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回顾|刘伯承之子刘蒙:爸爸提出的三化,70多年仍在沿用

从2017年至2022年,红船编辑部在红色文化领域已经走过五年零八个月,即将跨入第六个年头。五年多的时间里,红船编辑部专访了超过200位老一辈革命家和开国元勋后人,听他们讲述父辈的峥嵘岁月及父母那一辈用血肉刻画的历史里那些真实的人和真实的事儿。


五年多来,革命父辈的故事也成为红船编辑部讲得最久、并将持续讲下去的故事。

恰五年之际,红船编辑部开“专访回顾”专栏,将系统推出“红船专访”里的旧作。虽为旧作,却是历史。

专访回顾|刘伯承之子刘蒙:爸爸提出的三化,70多年仍在沿用
 

注:该文首发于2021年1月15日

 

“‘治军先治校’,这是爸爸一生奉行的思想,并且一直在贯彻执行。”近日,刘伯承元帅之子刘蒙接受红船编辑部专访时,这样概括父亲的领军思想。刘蒙在军事理论方面深耕多年,但却多次笑称“跟爸爸的军事理论研究程度相比,自己就是‘小儿科’。”言语中,刘蒙习惯用爸爸来称呼父亲,这位中国军事史上的“军神”,在儿子刘蒙的心中,还是一位环绕着他,从未走远的慈爱的父亲。

专访回顾|刘伯承之子刘蒙:爸爸提出的三化,70多年仍在沿用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门

1月15日是南京军事学院即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建院70周年,70年前,刘伯承放下军功,前往南京创办我军第一所军事学院。我国授衔的57名开国上将中,56名曾先后上过南京军事学院;抗美援朝参战指挥官中,经过南京军事学院短期培训的有44名将军、55名大校,他们成为影响抗美援朝战争走向的重要因素。

不当总参谋长要当教书先生

1950年夏,中央军委会议确定以战争年代创办的学校为基础,改建、新建适应现代战争需要的各类正规院校,除各军兵种要新建专业学校外,全军首先创立一所教育、训练中高级干部的陆军大学。

原本被安排出任总参谋长的刘伯承,坚辞:我当啥子总参谋长,总参谋长我当过四次了。这次就不要再去当了,这个职务应该安排年富力强的同志担任。我年纪大了,身体不好,还是去办军事学校合适,当教书先生吧。

随后,刘伯承辞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进军西南总指挥和第二野战军司令员的职务,参加筹办陆军大学,就这样,他成为军事学院的第一任院长。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人力物力紧张,军队又急需大批经过军事学院学习的军官到前线任职,为了尽早开学,刘伯承决定找个现成的办学点。南京华东军政大学校址是原国民党中央军政学校,院子很大,房屋面积47万平方米,足够办学需要。于是,校址选在南京,因为有海军、空军等专业,所以学校名称定为军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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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成立典礼

1951年1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在南京宣布成立。南京军事学院是当时全军惟一的一所综合性高等军事学府,陆续创立了空军系、海军系、装甲系、政治系、基本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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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学院第一任院长刘伯承致开幕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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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委代表陈毅将军指示

刘伯承经常说,开医院要有好医生,开饭馆要有好厨师,办院校最要紧的是要有好教员。建校之初,刘伯承就开始抓教员队伍,还亲自“三顾茅庐”聘请原国民党将领陈颐鼎担任教员。到1955年,军事学院的教员队伍已经达到1000多名,其中军事教员1007名。

根据抗美援朝战场的经验,军事学院还陆续增加了防坦克、防空、防化学、外军研究和司令部工作课程。经过一年半的学习,军事学院第一期学员完成了全部训练计划。1952年8月8日,刘伯承主持举行了很隆重的毕业典礼。很快,这批学员陆续到了朝鲜前线,他们运用在军事学院学到的东西打了一个又一个胜仗。

1957年8月,刘伯承因健康原因主动辞去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的职务。随后,军事学院经过撤销、重建、合并等成为如今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

建军多年他提出的“三化”仍沿用

“要建设一个强大的国防军,武装组织就必须走向国防军,这需要一个巨大的变化。”刘蒙说,父亲刘伯承除了提出“治军先治校”的思想,还进一步提出“想有一个好的军队,首先得有好的学院,好的学院培养出好的军官,好的军官就是未来的国防军。”的想法。

南京军事学院建设过程中,刘伯承提出“三化”即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的建校方针,同时他提出以联合作战牵引军队现代化建设。“我国建立国防军70多年,三化基本没变,军队建设也是沿着这个路线在走。”刘蒙介绍,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美国提出军事革命的概念,并从1995年开始到2005年完成了第一阶段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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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回顾|刘伯承之子刘蒙:爸爸提出的三化,70多年仍在沿用

美军这场军事革命领导者海军参谋长、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欧文斯在他撰写的《揭开战争的迷雾》一书中强调,军事革命很难,最难的是思想上的变革。而当时,建立军事学院,无异于一场军事革命,要重新总结多年来的军事理念,并上到一个更高的高度,从而能指导我国国防建设。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刘伯承提出用联合作战来牵引军队的现代化建设,跟美军1995年提出的新军事变革的思想很类似。刘蒙对于父亲在军事理论上的领先性,很是钦佩,“只有真正领导过军队打过仗的人,才能提得出来这种到现在都在贯彻的军事思想。”

