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宋任穷回忆录》
一、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挺进大西南
早在1949年1月和3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和七届二中全会上就作出决定，由第二野战军进军西南，负责接管西南各省。随后，又对二野进军西南的时间、任务及组织领导等问题作了具体指示。着手做进军西南准备工作的时候，突出的问题是干部不足。我们南下时，从太行、太岳带来一批干部，准备到西南去的。到南京后，饶漱石向邓小平同志提出，福建缺干部，希望把太行、太岳带来的干部都给福建，并说可以给一部分山东的支前干部随二野去西南。小平同志顾全大局，很痛快地答应了，说我们再另想别的办法吧。此后，根据小平同志的建议，我们除了从中央和老区选调一部分新闻、邮电、财经、公安等方面的干部以外，从上海、南京等地吸收一部分知识分子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
1949年，宋任穷与第二野战军部分高级干部合影。左起：杜义德、杨勇、曾绍山、宋任穷
1949年6月25日，西南服务团正式成立，由我任团长。上海、南京两地分别由曹荻秋和彭涛同志负责。当时，年轻人革命热情很高，报名十分踊跃，一时间参加西南服务团的浪潮席卷许多院校、工厂、机关，报名的人排成长龙，总数达两、三万人之众。有不少大学生、中学生，其中有进步学生运动的骨干、中共地下党党员和党的外围组织成员，他们有强烈的反美反蒋情绪和救国救民的壮志，真心实意拥护共产党，政治素质普遍较好。
1949年，宋任穷（中）与彭涛（左）、冷楚在南京
我们对参加西南服务团的同志们做了充分的思想动员工作，并组织了集训。学习的主要内容有《社会发展史》《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来源及其三个组成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话》，以及国内外形势，党中央的重大方针政策特别是中央关于新区的政策。刘伯承、邓小平、粟裕、张际春等领导同志亲自为大家做报告，他们除了讲形势及中央精神外，还针对学员们在学习中反映出来的模糊认识和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作深入的分析和透彻的解释。这些深入浅出的报告，对提高大家的思想认识有很大的帮助。小平同志报告的题目是《论老实》，着重讲思想作风问题，还向大家提出了搞好会师、搞好群众工作、搞好统一战线三项要求。我也给学员讲了几次课。在动员时，我们还特别强调西南地区条件艰苦，要充分做好吃苦的准备。讲了贵州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贫穷地区，云南历史上曾是充军的地方。到那里全部实行供给制，要钱没钱，要官没官，愿意献身革命，干一番事业的，不怕吃苦的，我们热烈欢迎。同时，中共南京市委组织力量为西南服务团编写了介绍西南各省有关情况的资料以及有关政策汇编，共十余册。由于思想动员和组织工作都做得比较细，对可能遇到的困难又讲得比较多，大家的思想准备比较充分。
1949年10月，宋任穷（左一）与刘伯承（左二）、李达（左三）在南京
1949年8月，决定由我率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赴滇。该支队队长刘林元，政委马继孔。西南服务团还有川东、川南两个支队。根据中央部署，川西、川北、西康省由贺龙同志率部进驻和接管，二野不派人去。
同年10月3日，即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三天，云南支队从南京下关坐火车出发，经徐州、开封、许昌、武汉到长沙。我同当时的省委书记黄克诚同志商量，希望在湖南吸收一批知识青年参加西南服务团。湖南省委全力支持，在湖南招收的一小批知识青年编入云南支队所属各大队。11月中旬，从湖南湘潭出发，从此开始了长途徒步行军，沿湘黔公路西进，每天平均步行几十里。行军途中，士气高昂，情绪饱满，大家一路行军一路歌。我们还坚持边行军边学习，同时要求严格行军纪律，明确提出：“地扫不干净不走，借来东西不还不走，住户水缸挑不满不走。”部队所到之处，与当地群众的关系处得非常好。年轻同志也在长途行军中受到很好的锻炼。
