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12月，风云变幻的北京。清查林彪集团刚刚结束，纠正“文革”初期造成的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终于提上了议事日程。中南海毛泽东书房，一次关系着千百万人命运的重要谈话正在进行。谈话中，毛泽东听了有关汇报后拍案而起：看来贺龙同志的案子假了。怎么打倒了那么多干部？我也无意把他们都打倒嘛!我主要是想教育他们。
周恩来抓住机会向毛泽东建议：看来有一个落实干部政策的问题。毛泽东点点头，下了决心：对，这个问题就由你组织落实吧!周恩来很快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谈话，提出了落实干部政策、解放老干部的两个原则：“从上到下，由易到难。”他解释说：“落实干部政策，上头的解放了，政策就明确了，标杆也有了，下边就会跟着落实了。难度大的，先从容易的入手，容易的解决了，难的也就容易了。”周恩来宣布，由中组部负责落实省委常委以上干部政策；由总理办公室负责落实副部长以上干部政策；由总政治部负责落实正军级以上干部政策。周恩来还规定，解放干部的审查报告都必须送政治局最后讨论决定。
田维新作为总政治部副主任列席了这次政治局会议。“九一三”事件以后，他经常随同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听了总理的传达和讲话以后，李德生与田维新立即向总政治部党委作了传达，并抽调总政组织部、干部部和保卫部的干部组成专门班子，着手在数以百计的军队高级将领中落实干部政策。“文革”初期，军内被打倒被关押的军以上干部多达数百人，级别最高的是两位元帅：彭德怀和贺龙。根据“从上到下，由易到难”的原则，总政治部派保卫部部长蒋润观持介绍信前往中央专案组一办索取贺龙元帅的材料。蒋润观向一办负责人说：“德生主任和田副主任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说贺帅的案子假了。我们考虑为贺帅平反，请把贺帅的材料移交给我们。”这位负责人回答：“你们德生主任和田维新副主任传达的都是对的，贺龙同志也是要平反的。
但是，毛主席和总理没有说贺龙同志的案子让你们总政治部去平反。”蒋润观解释：“我们考虑贺龙同志是元帅、军委副主席，贺帅的事我们总政应该办。”那位负责人又说：“贺龙同志不光是元帅，他还是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没有说贺龙的案子让你们平反，材料不能给你们。”保卫部部长乘兴而去，失望而回。他回总政后把情况一说，大家顿时不知所措。连毛主席说了的，也不能马上给予平反，落实干部政策从什么地方下手呢？怎么才是“从上从易”呢？贺帅的平反，一直拖到1974年9月29日，经周恩来建议，毛泽东批准，中央才为贺龙元帅恢复名誉。
周恩来亲自选定突破口
正当总政治部落实政策工作班子不知从何入手之时，周恩来亲自为他们选定了突破口。1973年初的一天，田维新正在京西宾馆参加一个大会，接到周恩来的电话，说有事找他。田维新急忙赶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总理说：“我今天找你来谈干部问题，光给你一个人说不好，你再找一个人来。”
事后，田维新感动地说：“这是周总理关心爱护干部的细微周到之处。尤其是刚开始做落实干部政策工作的时候。”当时，田维新立即用电话通知总政干部部部长魏伯亭马上赶来。周恩来对他们两人说：“找你们来，是谈陈再道同志和钟汉华同志的问题。”陈再道上将和钟汉华中将是在武汉军区司令员和第二政委的位置上，因1967年的所谓“七二0事件”，被林彪、江青等诬陷为“搞兵变”而被打倒的，已蒙冤6年之久。周恩来对田维新和魏伯亭说：“陈再道同志和钟汉华同志没有什么错误，如果说他们有过错误的话，那是他们支持了一派没有支持另一派，经过主席和我与他们谈话，他们支持两派了，后来反对陈、钟的风波是王力他们挑动起来的。”
