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红旗渠》剧照
本期图片提供：傅玉生、李学林、原守成
【剧 评】
——话剧《难忘红旗渠》浅析
文|郝顺才
话剧《难忘红旗渠》展示出了一种不可战胜的正能量，真实地反映出了红旗渠建设的全过程，无限地影响着人，无限地激励着人，有力地激发人们干事创业的力量。同时，把当年的故事情节、场景借助舞台艺术，结合红旗渠文化元素的剧情、人物、道具、故事，创造出了时空穿越之感。
一曲悲怆凄凉的《干巴巴歌》，唱出了林县悲惨的干旱缺水历史。
在林县档案馆里保存着一部泛黄的老县志，记载着那段让人胆寒的历史。从明初到民国九年的500年间，发生严重旱灾30多次，形成人相食的惨境就有5次，人民群众不仅逃粮荒，而且还要逃水荒。有碑文记载：“林县每遇干旱，河干井涸，地裂禾焦，颗粒无收，饿殍遍野，惨不忍睹。”
《重修林县志》记载：“林县山多水少，居民苦汲，土薄石厚，凿井无泉，致远汲深，人畜疲极，每遇亢旱，居民悬釜待炊，欲救瓶壘之罄，不择溲渤之污，暍既为灾，秽亦生疾，南乡尤甚，山后类然。”
在合涧镇小寨村有一通《备荒记载碑》记述，清光绪三年旱灾的悲惨情景，碑文中记载有：“……回忆凶年，不觉心惨，同受灾苦，山西河南，唯我林邑可怜……人口无食，十室之邑存二三。夫卖其妻，而昨张今李；父弃其子，而此东彼西。食人肉而疗饥，死道路而尸皆无肉，揭榆皮以充腹，庄村而树尽无皮，由冬而春，由春而夏，人之死者大约十分有七矣……”
在桂林镇琅沃村有通《重修六圣祠碑记》，刻有一首悲惨揪心的诗曰：
在采桑镇沙河村有一通《人相食碑记》曰：“丁丑戊寅人相食，村人逃亡者十居六七，因而掀房屋拆院墙，凡可易一粟充饥者，斯减殆尽，此庙宇之门窗户扇，所以也难保全。”
民国初年的大年三十，年过六旬的桑林茂老汉，起五更到黄崖泉去担水，一直等到天黑才接满一担水。路上，生怕有人请求喝水，狠了狠心，从路边拾了几个驴粪蛋放到了水桶里，这才放心地往家赶。刚过门不久的儿媳妇王水娥，看看天已经黑了，放不下心，便摸黑出村去接。王水娥接过老公公的担子，没走多远，就“咣当”一声，将一担水倾了个净光。她心里又气又愧，回到家进入新房，索性朝娘家的方向磕了三个头，便悬梁自尽了。第二天大年初一，桑林茂老汉草草地埋葬了儿媳妇，带着老伴走上了遥遥无期的逃荒路。
在这种干旱惨状的肆虐下，在林县的历史长河里，曾发生过数不胜数的悲惨故事。
中共林县县委是修建红旗渠的总策划者和总设计师，县委书记就是总操盘手、总指挥。
1959年麦收以后，林县遇到前所未有的严重干旱，因天不下雨，建成的水库、池塘无水可蓄；流经林县境内的淇、淅、露三条河道断流，使建成的渠道无水可引，大旱又将林县人民逼上了绝境。
中共林县县委始终没有忘记共产党的初心，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面对眼前的现实，县委决定组成3个考察组，分别沿漳河、淅河、淇河逆流而上，到山西省境内去考察新的水源。
由县委书记杨贵和县委书记处书记周绍先带领一个组，沿漳河而上，赴平顺县找水源；县长李贵带领一个组，沿淅河赴壶关县；县委书记处书记李运宝带一个组，沿淇河赴陵川县。
杨贵和周绍先率考察组冒着烈日炎炎的酷暑，徒步浊漳河前行。据沿河水文站的水文资料记载，浊漳河最大流量可达每秒7000立方米，常年流量每秒30立方米，即便枯水季节最小也不少于每秒10立方米，年径流量为每秒7.3亿立方米。
县委书记杨贵说：“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敢想敢干，实事求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团结协作，无私奉献，是红旗渠精神的实质。”