西南服务团的同志们到西南各省后分配到不同的部门工作，他们以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强烈的革命责任感扎根边疆，同当地的干部、群众一道，克服了种种困难，为解放西南、建设西南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许多同志成为工作的骨干，不少同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们应当学习他们，纪念他们。西南服务团的同志们在党的领导下，坚持走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的道路，成长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无私奉献的一代，为青年人的健康成长提供了又一个生动的榜样。
我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伟大胜利后，挥师南下，追击残敌。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失败。在云南方面，除原驻滇的嫡系余程万的26军以外，蒋介石又调进李弥的第八军，共布重兵六万，同时又派遣大批军统、中统特务到云南，特务头子毛人凤亲自飞抵昆明指挥，大肆搜捕和镇压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国民党反动派妄图把西南作为他们在大陆的最后反共基地。云南地处边疆，当时经济落后，交通不便，群众生活贫困，民族问题复杂，又有帝国主义分子插手。我们入滇前后面临的形势非常困难，任务十分艰巨。在这个时期，党中央和西南局对云南各方面的工作及时作出十分重要而又具体的指示，省党、政、军、群各部门团结一致，认真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各兄弟民族亲密合作，使我们的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
1949年，我人民解放军按照军委的部署，对西南之敌采取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的作战方针。广州、贵阳、重庆、南宁等城市相继解放。我第二野战军主力从湘黔边直出贵州，进占川东、川南，切断了敌军退往云南的道路。四兵团准备在广西战役结束后直奔滇南，关闭云南逃敌门户。云南已处于我军三面包围的态势。云南地下党和滇桂黔边纵队在当地进行了艰苦的斗争。他们广泛发动群众，宣传群众，组织地方游击队，开创了滇东南、滇南、滇西北、滇西、滇东北、滇中、滇北等革命根据地，革命武装主力达三万余人。党领导的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为主要内容的反帝反蒋爱国民主运动不断高涨。地下党还深入滇军和国民党军政机关内部进行工作，特别加强了对党政要人的统战工作，并专门成立了争取卢汉起义的工作小组。国民党在云南的反动统治摇摇欲坠。
二、卢汉起义，云南和平解放
1949年10月，我带着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和警卫部队共一千余人，从南京出发向云南方向走。经徐州、郑州、武汉、长沙，于12月27日到达贵阳。此时，接到刘、邓发来的电报，让我在贵阳住些日子，向主持贵州省工作的苏振华、杨勇同志介绍接管南京的经验。到贵阳不久，我们得到卢汉将军毅然率原保安部队组成的两个军在昆明起义的消息。这是1949年12月9日。
卢汉将军通电毛主席、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周总理称“爰自本日起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宣布云南全境解放”。卢汉将军在我党政策感召下，顺人心之所向，选择了追求光明，投向人民阵营的正确道路，受到我党和全国人民的高度评价。毛主席、朱总司令电贺卢汉将军，称赞此举加速了“西南解放战争之进展，必为全国人民欢迎”。
