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的苦难不应被遗忘：西路军里的红军女战士们

西路军血战河西是中国工农红军一段艰苦卓绝的悲壮故事！1936年10月，由中国工农红军红四方面军主力2.18万人，遵照中共中央的命令，西渡黄河作战，希望占领甘肃和宁夏，打通连接苏联陆地生命线，但因为装备落后等原因，5个月后大部分被西北军阀马步芳部歼灭。

西路军最终在没有救兵、没有供给，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导致西路军全军覆亡。西路军战死者7000多人，被俘12000多人。被俘后惨遭杀害者6000多人，回到家乡者3000多人，经过营救回到延安者4500多人，流落西北各地者1000多人。仅余400多人的西路军指战员溃至新疆。

西路军妇女团是一支最为可泣可歌的妇女武装，近两千人，大都在20岁左右，最小的只有十二三岁。当年，西路军妇女团被俘的女战士，大都逃不过被蹂躏的命运。

这也是一段历史的足迹。但这触目惊心的历史却深藏于河西走廊的大漠、戈壁、雪山、草原而鲜为世人所知。因为这是一段失败的历史、屈辱的历史——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两万一千余人在河西走廊惨遭失败，几乎全军覆没。那悲壮惨烈的事实，是那样深重地刻在人们的记忆里，多少年了，人们不愿提起，不愿诉说。然而历史终究是历史，它已经发生了就不会消逝……

且不说西路军失败的原因如何，也不说它作出了怎样的贡献，那是学术论文的任务。近几年，我几乎跑遍了河西走廊，跑遍了全国各地，了解到西路军失败后的许多真实情况，也看到了他（她）们现在的命运。历史的画面和现实的场景交织在一起，叠印在一起，时时在我胸中涌动，真有不吐不快之感。我觉得我有责任告诉读者。

没有失败就不会有成功；没有失败的历史是不完全的历史。不了解失败的历史就是患营养缺乏症。不是吗？西路军幸存的英雄将士，没有死在敌人的屠刀下，有的却最后死在了自己人手里。这个教训比西路军的失败还要惨痛！

西路军失败后，遭遇最悲惨的是那些被俘的女红军。她们当年大都在二十岁左右，最小的只有十二、三岁，只有极个别的超过三十岁，而且全都经过长征，三过草地，坚持到了1936年10月 在甘肃会宁的胜利会师。她们究竟有多少？她们在西路军失败时，或牺牲，或被俘，或散落民间，回到延安者是极少数。据甘肃省妇联1984年的调査统计，甘肃省散落民间的女红军还有231人，其中多数为原西路军女战士；青海各地散落民间的女红军，还有136人；全是原西路军女战士。

“你要写西路军女俘？我反对。咳！太惨了！我曾调查过两年。在临泽倪家营子，那些被打死的红军女兵，被剥光了衣服，有的被割去了乳房，有的阴道里塞着木楔……当时我听着都哭了！”曾在甘肃省妇联搞过一段妇运史的一位同志这样告诫我，“那些被俘后被迫给人当了妻妾的，有些还活着。你写她们被俘后的遭遇，不是给她们伤口上撒盐吗？”

真的是往她们的伤口上撒盐吗？我们还是听听原西路军女战士的意见吧。这是王定国1983年10月给中央及有关领导的报告：

百岁红军女战士王定国

今年9月，我与伍修权同志一道重访了我们在抗战初期工作过的兰州等地，又单独去了河西走廊、临夏和西宁、银川等地，看望了不少原红西路军在河西失败后至今还留在上述地区的老同志，了解了他们的情况，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和要求，认为有必要向中央及有关领导作一汇报。

