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顾顺章叛变后，周恩来及时组织了一场大转移。但是这后面，还是出了很多事。
4月份，顾顺章被捕叛变，6月份，向忠发被捕叛变，7月份，胡章元叛变，导致23人被捕。这其中包括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人罗绮园，和农民部副部长杨匏安。
这两个人都高等学历，笔杆子厉害，也都非常著名。罗绮园搞农运时，一度与彭湃齐名，而杨匏安则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华南传播马克思主义第一人，当时跟陈独秀的声望相当，一个与李大钊合称“南陈北李”，一个与李大钊合称“南杨北李”。
杨匏安在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还做过国民党组织部的部长。
杨匏安和罗绮园的被捕，很有点特殊，我们不妨详细说说这个事件。
1931年的事有点扑朔迷离，国民党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后来写回忆录，曾经讲述过这两个人的被捕原因。
他说，罗绮园被捕，是因为“胡君”“投诚”，而“胡君”“投诚”，是因为一件桃色纠纷。
“胡君”即是胡章元，又名胡洪涛，黄埔四期毕业，后来在中共江苏军委会工作。但是胡章元是自己叛变的没错，徐恩曾所说的桃色纠纷却经不起推敲。
徐恩曾文中提到“陈小妹”，其实叫陈肖梅，他与胡章元于1927年在杭州结婚，育有一子一女。他们夫妻是1928年来到上海的，陈肖梅起先在江苏省委机关负责文件抄写等工作，后来被安排到中宣部《红旗日报社》印刷厂机关。
年轻貌美的陈肖梅，有一天忽然接到组织命令，要求她与罗绮园一起“住机关”。
但是传统观念很强的陈肖梅，对跟陌生男人同居非常抗拒，所以就跑回家去跟丈夫说她不愿意。
然而组织的命令不能违背，陈肖梅最终还是离开丈夫，跟罗绮园住到了一起。
这后面，陈肖梅就不断跟丈夫哭诉，意思是罗绮园居行为不轨，于是胡章原就怀恨在心。
但是胡章元没能力做出什么，就去找了“足智多谋”的陈绍禹，也即是王明商量。
结果王明就给胡章原出了一个主意:“除了向国民党告密，无法挽回你的妻子。”
向国民党告密这种事非同小可，据徐恩曾说，胡章原首先想到的是，王明这是在考验他对党的忠诚，或者在设计陷害他，因此就非常小心。
他是后来见王明态度认真，又想到他们之间深厚的友谊，才终于接受了王明的建议。
然后，徐恩曾还说，王明的本意是叫胡章原匿名举报，但是胡章原想来想去，认为不举报则已，一举报自己在党内就再也无法存身，所以就一不做二不休，干脆直接反水了。
“住机关”，指的是地下党以假夫妻的形式掩护工作，这种方式在当时非常常见。所以徐恩曾的说法就很容易被人接受，并广为流传。但是事实真是如此吗？
地下党真会生生拆散一起在上海的胡章原和陈肖梅，非要强迫陈肖梅去跟罗绮园做假夫妻？他们难道一定得找一个丈夫在上海的女人去掩护罗绮园？他们难道再无别的女人可派？胡章原难道就不需要掩护？
徐恩曾还曾经说顾顺章是因为他才肯归顺的呢，其实顾顺章在武汉时就已经归顺。
徐恩曾还曾经说向忠发被捕是在罗绮园之后呢，实际上向忠发早在罗绮园被捕前一个月就已经被杀。
徐恩曾还曾经说他们抓到向忠发之后，很为向忠发的身份为难呢，最终是通过向忠发的同乡指认才得以确认的，但其实，巡捕房在抓到向忠发的第一时间，就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所以说，徐恩曾谎话连篇，他的话你如果不查资料，不多方求证，一定会被他带到沟里。反正你宁可相信世上有鬼，也决不可相信徐恩曾那张破嘴。