国民党反动派对卢汉起义恼羞成怒。顾祝同令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汤尧指挥在滇的国民党军“讨伐”卢汉。卢汉将军在滇桂黔边纵队的有力配合和全省民众的积极支持下，指挥起义部队顽强反击敌军的进攻。同时，急电刘、邓要求支援。二野前委立即令五兵团17军49师自贵州安顺星夜驰援昆明。敌军得知人民解放军入滇的消息后，开始撤退。昆明保卫战胜利结束。敌军进攻昆明不成，即南下蒙自、个旧地区，准备在滇南负隅顽抗，并有逃亡国外之企图。中央军委发现敌军企图后，即令四野抽调两个师截断敌军外逃之路，又令二野一部进军滇南歼敌。四野151师、114师由百色、田州线向滇越边境前进；二野13军从南宁附近向蒙自前进，统归陈赓指挥。两支兄弟部队亲密合作，在滇桂黔边纵队的积极配合下，胜利完成了歼灭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两个军的任务。滇南战役是一场长距离的追击战，行程一千八百余公里，歼敌二万七千余人，生俘已升为陆军副总司令的汤尧，残敌逃出国外。
卢汉的起义，减少了因战争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损失，为我军进入云南解放全省创造了条件，为提前结束西南战役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对我们是有利的。同时，起义必然产生一系列新的问题和困难。加重了我们对卢汉及其所属军政人员的统战工作和团结改造工作，增加了工作的复杂性。中央对云南问题十分重视，针对云南当时的实际情况，明确提出云南的工作方针是“在省委领导下，团结第一，工作第二”。
1950年1月19日中央批准了西南局关于处理云南问题的方案，并作了重要批示。中央和西南局指示的主要精神是：在云南解决一切问题，均应和卢汉商量处理，经过双方协议，作出决定，凡是卢汉不愿办的事均不要勉强去办，切不可我们一方单独决定，硬性执行。在未与卢汉达成协议以前，一切维持原状。云南情况比川康更为复杂，处理云南问题的办法要比处理西康问题略宽一些。必须给卢汉以恰当的照顾，对卢系人物的教育改造要不惜功夫，做到仁至义尽。同时，对于整编改造部队、政权移交，省政府以及专、县两级政府的组成等问题均有重要指示。
三、搞好内部“会师”，准备接管云南
在中央和西南局的具体指导下，我们制定了进入云南接管工作纲要，强调了以下四个问题：第一，首先搞好内部会师。在未与卢汉见面进行协议前，四兵团、省委和滇桂黔边区党委的负责同志在适当地点会面，统一思想，以取得思想上政策上步调上的完全一致，达到在省委领导下的高度集中统一。所谓高度集中统一，是指一切原则政策必须统一在毛泽东思想上和中央规定的政策上。只有我党内部高度的集中统一，才能集中力量做好对卢汉及其部属的统一战线工作，任何各自为政、分散主义，对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对国家和人民利益都是极其有害的。第二，打通干部思想，在党内进行反复的艰苦的思想教育和说服工作，防止“左”的思想情绪。由于部分干部对卢汉的仇恨很深，对卢汉及其部属的团结改造工作容易发生情绪上的对抗和“左”的思想，对此必须进行耐心的说服和教育。必须指出，卢汉在云南曾镇压革命运动，杀害革命志士和进步人士，但他毅然率部起义，归降人民，并对以前的罪过有所检讨，应当欢迎。对卢汉讲统一战线，积极地团结他及其部属，并改造其成为我之干部，这完全是从整个人民利益，也是从云南人民利益出发的。必须将团结党内、团结群众、团结改造卢汉三者结合起来。同时，与卢汉的团结绝非一味迁就，原则问题必须进行适当的和必要的斗争。第三，接管的步骤是：在未与卢汉协议前，一切均不接管，也不插手，如卢汉要求接管，均婉辞谢绝；在与卢汉正式协议并经中央批准后，才正式接管，在接管中首先必须进行我党政策的宣传，启发旧人员的思想觉悟，使其逐渐靠拢我们，切忌把他们摆在一边，既不教育又不给予工作；对旧政府旧军队人员采取团结改造的方针，除个别极反动分子以外，均予留用。第四，所有干部要发扬高度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扬艰苦朴素吃苦耐劳的精神，如到昆明后准备住最坏的住房和挤着住，这是影响群众和旧人员，团结改造他们的重要方法之一。
