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幸能在太行
陆军中学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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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1年开始，敌后抗战进入了非常艰苦、非常困难的阶段，当时称之为“黎明前的黑暗”。党中央号召根据地军民：咬紧牙关，度过今后两年最困难的时期，同时准备条件，以迎接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和新的伟大时期的到来。为此，党中央于1941年10月发出关于“精兵简政”的指示，11月中央军委决定在各战略根据地开办陆军中学，抽调部分年轻干部和优秀战士到陆中学习文化科学知识，提高军事政治素质，作为将来我军建立特种兵的骨干。
太行陆军中学，就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根据军委这个指示，在十八集团军前方总部和129师师部的关怀和领导下，由抗大总校直接领导，于1942年组建起来的。这是我军历史上第一次创建的以学习文化科学知识为主的陆军中学。
1942年5月1日，太行陆军中学在冀西邢台浆水镇与抗大八期一起，举行了开学典礼。最初为抗大总校附属陆中，也称第三大队。总校回延安后，归129师直接领导，称为太行陆中。1943年与冀南陆中合并于太行，后又与太岳陆中合并，称晋冀鲁豫军区陆军中学。
此为1941年6月1日抗大总校在邢台浆水镇举行建校五周年的庆祝大会
太行陆军中学设在邢西浆水镇地区，那里是太行山脉中诸多制高点中的一个，是大山深处的大山，重峦叠嶂，丛林密布，沟壑纵横，谷底多有清溪。西北与山西的和顺、辽县比邻，西南与河南的涉县（现划归河北）等地搭界，三省交汇，便于机动，是敌后抗日根据地设置后方、创建学校较理想的处所。
太行陆中，作为学习文化为主的中学，它的领导成员和师资队伍在国内外可称得上是第一流的。
兼任校长的滕代远同志，早在红军时期就是很有名的将领，曾任军委参谋长，是当时抗大总校的副校长。副校长史紫千同志，是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几个有名望的教育家之一。1942年的“五月反扫荡”后，滕代远调十八集团军前方司令部接替左权将军的职务，史紫千在反扫荡中被俘牺牲。
接替校长职务的是有名的党务工作者和文化活动家任白戈同志。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任白戈同志受命于危难之时，担任了党团四川临时特委书记，进行了艰苦的工作。1931年又担任了“左联”秘书长，为壮大抗日文化统一战线做出了贡献。抗日战争后回到延安，先在陕北公学担任马列主义教员，后又到抗大总校担任政治教员。
政治委员陈鹤桥同志，是一位德高望重，有丰富政治工作经验的大别山老红军，调陆中前是抗大总校上干科政治处主任，1943年陆中回延安时，被调到中共北方局任秘书长，协助邓小平同志工作。
教员都是从十八集团军前方总部、129师师部和抗大总校抽调来的文化教育的精华。以我们三队为例，几个住队教员林伯青（数学）、谈培德（语文）、彭庆昭（自然），都是大学毕业后来到八路军队伍中的，都有很高的文化素养和教学经验，深受学员的尊敬和拥戴。
