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英雄

我的父亲杨得志

我的父亲杨得志

▲作者的父亲杨得志(开国上将)。

我的父亲杨得志
▲作者的母亲申戈军。
我的父亲杨得志(湖南人)、母亲申戈军(河北人),抗日战争时期他们都亲身参加了冀鲁豫边区敌后抗日根据地创建、巩固、发展的全过程。这一对老八路,整整6年,在这里与日军、伪军、顽军、土匪、反动会道门等多种敌对武装顽强斗争,与乡亲们共同熬过沙区最困难的特大旱灾、瘟疫时期,建立了亲如家人的深厚感情。父亲母亲在对我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时,常常会讲到冀鲁豫时期的斗争。后来我们一听到“冀鲁豫”这个词,就知道是他们抗日战争时期的故事。如今,两位前辈先后过世,但他们留下的故事,我们永生难忘,因为我们这个家庭就诞生于冀鲁豫,那里还有我们对姐姐们的永远思念……
 我的母亲原名申淑文,河北魏县人,是邯郸市大名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华北平原地区大乱,土匪横行,民不聊生。她改名申戈军,与姐姐申晓普一起来到河南省濮阳县,投奔冀鲁豫抗日救国总会妇女救国会,直接参加了抗日工作。
刚到冀鲁豫边区妇女救国会工作时,母亲的工作,主要是根据当时中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情况,针对不同类型女同胞的特点进行组织和宣传工作。她街头演讲、办骨干培训班、演出抗日剧,努力使女同胞们树立誓死不当亡国奴的决心,鼓励她们多为抗日作贡献。国民党负责这个地区的专员名叫丁树本,经过中共做工作,开始时与中共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双方的部队配合作战。后来丁树本不断同八路军、共产党地方组织和抗日团体闹摩擦,克扣国民政府对救国会的正常供给,使救国会的工作很难开展,母亲她们甚至一天三顿只能吃一点红薯蘸盐水。即便如此,母亲的决心仍很坚定,只要有抗日工作能做,再苦也要坚持下去。
父亲杨得志参加平型关战斗时,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五团团长,之后调任三四四旅代理旅长,奉命率部进入冀鲁豫边区,任务是组建八路军冀鲁豫支队,统一领导冀鲁豫边区的抗日武装力量。冀鲁豫边区最初只有几个县,包括滑县、内黄、清丰、南乐、濮阳、范县等。冀鲁豫支队组建后,主动出击打击日伪军、清除汉奸,很快就打开了局面。不到两个月,冀鲁豫支队发展到4000多人,滑县、安阳、汤阴、内黄等数个县陆续建立了由中共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不到一年时间,冀鲁豫支队就发展到近1.7万人,开辟了大片根据地。
当时八路军办事处也在濮阳县。办事处主任唐克威(1943年初牺牲),看到我父亲母亲那时都还未结婚,便主动介绍,促成他们组成家庭。他们在唐克威家第一次见面不到两个小时,只是认识一下。母亲对我们回忆说:“由于不好意思,也没看清你爸爸长什么样,只记得很瘦,络腮胡子,满脸一个大嘴……我们互相问了问姓名,哪里人,是不是共产党员,有无文化,家庭出身情况,以前是否结过婚等。当时两人就表示可以继续接触。” 
我的父亲杨得志
▲这是父亲送给母亲的第一张照片。
在第一次见面两月后,冀鲁豫区党委召开成立大会。我父亲任冀鲁豫支队的支队长、区党委委员,出席了会议;我母亲是妇女救国会宣传部部长,也列席了会议。这是他们第二次见面。唐克威说:“一个是出生在湖南的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团长,一个是出生在河北的有文化的进步学生,为了抗日的共同目标,现在都来到冀鲁豫,既志同道合,又历史清白。抗战艰难时期见一次面不容易,利用这次开会在一起的机会把婚结了吧!”就这样,从老百姓家买了几个鸡蛋,大家举行了热闹的“婚宴”,就算婚礼大成了。这一天是1940年4月24日,地点在清丰县城西南的西王什村。
2013年11月,我和三姐秋华去山东莘县参加中共冀鲁豫(中原)分局成立70周年座谈会时,抱着侥幸心理去找西王什村。意想不到的是,不仅村子找到了,连父母结婚那天的“洞房”(当时是冀鲁豫区党委刚成立时的一间办公室,现由濮阳市定为革命历史文物保护单位)也找到了。可以说,我们这个家庭就是在这个时间、这个村庄和这间屋子诞生的!这是个令我们兄弟姐妹兴奋和激动的消息。
我的父亲杨得志
▲本文作者与三姐秋华在爸妈当年的“洞房”前留影。
1940年6月,我母亲由地方县团级干部参加八路军,在冀鲁豫支队当了一名普通战士,经短期训练后担任报务员,收发电报和译电都是她一个人干。
我的父亲杨得志
▲作者的母亲在清丰县参加八路军。