我们得到中央和西南局的明确指示，并作了必要的准备之后，四兵团、滇桂黔边区党委的负责同志遂于1950年2月7日在贵州的安龙会晤，到会的有陈赓、我、郭天民（四兵团副司令员）、郑伯克（原云南地下党省工委书记、滇桂黔边区党委副书记）等同志。大家一致拥护中央提出的“在省委领导下，团结第一，工作第二”的方针和一系列指示，认为没有我党我军的大团结，就不会有各方面工作的胜利，表示一定要把中央的方针贯彻到各项工作中去，把所有可以团结的人都团结起来，把一切可以争取的人都争取过来。大家还认为，面对云南的复杂情况和艰巨任务，当前要首先搞好内部会师，要加强党内团结，加强外来干部和地方干部的团结。会议认为，各方面都要树立这样一个明确的观念，即充分肯定和尊重对方的工作成绩，虚心向对方学习，对于对方工作的缺点错误采取原谅态度，诚恳地给予帮助。要用自己的弱点和缺点去比人家的长处和优点，而不要用自已的长处和优点去比人家的弱点和缺点。如发生不团结现象，各方面多做自我批评，会议要求全省党内同志统一思想，向前看，不要向后看。并确定最初一个时期的中心工作是搞好统一战线，特别要注意团结改造好卢汉及其所属军政人员。这次会晤的气氛很融洽，会开得很成功。在这次会晤以前的1月11日，我同滇桂黔边区党委副书记郑伯克同志在贵州盘县亲切会见，互相通报了情况，着重就如何搞好内部会师和做好卢汉及其部属的工作初步交换了意见。
四、成立云南省委，增进党内团结
各项准备工作大体就绪后，我们于2月14日入滇，经早已解放之罗平、师宗、陆良、宜良，20日到达昆明，广大群众沿途欢迎慰劳，情绪十分热烈。
1950年2月20日，陈赓、宋任穷率领解放大军进入昆明。2月22日，宋任穷与前来迎接的卢汉亲切握手
入昆之日欢迎群众达15万，22日召开欢迎大会，到场群众逾10万，充分表现了广大群众对我党我军之热爱。陈赓同志在欢迎大会上讲话。他说：云南的解放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人民解放军在全国范围的伟大胜利，云南人民和中共云南地方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武装的长期奋斗，卢汉将军及其部属的起义，才有今天这样的胜利。我们今天庆祝云南人民的解放，要向中国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及毛主席致敬！向朱总司令暨人民解放军致敬！向艰苦奋斗的云南地方党及滇桂黔边纵队致敬！向卢汉将军和起义的全体爱国官兵致敬！最后他表示我们一定要保卫祖国的西南边疆，保卫人民的革命胜利果实，与全体云南人民共建新云南。
1950年2月22日，在昆明各界欢迎解放军大会上，陈赓（前排左三）、宋任穷（左四）、卢汉（左五）向群众致意
1950年2月22日，在昆明人民欢迎解放军大会上，陈赓、宋任穷高兴地抱起献花的孩子
1950年2月22日，在昆明人民欢迎解放军大会上，宋任穷与少数民族代表一起
2月24日，召开了全省地、师以上干部会议，宣布云南省委正式成立，后经三月六日中共中央批准的云南省委由九名委员组成，我任第一书记，陈赓任第二书记，其他七名委员是周保中、李明(林李明)、郑伯克、刘林元（大革命时期入党的地下党员，省总工会主席）、郭天民、庄田（滇桂黔边纵队司令员，边区党委常委）、牛树才（树才同志当时在皖南工作，因饶漱石不肯放，未到职）。同时，宣布滇桂黔边区党委结束。
在此以前，边区党委专门作出《会师指示》，号召“学习南下干部的宝贵经验，对政策的了解和掌握，思想作风的纯正与宽宏，各种制度的正规化，以弥补自己的不足，改造与提高自己。”“应尽一切可能和力量，动员一切人力财力物力，帮助配合大军，使大军行经之地，所到之处，均能了解情况，得到帮助，……给予大军以行军与作战的便利”。并表示安排职务时，边纵的干部“可任副职”。我一月份在贵州盘县同郑伯克同志会晤时，伯克同志代表地方党对南下部队和南下干部表示热烈欢迎，并表示将与南下同志通力合作，并竭尽全力搞好内部会师和各项工作。为云南的解放进行了艰苦斗争并作出重要贡献的滇桂黔边纵队和地方党在会师问题上都表现了严以律己，顾全大局的高风格，使南下同志受到很大教育，对南下的军队和干部是重要的支持。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们同原地下党和原边纵的同志都合作得很好。三月四日又召开各方面的党员干部两千多人参加的会师大会。在这两个会议上，陈赓、我、周保中、李明、郑伯克、庄田、刘林元同志都讲了话。会议认为，我们面临的任务十分艰巨和复杂，当前要以统一战线工作为中心，首先搞好党内团结，外来干部和地方干部的团结。