据统计：在甘、青、宁三省（区）的原西路军同志，目前尚存一千一百余人，其中甘肃八百余人，青海二百余人，宁夏一百余人。他们多数是四川人，也有湖北、安徽、湖南和江西人；大都是1931至1933年间参加红军，有少数是二十年代后期参加的；当时他们有人才十二、三岁，最小的才九岁。不少同志是从敌人屠刀下及活埋的万人坑中逃出的。他们中有很多是女同志，遭遇更惨，不是被迫作劳工，就是被逼沦为敌人妻妾，有的被转卖改嫁多次，受尽凌辱。男同志大都流落到农村、牡区或靠挖煤、帮工、拉车、卖水、理发甚至乞计度日；不少人已成为回、藏等少数民族的人。建国以来，他们中绝大多教人仍在农、牧区或工矿、街道靠体力劳动谋生，只有极少数人被分配过工作，不仅在生活上一直十分穷困，更在政治上长期受到歧视，历次政治运动尤其是十年动乱中，几乎无一幸免地都被作为“叛徒”、“逃兵”、“变节分子”和“张国焘的走狗”，遭受残酷迫害，有的同志被摧残致死致伤。他们说，解放前我们受尽苦痛，抬不起头；解放后仍然翻不了身，抬不起头，谈起就声泪俱下，满腹辛酸。

据了解，这批同志从战争年代到建国以后，绝大多数都坚持了革命立场，保持了红军本色，对党的事业作出过一定贡献，有的曾经立有战功，战斗中临危不惧，失败后顽择不屈。建国前后积极迎接解放，投入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事业，成为我党基层政权的依靠力量和骨干分子，其中不少同志入了党或恢复了党藉，有的还当选为县（市）、区人民代表、政协委员或先进模范人物。但是，目前他们仍存在着许多程度不同和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是政治上仍受歧视，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与照顾；生活待遇太低，无工作者每人每月仅发给15至25元；无公费医疗、住房困难、子女就业难和孤寡老人无人照管护理等。他们自己及周围的人都反映，几十年来他们为革命吃苦受罪最多，可是享受待遇却最低，个别同患因此怀有较大的抱怨和委屈情绪，普遍渴望党和政府对他们进一步的关心照顾。

这批同志年龄大都在七十左右，最小的也已六十多岁，许多都带伤患病，不断有人去世，有几位同志不久前还同我联系过，竟在我到达前一、二月内病故了，使我和他们感到终生遗憾。目前还健在的同志见到我和一些领导同志后，都异常激动，不少人（特别是女同志）都失声痛哭，他们一致要求我们为其反映意见和提出愿望。我听后认为他们的要求大部分是合情合理的，也是不难做到的。当初西路军的失败和他们的失散，是特定历史情况造成的，不应由他们本人负责，他们有的曾战斗到最后一颗子弹，有的是上级命令他们“各寻生路”的。抗战开始以后，由于种种情况未能将他们一一营救收容归队，才使他们长期流落异乡，备受苦痛。建国以后虽然对他们做了一些工作，但却缺少更切实周到的安抚照顾，致使他们仍受艰难。我认为这种状况应该改变。他们总共只剩一千来人，又正在逐年减少，党和政府应该进一步关心他们，尽可能再给一点照顾，使他们在饱受艰辛委屈之后，有一个稍为安适的晚年……

十五天后，当年的八路军驻甘肃办事处处长，曾参加过西路军营救工作的伍修权同志，在给“中组部并报中央书记处”的报告中，重申了如下意见：

一、正名。过去称他们为红军流落人员，同意肖华等同志的意见正名为“红西路军老战士”。

二、改善他们待遇，如1以一千二百人计，每人每月生活费定为伍拾元，每月六万元，全年七十二万元，除他们原有所得外，实际每年增补约四十万元左右。

三、全部给予公费治疗，尽可能改善他们居住条件。

四、来北京参观和回家探亲，这两方面用钱较多，熙顾国家当前的困难，可分步骤地做。第一步可考虑组织200—300人到北京参观，由中央同志特别是李主席、徐帅接见，将有重大影响。其他以后视情况进行。

