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民国粉们（统一简称国粉）High的不行。
他们先是被《八佰》感动的热泪盈眶，高呼着国军士兵才是真正的军人，才是国家的脊梁。
紧接着在七夕当天，南京美龄宫外的梧桐树被灯光照亮，在空中俯瞰宛如一串宝石项链，她们像看偶像剧一样艳羡的说：江山为聘，山河为礼，蒋公的浪漫……
然而，真相是什么？
真相是四行仓库保卫战的四天四夜“激战”中，日军总共才42人受伤，只有一人重伤不治，平均两个小时打伤日军一人。
真相是全面抗战刚第一年，国军就损失了上百万的精锐，彻底让我们陷入了被动。
一直到1945年8月日军投降前一个月，国军手上还丢了18座县城。
真相是南京市里的法国梧桐，几乎全都是解放后种的，是南京市第一任市长刘伯承对梧桐情有独钟大面积栽种。现如今的南京市梧桐，国民政府所栽种的比例不足2%。
当然，国粉吹们最津津乐道的还是民国的教育。
在纪录片《西南联大》还有《无问西东》里，随处可见的弹幕都是：
“泪目了，真正的大师，真正的大学。”
“只有民国的教育真的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教育。”
“看看那时的大学，再看看现在的，唉，无话可说。”
可民国大师与民国时期教育的真相究竟是什么？
既然民国大师的代表人物是陈寅恪，也是他提出了那句著名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那我们就从陈寅恪说起。
陈寅恪是个典型的“二代”。
他祖父是湖南巡抚，他爹是当地著名的诗人，和谭嗣同齐名，他妈和曾国藩有实在亲戚关系。
这样的家世背景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钱和资源。
陈寅恪12岁的时候留学日本，20岁的时候去柏林、巴黎、苏黎世等一众高校自费留学。
28岁的时候又前往美国哈佛大学留学，这时候，他拿到的已经是政府的公费留学资格了。
从1902年到1925年，陈寅恪在国外的知名学府中呆了差不多十六七年，学贯中西。
在欧洲的时候，傅斯年赞其为“寅恪之学问，三百年来第一人也”。
▲ 傅斯年曾被国民政府称为：人间最稀有的一个天才
在哈佛的时候遇到吴宓，后者长叹：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
归国之后，恰逢清华大学设立国学研究院，吴宓正是研究院主任，他极力推荐“学术素人”陈寅恪为导师之一。
他先是向梁启超引荐了陈寅恪，梁启超对陈寅恪的学识颇为肯定，同意和吴宓联名向清华校长曹云祥推荐陈寅恪任职导师。
就这样，陈寅恪顺利成为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与王国维、梁启超并称为“清华三巨头”，而那时，他不过35岁。
▲ 国学四大导师 左起：梁启超 赵元任 王国维 陈寅恪
在西南联大任教和流亡香港期间，陈寅恪完成了两部大作，《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和《隋唐制度渊源论稿》。
这两部书史学界评价极高，称其为日后“七十余年唐史研究翻开了全新的一页”。
书中提出的“关陇集团”汉化；隋唐制度延续自北魏而非北周；河西敦煌对两汉到隋唐之间文明传承的作用。
很多观点到今天已经成为唐史研究中的绝对绕不过去的关键内容。
在陈寅恪身上，我们可以很明显的梳理出一条民国大师的“成长之路”。
首先，要有钱，要有资源。
民国时期的中国，文盲率超过90%，在仅剩下的10%的人里，又有90%的人可能只是认识几百字，勉强能看个报纸的“半吊子”。
这样的人放在今天，也就是个小学三年级水平。
我们在户口本上的学历栏里统一登为：文盲/半文盲。
就连当时很多名震一方的军阀，很多人也是“斗大的字不识一升”的水平，比如奉系军阀张宗昌，号称是读过几年私塾且“好诗文”。
他在山东的时候曾经找过辜鸿铭过来，想让他当山大的校长。
但他写的诗的水平大概是这样的：
忽见天上一火链，
好象玉皇要抽烟。
如果玉皇不抽烟，
为何又是一火链。
▲ 张大帅的另一首代表作品：大炮开兮轰他娘，威加海内兮归故乡，数英雄兮张宗昌，安得巨鲸兮吞扶桑