太行陆中的学员和其他战略区学员一样，也是第一流的，不仅过去中国没有，就是在外国也是少有的。他们不同于一般的部队战士，他们的年龄大都是在十八岁左右，入伍时大都是十三四岁，有的只有十一二岁。入校时，他们都已经在党和军队教育下和革命战争中锻炼了四五年、五六年。这些“红小鬼”和“小八路”绝大多数都已是中共党员、军队的初级干部，是一批已具有无产阶级政治觉悟的“小大人”。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革命战争熏陶的小兵早成熟。他们有理想、有抱负，他们不仅要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奋斗，而且把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视为终身的事业和毕生的责任。他们无忧无虑，无私无畏，具有伟大的牺牲奉献精神，是我党我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光荣传统的实践者和发扬者。抗日战争是艰苦的，残酷的，虽然胜利是无疑的，但迎接胜利时刻，个人还存在不存在，这是不可预料的。“活着就干，死了就算”。活着就要有理想，有追求，活得有声有色，孜孜于学，增长才干，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为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多增砖多添瓦；死，就死得其所，死得争气，死得安稳，没有遗恨，不留骂名。这，就是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和生死观。
他们有强烈的政治责任心和一往无前的拼搏精神，他们深深懂得学习文化科学知识，不是个人的小事，而是关系到党、军队、人民事业发展的大事。因此不管当时有多少困难，他们始终具有克服困难、创造条件、发挥自身优势、圆满完成学习任务的决心和信心。不怕任何敌人，不怕任何困难，这就是他们的力量所在。这种政治优势，是我们革命队伍的战士所独有的，是国际、国内一切反动派永远望尘莫及的。
1941年，我整18周岁，在129师政治部直工科任技术书记（相当于现在的团政治处秘书）。这年秋天，日寇以129师师部和黄崖洞兵工厂为重点目标进行了一次秋季扫荡。这期间，我和孙琪等几个同志被派出到涉县西辽城区地方发动群众，实行空舍清野，组织民兵开展游击战争的工作。反扫荡结束，又参加了地方秋征、认购公债和动员参军等工作，年底返回师政。
其时，正值师直机关贯彻执行中央和军委关于“精兵简政”、“抽调部分干部入学深造”的指示，师领导行动快，决心大，仅师政组织部和宣传队调到陆中去学习的就有十五人之多。
进校深造是我的愿望，到陆中学文化更是梦寐以求的事。但也有一些周折，师组织部从形势发展急用干部方面考虑，决定宣传队同志到陆中，部、科的同志到抗大基本科。我最先决定也是到抗大基本科。抗大总校组织部门从战略方面考虑较多，年轻有点文化的同志尽量在陆中安排。我和宣传队的同志是第一批出发到南庄（涉县所属，师轮训队所在地）接待组报到的。我向他们说明情况和我个人意愿后，他们同意把我改到陆中去。组织部后来的雷廷枢、张耀龄、李纯六同志则是到达抗大基本科后，又由抗大组织部门调整到陆中的。
1942年元旦刚过, 我和宣传队的十几个同志就到了陆中，先都分在四队，住在椽柃村，做入学考试预习和一些开学准备（1942年到山西和顺开荒生产、种土豆等，都是在这里进行的）。开学前，又按文化程度重新编队，我和一起来的李涛、邢岳、秦国英、梁天庆、赵印祥、高庆明、吴昭峰、甲斌等九个同志调到三队，陈文治、关月浩、田运生等几个同志留在四队。三队1942年驻浆水以东的夏店，1943年抗大总校回延安后，又搬到浆水镇以西的上干科住地——寨上。1943年10月陆中调回延安时，我因病留下来未去。
我先后在陆中两年。这是敌后抗战最艰苦、最困难的两年，是我全面锻炼，增长才干的两年。在学习文化科学知识方面，我是尽了自己努力的，虽然当时自己并不满意，但在许多方面还都是有长足的进步。这两年的学习、锻炼，为我后来乃至一生的工作奠定了方向和基础。
