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委干部团——长征中“流动的红军大学”

导语:军委干部团并非普通的团级部队,实际是长征发出前夕,中革军委缩编了四所军校后组建的,主要职责是为一线部队的下级干部提供“快速培训”。它既可以对学员进行军政和特种专业技术的培训,也可以随时向一线部队输送指挥员,堪称一所“流动的军校”。正因为干部团的特殊性,长征期间它不仅是培养干部的“大熔炉”,还承担着红军核心中枢护卫部队“御林军”和长征路上的“救火队长”的双重角色。

军委干部团——长征中“流动的红军大学”

长征出发前,由第一步兵学校(又名彭杨步兵学校)、第二步兵学校(又名公略步兵学校)、特科学校等合编而成一所综合的红军学校,隐名为干部团。下辖一个上干队[1]、三个步兵营和一个特科营,各配有军事、政治和文化教员若干名。全团共1480人[2]。团长陈赓,政治委员宋任穷。干部团编在军委纵队序列,担负警卫党中央和中革军委机关的任务。干部团人员均系从部队选调的、有战斗经验的班排以上干部,装备也优于普通部队,是红军中唯一的“钢盔部队”。这支部队的成员通常装备有一支长枪、一支短枪,火力猛,可以说是红军最精锐的部队,是中革军委一击制敌的“杀手锏”。


青杠坡战斗扭转战局


1935年1月,中央红军进占遵义后,蒋介石下达了新的“围剿计划”,调集148个团、40万人的兵力围堵中央红军,企图把中央红军消灭在乌江西北、长江以南的川南地区。四川军阀刘湘作为堵截红军的主力,判断中央红军进攻方向是赤水、古蔺,走捷径北渡长江,到川北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刘湘生怕中央红军直捣他的老巢重庆,把四川变成第二个红色的江西,遂不惜血本同红军拼命,企图把战事推到省外,把红军挡在长江以南。为此,调集12个旅36个团在川南堵截红军,其中打头阵的是郭勋祺部队。

遵义会议结束后的第三天,即1月20日,中革军委发布《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决定渡过长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师,在川西或川西北建立新的根据地。为执行这一计划,中央红军从松坎、桐梓、遵义,兵分三路向习水、土城前进,准备攻占两地后,在泸州上游的纳溪、江安等地渡过长江。干部团一营作为军委纵队前卫,向距遵义270公里的土城搜索前进。

三路红军一开始推进很顺利,24日红五军团一部在梅溪击退川军两个团,左纵队红三军团进占土城东南的回龙场、临江场、周家场等地。26日,红一军团击溃敌黔军侯之担的教导师攻占土城,前锋占领赤水城东南的旺隆场、复兴场,但川军两个旅却抢先一步占领赤水城,堵住中央红军北上渡江的大门。同时,川军郭勋祺又指挥教导师第三旅和独立第四旅尾随红军,已接近土城东北的枫村坝、青杠坡。

27日,毛泽东同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领导到青杠坡察看地形后,决定利用青杠坡的有利地形,集中优势兵力,合围歼灭尾追的敌人。青杠坡是一个狭长的葫芦口地形,两座主峰白马山与莲花山对峙,一条狭长的关隘紧接石高嘴与狗耳坳,中间是一条古驿道。青杠坡距土城3公里,土城是赤水河的重要渡口,是“黔北重镇”。攻占土城,对于实现中央红军北上四川有重要战略意义。青杠坡山高坡陡,是土城东北面的天然屏障,守住青杠坡是守住土城的关键,青杠坡因此成为土城战役的核心战场。

军委干部团——长征中“流动的红军大学”

这一天,毛泽东、中革军委在大埂上建立了指挥所。

28日拂晓,青杠坡战斗打响。红军派出一支诱饵部队把郭勋祺部引到了预设阵地,彭德怀、董振堂指挥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等到敌人钻进伏击圈后,就向郭勋祺、潘佐两旅的结合部发起攻击。川军占据南部更高地势(营棚顶)拼命顽抗,红军经多次冲锋,终于攻下郭勋祺旅第八团阵地。但直到中午,双方依然是拉锯战,青杠坡硬是拿不下来。郭勋祺指挥川军用的猛烈的火力反扑,突破了红五军团阵地,直打到军委指挥部前沿,步步向土城逼近。

战况紧急,毛泽东命令林彪的红一军团第二师火速回援,同时,飞调干部团上阵。不料,收到了林彪进攻赤水受挫的消息。林彪的红二师位于青杠坡以北约10多公里的猿猴。红一军团攻打赤水失利,红二师一时还赶不回来。

军委直属的干部团就在这一关键时刻顶了上去。陈赓受领任务后,在一个小山洼里,向大家做战前动员:“目前形势严峻得很,刘湘增援部队正源源不断赶来,不赶快拿下青杠坡,我们就只能与敌人背水一战!现在,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只有我们干部团这一张牌了。攻占青杠坡,势在必得。开始吧!”[3]他命令一营担任主攻,特科营以重机枪掩护。一营立即向盘踞在山头上的川军发起仰攻,打得敌人溃不成军,随后,二营、三营相继投入战斗。毛泽东在山上用望远镜看到这场战斗,高兴地赞道:“陈赓真行!”[4]