1959年10月10日夜，县委召开县委扩大会议，作出了兴建引漳入林工程的重大决策，对引漳入林工程进行了专题研究，分析了有利条件和存在的困难，提出了克服困难的具体方法和措施。
县委经过多次研究论证，认为兴建引漳入林工程，接下来的事还很多，明知行之不易，但县委还是急全县人民所急，决定知难而上，循序渐进，逐项攻破。
1960年农历正月初五，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召集省委书记处书记王谦和副省长刘开基等领导同志，专题研究了林县从山西境内引浊漳河水入林县的问题。很快山西省委复信河南省委说：“同意林县兴建引漳入林工程，建议林县引漳入林工程从平顺县侯壁断下引水，并按此设计。”
剧中的杨贵说：“我们只有把漳河水引入林县，才是解决林县缺水的根本举措。”
在红旗渠工程动工之前，杨贵再三考虑，工程虽然浩大，又正是国家严重困难时期，加之实行的是计划经济，红旗渠并未列入国家计划，从资金到物资全部都要靠林县自力更生。当时全县有3000万斤储备粮，修渠民工可按各生产队的标准自带口粮，不足部分，从集体储备粮中补助，每人每天要达到1斤到1斤半；至于修渠所用物资问题，除民工自带工具外，县财政还有300多万元资金，可用于采购炸药、钢钎、水泥等必需物料。
剧中李水花说：“咱老百姓已经让水逼到了绝路，县委号召咱们修渠，有劲咱往渠上使，有力咱往渠上出。不把漳河水引进林县，咱们谁也不下山！”
红旗渠工程动工20天后，杨贵从省里参加会议回到红旗渠工地，他发现存在五个方面问题：
一是刚刚开工，缺乏施工经验，对工程的艰巨性估计不足，急于求成，全线出击，战线太长，劳力分散，领导薄弱，指挥不力，关键渠段，艰巨工程，没有重点安排，整体进展缓慢；
二是技术力量不足，工程技术人员少，整天在数百里长的渠线上奔波，顾此失彼，很多技术性难题不能及时解决；
三是民工看不懂图纸，盲目施工，漫山遍野乱放炮，炸得到处坑坑洼洼，有的挖错了渠线，有的炸了渠底，如不纠正，不但浪费人力、物力，工程质量和民工安全都难以保证；
四是思想政治工作跟不上，有人散布流言蜚语，说什么引漳入林是“秦始皇修长城”，“隋炀帝挖运河”，是“林县县委背着干粮送远屎，屙了也不肥林县的田”，使部分民工的情绪受到了影响；
五是沿渠村庄的群众也满腹怨言，尤其是山西沿渠群众，纷纷向杨贵反映：“杨书记，不行啊！白天黑夜炮声不断，碎石满天飞，炸毁了沿渠的树，砸破了房上的瓦，吓跑了圈里的牲畜，震裂了房子的墙壁，照这样下去，俺们可没法过时光了啊！”
中共林县县委及时召开盘阳会议，调整了施工方案，实行了红旗渠工程建设的战略转移。
杨贵后来无不感慨地说：“盘阳会议的战略调整，真是决定红旗渠命运的关键啊！如果当时我不下决心分段施工，红旗渠能否建成？后果不堪设想啊！”
青年洞是红旗渠的咽喉工程，又是地处我鬼斧神工的悬崖绝壁之上，整个隧洞开凿在一块花岗岩之上，是红旗渠全线最艰险的工程段。
1960年11月，林县县委根据中央提出“百日休整 ”的指示，决定落实红旗渠全线停工休整的指示。但考虑到青年洞工程艰巨，需要占用一定的时间，休整后红旗渠工程重新上马，将会影响红旗渠全线通水，因此，林县县委顶着巨大的压力，从全县修渠民工中抽调300名青年，组成突击队，继续留在工地施工，所以取名为“青年洞”。
当时，正值严冬季节，又缺粮少菜，钱物短缺，任务艰巨，生活困难，因吃不饱肚子，很多人得了浮肿病，为了填饱肝子， 就上山采野菜，下漳河捞河草，佐以主食充饥。