根据周恩来的谈话精神，田维新与魏伯亭回到总政以后，经过调查甄别，写出报告，送政治局讨论。在讨论时争论十分激烈。陈再道上将解放后，再回武汉军区任司令员比较困难了，考虑给他安排一个与原职级相当的职位，可是当时大军区一级的正职都只有一人，这可遇上了难题。田维新便去请示周恩来，结果决定只好先委屈一下陈再道将军，安排一个大军区副司令的职位。但是，就是大军区的副职也很难安排。田维新回忆说，他给一位大军区司令员打电话，考虑让陈再道到那个军区任副司令员。
那位司令员回话说：“他是我的老上级啊!”话虽只有一句，意思是很明白的：让老上级去当副手，工作不太好开展。可是，别的地方也不好安排呀。田维新再次给这位司令员打电话，那位司令员干脆直说：“老田，千万别让他来。”就这样，找来找去，最后找到了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韩先楚当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福州军区司令员，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难得他爽朗表态：欢迎陈再道来福州。这才算解决了一个难题。陈再道后来还担任了中共中央军委顾问、铁道兵司令员。钟汉华中将解放以后，先后出任广州军区副政委、装甲兵政委和成都军区政委。
四位上将聚福州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时，有57位将军获上将军衔。上将是继十大元帅十位大将之后的第三级军衔。能晋身上将之列的将军，都是勇冠三军，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到70年代初，已经有几位中将出任大军区司令员，福州军区却汇聚了四位上将。福州真乃一块福地。那是陈再道到福州军区任副司令员后不久，王建安上将也得到了解放，同样面临一个工作安排问题，与陈再道一样，王建安的资格也很老。他是在济南军区副司令员的任上，因所谓“搞修正主义”的莫须有罪名被打倒的。解放他的工作并不太难，安排他的工作却很难。
因为他资格太老，现任大军区司令有很多原先是他的下级。遇到了这样的难题，田维新只好又去请示周恩来。总理说：“你还是找韩先楚再谈一谈。”田维新再次找韩先楚商量。韩先楚说：“我这里已经有一位老同志了，别的军区也可以安排嘛!”田维新碰了一个软钉子。他半开玩笑地说：“韩司令，我是征求你的意见，可这是总理让我征求的意见。上次安排陈再道，我感觉你很开明。现在看来你的开明是有限度的。”韩先楚仍不松口。田维新深感棘手，又把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略一沉吟：“还是放韩先楚那里好一些，开会时我与他谈一谈。”几天以后，韩先楚奉命进京开会，田维新在人民大会堂门口迎接。一见韩先楚，田维新打招呼说：“老韩，你不给我面子，这次可是总理找你谈了，你不能不给总理面子吧!”
“见了总理，我也还是有困难啊。”韩先楚说：“王建安是我的老上级，老同志多了，我也不好工作哪。”
韩先楚说的也是实话。王建安在红军时代就是军政委，而韩先楚那个时候还是师长。可是，谁知周恩来找韩先楚一谈，韩先楚就心悦诚服地同意了。于是，福州军区又多了一位上将副司令。红军时代即担任军政治部主任的李志民上将重新出来工作以后，也到了福州，出任福州军区政委。四位上将就这样走到了一起。
杨勇大度对待结论
当时，在微妙的政治形势下，军队高级将领的解放工作，基本上是周恩来点一个解决一个。周恩来点将的方式又总是十分巧妙。一次，政治局开会，周恩来突然向李德生和田维新提了一个问题：“杨勇、廖汉生是怎么打倒的？”李德生和田维新面面相觑。他俩也不知底细，只好如实回答：“不知道。”“你们去调查一下”。周恩来说。这就是周恩来的领导艺术，点到为止，不划框框，结论由做具体工作的同志通过调查研究去下。总政治部立即派人调查。杨勇上将和廖汉生中将是在北京军区司令员和政委的任上，于“文革”初期被莫名奇妙打倒的。有周恩来点将，两位将军的解放工作虽然也费了一番周折，但最终都解决了。
