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宫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文化底蕴深厚，对这一评价我作为南宫人一向深信不疑，并为此而骄傲自豪。实事求是地讲我的这种骄傲和自豪，既非妄自尊大的盲目，更非夜郎自大的无知，而是基于充分历史依据的一种理性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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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说南宫的姓氏文化、佛教文化、红色文化、京剧文化、南宫体书法文化等五大文化的显耀，单就毛泽东、邓小平、董必武、刘伯承、徐冰、宋任穷、徐向前、刘澜涛、谢富治、陈锡联、许世友、李德生、纪登奎、陈永贵、余秋里、王任重、杨秀峰、赵朴初、韩先楚、陈再道、吕正操、李铁映、赵紫阳、刘华清、杨白冰等或曾在南宫工作战斗，或曾因各种原因到过南宫，或与南宫有过直接关系的二十五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南宫的深厚历史情缘，就可足以证明。
开启二十五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南宫情缘这一话题，首先要谈及的当是毛泽东、邓小平、赵朴初与南宫
毛泽东、邓小平是党的领袖，是我们党第一代、第二代领导核心，而赵朴初则是著名的宗教领袖，国家重要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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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批阅文件。
毛泽东作为开国领袖，对南宫的关注可追溯到抗日战争初期的1938年。是年8月8日，毛泽东、刘少奇电告正在南宫紧张筹建冀南行政主任公署的徐向前、邓小平、宋任穷“我们一般的方针应积极参加与掌握河北地方行政机关，不应放松。目前我们要加紧建立与强固各县政府，推选或委派最得力的同志去任县长，并可派定临时专员，造成既定事实，再与鹿（鹿钟麟——笔者注）商讨交涉。”（《毛泽东、刘少奇关于冀南目前工作方针的指示》）1938年8月20日当杨秀峰、宋任穷在南宫宣誓就职，冀南行政主任公署正式成立时，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刘少奇等四人于当日再次电告“徐、邓、宋”“冀南新政府成立须即实行几件善政”（《毛泽东等关于冀南新政府成立后的工作指示》）并一一列出六项善政的内容。
全国解放后，毛泽东对南宫的关注度依然没减，1961年10月22日当他看到邢台地委就南宫县贯彻大包干政策促进粮食征购和种麦运动的通报后，立即批示杨尚昆“河北省委所送的《南宫县经验》一件，请你为中央起草一个转发指示，送我一阅为盼。”《指示》起草完毕送阅后，毛泽东于10月23日再次批示“少奇、小平阅后，请尚昆用电报发出。”（《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94——595页）可见毛泽东对推广南宫经验的急迫心情。
令人念念不忘的还有毛泽东对南宫计划生育工作的肯定。1974年10月8日至15日，河北省召开了全省计划生育工作会议，当年8月参加过全国计划生育工作会议并作汇报的南宫县，在全省会议上再次介绍了经验，“以批林批孔和农业学大寨为动力，全党动员，书记动手，把计划生育当作一件大事来抓”的做法，得到了与会人员的充分肯定。河北省委、省革委专门向党中央国务院作了书面汇报，中办连同《关于上海开展计划生育和提倡晚婚工作的情况报告》一并送毛泽东审阅，对两个汇报总结的工作经验毛泽东非常重视，亲自圈阅并指示转发全国推广。1974年最后一天中发[1974]32号文件下发，南宫随即引起了全国各地的关注，引来了大批学习考察人员。据资料记载，从1975年2月至1978年底，南宫共接待各地学习考察人员8万余人次。大大提升了南宫的知名度、美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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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刘伯承1938年在南宫的合影。
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与南宫的关系则更加直接。在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刘伯承率129师到达太行山后，不失时机的分兵东进，创建了以南宫为中心的太行山以东第一块平原抗日根据地——冀南抗日根据地。在冀南抗日根据地创建初期，邓小平从1938年7月到1939年12月，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三次亲临南宫，运筹指挥建党、建军、建政，冀鲁豫边区省委、冀南军区，特别是以1938年8月20日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冀南平原第一个抗日政权诞生为标志，完成了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工作。在南宫北大街邓小平会见了美国驻华使馆参赞卡尔逊上校，当面揭露了美国政府暗中向日本出售战争物资的事实。在南宫乔村两次会见了国民党第十军团司令石友三，劝其与我军团结合作，共同抗日。同时他还全面指挥了冀南反摩擦斗争和减轻群众负担工作。建国后，邓小平仍十分挂念南宫老区人民，应冀南烈士陵园请求于1985年亲笔题写了“冀南烈士纪念塔”塔名。
赵朴初(1907-2000)，是卓越的佛教领袖、杰出的书法家、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与伟大的爱国者。曾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中国宗教和平委员会主席，历任第六、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赵朴老与南宫的关系，源于普彤寺、源于弘川法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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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川法师在南宫普彤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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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川法师，1927年生于河南省偃师市。解放战争末期到台湾，后皈依佛门，授法名圣嵩，字弘川。