时形势十分严峻。红军奔袭占领大渡河重要渡口安顺场后，因无法架桥，几条小船难以运载大军过河。为争取时间，军委命令一军团沿河北上，夺取泸定桥。命令干部团接替一军团部分防务，担负掩护大军渡河的任务。干部团在开往安顺场的路上，先是接受了老铺子的警戒，到了老雅贤，留驻一个营，在小水溪，留下了团警卫排，到了安顺场，陈赓令三营和特科营重机枪连驻守南岸，他率干部团主力过河扼守安顺场渡口北岸。我们在大渡河沿线和安顺场南北两岸坚守了两天，击退敌人数次冲击，掩护中央红军部分部队顺利过河。我是在安顺场南岸，随特科营重机枪连参加战斗的。红军夺取泸定桥，全军过河后，干部团才撤离阵地，向四川省天全、芦山方向追赶大部队。
长征路上，干部团从未中断教学和训练。经常利用行军宿营或部队休息、休整的空隙时间，进行上课和训练。我们结合行军打仗的具体任务和红军长征一路的实际战例，对本团的学员和干部，进行了行军、宿营、行军中的警戒、驻防时的警戒以及遭遇战、伏击、袭击、阵地进攻、阵地防御等科目的教学和训练。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和陈赓的安排，我认真负责地履行了军事主任教员的职责。经常抽出时间到干部团给学员们上课，还把毛泽东指挥的四渡赤水战役和巧渡金沙江战役，汇编成军事教材，用以教学。当时，我并没有固定的教学任务，也不负责专门的学科。干部团需要我教什么，我就教什么。陈赓幽默地说：“你在共产国际是全能游击教官，在干部团也是全能游击教官。”长征一路，干部团为红军培养了大批优秀干部。不断地向各个部队输送“毕业”学员，又不断地吸收新学员。长征路上办教育，枪林弹雨里搞训练，干部团创造了世界军事教育史的奇迹。1957 年，我随中国军事代表团访问苏联时，向母校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的教职学员们介绍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中的干部团。校长梅列茨科夫大将极为感慨地说：“卫国战争中，一切为了战争，苏联红军的军事院校都停办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连一些没有参战的国家，都中断了院校的正规教学。只有美国的西点军校自始至终坚持下来。但二次大战的战火并没有燃烧到美国。中国共产党了不起！中国工农红军了不起！毛泽东高瞻远瞩，战略思想真伟大！”1935 年 6 月，一、四方面军在四川西部懋功会师。干部团和四方面军的“红军学校”在卓克基、毛儿盖合编为“红军大学”。军委任命倪志亮为校长，他未到职，由刘伯承担任校长、何畏担任政委（何畏原是四方面军第九军军长，后来，在批判张国焘错误路线时逃跑了，脱离了革命队伍）、李特为教育长。下辖“高干科”、上干科和“特科团”。特科团团长是韦国清，宋任穷任政委。特科团下设骑兵科，科长苏进。工兵科，科长谭希林。炮兵科，科长冯达飞。机关枪科，科长王智涛（周恩来令我继续在红军大学兼职）。没过多久，张国焘搞分裂，四方面军的同志都走了，只剩下军委纵队干部的红军大学，又改回干部团番号。干部团边作战边教学，一直坚持到长征胜利。
为陈赓、傅涯相识牵线搭桥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我参与了红军大学的筹建工作。之后，于1937年3月调入抗大任军事教育科科长，陈赓在抗大二期一队当队长。他二期毕业后即奔赴前线了。抗大五期时我担任了抗大训练部部长，六期结业后，组织上终于批准了我多年来的请求，派我到129师工作。因我肠胃病发作和大儿子刚刚出生，滕代远、何长工特批了三个月假，要我在治病、安排家事的同时，把当下抗大使用的，由我主持编写的各类教材，重新梳理、加工、编撰。重点是把战术教材系统化、规范化。前方战事紧张，我想尽快去部队参战，便把治病和家事搁置一边，把保存的文件、资料、笔记本和手稿全部翻出来，仔细认真地梳理了一遍，然后废寝忘食地编撰新的战术教材，在我治病和整理教材期间，时任386旅旅长的陈赓腿伤复发，来到八路军总部疗养，也住在河北邢台浆水镇。我和爱人吴军常去看望他，他也不时来我家走动。