廖汉生将军复出后，先后担任过军事科学院政委、南京军区第一政委、沈阳军区第一政委，还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职务。杨勇将军复出后，也担任了大军区的领导职务。但是，他本人的大度，却使他的结论经历了一番反复。而正是在这一番反复之中，周恩来对干部的一片爱护之心，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杨勇被打倒时，并没有被林彪一伙抓住什么把柄。他们便无中生有，无限上纲，甚至把杨勇部下的参谋、科长的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儿，也都一股脑儿地算到杨勇的头上。
总政治部重新审查杨勇将军的结论出来后，周恩来批示：“请田维新同志找杨勇同志谈一下，征求一下杨勇同志本人对结论的意见。”杨勇是田维新的老首长。田维新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六军政治部主任时，杨勇是志愿军司令员。接到周恩来的批示后，田维新亲自跑到杨勇的住处，征求杨勇对审查结论的意见。杨勇很大度地说：“总政做的结论我没有意见。”田维新说：“结论是我们做的，但是我们对你的问题不是很清楚，总理指示让我跟你谈一谈。你有什么意见，总理会重视的。”田维新还拿出总理的批示给杨勇看。杨勇还是说：“我对总政的结论没有意见。”田维新说：“你还要在结论上签字。”
结论作出以后，杨勇等了半年，才被分配到沈阳军区任副司令员。当时沈阳军区司令员是陈锡联，他与杨勇在解放战争时期都曾是刘邓大军的兵团司令员，还是并肩指挥作战的老战友。他欢迎杨勇去沈阳，并建议杨勇担任军区党委第三书记。过了不久，中央调杨勇出任新疆军区司令员。杨勇上任之后，周恩来在杨勇的结论上再次批示：“田维新同志，我们给杨勇做的结论似乎口径严了一些，请你再征求杨勇同志一次意见。”
周恩来总是这样体谅和爱护做具体工作的同志。他在批示中用“我们”而不用“你们总政”那样的字眼，主动承担了“口径严了一些”的责任。然后又用“似乎”一词缓和批示的语气，以减轻做具体工作的同志的压力。尽管周恩来的批示口气很和缓，田维新深知其中份量。他再次亲自跑到杨勇下榻的京西宾馆，把总理的批示给杨勇看了。
杨勇还是那个态度：“我不是说没有意见吗？”田维新说：“总理说还是严了一些。”见杨勇一时没有表示，田维新又说：“我把结论放在你这儿，等你考虑成熟了以后我再来。”第二天，田维新带着总政干部部的一位处长再次去京西宾馆拜访杨勇。不料杨勇还是说对结论没有意见。田维新又做了半天工作，杨勇才说，结论中提到的一个问题，是一个科长干的，但是自己负有领导责任。“把这件事写在我的头上也是可以的。”当总政根据杨勇本人的意见修改了结论之后，杨勇看也不看便签了字。
李德生“提审”吴克华
吴克华中将是1929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文革”初期，他在炮兵司令员的任上被打倒，打倒之后便失踪了。“吴克华哪里去了？”周恩来在政治局讨论落实干部政策的一次会议上发问。总政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立即展开调查。可是炮兵司令部的干部和一些造反派都说不知道吴克华在什么地方。最后从一位干事口中才获悉：吴克华被秘密关押在地下室里。得知了吴克华的下落，下一个难题是怎样把他安全地接出来。因为总政治部并没有掌握直接的证据，万一关押吴克华的那伙人闻讯拒交或把将军转移，将使问题更加复杂化。李德生听了汇报以后，灵机一动，写下了一纸手令：“提审吴克华”，令总政保卫部当晚即派人前去提人。
关押吴克华的那伙人，一看李德生的亲笔手令，以为总政与他们持同样的观点，爽快地将吴克华交了出来。人是找到了，却引来了一场误会。保卫战士把吴克华带到京西宾馆的一个会客室，向坐在那里的李德生和田维新报告说：“报告首长，吴克华带到。”李德生说：“知道了。”小战士便退了出来。
李德生在沙发上欠了欠身，对吴克华说：“吴克华同志，请坐。”吴克华听说又要“提审”，以为自己又要挨整了。他对李德生说话口气和用词的变化毫无觉察，不仅不敢坐，反而俯首弯腰，一个劲地说：“我有罪，我有罪!”李德生知道吴克华误会了，说：“我们是奉周总理之命来找你谈话的。”吴克华仍不敢相信这戏剧性的重大变化——从“提审”一变而为同志间的谈话。“文革”这几年，挨斗挨批受骗多了。眼见已经时过半夜，而吴克华显得难以在短时间内适应这一反差巨大的突变，李德生只好顺其自然，第二天再谈。吴克华解放后，出任过铁道兵司令员、成都军区司令员、乌鲁木齐军区司令员和广州军区司令员。