强调外来干部和地方干部要互相帮助，虚心学习对方的长处，努力克服自己的缺点。会议还指出财政形势严峻，民族问题复杂。要求大家把思想统一到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来，认真贯彻执行中央的一系列指示，在省委领导之下，克服困难，努力奋斗，为保卫边疆，建设云南做出贡献。由于大家对党中央和毛主席都有高度的信仰，各方面的领导干部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取得了思想上的一致，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云南的内部会师搞得比较成功。
五、待之以诚，改造起义部队
我们严格遵照中央的指示，对卢汉充分尊重，事事协商，待之以礼，相见以诚。因此，卢汉及其部属的情绪比较稳定。卢汉3月初电其在港的夫人称，他在昆明一切均好，决定暂留昆明。经与卢汉本人协商并获中央批准，由卢汉出任云南省军政委员会主席，我和周保中任副主席，卢属下的一部分军政要员安排为委员，每周开两次会，共商云南军政大事。卢汉及其部属都比较满意。云南有一批头面人物，有在北洋军阀时期一度当过内阁总理的李根源，还有像李鸿祥、杨希闵、杨适生、金汉鼎、白小松、马伯庵、杨克成、安恩溥、张天放、王少岩等知名政界要人。对他们都注意做团结争取工作，有些会邀请他们到场，对李根源等人我们登门拜访，向他们宣传人民政府的政策，希望他们合作。中央派张冲同志和潘朔端同志同我们一起入滇工作。张冲是云南彝族，到过延安，潘朔端是云南籍，1946年率部在海城起义。张冲任云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潘朔端任昆明市市长。他们两位都是共产党员，在云南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特别是在加强民族团结和争取、团结旧军政人员方面有突出贡献。
接管昆明的工作，由于我们有接管南京等城市的经验进行得比较顺利。接管工作从3月4日开始，军管会下设军事、政务、财经、工业、交通、文教、卫生等七个接管部，每个接管部配备军事代表和一部分工作人员，各接管单位都成立了协助接管小组，一般由共产党员和群众代表组成。我们自始至终恪守中央的指示，特别强调依靠群众，团结合作，和衷共济，使接管工作一直在比较和谐和互助互谅的气氛中进行，经过50多天就大体结束了。接管昆明的同时，各专区的接管工作同步进行，大致也在4月份基本完成。为便于边疆地区的工作，我们成立了滇西、滇南两个工委。滇西工委辖大理、丽江和保山三个地委，由14军军长李成芳任书记；滇南工委辖文山、蒙自和思茅三个地委，由13军政委刘有光任书记。军队的师、团干部分别兼任地、县的党政职务。对于留用的旧政府机关人员，除自愿回家的给足旅费以外，我们采取“全部包下来，适当安排工作”的方针，由于财经紧张，中央号召“两个人的饭三个人吃”。同时，有计划地把他们送到西南人民革命大学云南分校训练班进行轮训。第一期训练了3848人，第二期训练了2150人。各专区也设立训练班轮训旧人员。
关于改造起义部队问题，我们是决定暂缓一步。入昆后，陈赓同志和我去拜会卢汉时，他提出他的部队不改造不行，要求我们赶紧派政治干部去。我们回答说：你别着急，过些时候再说，我们还要调干部，训练干部，从长计议吧。
经过必要的准备之后，我们派了一批政治干部进去，卢汉采取合作态度，经过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卢汉部队有明显进步。过了一段时间，经过协商并得到卢汉的同意，卢汉部龙泽汇军同13军合编，龙任副军长；卢汉部余建勋军同14军合编，余任副军长。我们入昆后，卢汉先生对我们的工作总的来说是合作的，但也不是没有一点斗争。当时主管省财政工作的一位先生是卢汉将军的部下。他在卢汉的默许下，趁我们经济困难之机，在地方上临时出一种票子，名义上说是为了换金圆券，其实是借换票子的机会换银元换金子，从经济上卡我们。我们很快察觉到这是企图同我们搞经济斗争，这类事我们在接管其他城市时也曾经遇到过。我把此事告诉卢汉将军，说“这件事不知道是否向卢主席报告过。这样做可不好，请卢主席给他打个招呼，不要再继续这样搞了”。卢汉佯装不知，说“啊，还有这样的事，那还行啊！”结果，此事出台不久，便被制止了。
六、加强民族团结，稳定土司头人