1961年2月，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亲临青年洞视察，并在洞内与凿洞青年们合影留影，更加激发出了青年们早日凿通的信心和决心。
休整的总指挥部干部和青年们并肩战斗，发扬蚂蚁啃骨头的精神，夜以续日 ，加班加点。在施工中创造出了提高进度的“三角炮”“瓦缸窑炮”“连环炮 ”“立切炮”“抬炮”等爆破技术，使每个工作面的日进度由原来的0.3米，提高到1，4米，直至后来的2.8米。
经过青年们一年零五个月的艰苦奋战，于1961年7月15日，青年洞终于凿通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人说过，要奋斗就会有牺牲的。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看，这是永远颠覆不破的真理，也是人们面对的现实。
在红旗渠的建设过程中，涌现出了一大批先进人物，他们不畏艰难，披荆斩棘，在红旗渠工地树起了一座座无字的丰碑。尤其是参加红旗渠修建的干部们，他们不忘初心，以身作则，克己奉公，成为了民工们行动的风向标和水平仪，感召和激励着修渠人，成为修建红旗渠的“洪荒之力”。
正当马有金在领导修建穆家庄至南谷洞段红旗渠第四期时，他母亲因病去世。工地指挥长的工作量之大，每天的事务繁多，使他脱不开身，在指挥部同志们的劝说和杨贵书记的敦促下才回了家，到家后他就做家人和亲属们的工作，当天就将母亲安葬返回了工地。
杨贵书记曾对马有金评价说：“他一心扑在工作上，达到了忘我的地步，长期坚持在工地，过春节都很少回家和家人团聚。他母亲病故后，匆匆安葬后就又急忙返回炮声隆隆的工地。”
1960年3月28日下午，吴祖太、李茂德被王家庄隧洞塌方掩埋而牺牲了！
6月12日上午9时许，城关公社槐树池大队谷堆寺工地，发生山石坍塌，当场砸死9人，另有3 人重伤。
在红旗渠总干渠和三条干渠建设中，共有81名干部民工献身红旗渠事业，他（她）们的英名与林县山河永存。
张运仁倒下去了，他13岁的儿子张买江子承父业，顶上去了，继续完成父亲未完成有事业。
林县人民面对残酷的现实，抱定“宁愿苦干，不愿苦熬”的坚强意志，前扑后继，凿透苍穹，挪平星辰，九霄人造天河。
林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奋战十年，终于修成了举世闻名的人工天河——红旗渠。
正是十年自力更生，十年艰苦创业，十年团结协作，十年无私奉献，取得的伟大成果。
也正是中共林县县委不忘初心，始终想着人民，为了人民。红旗渠工程总投资近一亿元，却没有一个党员干部因贪腐而倒下，在林县人民群众中树起一座廉政为民的丰碑。
红旗渠是林县人民的生命渠、幸福渠，红旗渠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世代弘扬光大，传承不息！
生动逼真的故事情节，使观众沉醉于剧情之中，时而激情澎湃，时而热泪盈眶。
“走近红旗渠剧场”推出话剧《难忘红旗渠》，通过全息投影技术将历史融入演艺之中，让观众穿越时空，走进浩瀚的建渠当年。
一场演出结束，观众意犹未尽，并渐渐地发现，原以为是消遣时间的观看，竟然被话剧《难忘红旗渠》吸引得那么专注，生动之余引人思考，深刻之中启人智慧。
观众纷纷点赞话剧《难忘红旗渠》的演出实例丰富，表演精彩，富有激情，受益良多。
以多种感官体验、多项技术应用、多重角色展现等为特点的演出成为演艺的新形态。