所以，民国出来的大师，家庭出身一定是万里挑一甚至十万里挑一的金字塔塔尖，他们是优质资源的垄断者和既得利益者，那些含着金钥匙出生的贵公子们，全都是站在了家庭的已有高度上“往前更进一步”。
第二，必须要有人脉，要有圈子。
陈寅恪在清华大学成为教授，没有任何的筛选门槛和考核标准。
说白了，就是吴宓觉得陈寅恪行，然后动用自己的人脉关系，让整个清华系统说了算的人都认为陈寅恪行。
读书人当然也有圈子。
▲ 民国时期的雅士名媛
因为一个地方里有资格读书的，有资格培养出“大师”的家族，实际上就那么几个，他们就是金字塔尖享受资源并希望垄断资源的人，所以他们必须要互相提携，共同进退。
换言之，一个一穷二白毫无家世背景的才俊，鲜有机会挤进这个“名流圈子”。
典型的代表是沈从文。
沈从文出身湖南的农村，小学刚读完就去当兵了，后来是靠着胡适的青睐再加上追到名门之女张兆和，才千辛万苦的在学术圈里有了一席之地。
▲ 张兆和的追求者很多，她开始根本看不上一穷二白的沈从文，她二姐张允和更是给沈从文起了外号为“癞蛤蟆第13号”
但即便如此，还有很多圈里的大师看不上他。
在西南联大的时候，刘文典多次嘲讽沈从文：
“陈寅恪一个月值400块，我值40块，朱自清值4块，沈从文？四毛钱都不该给他。”
在躲避飞机轰炸时，他看见了沈从文直骂：
陈寅恪跑是为了保存国粹，我跑是为了保存《庄子》；
学生跑是为了保存文化火种，你个该死的什么用都没有，你跟着跑什么跑啊！
中国懂庄子的只有两个半人，一个是庄子自己，一个是我，剩下所有人加起来算半个——刘文典
这就是民国大师之间的圈层阶级，这就是一条根深蒂固的鄙视链。
里面的人，相互提携习以为常。
外面的人，受尽鄙视却拼了命的想进来。
这就是圈子的力量。在民国大师中尤甚。
第三，要出国留学。
这个问题有点复杂，我们得从头说。
中华文明是全世界唯一一个没有中断的文明，怎么做到的？
老蒋以为有两点。
第一，我们的军力非常牛逼，汉朝打匈奴，唐朝打突厥，游牧民族最开始只是想来抢点东西，结果惹怒了我们，直接连家都被推了。
公孙瓒被袁绍收拾的干净利索，但他打乌桓鲜卑的时候，基本上是战无不胜的。
即便是王业偏安没有实现大一统的王朝，也有能力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证政权的和平稳固，为中华文明的持续繁衍生息创造出一个安全的外部环境。
第二，中华文明的同化能力非常非常强。
很多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直接就全方位的融入了中华文明里。
像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包括北周时期的关陇集团，其实都是少数民族汉化的结果。
李世民的祖母，北周鲜卑大将独孤信的女儿，李世民身上其实也有着有胡人血统。
但所有人都认同唐朝是中华文明的正统和巅峰。
唐朝时期的名将阿史那社尔、阿史那思摩、契苾何、执失思力，全都是西域诸国的降将，但他们就是甘心为大唐东征西讨，这就是我们超强的同化能力。
所以这两点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文明是一个独立孕育且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文明，源远流长，又生生不息。
文明千年来传承和延续的同时，也意味着我们后人发明乃至提出新学问的机会不多。
后人大多只能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
比如袁绍家族，靠着研究《易经》而逐步壮大起来；
比如朱熹，靠把儒家思想挖到极致，直接开宗立派；
比如明清时期的很多文人，就只研究杜甫的诗，朱鹤龄凭《杜诗辑注》直接开启了清朝的“杜诗学”研究。
▲ 仇兆鳌是研究杜诗的集大成者，他的《杜诗详注》一共写了25卷之多
这种研究方法，好听的说叫研究深入，但实际上大家心里都明镜似的，还不是因为做不出新东西只能去拾古人牙慧。
这种独立孕育，内部进步演化的文明，优点是易于传承生命力旺盛，但却缺点是，越到后期进步越慢。
到最后只能困在瓶颈。
其实我们心里也都有数，中国古代文化的牛X程度是一路往下走的。
