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子情深——怀念我的父亲滕代远

我的父亲滕代远生于1904112日,他1924年参加革命,从投身蓬勃兴起的湖南农民运动到组织领导著名的“平江起义”;从率领部队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到参加瑞金苏维埃土地革命;从延安王家坪中央军委的日夜操劳到太行山辗转迂回与敌人战斗;从建国伊始奠定和发展人民铁道事业到呕心沥血十年社会主义建设,他忠于党、忠于人民,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父子情深——怀念我的父亲滕代远

1968年春天,16岁的我在北京灯市口中学上学。在与几个要好的同学商量后,我决定响应毛泽东主席的号召,报名去内蒙古牧区插队当知青。不久,学校发来登记表,我填完后请父亲审阅,他戴上眼镜拿起毛笔在家长意见栏内写下“完全同意,坚决支持”八个字。我写信将此事告诉在部队工作的几个哥哥,他们也一致支持我的想法。没过多久,二哥、三哥分别从部队请假回来,专门为我送行。四哥因执行部队任务不能请假,也发来电报表示支持。
那段时间,我整日忙于准备行装,父亲特地将他在抗战时期缴获的日本军毯送我带上,以抵御内蒙边疆冬季的寒冷。母亲怕我没有生活经验,不会拆洗被子,戴上老花镜伏在乒乓球桌子上,手把手教我怎样拿针、怎样缝被子。父亲对母亲说:“孩子现在离开我们是早了点,但不能因为舍不得就永远把孩子拴在自己身边。他们响应号召去建设边疆,我们应该支持。当年我们参加革命不也是这个年龄嘛!”
我用平时积攒下的零花钱买了许多信封和邮票,事先用胶水将邮票粘到信封上。父亲问我做什么,我不好意思地说:“头一次去那么远的地方,条件又艰苦,要是想家了写信时方便些。”父亲听后爽朗地笑了,用手点着我的鼻子,语重心长地嘱咐我:“到了边疆,要团结当地人民群众,多向少数民族同志学习,不要老想家啊!”
向内蒙古大草原进发的日子终于到了,告别了生活16年的北京,告别了学校、老师,告别了我的亲人,我与北京各个学校的800多名自愿奔赴边疆的同学一起,乘坐一列火车准备出发。父亲、母亲还有哥哥们,都去永定门火车站为我送行。

父子情深——怀念我的父亲滕代远

1968年8月,全家欢送滕久昕(右一)去内蒙古插队

那天天气很热,因为怕孩子们舍不得家长,影响火车开动,车站规定不让送行的家长进入,只能在进站口与远行的孩子告别。我的父亲和母亲也被挡在车站外面,在混乱的人群当中不知所措。家长们选出代表与车站负责人交涉,经过协商,家长们最后才得以进入车站,与奔赴边疆插队的子女们话别。我站在爸爸面前,再次向他表示决心。我是他最小的儿子,又是第一次离开他到遥远的边疆,他很不放心。我看得出,他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不让眼泪流出……事后,给我送行的哥哥看见父亲坐上汽车后用手绢在擦眼泪。
在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插队的日子里,父母亲经常来信,勉励我在草原上扎根,好好接受锻炼。父亲在信中教育我:“要和工农子弟打成一片,不要让别人看出你是干部子弟,要在艰苦朴素上成为标兵。”我也经常给家里写信,汇报我的工作生活和思想状况,父母看后非常高兴。
1970年,我参了军,成为一名光荣的铁道兵战士。部队里的一切对我来说是那么新鲜有趣,我和战友们日复一日开山洞、铺铁轨、架桥梁,为祖国的三线建设贡献力量。
19736月,因北京修建地铁,我所在的部队整编后,将我从湖北郧阳调回北京。部队首长知道父亲身体不好,身边没有一个孩子,我又是最小的儿子,特意批准我请几天假回家看看。那天回到家,父亲见到我特别高兴,拉着我的手问长问短。我望着父亲清瘦的面庞,心情难以平静。他老人家头发白了,精神也不像以前那样好了。父亲随后问我什么时候去新单位报到,我说:“部队首长给了几天假,在家休息两天就去报到。”父亲不同意,他说:“可不能伸手向组织要照顾,也不要休什么假,一天也不要,半天都不要!你要听我的话。”于是,我按照他的要求第二天就去新单位报到了。
一个周六的下午,部队集中进行学习,我正在班里和同志们一起学习。这时,通信员叫我去连部一下。一进连部,就看见父亲的警卫秘书杨新国和指导员正在谈话。我感到很惊奇,忙问什么事情。杨新国笑着回答:“首长想你了,来工地看看你。”“在哪儿呢?”我问。“就在外面车子里。”我向指导员请了假,回到班里换上军装,急忙跑到院子外边,老远就看见父亲在院墙外等待。我急忙跑过去问:“爸爸,您怎么来啦?”父亲眼里泪光闪动,说:“你妈妈又出差啦!我想你啊。”老人家的嘴唇翕动着,还想说些什么。“走吧,我和您回家。”父亲望着我认真地问:“向连队请假了吗?”我回答:“放心吧,我请假了。”
父亲已经69岁,身体多病,身边除了母亲就是工作人员。母亲刚刚恢复工作,为了挽回失去的时间,她经常到下属单位出差,我的心里很难受。一路上,我们父子俩的手紧紧握在一起。我想:父亲身边都是工作人员,没有亲人能陪他聊聊心事,他一定感到很寂寞,才做出这种出乎寻常的举动。