在观看演出之中和之后，观众从单纯的观赏角度，提升到如何正确树立“三观”、做一个大写的“人”。使人们“三观”的具体内容、培养价值、重要意义等内容成为实现中国梦、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不同组合。
话剧《难忘红旗渠》的正能量就像一颗颗种子播下去一样，只要用心耕种、辛勤浇灌，这颗种子一定会发芽、生根、成长、结果。
观众的观赏角色也在向舞台转变。基于舞台、演员、观众三者的融合，一些演艺通过深化提炼，会使观众进入更深层次的体验，全方位提升观众的沉浸感，使其产生更加强烈的情感共鸣。《难忘红旗渠》话剧正是适应了人们这方面的需求。
话剧《难忘红旗渠》的重要文化贡献在于，促进了人们对文化资源的重新认识与重视，通过故事化表达和舞台化展现，将其转化为独特的文化吸引力。
话剧《难忘红旗渠》的演出艺术与生活空间深度融合，呈现出多姿多彩的演艺形态。进一步启示把握舞台发展的规律，正视正能量剧本演艺的积极意义，从当下生活和当代审美旨趣出发，打造出了更丰富的舞台面貌，适应更加多样的精神文化需求。
话剧《难忘红旗渠》的语言通俗易懂，便于记忆，又十分精辟。这些话语，有傅玉生引用的，有他化用的，有他原创的，不管哪一种，都是从傅玉生的思想深处喷薄而出。特别通过演员们的精彩表演、一字不差地表达传颂给观众时，剧场里就会响起热烈的掌声，那是观众发自内心的敬佩。
红旗渠是一部浩如烟海的巨著，而查找资料是傅玉生在写作中坚持了一辈子的习惯。多少个夜晚，在台灯下是他孜孜求索的身影，在搜集着那些鲜活的事例和精彩的片断，然后记在本子上和大脑里。本子上，密密麻麻的文字、遍布的符号标记，记录着他的勤奋与深思。时至今天，傅玉生每天都要深读五六个小时。
观看每场演出，观众们都沉浸其中，激情的火花随着演出的进展而渐次绽放……
在散场出剧院时，经常会听到观众在讨论话剧《难忘红旗渠》话题，表示要将红旗渠精神转化成为正能量、使自己成为有责任感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几十年来，时局在变化，形势在变化，但是，傅玉生传播红旗渠精神的信念、初心和行动始终没有变。
傅玉生知道，这是他将传播信念、传承精神、传递正能量的接力棒要高高地举起来，执着地走下去。
只要时间允许，他对所有的创作都不会终止。傅玉生处在编导的位置上，他仿佛在履行一项神圣使命。
成功的编导、演艺都是一项综合创新工程。这种创新包括：探索沉浸戏剧、现代剧场的新形态，探索数字与实体融合的新形式，探索体验消费的新业态，探索政府、企业、村民、艺术家等多元主体的新效果，探索实现中国梦的新动力。
在话剧《难忘红旗渠》的创作与排练中，傅玉生更加注重质量、注重原始素材、注重艺术性。这不只是出于创作者的艺术追求，也是在行业中发展的必然要求。满足人们精神文化需求，是艺术永恒的功能和课题，不仅促进了舞台艺术转型，也成为思考舞台艺术创作发展的现实坐标。
他不止一次说，我要用尽全部心力让自己的这抹光和热播撒到更多更远的地方。
傅玉生的编导生涯，彰显着一位传承工作者的情怀，书写着一位共产党员的执着，大写着“最美奋斗者”的情操。
郝顺才 林州市诗词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安阳市诗词学会理事，河南作家协会会员，河南诗词学会理事，现任《红旗渠》杂志执行主编，出版有工具书《诗词格律手册》、诗集《川页集》、长篇报告文学《红旗渠工地总指挥长马有金》等近十部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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