那么罗绮园与陈肖梅到底是何种关系，他们到底是怎样一起“住机关”的呢？
熟悉特科的人都知道中共当时有个叛徒叫陈蔚如，此人后来对中共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但是却很少有人知道，这个陈蔚如不但是陈肖梅的弟弟，还是罗绮园的妹夫。
但是这里最重要的一点是，陈肖梅住机关的时候，胡章原正在狱中，而且她那种住机关，并非是与罗绮园同住，跟她在一起的，不但有孩子，还有她的母亲。
陈肖梅后来对她住到印刷厂机关之后的情形，曾经这样说过：“工作上经常来接洽的是张闻天同志，其他人来我住处的是罗绮园的妻子及陈俊德夫妇。因工作关系，罗绮园在我住的前厢房小间设有一铺位，晚间有时住在这里。”
人家罗绮园的妻子当时也在上海，他哪里需要跟陈肖梅做假夫妻？罗绮园只是因为一些特殊情况，才会偶尔住在机关的前厢房。陈肖梅跟孩子和母亲住一起，她没事哭诉什么？她就是哭诉，也找不到对象，她的丈夫在监狱呢！
1930年5月，胡章原被调到地下印刷所工作，8月份，这个地下印刷所遭到破坏，胡章原与其他同志一起被带走，并最终被判刑八个月。
胡章原被捕之时，陈肖梅正有孕在身，她就是在这时被调到《红旗日报社》印刷厂机关的。
当时负责这个机关的，正是罗绮园，这里还有陈肖梅的弟弟陈蔚如。罗绮园既然将六妹罗纯珍嫁给了陈蔚如，两家是这种关系，大家又是同志，他自然有帮忙照顾陈肖梅一家的义务。
陈肖梅于1931年2月产下女儿，5月份，罗绮园根据组织安排，又以假名在上海西安路206号租了一处房屋做印刷厂的机关，于是陈肖梅就带着儿女、母亲，又搬到了这里。她们在这里一直住到胡章原出狱。
胡章原出狱后，按照地下工作的原则，是不适于再留在被捕地点工作的，所以组织就准备把他派往江西苏区。
但是罗绮园当时考虑到他们夫妻分别已久，胡章原甚至还没看到出生的女儿，就自作主张，为胡章原安排了一次聚会。
这本来算人之常情，但是罗绮园却犯了一个不可挽回的重大错误。他把胡章原带到印刷厂机关了，还让妻子亲手为胡章原做了一顿美餐。
罗绮园对胡章原在狱中的情况一无所知，中共对胡章元还没来得及进行全面审查，他本来应该把见面地点安排在无关紧要之处！
胡章元在那时按照组织程序，想必也需要有一定的限制措施，所以胡章元最终是在启程时逃离。
那是6月底，跟胡章原同行的还有别的同志，但胡章元在轮船将要离开之时，跟同行的人说要上厕所，忽然就借机跳上岸跑了。
胡章原的这一举动非常可疑，同行的同志本来应该立刻回来报告的，但是据说是来不及了，所以这后面就造成重大损失。
来不及，大概是因为胡章元尿遁的时间点掐得很好，轮船已经开动。但那些同志可能还是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他们如果心里有根弦，在船刚离岸的时候跳船也可以。胡章元逃离后，据说还拖延了一阵子，他们如果在下一个码头下船，肯定也可以挽回损失。
胡章元的跳船逃走，在国民党方面当然还有另一个说法，那就是:
罗绮园跟陈肖梅一家都曾经去码头送行，胡章元看到罗绮园与陈肖梅手拉手十分亲热，非常恼火，于是就产生了叛逃的念头。
地下党去苏区，一般都是因为某种情况，对于胡章元这种已经被捕过的，要尽量避免公开接触。
就算是罗绮园确实去了，他和陈肖梅确实关系暧昧，难道他们就不知道避嫌？
他们身边有家人，有同志，还有陈肖梅的丈夫呢！居然就能手拉手十分亲热？造假是需要技术含量的。
所以这事只能说明，胡章元很可能在那次被捕时就已经变节。叛徒当然也是需要尊重和心理平衡的，他大有可能为自己找了个说得过去的理由。于是国民党与胡章元就共同促成了这个谎言。