建国后，从机关到部队，在祖国大陆各大城市都有当年太行陆中的战友，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都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我们这些战友，在当年一起战斗、生活、学习中结下的友情是很深很深的。活下来的人，一旦相见，总是有说不完的情谊，道不完的往事。就是已经去世的同志，我们这些战友们同他们的遗孀和子女也一直保持着亲密的往来。
这两年是我终生难忘的两年，也是一直让我引以为自豪的两年。
怀念在反扫荡斗争中
死难的领导、战友
和死里逃生的同志们
1942年和1943年，我们在陆中经历了两次非常艰苦、非常残酷的反扫荡斗争。其所以非常艰苦、非常残酷，是因为敌人强大而我们弱小；日寇是进攻、扫荡，我们是防御 、反扫荡；日寇和伪军是正规军，武装到牙齿，我们大多数同志都是赤手空拳的学生兵（当时每班只有两三支“老套筒步枪”，供站岗放哨之用。反扫荡时，每队组织一个战斗排以掩护两个徒手排）。敌人的目的是要用“铁壁合围”、“梳蓖队形”，“抉剔清剿”等手段消灭我们；我们是采用一切手段，避开敌人，保存自己。更严重的是我们受着长期疾病和饥饿的折磨，普遍体质虚弱，难以强行军同敌人兜圈子。我们唯一的优势，就是政治，是人的觉悟，是不屈不挠、“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献身精神。
邢西浆水镇，过去并不出名。虽然在周围一些山村，早有我军的一些被服厂、手榴弹厂等，但未曾引起敌人重视。抗大总校来到以后，这里就同武乡的王家峪，辽县的桐峪、麻田（中共北方局和十八集团军前方总部所在地）、涉县的赤岸、王堡（129师司令部、政治部所在地）并驾齐名了。1942年和1943年日寇的两次“五月大扫荡”，都把这个藏龙卧虎之地作为其合围和清剿的重点之一，甚至疯狂地叫嚣，要用三十个人换一个抗大的干部和学员。
在两次非常残酷、非常艰苦的反扫荡斗争中，太行陆中全体干部、师生，在政治上经受了最严峻的锻炼和考验，军事上在战争中学习了战争，增长了才干。同时我们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们的副校长史紫千同志被俘，在太原，敌人把他当活靶子刺死；我们队的数学教员林伯青同志失踪。两次反扫荡损失最大、最不幸、最沉重的事，都发生在我刚入校时所在的四队，队长王希真，指导员杜敬农等三十多位同志牺牲、被俘，还有一些同志，是凭着自己的顽强意志或由于某些偶然因素才死里逃生的。他们的事迹感人肺腑，他们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将与江河同在，与日月同辉。
王希真队长牺牲于1942年的“五月反扫荡”中。当时四队和我们的三队向同一方向转移，他们在我们前面走得远些，跳出了敌人对抗大的合击圈，但又误入了敌人对十八集团军总部和北方局机关使用兵力更大的合击地域，情况非常严重。而我们停止在两个合击圈的结合部，情况就要好得多。
在一个叫臭水沟的深山区，四队和扫荡之敌遭遇。武装排在掩护本队战斗中被敌分割，从另路突围。两个徒手排被敌包围在一个山顶，白天突围已经无望，只有靠夜幕的掩护，三人一群五人一伙地从敌人的缝隙中分散突围。杜敬农指导员作了分散突围的动员，王希真队长审视了掩护突围的方案。次日拂晓，王希真队长率领通讯员带一长枪一短枪和一些手榴弹，到东山腰的一个小山地向正面的敌人袭击，以引诱敌人向他们进攻，掩护同志们分散突围。在他们的掩护下，绝大多数同志都突出去了，但是，王队长、通讯员还有十多名同志却牺牲了。