此项工作，应通知有关的省军区积极配合进行。

伍修权

一九八三年十月二十日

1983年9月，在兰州、西宁、银川、临夏和河西走廊，当西路军幸存的女红军见到原西路军的老战友王定国时，都十分激动，有的抱头痛哭，特别是被敌人活埋未死的女同志。见面后抽泣得全身颤抖，哭得一句话也说不出。几位原来与王定国熟悉的女战友，重逢后一步也不肯离，一会儿痛叙昔日伤心事，一会儿又高唱当年战斗歌。当地政府请这些女红军和王定国—起吃饭时，有的拿起筷子就眼泪汪汪，说几十年来不仅没到这样的地方吃过饭，也没有这样被当人看过。有的说，自己的病一下子就好了一大半，从此可以多活几年，再为党尽一点力量。

她们绝大多数都生活得十分艰难。但是，当王定国脱下自己的衣服或拿出自己的钱送他们时，他们却再三谢绝。鉴于此，王定国才和伍修权写下了上面的那两份报告。

不久，中央有关部门作了如下的解决：一、西路军流落人员一律称作“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老战士”，并发给证书；二、无式经济收入者，每月发抚恤金40元；三、医疗费全由政府有关部门报销；四、可以酌情修建西路军烈士陵园。

近几年，在安西、永昌、临泽、肃南，都先后修起了西路军烈士陵园或西路军烈士纪念碑。但是，有些具体问题落实起来，还是困难重重。

1987年10月，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司令员应邀从成都到河西走廊参加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烈士陵园和烈士纪念碑落成典礼，沿途会见了不少相识和不相识的西路军散落民间的老战士，倾听他（她)们的呼声，为他（她)们的政策落实而呼吁。离开兰州的前一天，他一定要让我找被俘后流落兰州的一位原西路军女战士来见他。见过之后，他很激动，从沙发上站起来，右手拍着我的肩膀，伏到我脸上说：“小董同志呵，你能不能帮我呼吁一下，帮这些被俘的老红军战士落实一下政策！那是战争，同志啊，被俘不是他（她）们的责任。现在政府明文规定，称他（她）们西路军老战士，每月抚恤四十元，包医疗费。可有些单位医疗费就是报不了。安西有这个情况，兰州也有。同志啊！我们党的不正之风，不是因为每月给他（她）们补助了四十元，也不是因为给 他（她）们报了医药费！”他那已经变了调的河南口音，急促而响亮，在我耳边一阵阵地轰响。

虽然，那些被俘后的幸存者们绝大多数都命运坎坷，带有很大的悲剧性。但他（她）们逃离虎口后，有的又为革命工作了几十年，散落民间者，也逐渐被政府和人民承认，比起那些当年就惨死在敌人手中者，毕竟是幸运的。

1958年，张掖肃反五人小组在总结中留下了如下的统计数字：

在张掖杀害西路军俘虏的情况

活埋：2609人 枪杀：575人

烧死：56人 其他：27人

杀害红俘总数：3267

（所谓其他，即用扒心、挑喉、割舌、断颈残害者。）

1937年，在西宁，被马步芳残害的西路军俘虏，光被活埋者至少有1800人。请看《访问西宁市革命公墓隋同志谈话记录》：

马步芳

挖堀马匪活理红军万人坑的工作，当时土葬社的丁永旺参加了，但他已死了。据他跟我说，红军烈士的头骨是用红布口袋装的，总数大约是1800个。

1988年重修西宁红军墓时，查检出的红军烈士头骨是517个。甘肃的古浪、张掖也有几个埋葬红军的万人坑，笔者采访时曾亲眼见过。

1937年旧历十一月初四，马步芳驻张掖的旅长韩起功下令全城戒严，把分到各连的红军俘虏和孩子全部集中到大衙门后花园和东西岳庙。半夜，又把各家各店的大车集中起来，押俘虏们上车，说:“送你们回家去！”然后往东关外飞机场押送。

