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雪莲| 太行抗日根据地乡村粮秣仓储研究 ——以黎城孔家峧文献为中心

晏雪莲，本硕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博士毕业于澳门大学历史系，现任职于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方向为中国社会经济史。主持和参与多项国家级重大课题、省部级课题，在《民族研究》、《文献》、《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国际汉学》、《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等杂志上发表文章20余篇。

黄英，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本科生

摘要：在日寇的“扫荡”和经济封锁、天灾人祸的重重困难中，八路军建立了一套灵活的粮秣仓储制度，依托太行根据地已有的村仓管理制度，依托太行根据地已有的村仓管理制度，藏粮于民。乡村粮秣仓储放权于村，受太行抗日根据地专署和区署的双重领导，有严格的会计审计制度和保管制度，还发展出保粮制、秘密代号等特殊制度，确保粮秣仓储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在太行抗日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有些乡村的粮秣仓储机构，比如孔家皎与周边诸多八路军党政机关紧密配合，起到了总调度的作用，八路军各机关同根据地村民一起为八路军的后勤保障事业添砖加瓦，共度时艰。在灾荒时期，八路军的乡村粮秣仓储还起到了救济灾民的作用。正是这种双向互动、军民融合形成了全民抗战，成为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钢铁堡垒。

关键词：粮秣仓储 孔家峧 太行根据地 八路军后勤

八路军作为山西游击战争的主体，经过“扩大自己，征集给养，收编散兵”，至1937年底已扩大至抗战爆发时的3倍。抗战前线消耗巨大，八路军各机构人员的生活所需数量庞大，如何在重重“围剿”与天灾人祸中保障八路军的供给？八路军在实践中形成了一套灵活多变的后勤保障制度，并得到了根据地群众的大力支持，军民同舟共济以克时艰，谱写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动人的乐章。在太行抗日根据地，乡村是粮秣仓储、后勤保障最关键的一环。但由于资料的限制，目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较少，笔者有幸在孔家峧村民郭海波的家中发现一批珍贵的史料，以此有机会窥探此问题的冰山一角。

太行抗日根据地乡村仓储的发展演变

粮食仓储是社会运转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早在夏朝仓储制度就正式成为国家的一项重要财政制度。乡村仓储则起源于隋文帝时期的义仓（其性质实为社仓），社仓到宋代经朱熹和孝宗推广至全国。清初晋东南的社仓只有沁州一处，雍正十分重视社仓的建设，继位后第二年便制定了社仓之法，举国大兴社仓，地方志中所见晋东南社仓多达79所。但是由于社仓运行过程中的种种弊端及天灾人祸的频发，清中后期晋东南的社仓逐渐衰败。光绪九年十二月，山西巡抚张之洞札饬各州县举办社仓，并制定了十一条具体章程，对捐谷等差、奖励、储谷处所、管仓人选及仓谷出人、储存等事项都做了详细规定，其捐谷等差条规定：“劝捐社谷，无论城关村镇，以各户所种之地为断，上地亩捐三升，中地亩捐二升，下地亩捐一升。其中地三十亩以下免捐，租种者免捐，穷困者免捐。”张之洞的措施不同于清初的社仓制度，使捐谷成为一种按财产数量征收的附加税，促进了社仓的恢复。

民国时期，阎锡山认为“行政之本在于村”，并推行“村本政治”。1921年，在推行“村治”的过程中，针对山西乡村仓储问题，阎锡山专门颁布了《各县村社仓积谷简章》，共十八条，对捐积方法、储谷地点、保管规约以及仓库负责人的职责做了明确的规定。首先，“每编一村，均设社仓一处”，这个规定将社仓的建立常态化和全面化。其次，按户口数规定最低储量的方法大大增加了社仓的储量：“户口在百户以上者，应积谷一百石，户口多者，每增至百户，须加积一百石。”同时亦继承了张之洞按资产捐谷的规定，“各于丰年粮贱时，由本村民户，或按地亩，或按粮银，或按户口及其地方，公平起集。如实系穷乏之户，得酌情减免”。此外还规定了社仓的负责人“保管此积谷，无论存于主村或联合村，均由各村长副、闾长及经理耆绅共同负责”。在阎锡山“村本政治”的推动下，山西乡村仓储成为一种常态，遍地开花。据山西省年鉴资料可知，最迟至1933年社仓已改称为村仓。依据《山西省统计年鉴（1934年）》，兹将1933年太行地区（山西部分）县仓、村仓的仓储情况列为表1，各县村仓积谷统计列为表2。