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有几十个民族，其中有些民族尚处在相当落后的发展阶段。他们过去长期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压迫和欺凌，受到大汉族主义的歧视，又有帝国主义分子从中挑拨离间。因而，民族之间主要是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隔阂颇深。在工作展开初期，我们有少数干部在民族工作中存在着“左”的思想情绪和操之过急的做法。少数民族对我党和我人民解放军普遍存在疑虑。云南的少数民族基本上都居住在边远山区和边境地区，有些少数民族与邻国的同一民族跨境而居，国内外反动势力相勾结不断在那里借机骚扰。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民族问题，就没有安全的边境，也就没有巩固的边防。云南的民族问题是关系全局的突出问题，至关重要。鉴于此，我们一进云南，就对民族问题十分重视，在做法上十分谨慎。省委反复强调要加强调查研究，实事求是，指出只有区别不同情况，从实际出发，才能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
在1950年7月召开的云南省第一次党代表会议上，根据云南的特点，提出了“民族和睦，加强民族团结，消灭历史造成的民族隔阂，工作稳步前进”的民族工作方针。根据这个方针，从云南民族工作的复杂状况以及当时民族工作中主要存在“左”的倾向的实际情况出发，我们提出了在党的领导下，“讲团结不讲斗争”，“宜缓不宜急”， “要反左不反右”的口号。提出在少数民族地区不搞土改，不反霸。我们初进少数民族地区，主要做三件事。第一，帮助他们发展生产。当时，不少少数民族还是刀耕火种，产量极低。我们向他们传授耕作技术，逐步改变落后的生产方式，使生产水平很快得到提高。第二，派医务人员给群众治病。那时候，少数民族地区缺医少药的情况十分严重，基本上没有西药，发病率和死亡率都比较高。医务人员进去后，治愈了许多他们过去认为难以治好的疾病，提高了群众的健康水平，受到普遍欢迎和好评。第三，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尊重民族风俗习惯。改变落后的陋习，不采取强迫的办法，而是耐心做工作，反复协商。如处在奴隶社会的佤族，每年都要杀一个人，用人头祭神和谷子。我们便找土司头人做工作，尽管工作十分难做，但是我们不厌其烦地耐心地同他们协商，晓之以理，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终于说服他们同意用牛头代替人头祭神和谷子。各个部队和民族工作队还广泛开展“做好事，交朋友”的活动。这些做法少数民族群众普遍感到满意。
少数民族多数保持着土司制度。入滇初期，在土司头人中，坚决靠拢我们和坚决反对我们者均占少数，而动摇犹豫、思想顾虑者占多数。在有些地区，曾发生过对土司头人采取缴械、接管以至消灭的错误做法，致使这些地方的头人与我们处于对立状态，有的则被匪特所利用组织武装暴动。因此，采取正确的政策和工作方法，争取和稳定土司头人中的大多数，孤立和瓦解少数与帝国主义和蒋匪特务相勾结的土司头人，是民族工作的关键。云南省人民政府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于一九五一年七月发布了《关于处理边疆民族问题的批示及公告》，其中有若干条明确规定了这方面的政策。如“（二）凡过去因受帝国主义、国民党欺骗而实行武装对抗者，只要停止武装对抗行为，与帝国主义蒋匪特务坚决割断联系，回到祖国大家庭来，接受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的领导，人民政府一律不究既往，并保护其生命财产之安全。（三）因受骗而实行武装对抗之土司头人，只要诚心悔过回到祖国怀抱，人民政府可不收缴其武器。对于剿匪有功者并论功给奖。如坚决与各民族人民为敌，不明大义，那是自绝于祖国与各族人民……（五）边疆各民族区现行政治制度及土司头人之现有地位和职权，人民政府不与变更。凡爱祖国爱人民之土司头人，可同时参加各级人民政府之工作。（六）边疆各兄弟民族区，不实行一般汉人地区之社会改革。有关各兄弟民族内部改革事宜，完全根据各民族人民的意志，由各族人民和各族人民的领导人员采取协商方式解决，减轻人民负担，办工厂农场经营工商业者，上级人民政府应当予以赞助。”