飞机场边预先挖好了两个长四丈、宽三丈、深六丈的大坑。住在飞机场附近的农民李发荣吓得一夜未睡。他看到，天刚黑，飞机场四周三里路以内禁止通行，马家军都拿着大刀、手枪和上着剌刀的步枪站岗。李发荣担心家中出什么事情，不断爬到房顶上偷看：四周静得很，从东城打外到飞机场五里长的路上和地里，满满的都是大车和一队队走着的人群。他一直看到鸡叫，不断听到被害者悲惨的“哎呀”声。

第二天拂晓，李发荣叫上李文成去看时，见地上甩满了军帽、背包、饭碗和鞋子。大坑两侧鲜血象流水一样流到公路和四周地里。两个大坑被尸体填得满满的。马家兵把每个俘虏头上砍一刀，或身上戳一刺刀，推进坑去。坑里有的呻吟，有的动弹。一个女人和两个娃娃从死人坑里爬出了三丈多远。李发荣刚要过去搭救，城里来了马家骑兵检验队，下令不管死活一律埋掉。从此，老百姓都叫飞机场“万人坑”，并有谚曰：死人怕的飞机场，活人怕的韩师长。（韩师长指韩起功，他后来成了马步芳的师长。）

当时的伪青海省政府秘书兼《青海日报》编辑田生兰曾亲眼目睹，在乐家湾残杀一女战士时，先把她的七、八岁的一个小孩绑在她身上。将女战士一刀砍入坑中，那个小孩也随着惨叫了一声“妈！”堕入坑里，又被石块砸碎了头颅。

马步芳的堂表弟、当年屠杀和活埋红军俘虏的刽子手之一马英，1966年元月12日曾做过如下的交待：

于1936年冬天，马海晏部下从甘肃倪家营押送到西宁来一批红四方面军（俘虏）130多名，押在西宁大南门外墙跟的土地局里，到1937年元月份，马步芳、厅长、委员们决定：要叫传令兵（传令队）将俘虏来的红军押送出来，从街道上走过，马步芳等人 要现看一下。有一天马步芳和委员们、厅长们在解放巷军部（原来叫观井街）门口，俘虏的红军从解放巷走到伪军部门口站着，这 样马步芳观看以后，马步芳对委员们和厅长们说：“别看这些人穿得烂，没有劲，象讨吃一样，可把我们兄弟杀掉得多，你们一定要替弟兄们报仇。”到晚上九时，马步芳亲自给我说：“马英，你看去，今晚传令兵 (队）在南滩杀红四方面军俘虏，你监管去，一边看着，要不让跑掉一个，你要亲自杀，你对杀人还有一套本领，若跑掉一个俘虏，我訧要杀你的头。”我就一个人先走了，随后跟我来的有马颜林、白八甲、陕少祖、尕拉文、陕金全、马明胜、尕拉木七人，连我共八人。我们八人到南滩杀人的地方（南滩大亚壑），马进朝传令兵大队长已 经带了传令兵杀掉了30多个红军了。我们去就在坑沿上拉着红军就杀，我杀红军八名，用枪打死二名，共10名。白八甲杀了15 个，陕金全杀了三、四个。陕金全杀完后说：“我的刀不利，杀得慢，有的没有杀死就推进坑里去了。”陕少祖杀掉红军七、八人，马颜林杀掉红军七、八人，尕拉文是用小刀子，杀掉红军5名，其中没杀死的有2名，推进坑里（我用枪补打死的那二个）。马明胜是用苏联大刀杀的，杀掉红军19人。尕拉木杀掉红军7-8人。传令队长杀掉红军情况不知道，因传令队上的人和我们不在一起。

——摘自《马英档案》第45–48页

1978年8月4日，罪犯马英又作过如下的交“到杀人坑时，白八甲对我说：‘奶奶的，还喊共产党万岁，口气还硬！’杀害用了二小时左右。红军几天没吃饭，已无力反抗，押到坑边时，一刀一个。红军站在坑边，一刀一个，会杀的死了，不会杀的头未下来，或砍在不是要害处，结果人下到坑里还活着，他们要求补一枪，我曾开枪打死过七、八个人。屠杀后用土埋上，未死的也就死了。几天内，盖的土还往上在浮动。当时天冷，天热后，又垫了一次土。