1984年冲破阻挠，从台湾经香港回到大陆，对这位第一个从台湾回大陆定居的僧人，赵朴老给予了特别的关心，亲切的称他为“中国第一爱国僧人”，不但在百忙中热情接待，还为他安排了不少参访活动。为了搞好参访接待，赵朴老反复叮嘱有关人员：“弘川法师是刚从台湾回大陆定居的僧人，开始人生地不熟，生活上可能不习惯，他到佛学院参观，你们要接待好、照顾好。如不习惯吃佛学院的饭菜，可给他单做点，如他想看看佛学院的教材，也送他一些”，想得可谓周到之至。弘川法师参访一段时间后，根据赵朴老指示并征求弘川法师的意见于同年8月被聘为洛阳白马寺首座，随之又被聘为河北临济寺首座，后经河北省佛协同意，于1992年下半年到南宫着手普彤寺恢复重建工作并任主持。筹建过程中弘川法师于1994年5月20给赵朴老写信说：“普彤寺及该寺宝塔始建于东汉永平10年（公元67年），距今已有1900年历史，该寺在‘文革’中毁坏。在1992年修塔时，发现塔内有南北朝到明朝的铜佛像48尊”等等。信里还说，省里决定让其负责恢复该寺，保护佛教文物，但资金困难，“恳求朴老及佛教协会慈悲，给予大力支持”等等。当时佛协经济也很紧张，但赵朴老指示：“我会再困难也要给予支持”，随后拨付资金伍万元以示支持，为普彤寺恢复重建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普彤寺能有今天，是与赵朴老的关心支持分不开的。
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徐冰，永远是南宫人的骄傲和自豪
徐冰（1903-1972），南宫西唐苏村人。原名邢之祯，曾用名邢西萍，化名徐冰，中共党员，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务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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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1月26日，徐冰向老人们祝贺春节。
徐冰出身于农工兼营的殷实家庭，同时也是一个革命家庭，兄弟三人，排行老三。长兄邢之襄，字赞亭，著名无党派爱国人士，建国后，被周恩来总理推荐为中央文史馆馆员，后调任北京文史馆馆长，与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共职一处，是全国政协委员。徐冰与邓小平既有同学之谊，又有连襟之情，其妻张晓梅（原名张锡珍，中共党员）是邓小平发妻张锡瑗（中共早期党员、革命烈士）的三妹。因徐邓是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学，所以经邓小平介绍成婚后，两家一直保持着非常密切的往来。
徐冰从青年时代起，就追求真理，积极参加进步运动。早年留学德国，1924年3月参加中国共产党。1925年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春回国后历任中共中央翻译、上海反帝大同盟党团书记，在北平、太原从事地下党的文化统战工作，在延安“解放社”任《解放周刊》编辑、党报委员会秘书长，在此期间他与成仿吾联合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由延安解放社出版，成为在解放区由我党公开组织翻译出版的第一个全译本。之后去重庆，在周恩来的领导下，长期从事文化界和爱国民主党派的统战工作。1945年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同民主人士的多次会见，都是徐冰协助周恩来安排的。1946年在北平任军事调停处执行部中共方面顾问，在叶剑英的领导下进行统战工作。1948年任中共潍坊市委书记、济南市副市长。北平解放前夕，参加了和平解放北平的接管谈判工作。全国解放后，历任北京市副市长，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政务院人事部副部长，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副秘书长，政协第二届、三届全国委员会秘书长，第一届、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四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副主席。
“文化大革命”初期，他抵制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行动，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小组会上，曾与陈伯达、江青进行正面争论，不久受到攻击和陷害。他顶住诽谤诬蔑，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一部分上层爱国民主人士，采取了保护措施。此后，他遭受了长期的监禁，政治上被扣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精神上和肉体上受到严重的摧残和折磨，1972年3月18日被迫害致死。
1979年8月27日，中共中央为徐冰等同志平反昭雪，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追悼会由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主持，中组部长胡耀邦致悼词，充分肯定了徐冰等人为党的统一战线事业所做出的贡献。作为南宫人，我们为有这样一位乡贤而感到自豪。
革命和战争年代，老一辈革命家在南宫大地上留下的奋斗足迹，为南宫平添了更加绚丽的光彩
南宫作为革命老区，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直南农民游击战争的中心区域，抗日战争时期是冀南抗日根据地的首府所在地，解放战争时期是冀南经济文化核心地带。在战火烽烟中，有两位开国元帅——刘伯承、徐向前，一位开国大将——陈赓，九位开国上将——许世友、韩先楚、吕正操、宋任穷、陈再道、王宏坤、陈锡联、王新亭、谢富治曾在南宫大地上征战，其中在南宫征战的众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邓小平、刘伯承、徐冰、宋任穷、徐向前、谢富治、陈锡联、许世友、李德生、余秋里、王任重、杨秀峰、韩先楚、陈再道、刘华清、杨白冰等16人走上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岗位。