战后，同志们找到了王希真同志的遗体。他隐藏在一个像“猫耳洞”的山洞里，身上多处负伤，肠子都流了出来。他右手食指还套着手榴弹的绳圈，手枪已无子弹，掩埋在他的身旁。在同志们搬动他的遗体时，在他背下的松土中发现了已被鲜血浸染了的笔记本和几百元冀南币。小本子上一开始就写着：“ 同学们，永别了，我们一定要胜利！”接着，记下了队里的经济帐目，写着出发时共有多少现金，他带多少，指导员带多少，司号员带多少，同学们分带多少，路上用了多少，自己还有多少。属于他的只有几元钱，请同志们帮他交党费。最后他叮嘱：“反扫荡后，要到生产地去看看，该锄一次草了。”这就是和我相处只有几个月，我们的好队长、党的好儿子、人民军队的好干部。
杜敬农指导员牺牲于1943年的“五月反扫荡”中。他是我在四队生活中接触较多的一位队的领导，他的年龄大我们十几岁，面相老成，待人和蔼可亲，像个“老妈妈”，很有长辈风范。他工作深入细致，没有几天，就对我们从师政一起来的十几个同志有了了解，包括历史情况和现实思想情况，也熟悉了每个同志的个性和脾气。他尊重每个同志，做思想工作善于启发诱导，激励同志们的责任感、荣辱感，激发青年人朝气蓬勃好学向上的精神。他处处以身作则，以自己的榜样带动大家，深受同志们的尊敬和信赖，是一个难得的基层优秀政治工作人才。我第一次在129师政治部《战场报》上发表的“豆腐块”文章——《生产杂记》，就是在他的鼓励和支持下写的。(编者注：《生产杂记》见文后)
四队的这次损失是个别指挥员听不得饿肚子同志们的牢骚怪话，赌气盲目下山，与归巢之敌一个大队遭遇酿成的悲剧，教训极为深刻。杜敬农同志受疟疾病折磨已经两年，身体很虚弱，又背着从延安带来的两挂包书，行动比别人更为困难。与敌遭遇时，为掩护小同志，他赤手空拳与敌人搏斗，当敌人用刺刀向他刺来时，他一把抓去，没有抓到枪口，却抓到刺刀上，敌人左右旋转刺刀，他两掌鲜血淋漓，还鼓励同学们“坚持爬上山就是胜利！”敌人抽回刺刀向他的胸前刺来，他高呼“共产党万岁！”壮烈牺牲在敌人的刺刀下。
在这两次反扫荡战斗中，也出现了像崔荣生、冀宪民、邵英、高双来等战胜死神，死而复生的英雄战友。崔荣生同志在掩护同志们突围中脚部中弹倒地不能行走，在敌人冲来时，他把身上的鲜血往脸上一抹，趴在地上装作死去。敌人在他背上又连刺几刀，把他踢下坡去。待敌人走后，同志们打扫战场把他救下，藏在一个山洞里，这时，才发现他身上共有七个洞。从负伤到敌人用刺刀刺他，他始终咬紧牙关，没有哼过一声，若没有这样坚强的忍耐力，他这次也就作古了。
冀宪民、邵英、高双来三同志是被敌人包围在一座孤山绝壁之上。面临万丈深渊，前不能进，后不能退，敌人要活捉他们时，他们像同时代的狼牙山五壮士一样，毅然纵身跳下悬崖绝壁。敌人狂笑着向崖下打了一排子弹，得意地走了。想不到他们都被悬崖断壁上的树丛树枝挂住，绝处逢生了。他们三个都是当时队里年纪最小的小同学，这就是当年我们这些“红小鬼”、“小八路”们的政治素质和思想品格在战争中的集中体现。
有些同志的牺牲、被俘，是在特定的情况下发生的，他们有的是饥饿到了极限，再没有余力发动自己的肢体站起来。有的劳累困顿到了极限，除了把软瘫的身躯凝固在地面，再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支撑。有的是情绪紧张到了极限，什么刀山火海、天崩地塌，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他们的思想净化到除了希望静静地痛快淋漓地熟睡一场外，什么也没有了，子弹在身边扑扑地飞溅，甚至从他的前胸穿到他的后背，鲜血在他身上流淌，他感觉到的不过是睡觉前蚊子、臭虫的骚扰，心脏停止跳动，仿佛是催他进入梦乡，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永远不会醒来了。有的并没有中弹，也没有挨刺，睡着再没有醒来，可能就是医学上所说的猝死。一些同志被俘，就是在这种不能自制的状态下发生的。