“在屠杀时,我辛耳听见红军喊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

“杀害时，马景超对我说：‘昨晚几个人（红军）跑了，未抓回来。’

“董振堂的头是刘呈德送来的，用酒精泡着，我亲眼见的。”

董振堂

马英之妻莫枝华1956年2月29日作了如下旁证：

凉州打仗以后，那时我大约廿一岁，住在西宁的骡马市。那年冬天半夜时，马英由外头回来，手上拿着二尺多长、二寸多宽的刀，刀上有血，马英的上装和裤子上都有血，脸上也有一些血。我问他哪里来的血，他说是杀人的血，并且说“人血闻着心潮得厉害”。接着他对我说：“杀的是俘虏来的共产党，我们传令队都去了。”“被杀的人骂得很厉害。有的一刀没杀死，还在坑里大骂，我们就用石头往里砸。”这样一连杀了两夜。

——摘自《马英档案》 第96-97页

有些被俘红军， 还在押解青海的途中，就被残害了。马步芳的三兄弟马步瀛，在扁都沟附近的大梁上，把三十多个红军的胆取出来做了眼药。

原马步青骑五师补充旅上校参谋长在1957年写的两份材料上讲了如下两件事：

1937年大概一月下旬和二月初，伪骑五师师长马匪步青，把被俘红军的重伤员由武威送永登，由伪补充旅接运到青海。伤病员能走的就勉强走，不能走的就坐在骡马大车上，大车是由武威兵站派的。有一天马匪呈祥告诉我：“主席（指马匪步芳）来电话说，把不能走的伤病员就地处理。”意即在永登惨害，不要送。过了两天，伪旅军需主任宋海峰在伪旅部大门口偷偷问我：“昨天夜里把一些伤员在东山背后，由‘牙齿’带着人去埋掉了。你知道吗？”我惊异地说:“不知道。”宋说：“那是旅长（指马呈祥）偷着搞的，悄悄地。”“牙齿”是伪旅部中校副官马超群，因为牙齿是补的，所以人给他个绰号叫“牙齿”。马超群是马匪呈祥的至亲亲信，也是帮会里的骨干。这次惨害红军据说是利用哥老会的人搞的。

1937年大概在十月间，马步青的伪骑五师新编骑兵一师师长马禄，到前方去“抗日”，道经永登时，由伪补充旅第三团（红军编成，一千人左右）调拨一、二百人，补充骑一师。有一天午后，马禄、马呈祥、王绳祖和我到永登西门外河滩，当时第三团按一、二、三营次序棑队等候，王绳祖宣布了要我们团里选拔一批人补充骑兵师到前方抗日，话刚一说完，大约有十来个红军战士举起右手，口里喊着报告说：“我愿到前方去抗日!”跑出队列。前后有十几个人出队。马匪呈祥很不高兴地说：

“不服从命令。”以后我同宋海峰扯到这问题时，宋说，他听到那些自动跑出来要求抗日的红军战士一个也没叫去，并且在当天晚上也是利用哥老会的人在东山背后埋掉了。

以上是西路军战俘集体被屠杀者，单个被屠杀者则数不胜数。

他被绑在大庙门前的树桩上，仍用四川话骂声不绝，高声喊着：”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轰！”的一声，他被土炮轰烂了胸膛，鲜血直流，活活疼死了。死者是西路军的一名司号员。民乐县李寨乡三寨村回民马福成，把他抓住，想夺走军号。司号员拼命抓住不放，于是遭此毒手。

