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英雄

见到80年前的新四军,谁不说一声“四爷牛X”

见到80年前的新四军,谁不说一声“四爷牛X”

1

新四军刚成立的时候特别苦。
 
按照国共两党的合作协议,新四军的军费是每月16.6万元,但是何应钦在中间克扣,改成每月6.5万元。
 
周恩来说不行啊,这些军费连生活都不够,怎么能打仗呢,必须增加军费。何应钦感觉理亏,才扭扭捏捏的涨到每月8万。
 
即便如此,还是不够。
 
国府的军费标准有3个等级,甲等野战师是每月20万,乙等师15万,丙等师10万……也就是说,堂堂新四军的军费,还不到国军丙等师的水平。
 
没有军费,便不能打仗。
 
1939年,新四军发展到4万人,但其中2万人没有枪,每次作战都和有枪的同志走在一起,随时准备捡战场掉落的枪。
 
到了1940年,新四军已经有9万人,领到的军费还是最初标准,人多钱少,日子过得更惨了。
 
而且国府发军费的时候,不是一次性发给新四军,而是分几次发放,让新四军派车去领。
 
这就造成新四军领军费的成本增加,往往领到的军费物资,还不足以抵消来回汽油的消耗。
 
领了个寂寞。
 
军长叶挺就吐槽国府:
 
“大家知道这三年当中,别扭误会摩擦,是不断在政治军事上烦扰我们。饷款不济、军食不足、军装不备,是在军需上克制我们。”
 
日子艰苦就算了,想想办法也能抗日。
 
但是国府对新四军不放心,1941年初以友军的身份在背后捅刀子,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细数中国的抗日军队,夹缝求生的新四军,绝对是最苦逼的,可能还没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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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皖南事变给新四军造成巨大的伤害,但也让新四军迎来新生。
 
1941年1月,中央命令重建新四军,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委,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下辖7个师和1个独立旅,全军共9万人。
同时成立华中局和军委华中分会,刘少奇为书记。
 
刘少奇和陈毅,成为新四军的军政领导人。
 
也就同年,华中局根据中央“独立自主”的决议,命令地方和新四军的根据地内,建立地方银行发行纸币,稳定根据地的金融秩序。
 
新四军是作战部队,为什么要发行货币?
 
因为“侵华”期间,日军制定了货币战争的策略,简单来说分三步:
 
首先向国统区和占领区输入日货,用倾销的方式,给日本国内企业赚利润,然后支持侵华战争进一步扩大规模。
 
其次是吸纳占领区的法币和美元、英镑,到国统区和上海香港等地套购物资
 
最后是印刷假币,投放到国统区套购物资。
换句话说,日本要用中国物资来侵略中国,完成“以战养战”的计划。
 
据统计,日军共印刷了45亿法币假钞,以购买力来计算,相当于抗战前国府4年的财政收入,典型的空手套白狼。
 
法币做为国府的法定货币,是和美元深度绑定的,货币自主权不在自己的手里,根本经不起日本的折腾,很快就被完残了。
 
而且随着战争规模升级,国府的军费开支越来越大,但国府的财政税收能力太差劲,不能支撑庞大的军费开支。
 
于是国府也不管什么金融稳定了,直接开动机器印钱,造出海量没有物资和黄金支撑的法币,要么发给国军,要么投放到市场上。
 
战争进行到1939年,国府发行的法币,已经从10亿元暴增到30亿元。此后国府越来越疯,动不动就印钱,截至1944年,国府发行了1890亿法币。
 
日本和国府的做法,导致中国市面上法币满天飞,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购买力一天不如一天。
 