干部团增援上去时,川军已经占领了山顶有利地形。红军的迫击炮打了几炮,就没有炮弹了。干部团只能靠轻武器向敌人发起冲锋,同敌人肉搏,拼刺刀。学员们前赴后继,奋不顾身地冲锋,消灭了不少敌人,一直打到离川军郭勋祺的指挥部很近的地方,打得郭勋祺快招架不住时,奔袭赤水城的红二师也赶到,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下达了反击敌人的命令。郭勋祺部被打得狼狈败退,退至枫村坝,就要弹尽被打垮时,敌援兵廖泽旅赶到。郭勋祺从廖泽那里补充了弹药,又向红军反扑。由于敌人居高临下,红军虽予敌以重大杀伤,但始终无法按预定计划吃掉这股川军。

青杠坡战斗最激烈的时刻,朱德决定亲自到前线,直接指挥作战。见到朱德和刘伯承,干部团一营政委丁秋生报告说:“首长,有点不对啊,川军不像王家烈的大烟兵那么不经打。而且从火力强度看,敌人好像还越打越多,是不是他们增援部队上来了?”[5]朱德正用望远镜察看敌阵地,一位参谋送情报过来,说赤水城以南旺隆场的川军两个旅,已从西北方向我侧背攻击过来。朱德和刘伯承都觉得情况不妙,说这仗不能再打下去了。

这时,陈赓派干部团参谋长郭化若来到一营,带来一个重要情报:今天抓到的俘虏交代,我们对手是川军郭勋祺两个旅,不是我们原先估计的4个团6000多人,而是6个团1万多人[6]。此前,中革军委在部署青杠坡战斗给各军团的电令中,明确了追敌为川军的郭勋祺、廖泽、穆肃中、潘左4个旅,按照军事惯例,4个旅为8个团,因此判断,敌军先进入枫村坝、青杠坡地域的兵力为4个团,后续4个团于再后一两日赶到[7]。却不曾料到川军这4个旅均为3个团编制,实质是一个师的兵力。

当晚,朱德、周恩来、毛泽东等领导开会,鉴于战局已十分不利,决定改变原定由赤水北上,从泸州与宜宾间渡过长江的计划,立即撤出土城地区,渡赤水河西进。由于战场态势对红军不利,军委下令撤出战斗。夜幕降临时,干部团便撤出了阵地,随中革军委一渡赤水向古蔺开进,甩掉了敌人。

1月29日凌晨,中央红军除以少数部队阻止敌人外,主力从猿猴场、土城渡口渡过赤水河,向古蔺、叙永地区前进。由此拉开了四渡赤水河战役的序幕。

青杠坡之战,红军损失很大,重走长征路的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研究这一仗,认为红军此战损失高达4000多人[8]。这一仗,仅干部团伤亡就有100多人,由于干部带头冲锋,仅连长就牺牲了3个。干部团在土城战役最危急的关头挺身而出,保卫了中革军委,扳平了战局。


屡建奇功的“御林军”


青杠坡战斗后,鉴于干部团损失很大,干部团政委宋任穷向毛泽东反映:“干部团的学员都是连排以上的干部,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这样使用代价太大了。”毛泽东不无惋惜地说:“是啊,对干部团用是要用的,但这样不行,以后要注意哩。”[9]后来,中革军委通常都舍不得动用干部团打仗,一般只让干部团作警卫和卫戍任务。尽管如此,干部团在此后的征战中,仍多次发挥重要的作用。

二渡赤水中央红军回师遵义,干部团在桐梓分兵,上干队奉命留下,担任城区警戒,后来参加了娄山关阻击战,将川军郭勋祺部队牢牢地挡在山下。干部团其余四个营,继续向遵义前进。到遵义时,城外的老鸦山红十团和黔军在进行艰苦的争夺战。敌第五十九师再次反扑老鸦山时,整个山头只剩下黄克诚带着一挺机枪和两个班在苦苦坚守。危急关头,干部团赶到,呐喊着杀上去顶着敌人打,很快就遏制住反扑。随后,林彪率红一军团包抄敌后路,国民党军吴奇伟部队和黔军阵脚大乱,迅速崩溃。红军因此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仗。

干部团在强渡大渡河之战也发挥了重要作用。5月25日,红一团在杨得志指挥下强渡大渡河成功后,国民党军增援了一个团。干部团奉命过河增援,掩护红一师主力北进。干部团一营一过江就立即投入了战斗,从中午一直打到天黑,三个来回后击退敌军,使部队在大渡河东岸站稳了脚根。