在1942年的“五月反扫荡”中，四队有一位被敌人俘虏的小同志，他叫田运生，是师政宣传科来的十几个同志中最小的一个，那年只有十三四岁，我们称他“小老弟”。他长得眉清目秀，聪明伶俐，很讨人喜欢。他谦虚好学，非常愿意接受别人的帮助。他很重感情，我们到三队和他分别时，他依依不舍，请假把我们送走。我们也舍不得离开这位小兄弟，留他住了一夜。那天夜里，我们几个人在月光下海阔天空，谈论良久，想不到这是最后的诀别。
田运生被俘后，活着还是牺牲，多少年来我一直都在设法查问，但始终没有结果。1978年我由海军机关调旅顺基地工作，在大连工作的同学李赛东、梁天庆到旅顺来访，下雪受阻，当天没有返回。我们深夜长谈，梁天庆谈到了小田被俘后的片断情况。他说：“小田被俘后，敌人看他年纪小，长得甜，没有杀他，开始在榆次他还见到了师宣传队在太南地区被俘的几个大姐（后来经过营救，三位女同志两位回到了部队，一位回了老家）。以后到了石家庄，一个日军下级军官要小田给他做勤务兵。有一次，他发现敌人一个扫荡计划，他偷了计划和一匹战马想逃回来。在逃跑中被敌人发现捉回去，砍掉了两手，抛弃街头，后来不知死活。在敌人窝里失去生存条件，很难活下来。”此事没有印证，是真是假难以定论。但小田这位当年可爱的小兄弟早已牺牲是可以肯定的，为怀念他，小梁讲的这段故事，我宁愿信其真不愿信其假。
前两年，老战友——新华总社摄影记者袁克忠同志告诉我：曾在129师、第二野战军、西南军区长期做美术工作的艾炎同志老年生病走失，找回来后神志不清，连自己的妻子小于都不认识了，整天酣睡。但有一个办法可以惊醒他，你说“日本鬼子来了！”他不仅可猛然坐起来，而且可以说出：“走！走！走！”这说明经历过1942、1943年反扫荡的人们，对其艰苦性和残酷性是终身难忘的。
八路军129师政治部出版的《战场报》（照片来源于网络）
? ? ?1943年3月韦敏士在太行陆军中学学习时，在山西和顺搞生产运动，第一次写稿，投给八路军129师《战场报》，被发表 。
生产杂记
韦敏士
太阳吞吞吐吐爬上东方山岗，从对面的峰峦移到山坡上的时候，便可以从远远的地方望见这里山坡上，我们七八十个人，在开拓山荒。
刚刚从笔杆和书本里抽出来的手，紧紧地握着锄头，使力不断地举起落下；不怕那坚硬的土层，顽固的草皮树根，我们把它一锄锄刨松了，一块块铲除了，锄头抵触地的声音，掺混着哼呀、哼呀的呼喊，像音乐伴奏一般。松软的新地，像旷野里铺了地毯，微风吹来，大地喷出醉人的香气，使我们更加兴奋而陶醉了。
午间休息的时候，要算是最热闹了，捧着书本七横八竖地躺着，拿着纸片歪歪扭扭地写着画着，三五成群地嚷着笑着，也有伴着二弦口琴在唱歌，这是我们的露天俱乐部呵！
夜里，我们轮流在离驻地五六里的地方，放出军事哨，监视着敌人。在一个三路通敌的交岔点的山坡上，全班人都住在那所小庙里，步哨放在前面，拂晓的一班，正是该我。我抱着枪，站在那里，到处都是静悄悄的，什么也看不见，只能侧着耳朵去听四周的响动，不时远远传来隐约的犬吠，心里不禁地有点跳动，但当我想到这时我负着很重大责任时，就振作起精神来，觉得没有什么可怕了。
整整一个星期，我们在八十二亩新的土地上，播下了山药蛋的种子，我们胜利愉快地歌唱，希望着它的成长，结出新鲜的果实。
韦敏士，1923年4月出生，1937年12月参加八路军，193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八路军129师供给部、政治部任通讯员、文书、技术书记，后进入抗大附属太行陆军中学学习。之后曾任太行第七、第五军分区政治部宣教干事；中原野战军政治部编辑出版处副科长；第二野战军（西南军区）政治部《人民战士报》通联科科长，宣传部新闻科科长、宣传科科长；解放军总政治部干事；志愿军宣传科科长；海军政治部副秘书长，旅顺基地政治部主任。1984年离休，1999年12月去世。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相约军旗下）：韦敏士：在太行陆军中学战斗生活学习纪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