我母亲是冀鲁豫支队唯一的女同志,身高不足一米六,随部队行军,男同志急行军一晚上,她就得小跑一晚上,时有脚底板不只是几个小血泡而是一个完整的大血泡。部队到达宿营地后,战士们休息了,而她还要继续工作,负责通联和译电。我母亲当时是整个部队中文化程度最高的“知识分子”(高中),因此她也承担起了部队的文化教员工作,编写识字课本,有空就给同志们上文化课。她虽然是学生出身,但工作泼辣、不怕吃苦,与同志们的关系十分融洽。
作为一名有血性的中国人,此时她肩负着民族赋予的抗击外敌入侵的使命;作为一名女战士,除了同样要面对反“扫荡”的危险,她还要承受怀孕、生孩子的艰辛,甚至比男同志吃的苦还要多。
1941年6月的一天,冀鲁豫军区的卫生部长失踪了,当时以为他叛变投敌(后来得知是私自跑到太行分区去了)。为防万一,部队决定马上转移。就在前一天,母亲刚生了我的大姐,是第三分区的卫生处长蒲荣钦接生的。生孩子时连一块尿布都没有,更没有婴儿衣服。接生后只能用被套做包被,掏出自己棉衣里的棉花裹着孩子,撕件衬衣做尿布。头一天生孩子,第二天发现有人失踪,当晚就要转移,对一个女同志来说,意味着将面对极大的困难和产后大出血的危险。
那天下午开始下雨,牛车在交通壕里不能走,我母亲只能自己抱着孩子在青纱帐里步行转移,泥水地一步一滑,直到天亮也只走了十几里。黎明时,我母亲进到一个小村庄,敲老乡家的门想避避雨和烤烤孩子的包被。老乡从门缝里一看,雨地里站着一个全身湿透的女人,双手抱着一个婴儿,头发贴在脸上,雨水浸透的裤脚还在滴着血水……老乡用颤抖的声音轻声问:“你是人还是鬼呀?”我母亲说:“日本鬼子又‘扫荡’了,我是从邻村跑出来的,想给孩子要口水喝。”这样老乡才开门让她进去。孩子满月后,我母亲为了能随部队行动,经组织联系,把孩子交给一家老乡代养。过了几个月,部队反“扫荡”经过那个村,老乡也找到了,但是说孩子已经死了,病死了……
1942年6月,母亲生了第二个孩子,也是女孩。几天后敌人又来“扫荡”,为了不连累老百姓,老乡往西跑,母亲就向东走。由于我母亲是城市学生出身,没有裹过小脚,短发梳成假髻子,尽管穿着老百姓的破衣服,但还是很容易被日本鬼子识破。我母亲在夜里摸黑走着,突然隐约看到迎面有队伍过来,想躲藏已经来不及了,赶紧爬到路边老百姓沤肥的粪土堆上,目的是把两只脚盘在腿下面藏起来。母亲抱着我二姐,当时就做好死的准备了,紧握剪刀的手藏在孩子的包被下面。日本鬼子整队的跑过去没有理会我母亲,看样子是有任务,就这样我母亲躲过一劫。
日军“扫荡”后,母亲她们又回到老乡家。听母亲说,二姐比大姐长得漂亮。但部队行军,孩子容易暴露目标,没法带在身边。二姐满月后不久,母亲又不得不忍痛把她托付给老乡,为了不让外人知道,是夜里抱走的,后来也说是病死了。母亲还到村外去看了我二姐的小坟堆,远远看到有被野狗扒过的明显痕迹,就不忍心再往前走了…
1943年秋末,我母亲和区党委书记信锡华的妻子转移到范县仝庄生孩子,后来走漏了风声。
有一天,突然来了600多名日本鬼子把村子包围了。她们再想转移已经来不及,只好躲进一个德国人开的天主教堂,是村长花了钱疏通的,在教堂的一间弃婴室里假装成教堂雇佣的奶妈。日本鬼子挨家挨户搜查,每个院子门口站一个兵,不准出也不准进。弃婴室又脏又臭,十几个半死不活的婴儿,炕上、地上到处是屎尿。一个日本军官来到弃婴室看了几眼,臭气熏得他急着离开,临走时还假惺惺地说了几句夹生的中国话:“你们是行好的!你们是行好的!”就在日本人转身离开时,德国修女想告发,用夹生的中国话说:“太太在这里!”幸亏那个日本人没听懂,径直走了。就这样,母亲又躲过了一劫。
我父亲得知600多日本鬼子包围了仝庄,心想这两个产妇和孩子是真的在劫难逃了,心里万分焦急。其他同志背后嘀咕:“如果再看到申戈军,那一定是碰到鬼了!”所有人都认为她们不会活着回来,结果她们却活着回来了。原来,日本人撤走后,地方党组织当晚就把她们转移到一个敌占区的村子,反而安全些。敌人对根据地“扫荡”过后,地方党组织又把她们转回到仝庄。
1944年1月,我父亲奉命率部去陕北保卫延安,离开了他们坚持6年抗战的冀鲁豫大地,恋恋不舍地告别了生死患难的父老乡亲,留下了无限的思念……
我的父亲杨得志
▲1963年,时任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申戈军夫妇与6个子女在家的合影。
母亲当年住在范县仝庄时,房东女儿仝瑞华是她唯一的干女儿。解放后,仝瑞华多次来济南我家看望,带来新鲜的小米和又大又红的干枣,一家人十分亲热。母亲认真地告诉我们:“这就是你们的大姐……”
2020年4月24日于南京

来源:人民前线;文/图:杨建华;

原题为《我家的冀鲁豫故事——纪念父母结婚80周年》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时史文讯):我的父亲杨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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