从表1可以看出，阎锡山乡村仓储建设成缋卓然，不仅数量多，太行地区的村仓总数几乎是县仓的百倍；而且各地村仓的储粮数量庞大，村仓的储粮总量约为县仓的21倍。从表2各县村仓积谷数量的变化可知，民国年间山西太行区的村仓建设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多年积累的结果。虽然各地村仓储粮数量差别较大，发展不平衡，比如1933年襄垣的村仓储粮量是和顺的7.84倍，但都有相当数量的结余，可以起到调剂粮荒的作用，使民无忧于粮。1933年储存粮食的数量远远超过使用的粮食数量，形成了良性循环。村仓储存粮食和使用粮食的数量都非常清晰准确，说明太行区的村仓制度严明、管理规范。由此可见全面抗战爆发前太行地区的乡村粮食仓储不仅遍地开花，而且制度完善，在太行根据地建设前已有了很好的乡村粮食储备基础，为太行抗日根据地乡村粮秣仓储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广建村仓的过程中，村民不断改进粮食的储存方式：选择地势干燥处，挖一地窑用柴草焙烧，待窑土干燥后，周围垫上谷糠，贮粮于内，上以干土覆盖，稍高于周围，以防雨水注人，数年不坏。这种用地窖藏粮的方式亦是抗战时期较为常用的方式。

太行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工作大都是边实践、边总结、边创新、边充实，由不系统到系统、由不完善到逐步完善。粮秣仓储的组织管理和储藏形式亦是如此，随着根据地的建设及战争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发展。1938年，八路军甫人太行，粮秣的收集与保管工作较差，收集来的粮食主要由八路军自己找好窑洞封存保管，粮秣工作制度亦未建立。第二年，粮食依然是军队自己挖窑洞存储，虽然已经建立了各种粮秣账簿及初步的收支手续和制度，但是没有形成党政军有力的相互配合，“我们在许多工作中只知道自己埋头苦干，很少与地方和军队内的党政领导机关取得密切联系，结果往往得不到完满的成绩，这是值得我们今后注意的”。1940年，在应对敌人“扫荡”的过程中，将粮食由营地附近转移到比较适妥的地区保存，解决了不少部队的缺粮问题。1941年前八路军的粮食筹集和仓储都还没有形成稳定的制度，只是八路军后勤部门孤军奋战，党政军都没有充分调动起来，结果“军队粮食，随到随吃，到处吃粮，无一定计划，不足时，自己购买”；“1940年以后粮食恐慌，即向地方筹粮”；“1941年以后，地方办合理负担”。1941年以前，一般实行“粮户认缴自存”的保管方法，交公粮一石者，由户自存；不足一石者，数户集中于一户保管。这样的方式太过分散，不利于取用。为了便利军需，1941年后改行“集中交粮分户保管”的办法，但仍然没有建立起固定的仓库，所征粮食基本交给各村指定专户分散保管。1941年秋，由于粮食需求量大，武乡、榆社、和顺等地自发建立起了临时粮站。从1942年开始，因对敌斗争更加艰难，粮食征收、转运、保管任务更加繁重，对粮站的需求更加迫切。因此，武乡、榆社、襄垣等县，大面积地设立起临时粮站（实际上已是仓库），负责保管、转运、供给、支兑，其他县也纷纷仿效，1943年以后，已有条件在几个村或一个区内设立一些仓库。仓库制度慢慢确立下来，同时也制定了新的管理方法，采取的是“集中领导，分散储存”的办法。部分仓库按专、县、村行政区划划分为粮库、县分库和村仓库三种，存粮较多的村仓库还专门设立了保管委员会和保管小组，每一分库之保管区不受行政区划的限制，其区域之村仓库，均归分库统一领导。还有一部分仓库直接打破了行政区划的限制，依据战时环境设立。征收上来的粮秣，除去保留供给当地军政食用的以外，大部分运回根据地保管。

太行抗日根据地乡村粮秣仓储的物资来源

太行抗日根据地的村仓大体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保管地方粮，一类是保管边区粮：“以行政村为单位，普设小型村仓库，负责保管地方粮，以供地方开支及下乡工作人员需用。并于大路沿线，以某些行政村为单位设较大村仓库，负责保管边区粮，以供往来部队机关人员之需用。”从现存孔家峧文书来看，孔家峧仓储的粮秣来源多元，属于保管边区粮的大型村仓。黎城地处太行腹心区，北接左权，南临潞城，西连襄垣，西北连武乡，东南接平顺，东毗涉县，是八路军一一五师和一二九师挺进晋东南的首人地。1937年11月8日，黎城抗日民主政府成立，自此此地一直为共产党政权所掌控，既无日伪政权建立，亦无国民党政权复辟，成为太行抗日根据地的抗日中心县、实验县、完整县和模范县。正是由于黎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政治地位，八路军众多的后勤保障机关纷纷入驻黎城，如枪械修械所、八路军总后野战医院、一二九师卫生所、冀南银行、黄崖洞兵工厂、造币厂、药厂、被服厂、皮革厂、发电站、火柴厂、机场等，此外还有报社，总计逾百家，黎城可以说是太行抗日根据地最大的后勤保障基地。黎城孔家峧地处武乡、平头、车元、黄崖洞等地的中心位置，同一二九师其他军政部门联系紧密，且可利用地利之便在“扫荡”中隐蔽地埋藏物资。根据孔家峧现存的信件、账本、单据等文书，孔家峧仓库物资来源非常广泛，本村公粮只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孔家峧文书绝大部分已经被烧毁，根据现存的文书粗略统计，孔家峧共收到过粮食156377.45斤，共支出粮食260293.55斤，物资来源主要为以下三个部分。