同样是100元,可能今天能买一块猪肉,明天只能买半个馒头。
 
你说国军战士惨不惨,离开故乡保家卫国,到头来连口饱饭都吃不到。
 
具体到新四军,便是日军和国军用法币来套购物资,有多少“虚假”的法币流入根据地,就有多少物资流到日占区和国统区。
 
华中局和新四军知道,国府发行的法币已经废了,谁用谁死,必须和法币做切割,才能稳定根据地的金融秩序。
 
所以才有了“建立银行发行纸币”的命令。
 
自1941年起,华中局和新四军在根据地内,陆续成立了江淮、淮北、淮南、大江等九个大银行,发行江淮币、淮北币、大江币等货币242种。
 
虽然货币种类繁多、面值较小,市场信用暂时也不行,但起码有自己的货币了。
 
陈毅视察江淮印钞厂就说,我们新四军有两个大胖儿子,一个是军工厂,要武装就找军工厂要。一个是印钞厂,要钱花就向印钞厂拿。
 
4师的师长彭雪枫要成立骑兵团,也拨了3万淮北币做启动资金。
 
可见新货币在根据地是认可的,用来稳定根据地的金融秩序,基本没问题。
 
不过和法币切割是止损,想让新货币走出去,并且繁荣根据地的经济,需要扩大贸易范围。
 
新四军的做法让人叹为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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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自1941年起,日军对新四军根据地的经济封锁,越来越历害。
 
日军制定了一系列禁运物资,包括贵金属、粮食、糖、药品、纱布等等,都不允许运到根据地贩卖,妄图用经济手段困死根据地。
 
而在封锁禁运的同时,日军制造了各种毒品,用走私的方式向根据地倾销。
 
为了用毒品坑害中国人,日军甚至告诉贩毒的商人,只要卖出去1两毒品,就给10日元的补贴。
 
这些日本制造的毒品,有的是鸦片膏,有的是针剂,更多是以香烟形式出现的伪装毒品。
 
这就防不胜防了,有的老乡喜欢饭后一支烟,结果不知不觉就成了饭后一口毒,赛过活神仙。
 
而且新四军官兵也有抽烟的习惯,稍不留神,香烟毒品就流入新四军了。
 
于是2师师长张云逸和副师长罗炳辉,找到供给部长胡弼亮,说我们能不能办个烟厂,生产香烟给战士们抽,顺便运到市场上卖。
 
此外,占领香烟市场,日军的香烟毒品就没用了。
 
胡弼亮说可以,然后张云逸便批了42元淮南币,做为办烟厂的经费。
 
说来也巧。
 
不久后,新四军便攻占天长县铜城镇,那地方有个“群众烟草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神龙牌”香烟。
 
“神龙牌”香烟质量不错,但是由于日军封锁,烟厂经营入不敷出,几乎处于倒闭的边缘。
 
现在新四军来了,烟厂股东便找到部队,诉苦道:“烟厂快经营不下去了,部队能不能拉一把,或者部队入股共同经营。”
 
张云逸和罗炳辉觉得,可以啊,入股经营总比白手起家省事。
 
不过“群众烟草”是私人烟厂,新四军不能侵占私人的利益,只能以入股的方式帮“群众烟草”起死回生,顺便学习开办烟厂的经验。
 
等准备工作就绪,再以“群众烟草”为样板,另外开办属于新四军的独立烟厂。
 
于是新四军入股铜城镇的烟厂,并且掌握管理权,原来的股东不管做不做事,每年都能得到20%的利润分红,而另外开办的烟厂起名为“新群”,生产“飞马牌”香烟。
 
为了生产香烟,胡弼亮又买了2台卷烟机、1台印刷机,并且在烟厂分了两套工人系统,那些在烟厂工作的军人是内工,施行供给制,聘请的技术人员称为外工,施行工资制。
 
至于烟丝,则从定远、凤阳一带采购,也给当地烟农带来一笔收入。
 
既维护了部队的惯例,又不让老百姓吃亏,军民团结一家亲。
 
1942年上半年,新四军的飞马牌香烟投产,每天可以生产600条,再过两年又添置卷烟机和切丝机,每天产量达到120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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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烟有了,怎么卖又成了问题。
 