地主李成基，把一个不满两月的婴儿，倒提双脚，撕成两半，扔下坑中。这是1937年2月，在倪家营子何家坡发生的一幕惨剧。惨死的婴儿是一位女红军的血骨。红军撤离倪家营子时，女红军把婴儿托给李成基的儿媳寄养。李成基外逃回来后，不满两月的婴儿也成了战俘，遭此残害。

万人坑里那些红军烈士的头骨中，有男性，也有女性。这不仅可以用出土遗物的女性饰物证明，而且可以用活人作证。下面就是被活埋过的女红军副连长李桂珍的自述：

“我是四川巴州人。1908年生，1931年参加红军，在红四方面军特务团任副连长。1936年11、12月在红水河被打散，主要是我们没有子弹了。打散后我们有五、六十人上了山，在山上坚持了很长时间，后被搜山搜出了。送到西宁半个月左右，过了旧历年，把我们押到南门外火神庙里。我们有好几百人，每天一个饼一碗水，每天审问，审间时用针扎手指甲缝，还用麻绳绑着头在后边拧紧，痛得要死，眼都崩出来了。关押了几个月，天已热了，冰已消了，我们分批被活埋。有一天夜晚，我们一起有很多人，被押到南山根一个地方，马匪用铁铣、铁镢给我们每人一下，打死打不死都推下一个三、四层楼高的大深坑内。我是被铁铣砍了一下，砍在脚上了。直到现在，脚上还有一个长疤。我被砍下去后，没有死，什么都知道，就爬在坑边。马匪在上边压土，也没有压在我身上。马匪把我们活埋后，人走了，留下个别人看着万人坑。我趁他们睡着了，就爬了上来。到处都是吃人的狗，很凶，我又怕被狗吃掉，就藏在一个山洞里，后又跑到山上一个老乡家里，老乡给我吃的、喝的，等我把脚上的伤养好后（大约半个月）就离开了他们家。因我怕被马匪发现后牵连着他们家，就到处要饭去了，要饭有三、四个月，又要到西宁来了，被马匪公安局的人抓住了。他们把我押送到公安局，准备杀了，被局长王道明（解放后公审了）的老婆徐阿兰留了下来，要我和另一个抓到的红军给她当丫环。三年后我就和她家赶马车的结了婚。在她家共七、八年。

“我们被活埋时，大骂马匪，并说：‘早死晚死，只有一个死，十几年后又是一个大丫头！’那时什么也不怕。”

像李桂珍这样，被活埋而又幸存下来的红军女俘还有两个。

一个叫姚芝珍，四川苍溪县人，原在红五军当班长，现住西宁市殷家庄56号。1930年她参加红军时才]3岁；1937年20岁时在河西被俘，押至青海。深夜被集体活埋时，她亲耳听到许多战友喊“共产万岁”，被敌人一刀—个，踢进万人坑。她自己被砍伤脚后，摔下坑中未死，后被老乡发现，挖出。因是“共产女子”，老乡不敢留，只给点馍逃命。因脚伤走不动，她在山里爬了三天，被另一老乡救起。为了不暴露身份，她学会了甘肃话，冒充甘肃人，嫁给当地农民为妻。解放后，丈夫又因病神经错乱，至今还未痊愈。

另一个叫马玉莲，原籍四川省南江县，现在是甘肃张掖碱滩二队的农民，身体健康，前几年还能劳动。谁能想到她也是一个被活埋未死的女红军呢……

“1932年参加红军时我15岁，被编到31军列宁缝纫厂。第二年秋天，我调到供给部被服厂，入了党。过草地时，我又被编到文工团。到了会宁，只休息了半天，又随部队过黄河向河西走。

“到了武威一带，我又被编到女子独立团，当二营一连的指导员兼政治干事。连里共有90多个战士，五个党员，有连长吴国秀，副连长杨秀珍，副指导员李秀英。我们每人都配发了枪、子弹、手榴弹。我们女子团在临泽守城，打了七天七夜，损失很大，我连一排长、共产党员杨秀珍牺牲了。