（一）本村公粮

自1940年黎城会议召开以来，合理负担有序的财粮征收成为八路军军粮的主要来源。孔家峧现存的宣传资料中就有很多关于屯粮的口号：“屯积救国公粮是国民应尽之责任”“慷慨出粮就是对抗战的积极热情”“屯粮的胜利就是前线的胜利”。政府关于屯粮的征收制度，也是考虑民众能够承担的实际情况而做出相应调整的，合理负担订分，公平地来奠定粮食工作。孔家峧保管的屯粮包括栢官庄和孔家峧两个村庄的公粮，如编号8520:“入收栢官庄秋季屯粮小米一百零四石四斗七升七合五勺……入收孔家峧秋季屯粮小米八十五石五斗八升零五勺。”除了囤积公粮外，还征收战马所需粮草：“三十三年（阴历十一月初十日）本村屯粮总数，收公粮米壹万玖仟贰百肆拾伍斤十三两，收白豆壹仟柒百捌拾壹斤，收谷草陆仟零拾捌斤五两。”孔家峧原负责粮秣仓库的郭建仁之子郭宜民回忆道：“1943年孔家峧村上缴公粮小米10700斤、谷子2580斤、花料960斤。但与别的物资来源相比，本村公粮的来源却只占了很少的一部分。”

（二）从邻县调运的粮草

孔家峧仓库每年还接收大量从根据地其他地区调运过来的粮草。郭宜民回忆道：“每年从武乡、襄垣、辽县等运来的玉茭、黑豆、小麦、谷子，黎城县上缴的黄豆、小米、军鞋、谷草、麦秸，都在郭家大门前或场上收转记账。孔家峧现存的文书中还保留着相关的收据：“卅三年一月四日，收黎北县政府武乡运来公粮（系在车元村接收）。收米肆叁仟百柒拾叁斤伍两。收麦捌仟捌百柒拾壹斤九两。收黑豆畚仟柒百贰拾壹斤贰两。收玉茭子贰仟叁百四拾斤零一两。收谷子贰仟零伍拾柒斤拾伍两。”这批粮食以黎北县政府名义接收，从武乡运到车元村，再转运到孔家峧，品类丰富，包括小米、麦子、黑豆、玉茭、谷子，共计21364斤6两。同年2月9日又从武东运来粮食5000斤：“卅三年贰月九日，收黎北县政府公粮（武东运来），原数收小米肆仟贰百斤，原数豆子捌百斤。”短短两个月内就从邻县运来近3万斤粮食，从邻县调运的粮食数量之巨由此可见一斑。此外还有一些邻县的粮食，运来的时间不详，如“今收到武东粮站小米肆千贰百斤（漆树凹），杂粮捌百斤（杨李底），孔家峧经手人郭建仁，孔家峧主村仓库”，此次接收的粮食也多达5000斤。

（三）八路军各军政部门拨来的粮草

孔家峧仓库中接收物资数量最多的当属八路军军政机关拨来的粮草。现存账单中有大量八路军军政机关拨来粮食的账册、收据，现将部分八路军军政机关拨来的粮草整理为表3。

从表3可知，孔家峧接收了大量八路军军政部门的拨粮，包括联办、随营学校、决三队、吉峪部、黄峪部、青纵队、第一高校、伦敦(冀南银行总行）等。与其他来源相比，八路军各军政部门拨来的粮食占据了绝大部分。

太行抗日根据地乡村粮秣仓储运行机制

太行抗日根据地的乡村粮秣仓储不仅保管着村里的公粮，还协调着八路军军政机关的大量粮秣物资，小小的乡村仓储为何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其运行机制可以通过残存账册、单据及文件窥探一二。

（一）受专署和区署双重领导，协调周边八路军粮秣需求

上文提到太行抗日根据地的村仓分保管地方粮和边区粮两种，孔家峧村仓属于后者，受专署直接领导：“保管地方粮之村仓库，应由县政府直接领导之；保管边区粮之村仓库，应由专署择中心地带设分仓库领导之，各分仓库由专署直接领导，分仓库所存粮食非有专署拨粮证，任何机关、团体或个人一概不得动用，违者以贪污论罪。”孔家峧账册中有一些专署的指令，主要是要求孔家岐和栢官庄代购或者派借粮食拨给八路军的党政机关，具体指令和执行情况如表4所示。

账单009-012是同一账本的不同页面，该账本详细记载了专署对孔家峧和栢官庄两村庄1940年8月至1941年1月的各项指令。自1940年3月始，国民党停止发放八路军的粮饷，此时根据地的财粮经济建设还不健全，到8月八路军的粮食供给就开始紧张了。该账本反映的正是这一困难时期八路军是如何解决军粮问题的。专署直接下令村庄购买，购买和派借的粮食拨付给附近的军政机关。从执行情况来看，村庄基本能完成任务，可见八路军的预算部门非常了解当地的粮食情况，村干部和村民对于代购和派借粮食的任务也能较好地配合。账单8577、8581、8602是另一账本的不同页面，虽然年份不能确定，执行情况亦未记载，但亦能证明孔家峧仓库受太行抗日根据地专署的直接领导。