1941 年 4 月的一天，我与特工大队大队长刘鼎讨论工兵教学问题，吴军在外屋给不到三个月的儿子亚明洗澡。忽然，听到有人大声喊：“教授，我来了”。话音刚落，陈赓拎着手杖，跨过门槛，他看刘鼎在与我谈事情，连声说：“哦！你有事情啊？那你忙，别管我，我和吴军扯扯闲篇。”我叫吴军给陈旅长沏茶后，继续与刘鼎讨论。陈赓在外屋顺手拽过来小板凳，坐在木盆边，把袖子一卷，伸手就给亚明洗澡。吴军阻拦说：“哪能劳你大旅长驾啊！快坐一边喝茶去，智涛马上过来陪你”。陈赓说：“你儿子白白胖胖，不哭不闹，真可爱！两只大眼盯着我，和我有缘啊！让我也享受与孩子一起戏水的乐趣。”说罢，朗朗大笑，两只手又伸进了木盆。刘鼎告辞走了，吴军给儿子也洗完澡了，我端出瓜子和花生，与陈赓边吃边聊。陈赓风趣地说：“智涛啊，你的小日子过得不错嘛！柔妻娇子，读书写字，悠哉游哉！你看我两条腿都瘸了，老婆也牺牲了，孤家寡人，壮哉悲哉？抗大优秀的女学生不少，你是训练部长，管着女生队，不能只顾自己近水楼台先得月，也得想着点前线奋勇杀敌的老战友啊。”陈赓一番话，听来风趣诙谐，出于对老首长的了解，我能品出他内心深处的凄然和渴望。陈赓走后，我给吴军讲述了他传奇的革命经历和家庭。1933 年春天，我从苏联回国抵达上海后，曾到陈赓家做客，认识了他爱人王根英，也听说了他们曲折、生动的爱情故事。王根英原是上海怡和纱厂的纺织女工，漂亮温柔。1925 年加入共产党，参加过上海大罢工和三次武装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陈赓苦苦追求，并在周恩来的帮助下，与王根英结为夫妻。不久，陈赓随周恩来参加南昌起义，王根英留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南昌起义失败后，陈赓到中央特科，在党的隐蔽战线与王根英并肩战斗。1931 年秋，他们有了儿子后，陈赓调任红四方面军十二师师长。两人远隔千山万水，各在自己的岗位战斗。不久，王根英被叛徒出卖，关进了国民党监狱，历经磨难和考验。陈赓则驰骋沙场，多次负伤，九死一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经周恩来、叶剑英营救，王根英脱离虎口，来到陕甘宁边区，才与陈赓久别重逢。没多久，两人又分开了，陈赓率师出征，奔赴前线。王根英转赴延安，入边区党校学习，毕业后分配到129师供给部财经干部学校任指导员。1939年 3 月，日军包围了129师供给部。王根英已冲出了包围圈，发现装有文件和公款的挎包没有带出来，又奋不顾身返回去取，与敌遭遇，壮烈牺牲。两年多来，陈赓将对王根英的怀念深埋心底，一如既往地英勇战斗在抗日战争第一线。如今，他年近四十，浑身是伤，却孑然一身。我对吴军说：“陈赓对革命无限忠诚，为党为国，他能舍弃和牺牲个人的一切。同时，他也是感情丰富的血性男儿，对爱情有深刻的理解和执着的追求。我们应当帮帮陈赓的忙，为他牵线搭桥，给他介绍一个合适的人”。吴军对陈赓十分敬仰，钦佩他的学识、人品和性格，她掰着手指头，把熟悉的未婚同学过滤了一遍后说：“我看傅涯不错，她和陈赓合适”。我认识傅涯，她是抗大四期的学员，与吴军同队同班，毕业后留校，在校文工团当演员。是浙江上虞人，受过良好教育，知书达理，能歌善舞，温文尔雅，性格平和，是抗大女学员中的佼佼者。我也觉得傅涯与陈赓很般配。第二天，就和吴军去看望陈赓，向他推荐了傅涯。陈赓对傅涯的客观条件很满意，希望能尽快安排见面。他还不失幽默地说：“人家是大家闺秀，能看上我这个瘸子武夫吗？你们安排好后，提前告诉我。不打无准备之仗么！这是我一生中一场重要战役，不能掉以轻心啊！我得做些准备”。吴军了解傅涯自尊心比较强，在婚恋问题上，欣赏自由恋爱，反感拉郎配。为了营造自然和谐的氛围，她把刻意安排的见面演绎成偶然相遇，自然相识。陈赓和傅涯在我家见面后，聊得很投契，彼此感觉良好，很快就建立了恋爱关系。1943 年 2 月，喜结良缘。离开抗大前夕，在为抗大站好最后一班岗的同时，我把抗大优秀女生介绍给了传奇英雄，促成美好姻缘，既为抗大，也为部队做了一件两全其美的好事。为良师兄长牵线搭桥，理所当然，本不值一提。因为陈赓是广大民众仰慕的传奇英雄，他的爱情生活同样受到关注。晚年，我看过一些杂志刊登过几种版本的“故事”，与事实相距较远。有损陈赓和傅涯形象。为客观展现陈赓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让广大读者了解陈赓既有坚强的党性，也有善良、朴实、真诚的人性。我才将这段轶事奉献给读者。