26日,朱德令渡过河的红一师与即将过河的干部团一起,由聂荣臻、刘伯承指挥,与未过河的主力部队夹河而上,协同袭取泸定桥。在河西的尖刀部队红四团与在河东的尖刀部队红二团,都在向北飞夺泸定桥。令干部团于27日开至安顺场渡河,接替红一团任务,以一部留龙场、小水警戒并临护渡船。这时,据抓获的俘虏供称,在瓦狗坝有敌两个营。又据情报表明:刘文辉和杨森两部之敌的李朝信、袁镛两个旅似沿大渡河扼守、并将进攻红军渡河部队。两旅之后又有刘湘部的王泽浚旅任守备。鉴于此,28日,朱德令干部团在安顺场对面坚守两天,在八排(八牌)、纳耳坝构筑数道工事,以便夹河阻击来敌,并便于互相策应;还要派出游击部队,侦察和迷惑敌人,尽力迟滞敌人前进。特别叮嘱:“当敌猛攻并逼进我扼守的阵地时,应集中火力坚决击退敌人,并给敌以反突击或反冲锋,敌退应跟追和驱敌于远距离外。”[10]干部团此后在安顺场对面的安靖坝坚守了两天,挡住川军两个旅的进击,掩护全军向泸定桥转进,等到主力红军从泸定桥全部过了大渡河之后,干部团才于5月30黄昏撤离安顺场,追赶主力部队。

军委干部团——长征中“流动的红军大学”

干部团最惊险的一仗,发生在天全县城附近的一个小山村。中革军委驻地6月中旬突然遭到四川军阀杨森约一个团的偷袭。干部团随军委纵队驻扎,团长陈赓正靠在一棵大树下休息,听说军委总部有被包围的危险,急忙指挥干部团迎敌。就连一直都没舍得用的上干队,也全部投入了战斗。只见晨光里一片钢盔跃动,枪刺闪烁,干部团七八百人迎着弹雨就扑了过去,手榴弹如冰雹般砸向敌人。杨森的部队从没遇到过这样勇猛的对手,很快就撑不住,由攻转守,随后落荒而逃。


长征途中边打仗边学习


军委干部团之所以被称作“流动的军校”,是因为学员们一边行军打仗,一边尽量利用行军宿营或部队休整的间隙进行训练,如进行遭遇战、伏击战、强渡江河、穿插迂回、袭击等军事科目的训练。虽然训练时断时续,但一直坚持着政治学习。学习的方式很简单,教员提一个问题,大家围坐在一起进行讨论。红军巧渡金沙江以后,敌情不像前一段那么严重,学习、讨论也就多了起来。走到大渡河边,敌机投下的传单写道:“红军的道路就是石达开的道路”“朱毛要成为第二个石达开了”。上干队军事教员宋时轮看完传单,因势利导,先给大家讲了石达开在大渡河全军覆没的历史,然后问学员们:“同样是树,为什么大风一乱有的倒了,有的就没倒?”“这主要看树根在土里扎得深不深。我们红军的队伍也有根,它的根深深扎在人民群众之中。所以说,红军队伍肯定经得住狂风暴雨的袭击,大渡河是阻挡不了我们的,我们最终一定会战胜困难,从胜利走向胜利。”[11]随后组织大家围绕这个问题,边行军边讨论。学员们讨论得很热烈,共同的结论是:红军不是石达开,石达开的悲剧不可能在红军身上重演。通过讨论,学员在理论上得到了提高,信心也得到了增强。不久,红军飞夺泸定桥,胜利地渡过大渡河。

军委干部团——长征中“流动的红军大学”

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干部团同红四方面军的红军学校合并,改编成新的红军大学。红军大学校长是倪志亮,政委是何畏。红军大学的特科团以原干部团为主编成,代理团长是韦国清,宋任穷仍任政治委员。这时,上干队的多数学员都被调出,担任重要的领导工作;其他四个营的学员也大都被充实到各主力部队,只有少数人留了下来。

9月上旬,张国焘分裂红军事件发生后,毛泽东、中共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改编为陕甘支队继续北上。红军大学中原红四方面军的学员南下,原干部团的学员坚持北上,在哈达铺与红一军团教导营合编为陕甘支队随营学校,校长陈奇涵,政委宋任穷。1935年10月,陕甘支队长征结束后,随营学校与陕甘宁红军军事政治学校合并,改称西北工农红军学校。至此,红军干部团完成了历史使命。1936年4月,西北工农红军学校扩编为西北抗日红军大学;6月,中央在此基础上成立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1937年1月红军大学迁往延安,改称中国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

长征途中,干部团参加了大大小小许多战斗。除前文所述外,还在渡过赣江上游的漳水、贡水突破第一封锁线、突破湘江、突破乌江、巧渡金沙、奔袭通安州等战斗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干部团成员在战斗中得到了锻炼,经受住了生与死的严峻考验,既提高了指挥水平,又磨练了战斗精神。


注释:

[1]即上级干部队简称。
[2]苏士甲:《闪亮的红星—中国工农红军院校及其办校人》,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第194页。
[3][5][6]张嵩山:《跟随毛委员出安源—开国中将丁秋生传》,解放军出版社2013年版,第71页,第72页,第73—74页。
[4]本书编写组:《陈赓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第84页。
[7][10]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红军长征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245页,第358页。
[8][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185页。
[9]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院校·回忆史料》,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123页。

[11]军事科学院军队建设研究部:《宋时轮传》,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6页。■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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