除了受专署的直接领导外，孔家峧仓库还和其他普通村仓一样接受县政府和区署的领导，这在孔家峧文书中亦有大量相关记载。有区署要求仓库拨粮给八路军军政机关：“区署拨给联办小米二十石三斗八升五合，希你把米准备好，不定那时来驮。”也有区署下令八路军党政机关借粮给村仓：“八月五日，派青纵借粮麦子壹拾柒石，二十日，交区署，收麦子拾柒石。”还有区署给八路军军政机关下达代购任务：“区署给襄防部派来代购麦秸三千一百斤。”区署也会借仓库下发良种以促进当地的农业发展：“收区署洋玉茭种毛壹佰伍拾陆斤半。”可见区署和孔家峧仓库是双向互动的关系，充分调动八路军其他军政机关同村庄一起为八路军的后勤工作服务。

（二）严格的会计制度

在财粮制度方面，边区政府实行了审计制度、会计制度和金库制度，其中会计制度主要是对边区政府和地方财粮的预决算如何进行账务处理做出规定。1943年，太行抗日根据地建立了统一的会计制度，彻底改革了财政、金库两套平行的会计制度，使其合二为一，并统一了会计科目、账表、单据等一切手续，建立了整体的一级包括一级数字的统一会计制度。与屯粮季节相适应，以11月1日到第二年的10月31日为粮食会计的一个年度，严格执行报表制度，按期报告。并规定本区粮食会计及出纳收支，一律以“米”“麦”“料”“谷草”4种粮秣为记账本位，粮食收支均以“斤”为计算单位。在孔家峧村的八路军账单中，粮食在1943年前多是以石、斗、升、合为计算单位的，“青纵队存小米五石六斗七升”，“共派粮二十一石，卜高校一十二石四斗，送五□□庄三石六斗三升，卜县政府六石五斗，卜公安局借粮一斗六升，共二十二石六斗九升，派二十一石，多收一石六斗九升”。而在《晋冀鲁豫边区暂行粮食会计及出纳制度》颁布后，孔家峧也规范了记账方式，转为以斤为计算单位，“四月十四日，支米贰百零叁斤拾壹两……四月十六日，支料壹仟伍佰斤，米捌仟叁佰叁拾叁斤六两……卅三年十一月十六号，支米伍拾壹斤十二两，卜条上的秤，拨给李德水，十一月三日支米壹仟玖佰壹拾捌斤十四两，拨条上系复征，白秤，拨一区公所”。

《晋冀鲁豫边区暂行粮食会计及出纳制度》还规定：“用粮机关向各级政府领取边区粮及地方粮，均须持有审计部门批准之粮食计算书，并开具领粮书。”“凡上级政府拨取下级政府所存之边区粮及地方粮，均须开具拨粮证。”“凡依照粮食审计制度之规定，向各级政府借用粮食，均须持有审计机关之借粮通知，并开具正式借据，方准由政府借支，俟欠粮还清，由政府退还原借据。”孔家峧有一封拨粮信函印证了其严格执行会计制度，“仰该村副将借粮数内拨给八路伦敦工厂小米十六石五斗，希交清来此换据为荷，此致，栢官庄村副，村长，11月19日”。只有持有发粮机关签发的粮秣支付令和向指定之支付机关换取的粮证，才能到指定的存粮村取粮。

1943年9月颁布的《黎城县各村公粮征收保管开支办法》进一步规定了村仓在运行过程中有关会计制度的一些细节。一是强调收据的重要性：“收粮后，必须开给民户收据。一次交清者开给正确收据。一次不能交清者，先开给临时收据，交清后，换□正式收据。收粮不给民户收据者，以意图贪污论。”二是规范仓库交粮手续，“仓库交粮非有县府授证或命令，不得交发。凭来票可以兑给小米。但□□于工作人员吃饭兑取小数□斤以上者，□□随后兑”。三是要求各村仓库每两个月到县算账一次，以保证粮食开支账目准确无误。

孔家峧文献中还保留了一些难民领到粮食的收据，如“今收到：栢官庄主村公所发给难民玉茭四升，江李氏6月4日”。“今收到：栢官庄主村公所发难民玉交〔茭〕四升，王原氏6月4日。”“今收到：栢官庄主村公所发难米贰升，瞿九斤六月四日。”可见孔家峧发放难民粮已经确立了较为完善的发放规则和较为完备的会计体系，以保证救济粮能切实公平地发放到难民手中。