当时市面上流行小刀、大英、翠鸟等品牌香烟,飞马刚上市,大家根本不认识,总感觉是哪里冒出来的三无产品。
 
于是营业股长刘新民,带着撕掉标签的飞马烟,穿越日伪军的封锁线,到滁洲城请几大烟商喝茶,然后把飞马烟混在小刀、翠鸟等品牌烟中间,让烟商们试抽。
 
经过一番吞云吐雾,几个大烟商发现,这个没牌子的烟不错哦,口感好,烟灰都是灰白色,说明里面是纯烟草,没有参杂烟梗。
 
最重要的是,相比其他品牌烟,这种烟的价格便宜。
 
物美价廉,拿到市场上肯定有销路,几个烟商也能赚钱,这种生意谁不愿意做。
 
他们和刘新民说,这种烟有多少要多少。
 
从此以后,飞马牌香烟走出根据地,在国统区和日占区畅销无阻。即便被日军查封也没关系,第2师在烟厂生产出来,换成“大英”的烟盒,销量依然直线上升。
 
因为烟商们直接到铜城镇订货,烟刚出场就被领走了。烟商们在乎的是烟,以及新四军的品牌信用,至于贴什么标签都无所谓。
 
烟商们带着烟回到国统区和日占区,找到零售商,打开包装给他们看:“睁大眼,看看里面是什么货,四爷生产的。”
 
四爷,便是新四军。
 
做生意到这份上,新四军已经非常成功了,放眼中国商界,能让人不在乎贴什么标签的企业,也寥寥无几吧。
 
所以自“飞马牌”香烟投产以后,2师的烟厂每月给新四军军部,上交30万元利润,一年下来就是360万,比国府拨款强太多了。
 
1942年华北大旱,国统区有多凄惨,大家看冯小刚的《1942》就知道。
 
我党根据地和国府不一样,老百姓受苦一定要救灾的。
 
陈毅听说华北遭遇旱灾,中央的财政紧张,便给彭德怀发电报,说新四军的物资丰富,可以支援你们。
 
彭德怀也不客气,那就拿来吧你。
 
从1942到1944年,新四军陆续汇款3716万元,极大缓解了党中央和八路军的财政危机,而其中1600万元是“飞马牌”香烟的利润。
 
用香烟来支援革命,你说四爷牛逼不牛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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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云逸
 

4

2师的烟厂,只是新四军搞经济的典型案例,其实军部和其他师部,都有不同种类的制造工厂。
 
比如新四军的军部有卷烟厂、造纸厂、服装厂、毛巾厂、鞋袜厂等等,除了给部队供应以外,还向根据地、国统区和日占区出售。
 
第3师在苏北晒盐捕鱼,由于食盐产量太大,一度掌握了苏北食盐的定价权。
 
第7师在繁昌等地开煤矿。
 
各根据地的制造工厂联合在一起,就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体。
 
当然了,在新四军的根据地搞经济,远远不是办工厂那么简单,需要其他的配套政策,制造工厂才能发展起来。
 
首先是减租减息。
 
旧社会的农民负担重,每年收成的一半以上交田租,属于寻常事情,要是遇到天灾人祸,还得向地主借高利贷。
抗战时期要团结各阶层,不允许和红军一样“打土豪分田地”,于是新四军就在根据地“减租减息”,减少佃农地租的25%,减少贷款利息的20%。
 
这样就不伤害地主的利益,又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双方都挺满意。
 
其次是废除苛捐杂税。
 
以往国府统治的时候,各种捐税乱如牛毛,凡是能想到的,国府都要抽一笔钱,甚至有些地方要收茅厕税,老百姓连拉屎自由都没有。
 
现在新四军来了,宣布废除一切苛捐杂税,种田也好经商也罢,只要交一笔税款,根据地内就能畅行无阻。
 
这是减轻所有人的负担,谁不说一声四爷好。
 
最后是建立稳定的财政体系。
 
新四军除了自己办工厂以外,还扶持私人工商业的发展,只要不卖违禁品,能繁荣经济,根据地一律支持。
 
要是缺钱,还可以申请贷款。
 
但是所有商业经营活动都要交税,于是商品过境税、进出口税、烟酒税、营业税、屠宰税等税种,也成为新四军根据地的经济来源。
 
以上做法看起来复杂,其实和国府相比,已经是“简政”了,人们非常满意,苏北士绅韩国钧就说:
 
“西安事变,恩来先生及中共中央大仁大义,此后只闻国民党限共反共,不闻中共有反国民党行为。我84岁的老头子,不是共产的,但就事实讲公平话,目前政府及国民党不与中共合作,绝不能抗日救国。论政策及人才,国不如共,乃是事实。”
 
