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傳承:南下西进专题
论刘伯承、邓小平等
关于进军西南军事思想和实践(二)
宋毅军
三、军政兼施攻心为上,恩威并重上兵伐谋
刘伯承和邓小平、贺龙指挥二野等60万人,两个月内就消灭了国民党军队90多万人。其中,起义部队竟然达到40余万人,可见策反工作成效之显著。
策反准备。邓小平和刘伯承、贺龙等野战军首长,以及陈锡联、陈赓等兵团首长都亲自关心、过问策反问题,并派专人代表他们前往西南做国民党将领的工作。特别是对于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和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等地方实力派,长期来中共中央周恩来等领导人就亲自做他们的争取工作,取得很大成就。
早在8月初,第二野战军敌工部长杨松青、情报处长柴军武即带人到汉口设立办事处。他们在汉口通过各条渠道,物色、落实了合适的策反人员,先后向西南国民党军派遣了90多人。同时,还了解了西南地区的哥老会会道门、地方、游杂武装等方面的情况,并向野政提出了处理这些问题的建议。同一时期,第十八兵团也向胡宗南集团及有关部队派出了70多人进行策反。战役发起之后,强大的军事攻势如秋风扫落叶,所向披靡,势不可挡。刘邓审时度势,强调要军政兼施,恩威并重。
11月12日,邓小平为二野前委起草的电报中指出:不可笼统提出集中力量打击中央系的方针,因为贵州多年以来就在中央系统治之下,这样的口号可能形成打击面过大的结果。而在事实上,现在的所谓中央系中的极大部分人,都在动摇。我们的策略应是给以改过自新和生活之路,借以分化反动营垒,孤立最反动的分子,减少革命阻力,以便于我们迅速建立革命秩序和发动群众。在处理杂色武装时,要依据不同对象,权衡利弊,审慎处理,要防止过急的毛病。对少数民族武装,尤其要防止这点。
与此同时,刘邓不失时机地于11月21日联名向四川、云南、贵州、西康四省国民党军政人员公开提出四项忠告,促使他们接受解放军“约法八章”:停止抵抗、停止破坏、迅速脱离国民党反动统治,协同人民解放军作战,维持地方秩序,保护公私财产,投向光明,听候接受。“四项忠告”极大地震撼了国民党原已不稳固的阵营,卢汉、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郭汝瑰、赵树德、王伯勋、张涛等国民党的党政军要员,先后举起义旗。对此,刘邓连电嘉勉,表示热烈欢迎。
12月21日,刘伯承和贺龙、邓小平对被包围在成都地区的胡宗南部又发出最后忠告。之后,相继有张宣武、严翊、罗广文、陈克非、裴昌会、欧阳家清、熊志等国民党官兵阵前起义。
其中,影响很大的是1949年12月9日,经党中央及二野等有关部门积极工作,争取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兼绥靖公署主任卢汉率部5万人在昆明举行的起义。18份电报中的第17份就是邓小平在卢汉起义后起草的和刘伯承联名二十多份电报中具有代表性的电报。
卢汉起义以后,他先后于12月9日和11日致电刘伯承、邓小平。通报全省革命秩序已完全恢复,蒋匪在滇军政人员李弥、余程万以下及全体国特均一网打尽。12日,卢汉又给刘伯承、邓小平先后发来两份电报:一、便于处理军政起见,聘任余程万、李弥等八人暂时组成云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自己兼任主席。二、以云南人民解放军名义,暂时就原来军改变番号,仍以原有军、师长继续负责。
第二天,邓小平在重庆主持中共西南局常委办公会议,反复研究了卢汉两份来电。邓小平于13日起草和刘伯承联名给中共中央军委的请示电,即第17份电报,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出的。电报认为,卢汉两电提出的“一政一军两个问题必须予以回答。我们研究目前对卢方针,以进一步吸引其靠拢我们为有利”。故拟:一、仍以刘邓名义复电批准其临时军政委员会,不由中央政府予以正式任命。二、令各军师长仍然就原职,巩固部队,听候整编。三、问明处理余、李两人真相。这样处置的好处是可以进一步稳卢之心,打破国民党继续挑拨分化的阴谋,并避免混乱。同时附上三个电稿,请示是否可用。同一天,邓小平还草拟了和刘伯承联名给卢汉的一封信。说明已派陈赓、宋任穷两位将军率领人民解放军进入云南,届时请与协同。
根据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批复,邓小平于12月14日起草了和刘伯承联名给卢汉的两份比较短的电报。接到刘邓复电,卢汉很高兴。对于复电询问国民党军第八军军长李弥、第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的处理情况,他于16日复电认为:李弥认识较为清楚,余程万本人在言论中表现好。然而,李、余实际并非像卢汉电报所说和所希望的那样。结果,李弥仍受台湾命令,企图向昆明行动。余程万一被释放,就指挥部下进犯昆明,企图扼杀起义。