（三）储粮地点

1921年6月公布的《各县村社仓积谷简章》第八条提到储谷地点，“应就各主村或联合村公共寺庙、舍宇存储中”。乡村庙宇是村民活动的中心，“作为村落中的公共建筑物，乡村庙宇巨大的建筑空间，成为一些村落集体及个人储存钱粮、备荒赈济的社仓义仓之地”。在孔家皎也不例外，李森奇在《八路军总部在孔家峧》中写道：“抗战期间各地为八路军总部交来的粮食、棉花、棉衣、棉被、食品、食盐等物资，除九龙寺存放外，其余棉花存放在了关帝庙、孔子庙、龙王庙、观音阁，由民兵看管。粮食经郭建仁和村长李然彦商量再经首长同意被存放到各户。”

随着战争的日趋激烈以及敌人“扫荡”的加剧，粮食更多地分散存放于群众家中或村中洸外的土窑中，由几户联保，即藏粮于民。“把征收来的公粮，由各村各户储存起来，村村是粮站，户户是粮仓。”这样的方式，既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在于方便军队的供应，无论军队走到哪里，凭借粮票就能很快地取到粮食；坏处在于有些保管户并不称职，粮食损耗比较严重。但在《关于粮食工作的几点重复说明》中仍然认为，“公粮之保存务须依靠群众，群众的力量是可以克服任何困难的”。当然，利用群众藏粮，使敌不易发觉，不仅需要埋藏分散的防御方法，还需要积极的保卫工作，打击告密的奸徒。为了促进群众保藏粮食的积极性，太行行署决定各专区可按需要在屯粮总数内征1.5%的粮食，以作为保管粮食的费用。?这种藏粮于民的方法，充分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

为了不让敌人找到粮食，各家都绞尽脑汁想办法藏粮，始终遵循三原则，“绝对分散、保守口□、每村要远”。保管户有些是在村外隐蔽的地方打土窑，有些就在离村不远的自家打地窖，且“公粮保管组须合□打口窑洞处，将五家保存公粮分存于各窑中，不得个人分散别处”，但是也不能因为保管数目过多而集中在一起。他们打地窖也非常讲究，会把地窖的外口做得非常隐蔽，地窖上也会用檩条、木头架好，一般人是看不出来有地窖的。保管组由于承担着保管公粮的责任，所以就有义务将粮秣保存完好，若是因不注意翻晒而导致腐烂或被盗、损伤过为严重的，要对公粮进行赔偿，并且仓库干部也要受到处分。同样，若是保存得完好，毫无损失，保管组与村干部由县分别予以奖励。除此之外，如果有偷吃、盗、卖、抵公粮的行为，一经察觉，除了命令马上退还公粮外，情节轻微者略加惩处，严重者送县按照盗窃治罪。

（四）保粮制的发展与演变

1943年颁布的《黎城县各村公粮征收保管开支方法》规定“公粮以分散保管”，要将粮食存放到各户，公粮保管户由2~5家成立小组，即实行联保制度。根据孔家峧现存的保粮单（见表5)，该方法甫一发布，五户联保制就在孔家峧执行开来，但是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变，这一制度在第二年就发展为独户保粮制。

从孔家峧现存的保粮单来看，1943年是五户为一个组，实行五户一组联保。村民主要是藏黎北县政府和村公所的公粮，品种大多为小米、麦、豆和玉茭，其中小米占了保粮单的绝大部分。据《黎城县各村公粮征收保管开支方法》：“公粮保管户应诚实可靠，家道殷实，并有人畜力者有计划地保管。每组设组长一人，负责督促检查翻晒公粮之责，各户公粮存放需要移动，也要提前报告组长同其他户商量。公粮保管组不能因保管数目多而集中一起，须遵□□粮三原则（绝对分散、保守□口、每村要远），用□样方法口□，不得存放家中。”若有一户丢粮，其余四户弥补赔偿并追究责任。到了1944年，保粮户由五户减少为一户。对于这种转变，笔者推测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自1942年开始太行区遭受严重旱灾，粮食普遍歉收，造成了各地区严重的粮食恐慌，这使军政民抗日的粮食供应相对紧张，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为此成立了太行区旱灾救济委员会。而且“敌人为了解决其供给问题，不惜采取一切最无耻的抢劫手段来夺取我们的粮食。我们应积极起来想尽一切办法，来为保卫我们的现有粮食，粉碎敌人的抢粮计划而斗争”。为此，冀鲁豫行署为加强公粮保护、杜防损失确保军粮供给的指示信规定，必须“高度注意秘密，严防敌伪奸细及小偷的侦察，订立户与户、村与村间守望相助的公约”。到1944年，旱灾有所缓解，粮食供应压力减小，冀鲁豫行署又颁发新的冀鲁豫抗日公粮保管暂行办法的训令，要求“今后各专、县财粮局可根据具体情形减裁一粮秣干事”。粮食供给形势和政策的改变是五户联保制演变的原因之一。其次，这一改变与山西战争形势的变化密不可分。1943年，“扫荡”与反“扫荡”频繁，据不完全统计，1943年日军“扫荡”就达到了20余次，在这样的形式下，藏粮必须具备隐秘性。1944年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日军改变作战方针，太行区周围的日军有所减少，太行区八路军发动局部反攻，收复了许多县城和据点，根据地面积进一步扩大。?战况的好转促使藏粮不需要更多的保管户来共同承担。此外，保管户自身参与意识的提高，也是促使政策发生改变的原因之一。1944年粮食的供应情况好转后，盗粮现象也有所减少，已经不再需要像粮食紧缺时期那样由五个人互保粮食，这也体现出太行抗日根据地保粮政策的灵活机动性，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及时调整。