最璀璨的是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然后是唐诗宋词，等到了明清的时候，明清小说实际上是前朝民间故事的汇编和整合，小说中展现的文化风貌也是以还原和记录为主。
不是否定其价值，只是说其创新性有限。
所以，到了清末民初，基本上可以说，中国传统学问已经到了“强弩之末”的时候了。
也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开始了洋务运动，开始了西学东进，开始了开眼看世界。
有财力、有资源、也有意愿的知识分子们纷纷出国留学，学习到国外先进的知识和理念，然后带着这些洋墨水回到了中国。
▲ 1872年，清廷派遣30名幼童，在陈兰彬、容闳率领下，远渡重洋来美留学，开启了中国官办留学的序幕
知识的稀缺性，再加上当时崇拜西方的社会环境，一下子就给“留学生”带来了非凡的光环。
学习国外的先进理念和研究方法，在一片空白的中国，一下子就能开宗立派成为这个学科的奠基人。
▲ 1918年赴美留学的清华学生在上海登船
还说陈寅恪。
国外当然不研究唐史，但是西方研究历史中有一个方法叫“历史演进法”，陈寅恪将这个方法加以改良，完善了“考据法”，同时将我国的历史研究范式完善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还有冯友兰，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拿的是西方哲学的博士，但他学会了西方研究哲学的方法和内在逻辑，回国之后完成毕生巨作《中国哲学史》。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就是学贯东西的力量。
民国大师的崛起，实际上就是中国与西方文化初步融合，且中国在西方军事政治压制下文化自信心极度崩塌的综合产物。
在荒芜的领域内，引入移植西方的已有研究成果和方法而成功的开宗立派，整个社会对西方的极度崇拜和希求迫切改变的渴望，又成为神话大师的推动器。
殷实的家底+学术圈里深厚的资源人脉+西方留学并有一定的真才实学，再加上当时独特历史环境“时势造英雄”，民国大师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
这些民国大师们，他们有贡献么？
当然有贡献。
他们厉害么？
当然厉害。
但也只是限于感叹一声：厉害厉害，也就可以到此为止了。
他们并不值得我们大吹特吹，更不值得国粉们怀念嗟叹。
为什么？
首先，普通人根本无法复制大师们的成长路径。
民国的时候，我国人均平均寿命不足40岁，新生儿死亡率更是今天的30倍。
土匪抢劫、军阀征丁、水旱蝗灾、瘟疫恶疾…..普通人基本上遇上个一两次这些事，能死里逃生捡回一条命就不错了，根本没有条件去读书。
只有家庭的抗风险能力强大到足以抵抗这些事情的干扰后，才有资格有机会琢磨读书。
而且家里必须要在动荡的时局下保持十几年的稳定，不能突生变故中道崩殂。
比如大别山深处的李云龙，开始还上过一年私塾，但饥荒来了只能辍学去编筐了。
就像前文说的，必须要在家庭出身上秒杀99.99%的人，才有机会出国，才有机会进入到那个圈子里。
那是才是真正的阶级固化，普通人几乎没有上升的通道。
今天在网上怀念向往民国教育的国粉们可以想一想，以自己家里的年收入，自己家里掌握的社会资源，你是能去英美留学，是能读个国内的大学，还是只能当个佃农、小工、甚至只能做个流民？
毫不客气的对那些国粉们说一句，你们今天能识文断字，能读民国大师的轶事，能上网来感慨大发矫揉造作，最该感谢的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九年义务教育。
把你们扔回到民国去，以你们的家庭条件，以你们的平庸资质。
你们的下场是什么？
鲁迅先生告诉你们了。
你们就是等着一口人血馒头活命的华小栓，是见着“老爷”一句话说不出来的中年闰土，是算计白拿人家两件旧家具的杨二嫂。
闰土的儿子还会是闰土，杨二嫂的女儿还会是杨二嫂。
更重要的是，民国的大师们作出的贡献和获得的名声并不成正比。
不是否定这一批民国大师在学术研究上的成就，但就他们的实际贡献而言，只能说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最为人们所熟知的“民国大师”，几乎全都集中在人文学科上，文学、历史、语言、哲学、法律…..