这就是新四军挣到的民心。
 
第7师更牛逼,硬生生在日军和国军的封锁中,开辟了汤家沟自贸区。
第7师是皖南事变后成立的,原始部队只有2000人,属于一支不起眼的抗日小部队。
 
到了1943年,虽然部队人数有些增长,但经过日军扫荡,第七师的皖江根据地经济凋敝,连每天5分的菜金都发不出来。
 
政委曾希圣和同志们研究发现,上海的粮食价格是根据地的3—4倍,根据地工业品的价格是上海的3—4倍。
 
那能不能打通皖江根据地和上海的贸易,用根据地的高价粮食,换上海的低价工业品?既能平抑物价,还有利上海和根据地的人民。
 
经过研究,大家都觉得可以。
 
皖江贸易总局领导的汤家沟自贸区,就在1943年成立了。
 
为什么要选汤家沟呢?
 
因为地理位置优越。
 
安徽省无为县有汤家沟、二坝、三宫殿、裕溪口等商埠,但现在裕溪口被日伪军占领,二坝紧邻日伪军的屯兵地,三宫殿不通水路。
 
而汤家沟的北部是皖江根据地和第7师,东部是新四军第2师,西部是新四军第5师,南部是浩荡的长江。
 
除了汤家沟,长江两岸没有搞经济的地方了。
那就搞吧。
 
汤家沟自贸区成立以后,皖江贸易总局在汤家沟成立“集成商行”,局长蔡辉亲自任总经理,聘请知名商人沈济民做经理,同时吸纳民间资本,开办“裕民号”和“正大号”,官民合作共同经营。
 
“集成号”专门做战略物资的贸易,垄断出口根据地的粮食、油、棉、麻、烟等物资,进口食盐、布、军需品和工业品等等。
 
这些物资里,凡是紧急军用的,“集成号”马上调拨给7师供给部,7师留下自己用的,其他兄弟部队有需要,也可以马上支援。
 
而“裕民号”和“正大号”,则聘请民间商人做经理,专门经营五金、百货等民用商品,然后利用民用商业渠道,购买粮食和油等军用物资,给“集成号”送去。
 
三家商号在皖江贸易总局的领导下,同气连枝共同进退,很快便成为长江两岸的重要商业力量。
 
汤家沟自贸区,也繁荣起来,每天来往的商船不断。
 
周围百十里的商人发现,怎么每天有商船到汤家沟啊,肯定有的赚,那我也得赶紧去啊。
 
于是短短3个月时间,大江南北的商人都来汤家沟做生意,开办了米行、盐行、百货行、钱庄等店铺,常住人口达到数千人。
 
他们交易的媒介,便是大江银行的大江币。
 
虽然人口增加生意繁忙,但就像前文说的,汤家沟的管理很完善,没有苛捐杂税,没有欺凌霸市,如果没有数十里外的日伪军,简直就是太平年景。
 
所以汤家沟也被人称为“小上海。”
 
开办汤家沟自贸区的1942年,皖江根据地便上交军部749万元,到1944年,皖江根据地的财政收入达到6000万,分批上交军部1400万。
 
有次第5师财政紧张,军部命令第7师支援一下,师部二话不说,便给第5师拨款5000万元。
 
真豪啊。
 
而有了充足的财政收入,第7师也从2000人发展到3万人,成为立马长江的富七师。
 
隔壁的国军和日伪军,眼红的不行,打心底里佩服四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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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到了抗战后期,日军已经打不动了,处于崩溃的边缘。
 
日本是极度缺乏资源的国家,如果依赖国内的资源,日本根本没有实力发动侵华战争,所以日本侵华初期的工业原料,大部分向美国买。
 
是的,美国给蒋介石援助让他抗日,还给日本卖资源让他侵华,不管结果如何,赚的都是美国。
 
但是日本“偷袭珍珠港”以后,美国把资源供应链给断了,日本想在中国抢资源,可出产资源的中国农村,基本被八路军和新四军占了。
 
这样一来,日本就尴尬了。
 
说日军是侵华部队吧,没有粮食和石油钢铁的支持,日军便不可能在战场取胜,让日军撤回国内吧,日本军部又不甘心。
 
日军总要活下去,怎么办呢?
 