（五）秘密代号

由于太行抗日根据地有日寇与日伪的特务在窥视、破坏，加之频繁的“扫荡”，根据地粮食仓储的保密工作就显得十分重要。孔家皎作为—个秘密后勤保障基地，在粮票和账单的书写上，有自己的秘密代号。

在当地学者和口述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孔家峧现存文书中的部分代号得以破解，具体情况参见表6。这些秘密代号的作用是防止被敌人窥探到八路军军政事务的情况，保护粮食和八路军各党政机关的安全。

太行抗日根据地乡村粮秣仓储的重要作用

（一）保障军需，便于长久作战

抗战时期，面对日伪军的“扫荡”、“蚕食”、封锁以及各种自然灾害造成的粮食短缺，军民团结一致，建立了独具特色且有效的粮食供应储备机制。1938年1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解决部队给养困难的办法》，提出“要加强统一战线，从统一战线的展开中去解决”。面对曰军的“扫荡”，八路军不得不开展山地游击战，转人山地从而与敌开展长久作战。1938年4月，彭德怀电告毛泽东等：华北八路军经费困难已达极点，部队生活艰苦，为了钳制敌人，解决部队吃饭、夏衣问题和扩大将来回旋地区，八路军准备转入山地与敌持久作战。4月23日，朱德与彭德怀以八路军总部的名义发布了“准备转人山地与敌作持久斗争”的命令，其中关于后勤供给的规定有：“用一切方法与努力将铁道两旁之粮食搬人山地，至少半年以上，购买足够吃之半年的西药、通讯器材以及布匹、棉花”；“聂（荣臻）区由娘子关至门头沟六七百里长之大山，必须分段储存上项军需品，一二九师太行山亦必须有计划地储存”。这个命令奠定了八路军游击战和运动战的后勤保障基本特色，即以山地作为平原根据地的后方，以粮食为主要物品分段储存。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负责人聂荣臻回忆道：部队的粮食秘密储存在村落中，“部队来了就可以用，走到哪里都有我们的粮仓。部队每到一个村庄，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只要找到粮秣主任，拿出边区政府发的粮票，就可以立刻得到所需要的粮食。部队的单独活动的人员也是如此。如果哪个村庄支付的粮食超过所存的公粮数，政府再凭这些粮票从其他村庄输人补还。至于公粮的安全问题，也不必担心。敌人的‘扫荡’一开始，群众的第一件工作便是保护公粮，坚壁清野，把公藏粮得严严实实。我们在抗日战争中就不需要‘粮草先行’，到处都有我们的供给部，这是人民群众的一大创造”。

戎伍胜在《关于粮食工作的几点重复说明》中谈道:“公粮保存要适应战争环境和便于供给，使敌不易发觉毁坏为原则。”?黎城孔家峧在这一时期便承担起保粮的责任，将粮秣分散囤放在保管户手中，并由保管组督查，不易被敌人发现，并且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粮食损耗以及腐烂变质的情况，而粮食保存时间的延长，也为部队持久作战、稳定军心提供了重要保障。“但年来经验证明，不仅需要埋藏分散之防御办法，还需要积极之保卫工作，才能使粮食更安全。”

（二）八路军后勤保障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口述史资料来看，孔家峧村曾是八路军总部、北方局高干会址、一二九师师部等重要军政部门的所在地。孔家峧文书中还有一封八路军后勤部副部长周文隆写给当时孔家岐村长兼村仓掌库郭建仁的书信:“郭村长同志：兹别后时常挂念，不知贵村目前工作进行成什么的成绩。我也顾虑不到去帮忙你的工作。我很对不起你，请你原谅。将目前工作指示列下几点：1.八月开的生产扩大会，发的表有麦田表、土地人口表、苗育表等等，具是印的给你们。2.前个月给你们发的社庙公产祠堂等，逃亡人土地等表，系印的，过去是否接到？若无表式，曹庄经拿有表式，请你去照之大少，伏式几张吧。3.本不是要你们预算书，是要你们公费开支的单据，交费带了各种树籽及选种的工作是否作过，请答复。4.将前各种表马上设法选表式送区为要。外，合理负担如数得出否？速报！弟：周文隆，1940年12月18日。以外附村用的公章，每个价一元，请收送区。军政机关开有荒地，共计报乡数、今年收粮数。”从书信的内容可知，八路军后勤部副部长周文隆曾在孔家峧同郭建仁共事过一段时间，和郭建立了较为深厚的工作关系。