可当时的中国最需要的，是粮食、铁路、是自行车、是暖水瓶、是飞机大炮，不是风花雪月，不是浅吟低唱，不是文物考证。
这些东西帮不了穷苦氓昧的人民，帮不了积贫积弱的国家。
▲ 究竟有多少人有资格有民国范儿？有范儿的人放下他们的范儿，又能让多少人吃饱饭
大师们的重文轻理，忽视科学技术，直接导致我国当时高校学科建设的极度畸形。
文科和理工科的比例严重失衡，60%的学生学习都是文史哲法，学工科只有11.5%，学理科的不到10%，学农业的不到3%。
可当时落后的中国最缺的就是工业，就是科技，就是生产力。
一句话，民国大师们的研究领域和作出的贡献，和我国当时的国情是极大脱节的。
再多说一点。
即便到了今天，这些民国大师们的成就和贡献，仍然只和某个领域内的特定研究者有关。
▲ 这三位大师的代表作，国粉们别说读过，恐怕听过的，知道写的是关于什么的都没几个
那些心驰神往民国大师民国教育的国粉们。
他们天天喊着陈寅恪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们真的知道陈寅恪在南北朝和隋唐史上究竟作出了那些开创性贡献么？
他们津津乐道金岳霖苦恋林徽因，他们了解过金岳霖在哲学本体论上提出的“道”“式”“能”三个基本哲学范畴么？
他们无限缅怀最后一位民国大师季羡林，他们恐怕一辈子都没机会接触到季羡林所研究的吐火罗文、梵文吧？
中国雷达技术之父束星北；
侯氏制碱法提出者，中国重化学工业开拓者侯德榜；
中国近代物理学研究的奠基人，杨振宁、钱三强的恩师吴有训。
▲ 中国的爱因斯坦——束星北
这些科学技术上的奠基人们，国粉大多没听过，而陈寅恪、章太炎、胡适，这帮人在学术研究上的贡献，他们又完全接触不到。
那这就尴尬了。
一群对“朱砂痣白月光”小情小爱念念不忘的人；
一群对林徽因情史八卦的兴趣远胜于其在建筑上贡献的人；
一群只看了几部反映民国高校影视作品的人；
竟然开始大言不惭的说起了大师，教育，学术，人才培养……
好一份厚古薄今的优越感。
好一份矫情做作的无病呻吟。
这些缅怀民国大师的国粉们，好好清醒一下，想一想你们真正该缅怀纪念的是谁？
是钱学森，是他让两弹一星上了天，让我们同时与美苏交恶的险恶环境下有了最大的底气。
是袁隆平，90岁的他现在还奋战在科研一线，刚刚在柴达木盆地里培育出了高寒耐盐碱水稻。
是黄旭华，隐姓埋名的中国核潜艇之父，从1958-1986年，28年没有回家探望过双亲一次。
是顾方舟，是他研制出预防脊髓灰质炎的糖丸，彻底消灭了中国的小儿麻痹症。
还有更多作出非凡贡献，我们甚至都没有听过他们名字的人，
仅仅是让中国人吃饱饭这件事上，就有太多值得我们铭记的人。
钟麟，淡水鱼全人工繁殖技术的创始人，让青草鲢鳙成为四大家鱼，让内陆的餐桌上也能吃上鱼。
李振声，杂交小麦之父，培育出中国小麦育种的重要亲种，累计推广3亿多亩，小麦增产超过150亿斤。
何家庆，魔芋大王，在云贵川山区内培训了几万农民，让魔芋种植面积增加了20多万亩，成为了山区脱贫的宝贝疙瘩。
他们才是人民最迫切需要的人，他们才是让我们过上美好幸福生活的人。
那些称颂歌唱民国大师的人，那些追忆怀念民国时代的人，他们首先要知道什么是意义，什么是价值，知道老百姓们需要什么，又是谁帮助了老百姓。
脚踏实地，扎根乡土，服务人民。
他们才是真正的大师，他们才是民族的脊梁。
参考文献：[3] 温伯陵：民国以后，为什没有大师了?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蒋校长）：被吹捧的民国大师，被忽视的民族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