坚持到1943年,日军终于坚持不下去了,和控制山东农村的八路军商量,能不能卖给我们些粮食和油料啊?
 
山东八路军也不客气,没问题,你们用枪支弹药来换。于是日军成了山东花生油的最大客户,最多一次交易给八路军30万发子弹。
 
这就叫日本送给八路军子弹,让八路军抗日。
 
日子过的惨淡极了。
 
华北日军坚持不住,江南的日军也坚持不住,新四军等来了大客户。
 
1943年,日本准备向华中增兵40万,但是没有粮食,便给南京的汪伪政府下筹粮指标,并且在上海成立“登部队”筹粮。
 
日本觉得,两手抓肯定没问题了吧?
 
其实问题大了。
 
南方的苏皖产稻区,基本被新四军占了,秋收后通过汤家沟南岸的芜湖,出售到长江沿岸地区,日军和汪伪政府想筹粮,只能到芜湖。
 
于是汪精卫任命汪子栋,做为“筹粮委员会”芜湖分社的社长,日军“登部队”派楠木为顾问,让他们到芜湖想办法搞粮食。
 
汪子栋和楠木能有什么办法,愁的要死。
 
也就在这个时候,我党的地下党员听到消息,马上汇报给蔡辉,蔡辉又分析了各方面汇总来的情报,觉得这两人可以谈谈。
 
蔡辉分析的没错,苏皖地区的粮食都在新四军手里,日伪不想谈也不行。
 
蔡辉通过合作商人杨大炎,约汪子栋见一面,汪子栋为了完成筹粮任务,也同意见一面。
 
于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汪子栋坐船到汤家沟,和蔡辉达成交易协议:
 
新四军出售大米、烟草等物资,日伪以布、盐、糖等物品购买,但每次交易必须有30%的军用品。
 
两人一拍即合,初次交易都很满意。
 
新四军输出了过剩的物资,换来急需的军用品,汪子栋和楠木完成筹粮的任务,日伪军也有足够的粮食维持生存,可谓是皆大欢喜。
 
随着交易持续进行,交易内容也不断扩大,最终蔡辉和汪子栋约定,以后交易过程由“集成商行”和“利记粮行”完成,每次交易新四军出70%的粮食和30%的山货,日伪则需要出30%的雷管火药等军需品,30%的钢材机床等工业品,40%的药材食盐等日用品。
 
给新四军输送武器装备,日军是知道的,但是那又怎样,不给武器就要饿死。
 
日军没得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
 
也就是说,日军为了新四军的物资,亲自把封锁禁令给撕碎了,而且新四军和日伪交易时,乘坐日本产的轮船和汽车。
 
新四军和日伪军一起抗日,你说四爷牛逼不牛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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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

6

抗战胜利以前,粟裕曾做过一次报告:
 
“我们共产党是主张大家过得好,不是主张个人特别享福的。现在我们大家生活算过的很好,全国都比不上我们。可是还有些同志不满意,要求改善生活。”
 
粟裕的本意是批评部队铺张浪费,但从他的言辞中也能看出来,新四军的日子很不错,全国都比不上他们……
 
正因为有雄厚的经济基础,新四军才能在八年期间,作战24602次,主力部队发展到21万人,地方部队近10万,此外还有96万民兵。
 
可以说,新四军才是江南抗战的中流砥柱。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
 
原本驻芜湖的日军司令吉村和新四军说好,马上向新四军投降,但驻华日本总司令岗村宁次和蒋介石商议之后,不允许江南日军向新四军投降,必须等国军来受降。
 
日军司令吉村不愿意了,我们只服新四军,怎么还不允许投降呢?
 
不过军令如山,他也没办法。
 
吉村和楠木商议,回日本之前,要给新四军一批武器弹药,要不然感觉怪不好意思的。
 
于是楠木通过以前的贸易渠道,陆续给新四军送去100多吨的物资,包括轻机枪、弹药和衣服。
 
这番动作,和范伟的经典台词似的:
 
谢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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