开国元帅刘伯承（1892－1986），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是始终与邓小平并肩作战的战友。抗日战争时期他身为八路军129师师长，无疑是129师东进纵队挺进冀南、建立以南宫为中心抗日根据地的主要决策者之一。他1938年12月到达南宫后，从12月26日至1939年1月14日，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与宋任穷一道三次会见国民党河北省主席鹿钟麟，表明我党与其团结合作，共同抗日的诚意。建国后于1954年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军委训练总监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是中共第八届至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二至五届人大副委员长。1966年1月起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1982年，因年高辞去党政军领导职务。1986年10月7日在北京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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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9月,徐向前(左一)等人在冀南抗日根据地南宫。
开国元帅徐向前（1901－1990），是1938年5月2日以129师副师长之身率部到达南宫的。对于徐向前，南宫是激发他巨大灵感的地方，在这里他提出了著名的“人山”思想，他在发表于1938年5月21日《群众》周刊上的《开展河北的游击战争》一文中明确指出：“河北是人口较稠密的地区，假如我们能在河北平原上，把广大的人民推动到抗日战线上来，把广大的人民造成游击队的人山，我想不管什么样的山，也没这样的山好。”“只要我们有决心去组织与进行河北的艰苦的游击战争，我们便一定能够创造广大的‘人山’”。在冀南一年多的时间里，在刘邓领导下，他与宋任穷、杨秀峰、刘志坚、陈再道等同志亲密合作，破袭威县城、平定“六离会”、收编游杂军、联合范筑先（时任国民党山东省第六专区督察专员兼聊城县长、保安司令）、宣传卡尔逊、指挥反摩擦、坚持反扫荡，妥善处理了许多复杂问题，为创建和巩固冀南抗日根据地做出了重大贡献。1939年6月初，奉命赴山东，任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第1纵队司令员，从此离开了冀南，离开了129师。建国后历任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央政府军委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是第十一届、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这里还应特别提出的是，应南宫县委请求，徐帅于1984年8月28日以83岁高龄为南宫党史资料《南宫风云录》题写了书名，足见老元帅对南宫这方热土的垂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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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南烈士陵园牌坊题字为宋任穷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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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上将宋任穷（1909-2005）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政治工作的卓越领导人，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十一届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四、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顾委副主任。他是1938年3月19日率骑兵团、机枪连和独立支队到达南宫的，时任八路军第129师政训处副主任、政治部副主任。此后历任东进纵队政委，冀南军区司令员、政委，冀南区党委书记，冀南行政公署副主任、主任，冀鲁豫军区司令员，中共平原分局代书记等职。在八年抗战中，他作为冀南地区的主要领导人，以卓越的组织才能、军事才能和高超的领导艺术，领导冀南军民为夺取抗战的全面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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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师东进纵队司令部旧址内，依然盛开的海棠树，为宋任穷1938年3月来到南宫时亲手栽种。
由于长期工作生活在冀南，使南宫成为了宋任穷魂牵梦绕的地方。为此1991年10月12日他以中顾委副主任之身携夫人专程踏访南宫，实现了他重返老区的夙愿。据他的夫人钟月林老人回忆，1992年当他得知自己罹患帕金森综合征后，写下遗嘱，再次表达了对南宫的眷恋。他在遗嘱中交代：“（我的）骨灰一部分在北京作为植树的肥料；另一部分送至河北省南宫作为栽树的肥料，以寄托我（对）抗日战争期间生死与共的冀南人民群众的深切思念。”（《新华文摘?相伴相随七十年》2009年第17期）殷殷之情足感天地。
杨白冰（1920-2013）与南宫的渊缘因其夫人而变得更加深厚。他是我军杰出的政治工作领导者，曾任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秘书长、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他的夫人是南宫城内名门望族谢家的千金。据谢氏族人讲，谢家有著名的“谢氏三姐妹”，大姐谢炳竹（后化名贺之）、二姐谢炳志都在早年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建国后谢炳竹曾任辽宁省抚顺市委书记、辽宁省妇联副主任，谢炳志曾任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陈列部主任，三妹谢炳静乃杨白冰之妻。谢炳静在姐姐们的影响下接受了很多进步思想，当1947年，时任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组织科科长的杨白冰来到南宫谢家时，待字闺中的谢炳静与杨白冰一见钟情，于是她冲破家庭阻挠随军南下，与杨白冰喜结良缘。
在南宫工作和战斗过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还有：