再从现存的粮单来看，孔家岐村本村公粮其实只占了很少一部分，而从邻县调运的粮食、由区属拨来的粮食以及各八路军军政机关拨来的粮食占了绝大部分。除此之外，从现存的文献中能够看到，孔家峧并不是普通的囤积本村公粮的乡村仓储，而是与八路军各军政部门形成了一个网络，它不仅供给部队，如“一二九师三营取小米十三石八斗，麦子五石三斗，录〔绿〕豆七石八斗。三样共合二拾六石九斗”,还供给“医院、襄防部、造币厂、区署、联办、抗大医院”，以及冀南银行、卫生所以及军工兵工厂等后勤部门。从现存单据、账册、账单来看，孔家峧秘密后勤保障基地曾拨粮给八路军各军政单位多达50余处，包括八路军总部、联办、襄防部（一二九师司令部）、一二九师供给部、十三连、十四连、营部、决三队.、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三纵队供给处、八路军山炮连、太行军区政治部、吉峪部、黎城县子弟兵独立营、独立营第四连连部巡视团、决死队、湘阳部、教导队、冀南银行、长江大队、随营学校、青纵队、抗大总校、第一民革高校、太行联中、抗大卫生处、白院、造币厂、被服所、药厂野供部、复义记合作社、晋华机器厂、太行青年学校、黎北武委会、兵站、疗养院、看守所、毛工厂、一区署、清竹党委会等，是八路军后勤的有力保障和重要组成部分。黎城县王家庄村民孔东彦回忆道：“1940年秋后，村上派我带上牲口并带领王家庄十多头牲口人马去孔家峧装上粮食把东崖底送……在孔家岐村郭建仁亲自过斗把粮食装够后放在牲口身上，拿上粮条就出发了。”?口述史料也进一歩证实了孔家峧仓库在专署和区署的共同领导下，起到了周边八路军军政机关粮秣中央枢纽的作用。

孔家峧不仅是太行根据地粮秣的仓储地，而且在专署和区署的领导下代购粮草，“派孔家峧村五次代购米四石，每斗四元，五次代购麦四石，领去洋三百三拾三元，五次代购玉茭四石。七月一日，上党票十五元，又领去洋八十七元，共该洋四百二十元。七月二日，给抗大学校六次代购小米、玉茭、麦四石，收麦子四石，一百三十元。当拨价洋一百三十元，冀南票七十一元，上党票五十九元，7月12日。八月五日，派青纵借粮麦子壹拾七石，二十日，交区署，收麦子十七石。廿九曰，派专署代购粮九石五斗，小米、麦子、杂粮各三分之一派”，?承担着粮食的转借任务。据初步统计，往来收借据达到91件，存拨粮食数目在416670斤以上，说明孔家峧绝不是简单的乡村屯粮点，这种“村仓制度在反‘扫荡’中逐渐发展成隐秘性更好的秘密后勤保障基地”。

（三）促进军民融合，密切军民联系

1942~1945年，太行抗日根据地遭遇了重重的天灾人祸，军民处境艰难，此时太行根据地的乡村粮秣仓储还起到了传统社仓的基本作用——赈济灾荒。根据地军民唇齿相依、同舟共济，安然度过了艰难时期。八路军一心为民，节衣缩食救济灾民和难民，人民深受感动，积极配合八路军和共产党的各项救灾措施。正是这种同舟共济的军民鱼水情帮助军民克服了历时数年的大灾荒，打破了敌人的种种封锁，生产自救、欣欣向荣，与饿殍遍野的国统受灾区形成鲜明对比。现存孔家皎文献中有不少救济粮、救济金的发放单据和账单。“人区署发来难民粮：小米三斗、玉茭二斗、谷六斗。“人区署发来难民粮：小米二斗、玉交〔茭〕一斗、谷子六斗。支孔家峧难民米一斗、玉交〔茭〕一斗二升、谷二斗八升，支栢官庄难民米一斗、玉交〔茭〕八升、谷三斗二升。”除了救济粮、难民粮的发放外，还会发放廉价购货证以救济因天灾、战争或日军“扫荡”而缺衣少食的民众，如编号8573:“济字第1号。见证按□本售给村灾民，棉花一斤半。廉价购货证。说明:1.日本人烧了我们的房子、粮食、衣服，联办和八路军关心民间痛苦，运来棉花二千斤、白布二千，还有钱款一批来给我们解决困难。2.本证除受灾同胞外，各干部及任何人不得使用。”这批棉花、棉布是八路军在艰苦的条件下节省出来以赈济灾民的。抗战时期，棉花和棉布作为重要的战略物资，是日本侵略军掠夺和控制的目标之一，也是国民政府战时经济统制的核心之一。在棉花、棉布奇缺时期，如果直接发放棉花、棉布可能会造成虚假认领的情况，而真正因“扫荡”缺乏衣物的受灾群众可能得不到救助，发放廉价购货证不失为一种好方法。