父子情深——怀念我的父亲滕代远

滕代远夫妇与孩子们合影

回到家,父亲详细地询问我现在的学习情况、部队的训练和施工情况、干部战士的思想情况。我把自己所知道的事情向他全部道出,父亲听了感到很满意。第二天早餐后,他郑重地对我说:“你回去吧,要好好工作。”我脑子一下转不过弯来,怎么连在家过个礼拜天都不行呢?虽然不理解,也很不愿意,但这毕竟是父亲的话,必须照办。
直到今天,一想起这件事情,仍好似昨天发生的一样。哪个父亲不疼爱自己的子女呀,可当理智控制了情感后,思想就回归到了理智。革命者要具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不能总沉浸在悲欢离合、儿女情长之中。
19738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会后,大会秘书处送来“十大新闻”照片一套,其中有毛泽东主席主持大会的照片,还有其他领导人在主席台上的照片。
父亲买来3只镜框,并把我叫到身边,要我帮助他把照片装入镜框,挂到墙上。父亲戴上眼镜仔细对比,亲自挑选出两张照片。我站在椅子上,举起镜框向墙上挂,父亲站在后面指挥。在一片高兴的气氛中,悬挂好了照片。
19739月,党的十大刚刚结束,我在离北京市区约30公里远的昌平,参加铁道兵教导队集训,因为训练紧张,考核科目比较多,已经很久没有回家了。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请了假,坐了2个小时的公共汽车回到城里,见到父亲总觉得有说不完的话。一晃就到了星期日下午,我必须在周日晚饭点名前归队,否则就违反了纪律。万般无奈之下,我向父亲的秘书卜占稳求助,想用父亲的汽车送我一趟。工作人员同情我的难处,决定请司机李开志送我归队。