杨秀峰(1897-1983），直隶迁安县人，1929年秋，公费赴法国留学，1930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国后先后在天津市河北法商学院任教授，在北平师范大学、中国大学、东北大学等校兼课并在北平、天津文化教育界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1938年8月在南宫就任冀南行署主任。建国后，曾任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高教部部长、教育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谢富治（1909－1972），湖北省黄安(今红安)人。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129师385旅政委，战斗在冀南。建国后，曾任武警部队司令员兼政委、公安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政治局委员等职。“文革”中，参与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活动，制造了一大批冤、假、错案。1980年10月，中央决定开除他的党籍。198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他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
许世友（1905-1985），河南省信阳市新县人。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9师386旅副旅长，参加了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对这段历史他用“冀南烽火壮士梦”的诗句做了总结。建国后，曾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志愿军第3兵团司令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南京军区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江苏省委第一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常委、广州军区司令员、中顾委副主任。
陈锡联(1915-1999)，湖北省黄安县人。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9师385旅769团团长、副旅长、旅长，在冀南作战。建国后，曾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国务院副总理，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九、十、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顾委员、常务委员。
韩先楚（1913-1986），湖北省黄安县人。曾任115师344旅688团副团长，太原失陷后，韩先楚所在344旅奉命随129师主力南下太行，之后奉调到新组建的689团任团长。1938年4月下旬，在徐向前率领下，韩先楚团与晋东南兄弟部队组成“路东纵队”挺进冀南，参加了威县攻袭战。建国后，曾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福州军区司令员、中央军委常委、国防委员会委员、第六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李德生（1916-2011），河南省新县陈店乡人。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9师385旅769团通信排长、特务连连长、副营长、营长，在冀南作战。建国后，曾任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第十一届、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顾委常委。
余秋里（1914-1999），江西省吉安县人，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0师独立团三支队政委，1940年2月参加了冀南反摩擦斗争。建国后，曾任石油工业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第十一届、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委员、副秘书长，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中顾委常委。
刘华清（1916—2011），湖北大悟人。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129师司令部秘书主任、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冀南军区和冀鲁豫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第六军分区副政治委员。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
革命战争年代曾到过南宫的我党政军高级领导，建国后走上党和国家领导人岗位的还有：董必武、吕正操、赵紫阳。
董必武（1886-1975）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中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奠基者。建国后，历任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政务院副总理，政务院政法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国家副主席、代主席，第四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是七、八、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他曾与1947年夏同“杨秀峰路过南宫，视察生产、支前工作。”（《南宫市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页）
吕正操（1904—2009），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冀中军区司令员兼八路军第三纵队司令员。建国后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军委委员、中顾委委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最后一名逝世的开国上将。1938年5月“徐向前副师长率主力部队开进冀南震动很大，影响也很大……冀中的吕正操同志也来南宫会见徐向前同志。”（《宋任穷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第118页）
赵紫阳（1919-2005）曾任国务院总理、中共中央总书记。据人民网、全国政协办公厅新闻局共同主办的《中国政协新闻网》刊发的赵紫阳简历载，赵紫阳“193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入中共冀鲁豫省委党校学习。”赵紫阳所在的河南滑县党组织隶属直南办事处辖管，因此，到正在南宫办学的冀鲁豫省委党校学习，也顺理成章。其党校校址在现凤岗办事处普济桥村，此旧址2009年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尽管世事变迁、风云变幻，有些人在人生旅途中产生了这样那样的变故，但当时他们都曾是我们党和国家不同时期的重要领导人。