郭林祥竭力辩清白
落实干部政策开始后，有一天田维新去301医院看望郭林祥。郭林祥当时还没有解放，一见田维新，惊讶地问：“你怎么来了？”田维新说：“你是老首长，我怎么不该来看你啊!？”抗战时期，郭林祥任太行军区第三军分区任政治部副主任时，田维新在政治部任科长。郭林祥说：“我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呀!”田维新说：“你的问题还不是要总政来解决吗？”郭林祥一听话音，知道自己的问题快要解决了，便趁机申诉说：“我不该被打倒。”郭林祥少将是在成都军区第二政委的任上被打倒的，事先毫无迹象。当时的成都军区司令员黄新廷中将是湖北洪湖人，贺龙的老部下。贺龙受诬陷后，麾下的这员战将，自然而然被林彪一伙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去之而后快。但是，黄新廷没犯什么错误，林彪一伙抓不到什么把柄。黄新廷是一个硬汉子，面对林彪一伙的淫威，他一不认错，二不检讨，林彪一伙为了打倒黄新廷，便将政委郭林祥也一并打倒了。落实政策以后，黄新廷出任装甲兵司令员，郭林祥于1973年6月28日出任总后勤部政委，以后调任新疆军区政委、南京军区政委、中共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总政治部副主任。
李达“‘四海’摆大炮”问题的真相
李达上将也是被诬参与“贺龙兵变”案而被打倒的。林彪一伙还给李达戴上了一个可怕的罪名：“贺龙兵变的前敌总指挥”。林彪一伙是以人划线的专家。他们如此恶诬李达，无非是李达曾在红二方面军给贺龙当过参谋长。全国解放以后，又在贺龙出任国家体委主任时担任副手，出任国家体委副主任兼国防体育协会主任，具体负责全国和全军的体育事务。要打倒这样一位高级将领，林彪一伙确实煞费苦心。他们煞有介事地宣称：李达在北京四大海——中海、南海、北海和什刹海摆上了大炮，炮口都对准着要害机关。要给李达将军落实政策，首先要弄清楚的是北京四大海的大炮问题。总政的同志明知所谓大炮问题是林彪一伙的诬陷不实之词，但也要去实地调查核实一下才好下结论。他们派出工作小组到四大海实地踏勘，发现那里确实放着大炮。不过那些大炮不是现代武器，而是清代的古炮。工作小组的同志回来一汇报，总政机关的首长都不禁哄堂大笑。没多久，李达重新出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秦基伟渴望戴领章
又是一次政治局会议，周恩来又提了一个问题：“秦基伟、李成芳到哪里去了？”秦基伟和李成芳都是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士，都在刘邓大军和志愿军部队担任过军长，都于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文革”开始时，秦基伟是昆明军区司令员，李成芳是政委。贺龙元帅受诬陷后，秦基伟和李成芳立即被关押了起来。秦基伟是一员战功卓著的虎将，抗美援朝时期著名的上甘岭战役就是由他指挥的。为了打倒秦基伟这员虎将，林彪一伙到处散布说，秦基伟的夫人是贺龙介绍的，企图以此证明秦基伟是贺龙的人。其实，即使贺龙真的给秦基伟介绍了对象，那也是很平常的。贺龙爱兵如子，他给部下做红娘是经常的事，丝毫不能说明他们因此而有什么特殊关系。更何况，秦基伟并不是贺龙的老部下，如果在贺龙与秦基伟之间一定要扯上一点什么关系的话，那是志愿军回国之后，秦基伟先后出任云南军区副司令员、昆明军区副司令员、昆明军区司令员。而昆明军区是建国初期的西南军区撤销后组建的两大军区之一(另一个是成都军区)，贺龙曾是西南军区的司令员。
田维新把调查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当说到秦基伟、李成芳被打倒的情况时，周恩来指出：“他那儿是一锅端，军区6位主要领导全部被免职。”田维新汇报说：“根据我们调查掌握的情况，秦基伟目前被关押在湖南，由广州军区负责看管，具体情况还不很清楚。”周恩来当即指示：“你们把他调回来嘛!”