胡章元跳船之后，据说是直接跑南京去了，因为他要跟他的校长直接接触。这个心理大概跟顾顺章认为自己奇货可居，非要去南京见了蒋介石再说一样。
胡章元当时是先给蒋介石写了封，说他已经“觉悟”，并列出了好几个中共中央机关，和领导人的地址。
所以蒋介石看到信后，找到陈立夫，陈立夫找到徐恩曾，徐恩曾找到手下大将张冲、顾建中，张冲、顾建中带着胡章元的信赶到上海，与代替杨登瀛（红色特工，当时因顾顺章叛变已经被关押）的新任驻沪特派员黄凯接洽，就非常紧急。
但他们按照胡章元提供的线索，首先抓到杨匏安时，仍旧已到了7月25日。
杨匏安当时住在东有恒路2048号，那里属于公共租界，所以黄凯等人于7月25日凌晨，是在公共租界总巡捕房西探长罗斯的协助下，到那所小阁楼周围布控的。
上海市民有清晨倒马桶的习惯，他们就是趁这个时间，一哄而上，闯入了杨匏安家。
可是罗斯探长和黄凯等人进入后非常意外。这居然就是一个著名的共产党领袖的家？
他们尽管知道共产党人一般没钱，可是杨匏安的家也太清贫了。
杨匏安当时因为肺病二期，正卧病在床。他的妻子吴佩琪正准备去火柴厂上班。他们一家老少个个面呈菜色。黄凯首先想到的，就是“贫病交加”四个字。
而当杨匏安被押上囚车，即将带走的时候，黄凯就看了更震撼的一幕。
儿女牵衣，老母抱哭，杨家老少都跪倒在车轮之下。他们不是在哀求，他们是要跟杨匏安同生共死……
杨匏安一家面对的，都是经历过无数抓捕场面的人，但是那一刻，罗斯探长流泪了，就连很冷酷的大特务王斌居然也流泪了。
王斌回来后曾经跟黄凯说，我现在愿意饿死，这碗饭我真不想再吃了。
而黄凯后来也说，我们即使恢复人性，也已经无法回头，因为我们已经身不由己。
王斌其实也是叛徒身份，他是因为卖人太多，相当卖命，才做了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的督察长。
王斌当时主要负责上海军警，与租界巡捕房之间的联络、协调，他曾经帮助国民党特务抓捕了很多共产党人，所以潘汉年就带人把他处决了。
只不过王斌有这种身份，在当时对杨匏安一家的反应难免别有感触，却未必对杨匏安的若干方面，有更多的了解。他甚至不会像黄凯那样了解。
毕竟杨匏安的身份比他高得太多，地下工作又是单线联系。
杨匏安的确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他的了不起不但在他的学识和贡献，更在他的操守。
杨匏安是一个理论知识水平极高的革命者，也是一个传统观念极强，非常注重家庭的人。他在革命生涯中无论到哪，都始终带着老母、家人，而他的家庭也从来没成为他的拖累。
他家是一个传统家庭，但是互相间又超越一般的家庭关系。他那个来自旧时代，通文墨的母亲，一向很信任儿子。他的全家都甘愿为他，及他的革命做出牺牲。
杨匏安的长子杨文达记事较早，对杨匏安早期活动的很多情况都很了解。他曾经说，“四一二”政变之后，他跟随祖母、父亲辗转各处，居无定所，备尝艰险。
由于安全的需要，他和弟弟妹妹们有一段时间是不能出去玩的。出去玩尚且不行，上学当然更无可能。于是他们每天就只能从门缝里，看着别的小朋友背着书包上学。
正常的生活得不到，受教育的机会失去了，他们难过，压抑，曾经有一种强烈的自卑感。
杨匏安在此之前已经被捕过二次，一次在省港大罢工期间，一次在不久前的1930年秋。杨匏安第一次坐牢一个半月，第二次被关九个月，他幸幸亏没有暴露身份。
杨匏安第二次被捕的时候，在《红旗日报社》工作，那时候杨文达13岁。
他记得父亲出狱之后，全家人及亲友都曾劝说父亲休息一段时间，将养身体。但是杨匏安说，革命现在正处于最艰难的时刻，他不能休息。
杨匏安的母亲陈智因此就与儿子辩论，一连辩论了好几个晚上。
