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的红色后代们

导读

20世纪20—50年代初,先后有百余名中国革命先驱的后代和烈士遗孤被送往苏联的国际儿在院培养。其中最主要的有三座:瓦斯基诺儿童院、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以及莫尼诺国际儿童院。中国的学生在儿童院度过青少年时期,不仅学习了科学文化知识,而且锻炼了坚强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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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苏联国际儿童院

1926年,瑞士女共产党人曼托娜莫泽尔将其父亲的遗产捐献出来,以资助苏联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创建儿童院。在共产国际的组织和筹划下,苏共中央领导之一斯塔索娃与列宁的战友弗里茨普拉滕经过慎重的考虑,最终选择了斯科以南40公里一个叫作瓦斯基诺的村庄,并于1929年8月1日在这里创办了国际儿童院。由于这一天被称为“国际红日”,因此,这所儿童院也被人们叫做“国际红日儿童院”。

瓦斯基诺国际儿童院规模不大,但是环境非常优美,周围是大片的树林。儿童院开放以后,接纳了来自中国、德国、美国,保加利亚等国家大约70个孩子。值得一提的是,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是第一个进入该院的中国孩子。

之后随着人数不断增多,瓦斯基诺儿童院日常运转受到极大的影响,于是斯塔索娃倡议另外建立一个新的国际儿童院,地点选在莫斯科以东300公里的伊万诺沃市。

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由巴尔胡洛夫设计,建设资金通过苏联各地群众捐赠的方式获得,于1933年5月1日正式建成并投入使用,也称“国际第一儿童院”。学校主体建筑包括一幢二层的主楼、十几座一层的房子、地下室,主要设有教室、食堂、宿舍、图书馆、活动室以及浴室等。建成以后不久,瓦斯基诺国际儿童院的孩子们都被转移到这里来。

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的红色后代们
1930年代的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

1936年,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与苏联方面协商,希望在莫尼诺建立一所专门接收中国孩子的儿童院。因此,1937年,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在莫斯科市郊的莫尼诺建立了莫尼诺国际儿童院,也称“国际第二儿童院”。正式建成以后,首批来到这里的中国孩子有毛泽东、杨开慧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李富春、蔡畅的女儿李特特等。

1941年,由于苏联卫国战争爆发,莫尼诺国际儿童院关闭,中国的孩子们又重返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1943年,在共产国际宣布解散之后,苏联各国际儿童院都统一划归苏联红十字会管理。几所儿童院中,瓦斯基诺儿童院学习和生活都在院里进行;莫尼诺儿童院新生在院内学习,到适龄上学年纪就到院外学习;伊万诺沃儿童院学生基本上在院内生活,在院外学习。

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的红色后代们
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的孩子们

它们实施的都是苏联十年一贯制的教育制度。前四年是小学,后六年是中学,中学又分初中和高中。中国孩子到达苏联后,由校方按照年龄分配到不同的年级学习。当时部分孩子修完十年制的课程后又考入苏联高等学校继续深造,还有一部分孩子未完成全部课程便回国参加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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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儿童院的中国孩子

在苏联学习生活的孩子大致有三种:一是中共领导人的后代,如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和女儿李敏,刘少奇的儿子刘允斌和女儿刘爱琴,朱德的女儿朱敏,任强时的女儿任远芳,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秦邦宪的女儿秦吉玛,李富春的女儿李特特,林伯渠的女儿林琳,高岗的儿子高毅,陈昌浩的儿子陈祖涛等。

 

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的红色后代们
毛岸英身穿苏联红军军装

二是烈士的后代,如蔡和森与向警予的儿子蔡博、女儿蔡妮,罗亦农的儿子罗西北,邓发的女儿邓金娜,赵世炎的两个儿子赵令超、赵施格,王一飞的儿子王继飞,沈泽民的女儿张玛娅,苏兆征的儿子苏河清,张太雷的儿子张芝明等。

三是在苏联出生的革命后代,如李范五的儿子李多力,柴京悟的女儿柴娥丽,郑一俊的女儿郑耀华、儿子郑新华,萧三的儿子萧立昂,于炳然的儿子于彬,沈志远的儿子沈林如,刘鼎的儿子刘莫阳,韩铁生的儿子韩模宁,秦化龙的儿子秦威、秦平等。

除此之外,1948年中国曾公派21人前往苏联留学,也曾在国际儿童院先于自习,比如谢子长的儿子谢绍明,叶挺的儿子叶正大、叶正明,罗炳辉的女儿镇涛,项英的女儿项苏云,邹韬奋的儿子邹家华,刘伯坚的儿子刘虎生,张浩的儿子林汉雄,叶剑英的女儿叶楚梅、贺晋年的儿子贺毅,李硕勋的儿子李鹏,萧劲光的儿子萧永定等。他们来到苏联之后,先进入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进修俄语,之后才进行专业课的学习。