院校建成后,连一本战役法教材都没有。但现代化战争需要知道怎么打仗,怎么打伏击战、运动战、游击战,需要掌握一些基本的战役规则。但建校初期,来自国民党、苏联、我军的180多名教员中,没有人能提供这样的教材。

“第一本战役法是爸爸写的,任何一个军事院校里,没有院长自己写战役法的。第一堂战役法课,也是他亲自讲的。”刘蒙说。在刘伯承第一次讲授战役法课程之前,据当时的教员回忆,为了讲好这第一堂课,刘伯承七天七夜没有离开办公室。

用不一样的笔名发文章

“一支部队能不能带好,关键是领导干部要做好样子,没有带不好的兵,只有带不好的官。”对于父亲刘伯承的这句名言,刘蒙认为,领导者要有凝聚力,必须在很多方面以身作则。“学校培养的是将来指挥军队的军官,如果他们的质量不好,品德不好,水平不高,那是不可能带出一个很强大的队伍。”刘蒙说,这就是为什么刘伯承非常重视军事院校建设,同时要亲自去管军事院校,也愿意为中国的军队建设呕心沥血的初心。

当时学院办了《军学》杂志,为了推动军事理论的研究,刘伯承用笔名写了很多文章。刘蒙向红船编辑介绍,当时第一任编辑不理解,刘伯承为什么每次都用不一样的笔名。刘伯承回答说:我当院长,要用我的名字发表了,大家都顺着我说,哪里还有争论和讨论,军事理论还能前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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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爸爸这样的院长,是真正做实际工作的,不仅自己写文章,为了让大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推动军事理论研究,他把每个细节都想得非常周到。”刘蒙说,父亲刘伯承不光自己写文章探讨军事理论,为了提高教学质量,他还在办公室里专门装了一套设备,通过旁听教师的课,找到改进授课成效的方法。

南京军事学院迎来的第一批700多名学员,都是副师以上的军官,文化层次不一样,想法也不一样,“从接受一个新的军事理念,到实现军事技术上的变化,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作为军事理论研究者,刘蒙能深深体会到父亲刘伯承推进学科研究的艰辛。

军事学院院长并不是刘伯承惟一的教育家身份,国民革命时期,在国民革命十五军当军长的刘伯承,就在军团里建立了军政学校。“爸爸一直认为军事教育非常重要,战争年代当过很多学校校长,红大校长,四方面军红大校长,二方面军红大校长。”刘蒙强调,父亲刘伯承一直很重视教育问题,注重人才培养,他不光办过军事学校,建国后,还曾在中原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四川外国语学院等任院长。

将“黑猩猩战”改为“游击战”

在外刘伯承是重视教育的军事理论家,在刘蒙眼里,父亲也是自己授业解惑的导师。“我小时候,父亲就找老师教我英文,还教我练毛笔字,让我通过念背《古文观止》学习思维方法。”刘蒙告诉红船编辑部,父亲刘伯承从来不睡懒觉,每天5点半起床后要做三件事,打拳,念外文,写字。

从兵器时代走过来的刘伯承,有一定武术底子,便研究了一套对身体有益的动作,天天早起不间断练。此外,70多岁了刘伯承还坚持每天念外文,“爸爸从苏联留学回来后,留下了100万字的俄文翻译作品。”刘蒙非常自豪地说,“游击战”这个词就是刘伯承首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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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击战”一词,从西班牙语翻译过来被译作“黑猩猩战”。根据军语词典里的定义:so high mobility,具有非常高的机动性,像黑猩猩一样捉不住它,但是它来打你又很突然,即sudden strike,突然性的对你实施打击。

刘伯承认为“黑猩猩战”不好理解,他在史记《李广传》里看到一句话,“李广善游击。”,因为李广打匈奴时跑得快、打得快,所以说李广善游击。刘伯承认为,游就是跑,机动;击就是打击。所以他将“黑猩猩战”改为“游击战”。

战争年代里勤奋的刘伯承有过很多翻译著作,如今军事博物馆里,陈列的我军第一次翻译的苏联步兵条例,也是刘伯承以笔名林植木翻译。

“他留给我军一套基本的军事教育的方法,也给整个军事教育奠定了一个重要的基础。”刘蒙用这句话概括了军事教育家刘伯承在我军历史上的意义。

【人物小传】

刘伯承,1892年生,四川开县人。1927年参加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后留学苏联,先后在高级步兵学校及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书记,红军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兼中央纵队司令员,中央红军先遣队司令员,中革军委总参谋长,红军大学副校长,中央援西军司令员。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9师师长。解放战争时期, 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中原军区司令员,第二野战军司令员, 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南京市市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军委训练总监部部长,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9年4月起任第二~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是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第八~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1986年10月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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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王海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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