然后有一天，她忽然召集全家人说：“我的儿子已经下定了决心，为实现革命而继续工作，我们全家人都要尽力协助他，直到革命成功为止。”她还教育孙子杨文达等人说：“参加革命，是不计代价和后果的，就算革命成功了，也不要希望做大官，或者什么报酬。这样做只不过是尽一个国民应尽的天职而已！”
杨匏安的母亲爱好诗词，左右手都写得一手好字，她是杨匏安的启蒙老师。“幼有诗癖”的杨匏安，就因为母亲的缘故，诗里动不动出现岳飞和文天祥。他养成那种“公忠不可忘”的浩气，不是没有原因。
杨母做事是必须要明明白白的，所以她跟儿子辩论完了，就跟儿子做了同路人。
她不怕跟着儿子颠沛流离，她还要主动担负掩护工作。杨匏安家口众多，生活艰难，他本人要靠翻译写作贴补家用，而他的老母则每天带着孙子，拿着自家磨做的米糍沿街叫卖。
老太太也是有文化有定见有个性的人，她守着自己的道德做事。
1930年，杨匏安被捕之后，周恩来曾经冒险来看望他的家人，但是老太太不见。她说那会给周恩来带来危险。
1931年，杨匏安被杀之后，周恩来曾经指示，无论如何要照顾好杨匏安的家人，但是老太太遵照儿子的遗嘱，带着杨家人很快离开上海，回到广州自谋生路去了。
那时候老太太年迈，孩子幼小，全家生活全凭杨匏安的妻子给人缝补衣服维持，生活水平低劣到极点。
杨文达的三个妹妹和最小的弟弟，都是在这期间先后死去的，因为他们没钱治病。杨文达实际上14岁就做了童工。
“这样做只不过是尽一个国民应尽的天职而已！”老太太就是这么认为。她觉得这都是自己的选择，没人欠他们家，她不需要谁来照顾。
杨家真正得到组织照顾，是在抗战时期。最初，杨文达要照顾母亲和祖母，没法去延安与两个弟弟会合。后来，他又被周恩来安排到国民党军队做了卧底。
杨文达甚至跟随国民党到了台湾，直到身份暴露才跑到香港。但他在香港打了一段时间的工，好不容易回到大陆时，总理已经去世，总理给他安排的单线联系人康秀文也已经去世，邓颖超完全不知道这种关系。
所以杨文达的身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就无法得到承认，他多年后提及此事，仍会抱头痛哭。
杨文达所提及的康秀文，与他家渊源极深，这是一段非常感人的爱情故事。
康秀文与杨匏安本有婚约，但杨匏安的母亲毫不知情，所以就在老家为杨匏安令订了一门亲事。
杨匏安对母亲很尊敬，很孝顺，不想让母亲为难，只好与翠微乡的吴佩琪结了婚。老太太后来让康秀文做了干女儿。
杨文达首次见到康文秀，是在抗日期间的桂林，康秀文一看到他就热泪盈眶。
康秀文是在杨匏安的引领之下参加革命的，她对杨匏安始终难以忘情。那天，她对杨文达说：“我一生只爱过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你的爸爸。而今，哥嫂、祖母已殁，我们以后不知何时相见，你就叫我一声康妈妈吧！”
由此看来，周恩来安排康文秀做杨文达的单线联系人，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杨文达的人生，可以说正是因为父亲被捕改变的，因为他当时本来已经被安排去莫斯科读书。这场变故让他失去了这个机会。
而杨匏安那天被捕后，很快就被引渡到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了。他跟大多数人一样，都被押进了位于白云观的侦缉队看守所。
但他又跟所有被捕的中共人士不同——他始终没有遭遇任何刑讯。
因为他不只是中共要人，也做过国民党组织部部长，跟许多国民党大员有特殊关系。他的威望和地位，都使特务们不敢轻易对他用刑。
黄凯自然是第一个找杨匏安谈话的人，他自称是一场密谈。
黄凯当时很希望杨匏安能够为个人、家庭着想，选择自首，但是杨匏安拒绝了。他说杀了一个杨匏安，还有千千万万个杨匏安。