当时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中,中国的孩子是最多的,有80多人。其次是来自德国的孩子,因为德国很多共产党员都在战争中牺牲了,所以很多革命遗孤被送来国际儿童院。其他也有一些来自南欧国家像西班牙、意大利的孩子,以及东欧国家像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的孩子。

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的红色后代们

中国孩子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的情景

在国际儿童院生活的中国孩子,年纪大的十六七岁,像毛岸英、苏河清、蔡博等;小的只有四五岁,比如任远芳、李多力、秦秦吉玛等。当时伊万诺沃儿童院实行的是校外就学制度,所以中国孩子在就近的伊万诺沃第37中学上课。

学校除了安排他们学习语文、地理、历史、政治等通识性课程之外,也注重孩子们的思想教育。儿童院有专门的老师,每个班级配有一名班主任,管理一个班同学的学习和生活。为促进孩子们的全方面发展,儿童院还会安排音乐课、舞蹈课、劳动课、体育课等课程。

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的红色后代们

昔日国际儿童院上课的情景

其中劳动课有着非常丰富的教学内容,院方会组织一些木匠、电工来学校教孩子们基本的劳动技能,女孩子还有绣花、缝纫的课程。其他像音乐课会教声乐、钢琴和手风琴等多种乐器演奏。儿童院会用排练节目的形式把大家组织起来,并且在十月革命节、胜利日等节日和晚会时还会进行文艺汇演,在十分艰苦的斗争环境中激发孩子们的乐趣。

李富春、蔡畅的女儿李特特回忆说,当时大班的同学都要参加军训,而且不管男孩还是女孩都要参加伐木劳动。在战争后期,李特特还曾担任医院的护理员,为伤员换药、包扎伤口等。

陈昌浩儿子陈祖涛记得战争开始之后,饥饿成了他们脑海里最深刻的记忆。孩子们从地里刨出来土豆,用铁皮水桶煮熟之后吃。因为长期以来的吃不饱导致营养不良,因此他们普遍个子都不高。

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当时多次要求参战,1942年5月他曾给斯大林写信强的贸影烈要求上前线之后他如愿加加入苏雅官军官学校,又进入莫斯科列宁军政学校、伏龙芝军事学院继续深进,投身军事训练。1944年8月到11月苏军反攻时,毛岸英参加了白俄罗斯战役,并进抵波兰和东普鲁土边境。1945年5月卫国战争胜利后,斯大林赠送毛岸英把手枪作为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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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孩子都决定回到祖国

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一直关心着这批在苏联生活的孩子。1946年1月8日,毛泽东给蔡和森的儿子蔡博的信中写道:“希望你们一天一天成长,壮健、愉快、进步,并望你们团结一切留苏的中国青年朋友,大家努力学习,将来回国服务。”

1950年3月,最后一批去苏联的留学生们由谢子长儿子谢绍明执笔,起草了一封给中共中央的信:“大革命失败以后,一批革命烈士子女和党的领导人子女去苏联留学。他们有的已经回国,有的已在莫斯科上大学。还有一些留在伊万诺沃念小学和中学。我们感觉苏联战后的各方面情况不是很好,生活条件艰苦,对中国儿童的教育也有欠缺。这些孩子不会说中国话,对祖国也不了解。现在祖国已经解放,有条件让这批孩子回国接受教育。

1950年中苏达成协议:凡18岁以下的孩子都送回中国;18岁以上的青年由他们自己决定是否回国。当时所有在苏联的中国孩子们都决定回到祖国。

1950年8月30日,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第一批30名中国孩子启程回国。临出发之前,国际儿童院的老师们给他们每人发了一个箱子,里面装一些衣服、日用品、书本之类的东西。同学之间也互相赠送礼物,彼此交换留言的信笺。

回国的路途漫长又艰辛,他们先乘坐大巴车到火车站,再经由莫斯科坐七天火车到满洲里。当时苏联的铁路是宽轨,中国这边的铁路是窄轨,所以他们从满洲里下了车以后还需要换乘当地的火车。最后经过两天时间,终干到了北京。

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的红色后代们

李多力向记者展示国际儿童院同学合照

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的学生后来担任了中国政府多个部门的领导人,比如担任过国家总理的李鹏,担任过副总理的邹家华。刘少奇长子刘允斌获得莫斯科大学化学系副博士学位,他放弃优渥的生活毅然回国,投入我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工作中。

陈昌浩之子陈祖涛从苏联包曼工学院毕业后,投身于“一汽”“二汽”等工厂的建设;蔡和森的儿子蔡博从莫斯科钢铁学院毕业回国,被分配到鞍钢的一个炼铁厂工作;罗亦农的儿子罗西北学成回国后,将毕生精力奉献给了祖国的水电事业;李富春的女儿李特特毕业后,在中国农科院从事原子能应用研究和科研管理工作。

这些在国外学习的中国孩子们身上都传承着红色的基因,他们在投身祖国建设的过程中,始终怀着对党和国家的忠诚,一心意奉献自己,在父辈的教育下践行着报效祖国的信念。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新周报):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的红色后代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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