新中国成立以来，到南宫视察指导工作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更体现了对南宫的眷爱
建国后，南宫凭借革命老区的工作积淀，发扬红色革命传统，积极进取，奋勇争先不少工作进入先进行列，1984年跨入全省“十强县”，1986年在全省首批撤县建市，1987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对外开放城市。南宫干部到省市开会曾有“不坐主席台就坐前三排”的说法，代表邢台接受上级工作任务完成情况检查以及在南宫召开这样那样的现场会更是屡见不鲜。建国后曾有7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到南宫视察指导工作，其中陈永贵、纪登奎、陈再道、王任重、李铁映等是以现职身份，而宋任穷、刘澜涛则是卸任后到南宫的。
据已故南宫市人大主任李文行同志回忆，他任县委办公室主任期间曾先后参与接待过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和纪登奎。具体时间虽不能详述，但他记得陈永贵副总理来时是夏天，上级明示让准备一些冰棍儿。而纪登奎副总理来时可能是天冷的时候，记得他戴着个礼帽似的帽子。两位领导人来时都是在县委招待所接待的。
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再道（1909-1993）是1986年10月6日再次来南宫的，近50年后重返故地，老将军心情非常激动，他来到曾经居住过的129师东进纵队司令部深情地查看了那里的一砖一瓦，到冀南烈士陵园向烈士纪念塔敬献了花圈，之后还与党史办的同志们座谈回顾了冀南抗日根据地开辟建立巩固的艰苦斗争经历，为编写冀南党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陈再道初到南宫是1938年2月，时任129师386旅副旅长。当年根据八路军总部指示，129师以769团四个步兵连、一个机枪连、一个骑兵连组成东进纵队，由陈再道任司令员，东进冀南，开辟抗日根据地。随后我党政军领导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宋任穷、刘志坚等同志陆续到达南宫，在城内北大街、文昌街分别设立了东进纵队司令部和前线司令部，创建了129师挺进平原后第一个固定据所，他们运筹帷幄，灵活制敌，开辟了以南宫为中心的第一块平原抗日根据地，写下了我军实施战略展开后的精彩一笔，从而确立了南宫作为冀南抗战红都的特殊历史地位。
说到陈再道不能说他与南宫的另一种特殊缘分，时任八路军129师独立旅参谋长的卜盛光曾回忆说,当年陈赓旅长曾给他下过一个“帮陈再道找个好老婆”的特殊“命令”。为执行好这个“命令”，他一直十分留心，一次他和陈再道去南宫县妇救会走访，俊秀活泼的姑娘张双群给他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之后他积极撮合，到1938年11月二人便结为伉俪，成就了这对革命夫妻。从此，他们风雨同舟，走过了54年的人生旅程。建国后，陈再道历任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央军委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顾委委员。
王任重（1917—1992），河北景县人，曾被毛泽东誉为“华北第一才子”。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王任重主要在冀南从事党和民主政府的领导工作。他先后担任中共冀南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冀南五地委书记，冀南区委组织部、宣传部部长、行署主任、代理书记。对冀南特别是南宫有着特殊而深厚的感情，1988年5月22日身为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王任重来南宫视察指导工作，当他听说南宫正在召开外向型经济会议时，便高兴地接见了与会的三百多名干部，并同大家一起合影留念。这次南宫之行他还视察了一机厂、二职中等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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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铁映来南宫调研考察职教工作。
第五位以现职身份到南宫的是李铁映，那是1993年3月11日，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兼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带领国家人事部副部长、劳动部副部长、北师大校长及国家教委有关负责同志一行16人来南宫调研考察职教工作。他到达南宫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后，首先听取了时任地委书记张春富、行署专员连振经关于全区职教工作的情况汇报，然后参观了职教中心的科技大楼、学生宿舍、仪器室、电教室、图书阅览室，以及电机保护器材厂、饲料厂，种鸡、种猪、食用菌、果林场等，对于南宫职教中心“产教结合”的发展路子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中顾委常委刘澜涛是1988年6月2日至3日到南宫的。刘澜涛(1910-1997)是一位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第一、二届全国人大常委，第四、五、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顾委常委。刘澜涛同志到达南宫后，先后瞻仰了冀南烈士陵园，参观了“南宫县学碑”、南宫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大潘灯具厂，在冀南烈士陵园挥毫题词“永远不忘过去，革命英烈精神同日月共生存”。
往事越千年，回顾这段历史，每一个南宫人都会感到由衷的自豪。正如南宫县志载《光武庙记》所言“真人（即真命天子）驻跸（帝王出行时车驾驻扎的地方）自非常事，山川草木兴有光辉”。由此想来，一个留下众多党和国家领导人足迹的县域，能是“常”县？山川草木岂无光辉？人杰地灵何足道哉！（作者：张范津，2013年2月12日完稿，2013年5月19日再修）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南宫热线）：【重磅】廿五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南宫情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