在八路军党政机关的帮助下顺利度过灾荒的根据地人民深切地感受到了人民子弟兵为人民的真心，自发地积极准备军用物资。“差务处派来代购麦秸二千斤（旁批：卜抗大医院），入大洋六元八毛，（旁批：言明暂与一千）；卜派两附村麦秸一千斤（旁批：卜医院），收孔家峧麦秸五百二十五斤，取洋三元五毛，收栢官庄麦秸四百九十伍斤，取洋三元三毛。区署派来代购麦秸三千一百斤（旁批：卜襄防部），派两附村，区署派来代购麦秸二千斤（旁批：卜造币厂），派两附村。”差务处是民国时县政府财政局的下属机构，负责田粮契税的征收，共产党在黎城县的党政机关继续利用该机构帮助八路军筹集粮草。据该账单内容，1944年秋，差务处给孔家峧村派发了代购两千斤麦秸（军用物资,战马饲料）的任务，后来这个任务由主村下派给两附村——孔家峧和栢官庄，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该任务暂时减半，变成一千斤，两附村很快便帮忙购买了麦秸，并领取了款项。这一千斤麦秸马上就拨给了附近的八路军机构——抗大医院。后来区署又给两附村派发了代购麦秸三千一百斤的任务，该批军用物资直接拨给襄防部，即一二九师司令部;之后又有代购两千斤麦秸的任务，该批军用物资是拨给黄崖洞造币厂的。短时间内完成多次筹集军用物资的工作，可见孔家峧村民在筹集军用物资上非常积极。八路军党政机关不强征暴敛，及时付给村民代购资金也是当地村民积极筹备军用物资的原因之一。

除了帮忙代购军用物资外，孔家峧村在八路军党政机关缺粮缺钱的情况下还积极借给军粮。“八月廿九日……孔家峧派借米五十四石五斗”，?可能由于当时孔家岐村民家中所剩米粮不多，所以这次派借任务没有完成，共借出米二十九石六斗三升，这批粮食分别拨给随校二十七石、决三队一石三斗三升，子弟兵收米一石三斗。当天又借给伦敦工厂米十三石五斗。在一份县干队的借粮单@中，老百姓你三十斤、我二十斤地踊跃借粮，还有几个产粮大户借出五百多斤。这份借粮名单显示，一共有62户乡亲借出了粮食，在天灾和战争频发的年代，这些粮食很可能是一家的口粮，拿出来支援前线部队实属难能可贵。此类借给八路军各部队机关的单据在孔家峧文书中还有很多。除此之外，还有大量八路军军政机关购买军用物资的单据，如“今买到孔家峧烧柴九千七百二十一斤，共合洋二十四元二角五分。当取洋二十三元二角五分，清，供给处。12月6日（盖有印章：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三纵队供给处）”，这些单据不仅证明了孔家峧村积极为八路军筹集军用物资，是八路军抗日的坚强后盾，而且反映了八路军党政机关纪律严明、管理有序，向村民购买或者要求村民代购物资的款项从不拖欠、当场结清，困难时派借的粮食也都记录在案。

小结

在艰苦卓绝的抗战中，面对日军的经济封锁和疯狂“扫荡”、阎锡山及国民党顽固派的袭扰与破坏，八路军的后勤保障工作困难重重。但是八路军一心为民族的精神感染了抗日根据地的广大群众，正是在人民群众的积极帮助和八路军灵活多变、因地制宜的后勤制度及有效的乡村政权建设下，一座座秘密的后勤保障基地在太行山的群山掩护中顺利地建立起来。这些秘密的后勤保障基地依托太行根据地已有的村仓管理制度，分布在群山峻岭中，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帮助下躲过敌人的“扫荡”和破坏，给养着前方奋勇杀敌的战士和八路军各军政机构。

太行抗日根据地的乡村仓储粮秣来源多元，除了本村的公粮外，还有邻县调运来的粮食、八路军其他军政部门自力更生囤积的粮食，广开源流以保障军需。在乡村粮秣仓储的建设和运行中，八路军充分放权于村庄，在太行抗日根据地专署和区署的双重领导下，以严格的会计审计制度和公粮征收保管开支制度、灵活机动的保粮制度、特殊的秘密代号制度确保粮秣仓储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有些乡村粮秣仓储机构，如孔家峧起到了总调度的作用，充分配合附近的八路军各军政机关，比如抗大、医院、青纵队、决死队等共同完成代购任务，相互派借共度时艰。在国民党停止发放军饷、根据地经济建设尚未充分展开的情况下，通过遍布各地的乡村粮秣仓储机构代购和派借，八路军顺利解决了粮食危机。在专署和区署的领导下，以太行抗日根据地的乡村粮秣仓储机构为中心，八路军各机关同根据地人民一起为八路军的后勤保障事业添砖加瓦，谱写了全民抗战的动人乐章，这可以说是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

八路军党政机关也通过乡村粮秣仓储机构反哺人民：拨给村民良种以促进农业生产，在粮荒时期协调八路军其他机关派借粮食给村民，在灾荒时期及时拨付救济钱粮给灾民、难民。在八路军党政机关帮助下顺利度过灾荒的根据地人民积极配合八路军代购军用物资，宁可自己少吃少喝，也要拿出粮食支援前线。正是这种双向互动、军民融合形成了全民抗战，成为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钢铁堡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