父子情深——怀念我的父亲滕代远

滕代远与儿子滕久昕

这是我头一回因私事使用父亲的车,哪想到还是让父亲知道了,他严厉地批评了身边的工作人员。不久我再次回家时,父亲把我单独叫到一边,口气相当严厉:“你胆子真不小,竟敢坐我的车!”又说:“干部子弟不允许有优越感,你把我的话全忘了吗?”望着父亲严肃的面孔,我紧张得手心直出冷汗,恨不得地上有条缝,钻进去躲一下才好。我知道自己错了,赶忙向他承认了错误。“你给我听清楚,以后不许坐我的车!”父亲以这句话结束了批评。我答应道:“是!”灰溜溜地回了房间。不仅对我如此,几个哥哥从部队回家探亲,向来都是自己乘公共汽车回来。有时东西带多了,也是我骑车去车站接他们,从未因私事用过父亲的汽车。
在工作之余,我喜欢翻看以前的日记,它们会带我进入幸福的回忆中。1974929日的日记这样写道:“……该吃早饭了,我兴致勃勃地坐到餐桌旁,快到国庆节啦,看看今天有什么好吃的。可是父亲却夹给我一个小窝头,真有些扫兴。在连队就经常吃窝头,好不容易回趟家,总该改善一下,怎么还吃这窝头?我向父亲摇摇头,母亲也在一边劝我不要吃了。可是父亲不答应,坚持让我吃。没有办法,我只好勉强吃了下去。”
记得那天早饭后天气很好,阳光灿烂,我陪父亲去紫竹院公园散步。我们一边观赏公园风景一边闲聊,不一会儿就聊到早上吃饭的事。父亲语重心长地说:“现在的条件好了,生活水平也提高了,许多人的衣食住行都与从前大不一样了。但是,怎么能忘记过去呢?在抗日战争中,太行山根据地的军民连树皮都扒下来吃。你们是在红旗下长大的孩子,可不能身在福中不知福啊!”父亲的教导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
父亲不仅对孩子们要求严格,自己更是以身作则。他的衣着很简朴,上班就穿铁路制服,平时在家穿布衣服。衬衣、睡衣破了,不愿买新的,让母亲补一补再穿。他平时的伙食很简单,炒胡萝卜丝和辣子豆腐是他的最爱,他喜欢吃粗粮,每天一个小窝头。父亲不抽烟,也很少喝酒,他要求我们不吸烟,我们兄弟五人,没有一个吸烟。我们家解放后住在东城区煤渣胡同的一个院子里,旁边紧挨着一家汽车修理厂,时常能听到工厂机器的噪音。这所住宅破旧了,存在安全隐患,有关部门多次提出维修,但父亲始终不同意维修,只是简单加固一下楼顶的横梁,我们在这里一直住到父亲病逝。父亲身患重病后,购买的药品都是自己出钱,从不拿去让公家报销。而今我深深感到,这不仅仅是因为家教严,更是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反映。他的言传身教,对我们全家起了很大作用,至今我的几位哥嫂都是艰苦朴素、勤俭持家过日子。
197411月中旬,父亲因肺炎病重,住进了位于东单的北京医院,尽管从各方面进行积极的治疗,但病情一直不见好转,父亲以顽强的意志与疾病抗争。为了让我在部队安心工作,他始终不让身边工作人员将他住院的消息告诉我。当时,几个哥哥都不在父亲身边,唯独我刚从湖北调回北京。但我所在的部队承担着修建北京地铁的繁重任务,平时没有时间回家看他。
当我得知父亲的情况后,意识到他身边不能没有亲人的照顾,于是向部队首长请了假,急急忙忙赶到北京医院。
我推开病房的门,见到父亲坐在沙发上,便上前一步,立正向他敬了一个军礼。他略显惊奇地望着我,头在慢慢地摇动,仿佛在说:“你工作这么忙,不该回来啊。”这时父亲憔悴的面容略显苍白,有一只眼睛都不能完全睁开,说话吐字不清楚,语言表达也很困难。见到父亲被疾病折磨成这个样子,我傻呆呆地站在那里,喊了一声:“爸……”眼泪不禁夺眶而出。
在医院治疗期间,父亲经常让我陪他在走廊里散步。他一只手拄着拐杖,另一只手紧紧抓住我的胳膊。看着70岁的老父亲心力交瘁的样子,我的心就像针扎一样难受。可他自己全然不顾,经常听广播、看电视,文件一送来,立刻让我读给他听。他以一名老共产党员的觉悟,时刻关注着党和国家发生的事情。只要有空,父亲总叫我去帮助医护人员做一些服务性的工作。他常说:“一个大小伙子,又是个当兵的,别老在房间里呆着。”我护理完父亲后,经常去帮助医护人员工作,例如从电梯里装卸氧气瓶、刷洗厕所和浴盆、擦地板、收拾被褥、帮助护士粘药口袋、搓棉签,还有煎中药、打开水、退送餐具等,这些活我都干过。看到有事要做,父亲只要用手中的拐杖一指,我马上就过去帮忙。后来慢慢习惯了,不用他的拐杖指,我也能主动找活干。父亲看到自然十分高兴。
19741130日,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日子。那天下午,父亲与前来看望他的老同志宋一平兴奋地谈了2个多小时。他们在1939年相识于莫斯科,那时候,他俩一同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茶几上的白纸写满了铅笔字,有人名还有地名,我在旁边听着也入了神。仿佛一种久违了的充沛精力,又重新回到父亲的身上。
晚上下班后,母亲来医院看望父亲。父亲的情绪仍然很激动,大概还在讲着下午的事情,可惜的是,我们却无法听懂他的意思。后来他拿起铅笔,在纸上反复写着什么,究竟是什么字,我们也看不懂。母亲劝他不要着急,慢慢写。突然“啪”的一声,铅笔尖折断了,我急忙换上另一支铅笔,重新翻过一张纸,请他把字写大一些。父亲好像听懂了我的意思,不再着急了。铅笔下显出的字让我们看清楚了一些,原来是“服务”两个字。

父子情深——怀念我的父亲滕代远

滕代远只有两个字的临终遗书

我一下子明白了,这正是父亲对我们的一贯要求和希望啊!我用双手捧起这张纸,虽然很轻,但上面的“服务”二字却重如千钧,父亲是在嘱咐我们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凝视着这两个字,向父亲认真地点点头,轻声对他说:“我们会这样做的,您放心吧!”父亲也点点头,嘴里含糊不清地说着什么,抬起头用眼睛看着我。老人家的眼眶湿润了,我的眼睛也被泪水挡住了。
第二天早晨915分,父亲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终年70岁。
无限的追思,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在记忆的草原上纵横驰骋。我常常怀着一种激动而崇敬的心情,缅怀父亲生前对我们的教诲,回忆他的往事,感觉父亲没有离开我们,他仍在办公桌前翻阅文件,正在会客室里和人谈话,还在饭桌上同我们共进早餐,依然可以听到他浓重的湖南乡音和朗朗的笑声,还可以看到他为了加重语气打着手势的样子……

(选编自《党史纵览》2018年第一期,略有改动)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党史纵览):父子情深——怀念我的父亲滕代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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