这个《公告》的公布和贯彻执行，对稳定和争取土司头人起了很好的作用，少数民族群众也都表示拥护，为各民族的团结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土司头人中的年轻人比较容易接受我们党的主张和政策，思想进步快，其中有些人加入了我们的党，成为人民政府的干部，有的担任了省、地一级的负责工作。还有个别土司头人在解放前就积极靠拢和支持我地下党，如有一位哈尼族土司头人叫李和才，为了支持革命几乎贡献出了他的全部财产。解放后，和才同志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前几年才病故。但是，也有少数土司头群众对他们的仇恨很深，要求斗争他们。如果这些人继续留在本地，我们的工作很难做。我们采取的办法是，把这些土司头人接到昆明，给一幢房子，安排个适当的职务，让他们吃好住好，一切花费我们包下来，避免留在当地与群众的矛盾激化。这些人在本地住不下去了，也愿意留在昆明。
我们在讲少数民族地区暂时不搞土地改革的同时，宣布到一定的时候，条件具备了，还是要搞土地改革的，当然要采取符合各少数民族地区具体情况的适当方法。不搞土地改革，群众便不能真正发动起来，也不会有真正巩固的边防。
后来，在少数民族地区搞土地改革的时候，我们始终强调尊重民族风俗习惯，加强民族团结，强调区别不同情况，进行分类指导，采取了一些区别于汉人的措施，如对少数民族的地主处理上要宽一些，一般不采取斗争的办法，而采用协商、调解等办法，少数民族的小土地出租者和富农出租的土地予以保留；未征得少数民族的同意，其学田、寺田、族田等全部不动；不搞反宗教、反迷信；“神树”不予没收等等。
我们十分重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工作。入滇后不久，地、县两级都办了民族干部训练班，接着省里办了民族学院，并不断选送民族干部到中央民族学院学习。部队的民族工作队吸收民族干部参加，剿匪和土改也培养了许多民族干部。经过学习和实际锻炼，大批民族干部成长为各条战线的骨干，其中有一部分进入了各级领导班子，为民族地区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七、尊重宗教信仰，围剿土匪骚扰
在云南，特别在中缅边境地区，宗教有相当的势力，主要是缅寺、喇嘛寺、清真寺和天主教、基督教。这些宗教的上层人物都联系着广大的信教群众，不少人与国外有联系。如何正确对待宗教界上层人士，是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就其政治态度来讲，他们的大多数是爱国的，是可以争取的，坏分子是极少数。因此我们在宗教工作中，坚决贯彻党的宗教政策，尊重信教自由，对宗教界上层采取尽量争取的方针。有一个景颇族的传教士司拉山，因当时对我们存在疑虑，要到缅甸去，我们做了许多工作，他还硬是要去。我们没有勉强他，对他说，来去自由，如果以后回来，我们欢迎，什么时候回来都欢迎。他走了以后，我们对他与教民的政策一如既往。过了不久，他消除了疑虑，放心地回来了。在土地改革中如何对待宗教上层人士，省委专门进行了研究，并作出了明确规定。对回民阿訇中的地主采取缺席划阶级的办法，对其土地不采取一般的没收方式，而动员其交出，他们的房屋、衣物、家具一律不动。个别属恶霸成分的阿訇也不进行斗争，经地委批准后采取在民族代表参加下由政府仲裁教育的方式解决。对个别有反革命活动的阿訇只用侦察，不作处理，经省委批准后作专案处理。对缅寺、喇嘛寺的长老、佛爷也采取与上述相同的办法，对寺庙财产坚决予以保护不动。对天主教、基督教，主要是提高群众觉悟，开展“三自爱国”的教育，在土地改革中限制神父、牧师、传教士的活动。同时，反复宣传我们的宗教政策是一贯的，土地改革并不是消灭宗教。
入滇初期，匪患猖獗是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土匪以推翻人民政府为目的，进行一系列猖狂的破坏活动，并一度攻占了新平、易门、牟定等县城，严重威胁着新生的人民政权和社会秩序，给人民群众带来深重灾难，也影响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不消灭土匪，许多工作都很难进行。人民解放军不得不投入相当数量的兵力进行剿匪斗争。我们坚决贯彻中央制定的“军事打击、政治争取、发动群众”相结合的方针，经过军民近三年的艰苦努力，取得了剿匪斗争的胜胜。