秦基伟到北京以后，住在京东海运仓第一招待所。当时这家部队招待所的后楼成了即将解放的将军们的住地。将军们到了这里就恢复了自由。一天，周恩来通知田维新说，他要见见秦基伟。这时总政尚未给秦基伟做结论，秦基伟的工作安排也还没有定下来。在田维新的印象中，周恩来召见尚未做结论的将军，仅秦基伟一人。接到总理指示后，田维新立即打电话到招待所。后楼服务员回答说秦基伟散步去了。
田维新告诉服务员：“你马上去找一下秦司令，让他马上给我回一个电话，总理要见他。”不一会，秦基伟的电话便打过来了。他听说周恩来要见他，很激动，在电话中问道：“总理要见我，我穿什么衣服去？”田维新说：“穿军装。”秦基伟问：“那我还戴领章吗？”田维新说：“当然戴。”军装，尤其是领章，是军人的标志。但是秦基伟在“文革”中受迫害7年，被剥夺了戴领章的权利7年。此刻他刚刚恢复自由，尚未恢复工作，因此他不能不有此一问。田维新把秦基伟领到周恩来的办公室后便走了。周恩来与秦基伟作了一次单独长谈。落实政策后，李成芳担任第五机械工业部部长，秦基伟先后出任成都军区司令员、北京军区第二政委、第一政委、司令员，后来还担任了国防部长。
颜金生过三关
解放老将军的工作，大体上有个工作程序。第一步是由总政治部审查鉴别原先把老将军们打倒时所做的结论，确认哪些是无中生有的、哪些是颠倒黑白的、哪些是无限上纲的。审查完毕后，总政治部拿出来的审查结论，还必须与把老将军打倒的原单位取得大体一致的意见。这一关比较难过，因为有的单位把老将军们打倒的那些人还在台上，解放了老将军，无异于否定了他们的“成绩”。所以这些人总要找各种各样的借口来拖延。最难的一关是在政治局。按照规定，每个被解放的将军最后都须经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政治局会议一般在下午7时半召开，一次会议通常讨论4位将军的审查结论。每位将军都有一份材料，包括其经历、被打倒的情况、甄别情况、总政的审查结论，个别的还要附上必要的证明材料。这些材料，与会的政治局委员人手一份，讨论前先浏览一遍。每次政治局开会讨论老将军的解放问题，田维新都要提一大包材料。当时政治局会议是由周恩来主持。材料发完，周恩来便宣布：“大家先把材料看一看。”到了田维新讲材料时，发难的就是“四人帮”，尤以江青和张春桥为最甚。
江青的惯用手法，是不顾事实胡搅蛮缠，硬说那是错误的，颠倒黑白，无限上纲，然后再倒打一耙，指责总政的甄别结论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是反对“文化大革命”，保反革命，保走资派。这样，从下午7时半开始的会议，往往到半夜12时也结束不了，通常吃过夜宵后一直讨论到凌晨3时才结束。田维新回忆说：“在讨论老将军解放问题的政治局会议上，争论之激烈、时间之漫长，真令人难以忍受。后来与江青争辩得多了，也就习惯了，不怕了，无非是多几顶帽子就是了。”
在田维新的记忆中，周恩来主持这样的政治局会议，说话不多，只在要害处说一两句。不过常常是他的一两句话一出口，江青一伙就争不起来了，事情也就定了。周恩来虽然说话不多，但是对每个人的态度都了如指掌。某个问题，他感到需要谁支持一下，便会及时点将：“剑英你说呢？”周恩来从不在会上与江青公开争论。
但是如果江青诬人太甚，帽子扣得太大太多，周恩来就会及时地出来说话。他常用很简洁的语言，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述说一遍，然后反问一句，江青常常就哑口无言。如果被解放的某个干部确实有些缺点错误，江青一伙就会趁机无限上纲。这种时候，周恩来常常会说上几句：“这算个什么错误，这是工作中的问题，谁都会有这样的问题。”轻轻几句话，便将江青一伙扣的大帽子不动声色地顶了回去。到大家的意见都说得差不多了的时候，周恩来还会问一句：“你们还有什么意见？”如果没有人发言了，周恩来才宣布：“这事就这样了。”然后转入下一个干部解放问题的讨论。由于江青一伙的发难，175位将军的解放问题在政治局讨论时，没有几个是很顺利的。在田维新的记忆中，颜金生将军是比较顺利的一个，但也连闯了江青设置的三道关。颜金生少将是湖南茶陵县人，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建国后先后担任过西北军区炮兵司令员兼政委，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政委，武汉军区政治部主任。“文化大革命”开始前不久，他转业调任国务院文化部副部长。