对此,邓小平于同日起草了和刘伯承联名给卢汉电报。根据他等待我解放大军迅速西进“克日入滇,彻底歼灭残匪”的要求,坚决地表示:“我们已分头派遣部队向云南急进。望在作战中,与各派遣部队切取联络,密切配合。”
实践教育了卢汉,使他迅速丢弃了幻想,转向坚决配合解放军的行动方面,决心“与人民革命武装配合坚守昆明”。
与此同时,刘伯承,邓小平电告卢汉:一、成都周围被围的胡宗南部及其他共20余万人,已于27日在新津、蒲江、邛崃地区被我将其主力歼灭余者分别放下武器,或临阵起义,成都即告解放。二、对李弥、余程万两部请策动其起义转到人民方面来,我们极表欢迎。
12月30日卢汉致电刘邓:关于策动李弥、余程万两部起义事,经多方设法,迄今尚无确切表示。1950年1月11日,卢汉又致电刘邓:鉴于李、余两人“已离开滇境,并与台湾蒋匪暗中联络,继续充任他的爪牙。兹为对顽固的反动分子坚决执行惩处计,拟请准予将该李弥、余程万两人军政委员名义撤销。”1月17日,刘邓电告卢汉:“拟请贵部即以不少于三个团的兵力协同我朱家壁部经峨山向墨江攻击前进,配合陈部合歼敌匪,如能以汽车辅送部队,则收效更大。”卢汉又电复表示坚决服从。
四、审时度势统领三军,因地制宜速取重庆
1950年元旦,经中共西南局常委会议决定,以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暨第二野战军全体指战员的名义,向全国各战略区党政军民发出“感谢支援电”。电报高度赞扬并特别感谢“四野四十七军、五十军、四十二军、鄂独一二师及工兵部队,在协同入川入黔的作战中,表现了吃苦耐劳英勇奋斗和守纪律的模范”。称赞第一野战军第十八兵团在贺龙率领下神速前进,是西南战役迅速完成、主力胡宗南部迅速被歼灭的“主要原因之一”。“西北党政、人民和一野兄弟们在协助西南解放和干部的援助上尽了极大的努力”。
关于二野向西南开进过程中与四野的密切配合。第二份电报是邓小平于9月10日起草的。在通报了二野行进时间、路线后,电请四野首长依据华中作战情况,通告两大野战军相互配合问题。为防止开进中“发生拥挤和交叉运动”,达成作战配合的“要求”,电报建议:“二野在通过华中地区时的作战事宜,统归四野首长指挥,以求一致”。1949年10月下旬,四野为保障野战军主力进军广西侧后安全,并配合二野进军,决定以位于湘鄂西地区第四十二军一部、第四十七军主力等九个师,发起对宋希濂部的作战。这大大增强了入川部队实力。
11月30日,重庆解放,首先进占市区的就是四十七军一部。12月1日,邓小平起草联名电报(第13份)建议:“四十七军在江南扫荡残敌,计已大体告一段落,即应以主力渡江直出邻水,留一部继续清剿。”“请林、谭、萧通知五十军及独一师出垫江”。
关于二野向西南开进过程中与一野第十八兵团密切配合。为了保证对“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然后再回打之方针”的实现,毛泽东在几次强调:“出动时间要和刘邓占黔、渝相配合,不可太早,宁可稍缓一点,以期聚歼胡匪,不使逃入云南”。“歼胡作战时间,不应太早,应待二野进到叙,沪、重庆之线,然后发起攻击”。
11月18日,邓小平起草了和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的联名电报,鉴于胡宗南可能急切后撤,“请军委及贺、李注意”。在胡宗南部署未定时,又建议:“我十八兵团及刘金轩部队,以加速前进形成南北钳形攻势最为有利”。12月6日,邓小平起草的联名电报除通报战况外,还向林彪、贺龙等通报;“各军亦即就上述地区休整十天到二十天,充分准备协同十八兵团聚歼胡宗南。”(见第十四、十五份电报)。
邓小平和刘伯承、贺龙在指挥行军作战过程中,十分关心体贴各级指战员。在邓小平起草的联名电报中,经常出现这样的关切文字:
“你们要特别注意上述各可能前进的道路之调查”;“近半月来,我各部队天雨行军、作战必感疲劳,望注意鼓励士气。使用现洋,保障战士的给需和健康。千万不可因小失大,每人每天的五钱油盐和一斤菜蔬绝不可减少。”而且是“至要、至要”;“你们对赤水河困难已克服否?甚念。望注意不要在一点过,而要分作两个或几个渡口过”;“各部队当前最大困难是鞋子问题,望自行设法就地购买,勿靠后方运送,落伍人员好好设站收容。”
一面是严守军令,在所不惜;一面是关心备至,体贴入微。第六、第十、第十五份等电报中展现出来的这些上下级相互信任之情、官兵相互关爱之意的文字,今天读来仍使人激动不已。
在国民党军纷纷退败川西的形势下,第二野战军首长命令北线的第十八兵团等部迅速前进,以便在川西尽快对国民党军发起南北钳形攻势。6日,邓小平起草和刘伯承等的联名电报命令南线部队:到达集结地后要抓紧时间,做好在川西打大歼灭战的准备。