黄凯劝降不成，只好跑到南京请示陈果夫，他提议将杨匏安解到南京软禁。
他大概一面不想加害杨匏安，一面想将杨匏安这个烫手山芋送出去。
结果，陈果夫对黄凯的这个提议很同意。他原先正是杨匏安的下属。
黄凯、陈果夫都不想杀杨匏安，蒋介石最初其实也不想。他不但先后派出熊式辉、吴铁城、吴稚晖这样一些国民党重量级人物，亲赴白云观劝说，自己也曾经给杨匏安写过两封亲笔信。
但是所有的人都对杨匏安无法，这个病得几乎起不了床的书生傲骨铮铮。
他在蒋介石打来电话时摔了电话筒。他宣称，我从参加革命时就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死可以，变节绝无可能。
那年顾顺章叛变之后，很多中共领导人撤离了上海，特科已经重组。那时候特科的总负责人是陈云，并兼任了总务科长，而行动科长则是康生，情报科长则换了潘汉年。至于通讯联络科，则已经划归中央书记处直接领导。
周恩来在杨匏安被捕之后，首先指示潘汉年、康生迅速查明被捕原因。其后，他又指示潘汉年、刘鼎，请宋庆龄、何香凝出面营救。
宋庆龄、何香凝都与杨匏安关系深厚，她们得知消息后，立刻双双给正在江西指挥围剿的蒋介石上书。蒋介石回答她们，杨匏安是党国元老，此事他将亲自过问。
老蒋惯于以这种外交辞令，应付宋庆龄、何香凝这种大有影响的人物。
蒋介石既然要亲自过问，这就说明杨匏安很可能会解去南京，因此周恩来又指示潘汉年、康生等人，要随时注意白云观的迹象，以便及时组织得力人手，半途劫囚。但是这一切都注定是无用功。
杨匏安两次撕毁了蒋介石的亲笔信，甚至还摔了电话，这无疑说明杨匏安“无可救药”。那么“无可救药”的杨匏安，就只能死了。
杨匏安的结果，周恩来并非没有料到，但他无论如何都要尽最大的努力。而杨匏安本人早已不存半点侥幸，他早就在安排后事。
杨匏安在这时给家人写下了那封朴质而著名的绝笔信，他在信中说，他将赴死，请家人不要为他悲伤。他要求家人立刻离开上海或设法回粤，倘有人来探访游说，应即严加拒绝。既不可与他们有任何接触，也不要接受任何不认识的人赠送的钱财。
杨匏安还特别嘱咐，千万不要将家中的缝纫机卖掉，那是全家六口人今后活命的工具。
杨匏安全家为革命，自己靠自己，他的遗嘱中，对于他人，对于组织，没有任何要求。
杨匏安就这样就义了，8月份，他与八名同志被秘密押往警备司令部，未经任何判决，就被秘密枪杀于警备司令部内的一块荒地上。
杨匏安临走之前，曾经即兴吟诗一首，赠与狱友，诗中说：
杨匏安的这首诗大有深意，并不是随便写的。他主要是针对罗绮园。
他这首诗所提到的张俭，是东汉人。张俭当年因为被人诬告而出走，认识他的人都不惜破家收留，但他最后还是无路可逃。
而褚渊，则是南北朝人氏，曾经被宋明帝封为中书令。此人与袁粲共理国事，却不料最后竟出卖袁粲，助齐篡宋。
罗绮园被捕之后，情绪低落，据说一度对杨匏安说出“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的话。所以杨匏安就觉得非常有必要借用诗句，告诫一下。
杨匏安与罗绮园被捕之后，都被引渡到白云观了。白云观看守所的牢房是木栅门，所以他们虽然没被关到一处，却仍旧有交谈的机会。他们后面还可以一起下棋。
但是罗绮园是仅仅有所动摇，还是真叛变了呢？他到底叛变到何种程度？他既然叛变了又为什么仍旧会遭到枪杀呢？
大约就是一般结论:曾经动摇变节，但被国民党视为已经没了价值，所以就依旧枪杀了。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九鸦文化）：这位中共元老被捕时，租界探长和国民党特务看哭，特务们不敢用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