与陈赓一起战斗在太行山
1941年4月，我到129师报到，刘伯承、邓小平任命我为司令部训练科科长，7月调任385旅参谋长。旅长是陈锡联，政委是谢富治，当时陈赓是386旅旅长。385旅和386旅都是129师的主力部队，抗战以来并肩作战，打了不少漂亮仗。我到职后，协助陈锡联、谢富治指挥385旅，配合陈赓指挥的386 旅参加了9月的邢（台）、沙（河）、永（年）战役，10月至12月的反“扫荡”斗争。
1942 年 1 月，遵照十八集团军总部指示，129师向南挺进，创建了中条山抗日根据地。盘踞在翼城、浮山地区的阎锡山所部61军却屡屡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配合日军进击我军。刘、邓首长以大局为重，指示各部与阎军脱离接触，退避三舍。同时与阎锡山商谈交涉，要求其制止61军破坏“国共合作协议”的行动。阎锡山非但不予理会，反而认为我主动退让是软弱可欺，变本加厉地命令61军再次进犯浮山以东我军驻地佛庙岭。为打击阎锡山的反共气焰，师首长决定，重拳出击，狠狠地教训“闫老西”。邓小平亲自指挥于 4 月 15 日发起翼（城）浮（山）战役。战役部署是：以385旅、386旅、决1旅、212旅共 10 个团组成左右两个纵队，左纵队由陈赓指挥，右纵队由陈锡联指挥。385旅于19日歼敌600，敌71师师长被迫求和，陈赓率左纵队取得大捷后，主动停止了攻击。21日在阎锡山将61军撤回晋西，我军控制了翼城、浮山及整个中条山根据地，全面恢复了正常秩序。28 日，我旅通过白晋线，返回太行武乡休整。是役，我感触最深的是协同作战中，战役主要军事指挥员相互尊重，及时通气、高度团结，行动一致，这是战役胜利的基本保证。陈赓比陈锡联年长、资格老，又是战役总指挥。他没有一点架子，非常尊重陈锡联。战前和战役进展过程中，主动向385旅进行敌情通报，主动与陈锡联交流战况，讨论战役、战术行动。陈锡联对陈赓也非常尊重，虽同为129师两个主力旅旅长，战役中却甘为副手，服从命令、听从指挥。积极主动地请示汇报，两位军事主官一切从全局出发，密切协同配合，取长补短，相得益彰，他们的谋略和胸怀使我受到深刻教育。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对我根据地的“扫荡”更加频繁和残酷。1942年5 月中旬，日军以其第一军3万余兵力，采用“铁壁合围、捕捉奇袭”战术，对我太行、太岳根据地进行夏季大“扫荡”，敌称之为“第二期驻晋日军总进攻”。刘、邓首长指示129师部队采取“敌进我进，内外线结合”之反“扫荡”作战方针，部署我主力部队一部与地方武装结合，坚持内线斗争；另以主力一部编组成若干支队，深入敌占区，乘虚袭击日伪军交通线和城镇据点，逼迫敌“扫荡”大军回撤。385旅和386旅主动协调，默契配合，积极贯彻刘邓首长制定的战略战术，成功掩护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安全转移。之后，129师也跳出了日寇的包围圈。
1943 年 5 月，日军出动15000兵力对我太行根据地实施大“扫荡”，旨在摧毁八路军总部和129师师部。其攻击重点是辽县、武乡、黎城、涉县。敌人采用“铁壁合围”与“抉剔清剿”相结合战法，企图将我军压缩至其预定地域，一举歼灭。18集团军总部和129师首长根据历年反“扫荡”作战经验教训，指示385旅和386旅：“当敌合围时，统率机关与基干部队要及时跳出合围圈，转为外线作战。以游击集团展开地雷战、麻雀战，狠狠打击日伪军，余部化整为零，坚持内线斗争。内外线密切配合即为我们的作战方针”385旅386旅一如竟往地主动协调默契配合，机动灵活地掩护师部跳出包围圈，保护了八路军的兵工厂和根据地民众的安全。5月15日，反“扫荡”胜利结束。