位于陕、甘地区的解放军第十八兵团,在西南军区司令员兼川北临时军政委员会主任贺龙统率下,全军分左中右三路,克服一切艰难困苦,越过冰雪覆盖的秦岭加速前进。为了会同南线部队会聚胡宗南集团,日夜兼程,有力地配合第二野战军主力对猬集于川西盆地国民党军的合围。
12月下旬,集聚在成都附近的胡宗南部7个兵团约30万人,军无信心,士无斗志,据此,刘伯承、邓小平等判定:胡宗南“势必依托成都周围作困兽之斗,我军追击阶段已告结束”。但是,对于当前之敌,绝非一两个冲锋所能歼灭,须知敌尚有反击的力量和局部进攻的可能,“我们必须十分慎重”,严防轻敌乱碰。为此,刘邓等命令各军:“应就现地调整态势,掌握部队,恢复体力,调集火器,鼓励士气,瓦解敌军,特别加强对敌作精密的战术侦察”。今后作战方式“仍用先打弱点和集中力量割开敌人,一点一点吃的战法,千万不可进行无准备、无把握的战斗。”“至要至要。”这就是邓小平起草的12月21日和刘伯承等的联名电报(第十八份)。
为使各部密切协同,刘邓决定以第五兵团司令员杨勇、第三兵团副司令员杜义德为首组成前线指挥部,统一指挥南线五个军,会同兼程南下的北线兵团合围、聚歼胡宗南集团于川西地区。12月27日,四川全省宣告解放。
依据战场情况变化及时调整部署。由于“战争是不确实性的领域”,进军部队在迂回过程中,刘、邓、贺首长依照敌变我变的原则,不止一次地改变了原定部署。相机夺取重庆等行动都是这种灵活性的充分体现。
重庆,是当时西南地区最大的工业城市,也是这一地区政治经济中心。1948年4月,当刘邓大军在中原大地庆祝延安光复大会上,刘伯承就断言:“在中原战场上,我们打下了蒋贼的行都洛阳,将来我们还要打下蒋贼的陪都重庆、首都南京。”
11月26日,邓小平起草了和刘伯承、张际春、李达命令所属各部并上报中央军委另告贺龙、李井泉的联名电报:速歼长江南岸之国民党军,相机占领重庆。于是,作战部署由一道道红色电波,迅速传向了各路大军的指挥员:十二军“准备渡江迂回重庆”;十一军、四十七军“监视重庆之敌”,“协同十二军视机解放重庆”。
这时,千里之外的毛泽东基于聚歼国民党军的目的,于11月27日电示刘伯承和邓小平:是否能吸引更多的胡宗南部到重庆,我军向重庆逼近的部队是否有必要稍为放慢进攻速度,以利于吸引较多的国民党军增援、据守重庆而后聚歼之。毛泽东希望在重庆“打一个聚歼汤恩伯于上海那样的好仗”。
接到来自最高统帅部的电示,刘伯承和邓小平等紧急商议,慎重考虑,觉得还是应该坚持既定方针。理由主要有三点:一是我军在长江南岸消灭其有生力量后,蒋介石可能改变增援重庆计划;二是我军进军迅速,援敌难以赶至;三是我军迅速渡江控制泸州、松山,可当即截断敌军退路。特别是考虑到迅速夺取重庆的直接意义。于是,当即由邓小平起草了联名致中央军委的电报(即第九份电报),直抒己见:“我如能在江南歼罗,则重庆较易夺取,早点夺取重庆使工业不受大破坏,则我可早日依托重庆供给大军经营全川”;“重庆城地形险要,如较多兵固守,攻取费时”;“在敌薄弱时,至少在一段早点争取渡过长江,跨江南北机动较为有利”。
理由说明,结论也就显而易见:“因此,我们意见仍以尽可能提前渡江,并视情况包围或夺取重庆为较稳当。”当然,刘伯承、邓小平等同时也表示:上述考虑“是否有当,请核实”。
此时的毛泽东虚怀若谷,从善如流。既然前线指挥员依据实际战况作出正确决定,理应支持。于是,他当即复电:“你们早日夺取重庆的计划是适当的”,“请依情况发展酌定之”。信赖之意,跃然纸上。
速取重庆的计划获得批准,刘邓的心里并不轻松。11月27日,国民党在重庆市内渣滓洞、白公馆进行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从半年前指导“缓攻”上海的战役,到眼前指挥“速取”重庆的战斗,受命起草联名电报的邓小平。集中大家的意见,于11月30日下达了在重庆地区长江南北两岸作战的部署以五个师继续歼击、扫灭向木洞场及重庆逃窜之敌。以四个师就现态势速行渡江,以主力控制江北岸,余部巩固南岸适当阵地。
首先巩固阵地,然后看情况:“如重庆无敌固守则占领之;如重庆有相当兵力守备则暂时置之不理”,为慎重起见,指示电提醒说:胡宗南第一军已到重庆,“你们要切实注意江岸及重庆敌情之侦察”。就在蒋介石乘飞机由重庆仓皇逃往成都的当天,解放军进占了市区,第二天,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
这时,刘邓等又电令攻城部队:“为巩固重庆,你们应尽可能在追击战中把敌人打远一点,但亦不宜过于深入。”(第十三份电报)。7日,刘邓等到达南川县城,第二天,他们率领指挥机关进驻重庆市区。
人民解放军所向披靡;国民党军兵败如山倒。就这样,蒋介石依恃胡宗南企图“割据大西南”的黄粱美梦,在毛泽东号令响彻之时,在刘、贺、邓率领大军“横扫西南如卷席”的阵阵“齐声唤”中破灭了!蒋介石及胡宗南从空中逃离了大西南,不胜依依;刘伯承、邓小平和贺龙从陆地走进了大西南,扬眉吐气。