遵照中央的指示，我们进行了整党。这次整党，我们认真贯彻执行少奇、小平同志提出的“坚决、严肃、稳慎”的方针，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虽然存在一些缺点，但总的来说是成功的。它对于提高广大党员的政治觉悟，统一思想认识，纯洁党的队伍，加强党的团结，增强党组织的战斗力，起了积极的作用，为顺利地开展各项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入滇后的工作千头万绪，除了上面提到的各项以外，还有接管军政财文各部门，团结、改造留用人员和起义部队；镇压反革命，整顿社会秩序；进行经济领域的斗争，争取财政状况的根本好转，发展生产，保障供给；工厂的民主改革；农村的减租退押、土地改革运动；“三反”“五反”运动抗美援朝运动等等。这里只着重就如何贯彻党中央提出的“在省委领导下，团结第一，工作第二”的方针，搞好内部会师，加强党内外团结及各民族团结等问题，作一些片断的回忆。这个方针，从字面上看，把工作放在了第二位，似乎工作没有团结重要。而实际上，上下左右的团结搞好了，大家心情舒畅，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互相支持，密切合作，工作必定能搞得更好。这样，工作也就成为第一了。这是辩证的关系。几十年过去了，不少同志回想起当年云南坚决贯彻执行中央方针后取得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并从而促进各方面工作发展的情景，仍十分留恋。特别是联系到我们以后犯的次“左”的错误，挫伤了干部、群众积极性的教训，更加深切地体会到当年中央针对云南实际情况提出的“在省委领导下，团结第一，工作第二”的方针的正确性。
1950年12月，宋任穷（右三）、卢汉（左二）、周保中（右二）、郭天民（右一）与苗族代表合影
八、克服困难，支持援越抗法斗争
云南与越南接壤。新中国成立不久，胡志明同志专程到北京，请求党中央援助越南进行抗击法国殖民者的斗争。此时，我举国上下正致力于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等工作，任务十分艰巨；同时，中央已决定派出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进行抗美援朝斗争。我党中央在国内外面临诸多严重困难的情况下，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博大胸怀，答应了胡志明同志的要求，毅然决定向越南提供无私的军事援助和财政经济援助。中央派罗贵波同志任中共中央联络代表，派陈赓同志任军事顾问。陈赓早年与胡志明熟识，具有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在率四兵团开进云南不久，便赴越执行任务，在协助指挥越南人民军抗法的斗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出色地完成了任务。遵照中央指示，云南作为越南抗法斗争的后方。当时，越方在云南办了一所越南步兵学校，培养军事指挥干部，校长黎铁雄，政委陈子平（陈后任越南驻中国的大使，六十年代陈以外交官身份到东北参观时，还专门约我叙谈过一次）。云南省对这所步兵学校以及越南的其它后方设施给予了多方面的帮助和支持。
胡志明于1950年10月就高平战役胜利结束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信中有这样一句话：“我应该指出，陈赓、任穷、云逸、天佑、贵波、剑英、方方、国清及顾问同志们在战役中之特别功劳。”就是对云南、广西两省支援越南抗法斗争表示感谢的意思。当越南到广西的陆上通道打通后，中央决定，将援越抗法的后方从云南迁到广西。刘少奇同志为此还专门找我谈过一次话，说明中央这个决定的意图。我对少奇同志讲，只要对援越抗法斗争的大局有益，云南方面没有意见，完全服从中央的决定。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总字部队子弟）：宋任穷：入滇前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