文化部的副部长怎么由总政来审查解放呢？田维新说：“颜金生是军队转业干部，到文化部工作时间不长，没有什么错误，可以解放。”理由只有一句话，颜金生到文化部时间不长。其实当时文化部系统控制在江青一伙手里，把颜金生从文化部系统调出来，由军队去安排，这就跳出了江青一伙的魔爪。这是周恩来解放干部的一着巧棋。江青一听又发难了：“颜金生有错误，他推行了资产阶级文艺路线。”田维新解释说颜金生是工农干部，识字不多，不可能提出什么文艺路线。
发给政治局成员的材料上明明白白地写着：颜金生，1918年出生，1932年14岁就加入人民军队，他能读过多少年书!朱德一听江青又要无理取闹，说：“颜金生他就不识几个大字嘛。”总司令为将军说话，一言九鼎，江青顿时哑了。田维新又介绍说：“准备把颜金生同志派到陕西……”话音未落，江青又反对了：“你是让颜金生到陕西给二方面军垒山头。他不应分配到西北，应该分配到东南。”江青拉帮结伙，以“山头”度人。对这种猜忌之心，田维新解释说：“陕西省军区司令员黄经耀是从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任上调过去的。”李德生说：“现在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二方面军的同志在陕西已经不多了。”经过解释，颜金生将军去西北获通过。
田维新继续说：“我们考虑让颜金生到陕西当政委。”江青再次反对：“他犯那么大的错误，当正职不合适。”田维新说：“陕西省军区原来有一个政委，派颜金生同志去陕西，是考虑让他去管军工企业。现在备战，陕西军区企业很多。”叶剑英也出来说话：“现在备战，炮弹子弹很不足，急需抓一抓。”周恩来表态：“我看颜金生同志调出文化部，到陕西当政委管军工是合适的。”周恩来一锤定音，颜金生顺利过关。
迟浩田慧眼识假案
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开始后，解放军报社迟迟未见行动。这也难怪，解放军报在“文革”初期最严重的一个案子是所谓的“绑架”肖力案。肖力就是李纳，江青的女儿。定案的结论上写着绑架肖力就是反江青、反毛主席。这样的案子谁敢动!迟浩田便把情况向军报主要负责人张志作了汇报。
涉及到江青的事，张志哪敢作主。他到总政治部向田维新汇报说：“田副主任，我向你反映一个情况，我们军报的三个事件，迟浩田同志经过了解，认定都是假的。但是这三个事件都是江青定的，一动就会反映到江青那里去。所以我们落实干部政策很难。”不是江青直接打倒的干部，江青尚且要多方阻挠，胡搅蛮缠，若把她自己直接定的案子否定了，她还不搅个天翻地覆？田维新想了想说：“能不能想个办法，不惹江青。”张志说：“这办法行倒是行，不过风险也很大。”田维新嘱咐说：“这件事你先别办，等我与德生主任商量一下再说。”第二天，田维新就与李德生商量。李德生认为也只能这么办了，如果不落实干部政策，干部受委屈，军报也没法办好。
解放军报社按照这个办法，解放了一批干部。有人立即向上告了黑状，送了一大堆材料给江青。江青还真看了这些材料，在这里批一个“这是一个反革命”，在那里批一个“这是个坏人”，最后要“德生同志查处”。李德生正坐在沙发上看江青批转的这份材料，田维新进来了。“你看吧!”李德生顺手把材料往茶几上一摔，没好气地说。田维新一看，是解放军报的事，就说：“这是意料之中的。”“怎么办？”李德生问。“有两条办法。”田维新胸有成竹。“哪两条？”李德生追问。“第一条，再把他们都关起来。”“那不行，哪能这样干。”李德生未加思索，立即否定了这一个办法。田维新了解李德生的想法，他不慌不忙地说出了第二条办法：“那就拖。”“拖得了吗？”李德生不放心。“拖不了，还能再把他们关起来吗？只有拖。”“那能拖多久？”“能拖个半年。”
田维新接着说：“江青第一次问，你可以说，材料收到了，还没来得及看。第二次问，说刚看，还没有看完。第三次问，说刚查一两个，还真没什么问题，其他的还没有查。”“能那么老拖着？”李德生又问了一句。“起码可以拖半年，她还有那么多精力问哪？”田维新蛮有把握地说。就这样，这件事还真的给拖了下来。从这件事中，总政治部对迟浩田有了一个好印象，认为这个干部能够实事求是。事件过后不久，迟浩田从军报副总编(副军级)走上了北京军区副政委的领导岗位。
经过一年多艰难的工作，全军175位被打倒的高级将领全部得到解放，这里倾注着周恩来的一片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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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军旅警营）：揭秘: 周恩来与毛泽东一次谈话解放了175名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