战幕落下,尘埃落定。在北京的毛泽东,并没有像两年前蒋介石攻占延安后还趾高气扬地亲自来到延安走一走,而是把目光投向了雪域高原和沿海诸岛。
邓小平曾经多次讲过:“我是一个军人,我真正的专业是打仗。”他还兴奋地说:我一生中最高兴的是解放战争时期。那时我们装备很差,还都在打胜仗,这些胜利是在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情况下取得的。我们重新翻开现代革命军事历史的画卷可以看到,人民解放军进军解放大西南,是全国解放战争战略追击阶段通过大迁回、大包围达成大歼灭,奇正相生、以谋制胜的大规模山地进攻战役,是全国解放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宝贵经验在我军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同时,此役在新中国建设发展史上也起着重要作用。西南作战提前两个月歼灭国民党军在大陆上最后一支主力胡宗南集团,迅速解放了祖国少数民族最多的西南广大地区。西南地区提前恢复生产,不仅迅速发展了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本地区经济建设,直接支援着进军西藏和抗美援朝,而且促进了新中国初建时期的各项经济建设事业。
人民解放军进军解放大西南,是马列主义军事理论和中国现代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胜利,这一重大胜利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已经成熟并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及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的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和对毛泽东思想富有创造性的运用,客观地反映出他们驾驭战局的超人胆识和几十年军旅生涯的光辉之点,充分说明毛泽东军事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对于邓小平在革命战争时期军事思想和实践而言,全国解放战争他参与指挥进军解放大西南,连同他参与指挥挺进大别山,参与指挥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这些独特的重大贡献,是他这一时期军事思想发展的巅峰和几十年军事生涯“创作”中的得意之笔。因为这不仅仅表现在他党内的地位越来越高,起草的联名军事文电越来越多,而且主要是随着他的军事实践越来越丰富,他的军事思想也越来越臻于成熟。对此进行全面深入地研究,对于我们学习、研究、宣传邓小平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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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毅军,男,1957年3月出生,吉林省通化市人。曾任区专职团委副书记、市教育局党委干事、市委党校教员、市委整党工作队巡视员。先后毕业于延边大学、吉林大学、人民大学,获法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现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副巡视员。先后参加了《邓小平军事文集》、《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大型纪念文集《回忆邓小平》、《回忆军事家邓小平》(均任副主编);《邓小平年谱》、《邓小平传》,《任弼时年谱》、《任弼时传》军事活动部分的编辑和撰写,是《中共党史人物传》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传》丛书传《邓小平》的唯一作者。
GAOJIAN 根据《共和国永远铭记—南下干部历史贡献理论研讨会论文集》文章资料编辑整理。
2024.12.15.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雲見長鋒):论刘伯承、邓小平等关于进军西南军事思想和实践(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