6月，385旅和386旅又联手进行了蟠（龙）武（乡）战役，粉碎了日军222联队和小林大队以及伪军“剿共”第1师重兵偷袭我太行军区的阴谋。1943年 4 月下旬，日军对太南、豫北的国民党庞炳勋、孙殿英部进行了“扫荡”。庞、孙历来坚持反共，与日伪早有勾结。日军稍微施加压力，便在“曲线救国”的幌子下，率国民党四十军、新五军公开投敌。庞、孙投敌后，与豫北伪军杜淑等部组成伪二十四集团军，8 月便配合日军向我大举进攻。为消灭平汉路庞、孙主力，开辟豫北、太南新区，129师于卫南战役后，以冀南主力一部及冀中警备旅，发起林（县）南（县）战役。参战部队分为东西两个集团。1团、10团、13团、34团、警2团、771团为东集团。2团、3团、24团、32团、警32团、769团为西集团。14团继续围困蟠龙，钳制敌人，归属西集团指挥。战役由太行军区司令员李达统一指挥，陈赓、陈锡联分任东西集团总指挥，我任西集团参谋长。8 月 18 日零时 30 分，战役开始。8月26日，林南战役以全歼庞炳勋、孙殿英所部胜利结束。并开辟了卫南、豫北、太南新区，巩固发展了抗日根据地，为继向南发展奠定了基础。
我在385旅两年半的时间里，参与组织指挥了上百次战役、战斗和军事行动，其中数十次是与386旅协同行动，还多次隶属于陈赓直接指挥，我有幸近距离地向他学习军事、学习战争，受益匪浅。
陈赓叮嘱我提高悟性，克服在“水土不服”
1943年10月，我回到延安，入党校学习，参加整风运动。抗战胜利后，我先后在冀东军区、冀察热辽军区、东北野战军整训司令部、空军第一航校、空军训练部等单位工作。1950年2月，上海遭受国民党“二·六”轰炸后，陈老总向中央提出加强上海和华东地区防空力量的请求。中苏两党协商达成协议，苏联将派一个混成集团军来华，军委接受了常乾坤的建议，命令我以军委高级参议和军委代表的身份负责组织接待，并陪同苏联防空军巴基斯基中将率领的混成集团军去上海。我到朱老总办公室受领任务时，聂荣臻、陈赓也在。朱老总说：“你先看看两党谈判的文件和有关资料，了解些苏军和上海方面的情况，做好准备工作。苏军防空部队到了后，你和他们一起去上海。到上海后，一切由陈老总安排。”聂荣臻说：“红军时期你就搞过防空，熟门熟道。不过那是‘土防空’，与马上要搞的是‘洋防空’差别很大。要向苏军学习，赶紧入门，成为里手。” 我向两位老总表示，一定不辜负首长的信任，努力学习，努力工作，保证完成军委赋予的任务。 离开朱老总的办公室后，站在中南海草坪上，陈赓拉着我的手说：“离开空军好，在陈老总手下，你心情会愉快的。在延安党校学习时，我听说彭总曾批评你不懂政治，我看主要是你在苏联待久了洋面包吃多了，对国内的人际关系“水土不服”。此行去上海，你要和苏军打交道，要和咱们的陆海空军打交道，要和华东局、上海市委市政府的地方官员打交道，还可能和各路神仙打交道，关系很复杂。别忘了，上海过去是出了名的十里洋场，三教九流浪迹江湖，什么人什么鬼把戏都有，刚解放不到一年，旧社会残留的痕迹随时随地可见，这些残渣余孽歪风陋习更增加了你将所处环境的复杂性，切切记住提高你处理各种人际关系上的悟性，脑子要清晰，目光要敏锐，心胸要宽阔，待人要宽厚，注意方式方法，不要对什么人什么事都直不笼统。”陈赓的肺腑之言让我终生铭记。1956年9月，我在高级防空学校任校长，防空军在高级防校举办了防空兵器展览会，党、国家和军队领导同志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罗荣桓、叶剑英、聂荣臻、陈赓、萧劲光、许光达、萧华等相继来校参观。陈赓在参观后到我家聊天，问我记不记得去上海前的谈话，我说当然记得，不过，悟性还是不高，“水土不服”的毛病还是没有根治好。引得他哈哈大笑。
1961年3月16日，将星陨落，陈赓在上海英年早逝，全党全国全军失去一位卓越的领导人，我痛失去良师和兄长。陈赓是中国近代革命史上不朽的丰碑，是广大民众心目中的大英雄，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八路军研究会）：忆良师和兄长陈赓大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