“撤到倪家营子，一清理人数，女子团只剩下四百多人。打了二十多天，又撤到威狄堡。马匪把我们围了个滴水不漏。我们弹尽粮绝时，听说党中央毛主席给我们送来了弹药，一下子高兴起来。可不久又听说弹药在河西堡给马匪截走了。大家又气又恨，在总部指挥下炸掉了敌人的—个军火库。

“进梨园口时，我们妇女团二百来人，和九军一起阻击敌人，从下午五点一直打到七点。连长吴国秀在坚守阵地时，不幸中弹牺牲。我们利用打退敌人的间隙，赶快向山里撤退。撤了一天一夜到了康隆寺，我们又和紧紧追赶的敌人打了整整一晚上。天亮时，我们退到山顶休息了半天。下午，总部命令把剩余的枪枝弹药都收回，不能用的炸掉，不能落到敌人手里。供给部还给我们发了点白银和大烟土，给连排干部分别发了一两颗手榴弹，以备发生意外时急用。回到连里,我按上级指示，召开全连会议。这时连排干部就剩了我一个，还有两个班长和二、三十个战士，其佘都牺牲了。我把白银和大烟土发给每一个人，动员大家不要因暂时失败而灰心，要坚持和敌人斗争下去。第二天晚上十点多钟，部队开始向西走。上级命令身强力壮的走在前面，女子、伤员跟在后面，不准晐嗽，不准讲话。大约走了两三个钟头，马匪部队突然出现，把我们走在后面的女子和伤员拦腰截断了。我们拼的拼，跑的跑，满山遍野都是红军。

“我同郑兰英、年明秀三个人跑到山上，在一个煤窑里躲了几天。下山时遇见十三个红军病号。到了张掖县的黑河附近，我们被马匪抓住，押到张掖城，关到南关回民店里。

“大约是一九三七年正月的一天晚上，马匪把我们三十多个同志赶到东教场准备活埋。夜很黑，我们脚前是个一人多深的大坑，刽子手在我们身上连砍带推，后面的人就草草把我们埋掉了。过了一会儿，我脑子清醒了，知道自己还没死，听听坑外，刽子手早已走了。我们几个没断气的人推开压在我们身上的尸体，爬出了死人坑。和我一起爬出的有七个，有郑兰英和年明秀。

“我们拖着满是伤痕的身体，讨饭到了大、小湾一带。遇到一位给地主家做饭的妇女，她告诉我们：民团还在抓人，叫我们躲在这家地窖里。等搜山的过去，我们从地窑里出来，逃到平山湖人宗庙附近，又被马匪部队抓住，要把我们押给马匪旅长韩起功。天黑了，我们三个逃到东山寺庙里，碰到张那成、金巧引两位老人。他们说，山上住着老百姓，没有马匪，把我们带到山里。第二天，民团又来抓人。我们三个又跑到窑洞里躲了一两天。后来，在当地群众掩护下，我被藏到平山湖以东十几里路的面井子，在蒙古包里住了几天。我们商量去延安找党。老乡讲:去不得，外面马家军抓人很紧。没办法，我们只好靠拾发菜、拔野葱、挖大黄维持生活。不久，郑兰英叫敌人抓去了，年明秀也向东走了，都一去杳无音信。

“平山湖有个放羊的年轻人，家住在碱滩草湖。牧民们劝我俩成亲，我就在平山湖安了家。

“第二年，我生下大儿子徐满山以后，还是被民团抓去了。我丈夫找了保人，才把我放出来。

“又过了一段时间，碱滩的婆婆想看看从未见面的儿媳和孙子，我们就一起回到碱滩。刚三天，马匪又来抓人，我和丈夫、孩子从后院墙洞里逃走了，婆婆被马匪活活打死。就这样熬了十三年，才盼到了解放。

“想起几十年前的那些事，心里直打颤。那些死了的姐妹，受了多少苦呵，可她们没看到胜利。我真想她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