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穆俊杰
1935年10月17日，中央红军夺取天险腊子口，18日占领哈达铺，而后突破国民党军渭河封锁线，翻越六盘山，于10月19日到达陕甘苏区的吴起镇。至此，红军红一方面军主力历时一年、纵横11个省，行程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胜利结束。今日（2024年10月4日）受到群友赵蜀晋“红军长征胜利89周年之际，做点什么，留给再后来的人”的提示，想写一篇关于长征鲜为人知的事，纪念先辈艰苦卓绝奋斗，给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本文主人公宋时轮在自传里这样记述：“因为思想水平肤浅，企图学军事，认为只要学好军事后，就可以带着军队反抗社会上的恶势力，以扫除黑暗。”所以，自主报考黄埔军校。入校之后，按照规定必须填表加入国民党。宋时轮回忆说：因为当时“并不懂得什么性质的军队，谁领导的军队才可能来同旧社会恶势力做坚决的斗争，以改造社会，天真地认为只要是我把军事学到手，带了军队就可以解决一切。”直到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之后，世界观全面走向成熟，积极靠拢党组织。1927年1月，部队驻防广东东莞太平圩时，由张庆孚（中共党员，黄埔军校入伍生部政治教官）介绍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2年7月21日，中央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到达信丰红一方面军总部，听取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的情况介绍之后，签署命令：江西军区独立第3、第6师合并，编为红一方面军江西军区第21军，刘畴西任军长，李井泉任政治委员，宋时轮任参谋长兼第61师师长。1933年9月，第五次反围剿时期，中共临时中央决定：江西军区兼东北战区指挥部同时兼西方军指挥部，陈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宋时轮任代参谋长、西方军参谋长，协助陈毅指挥中央警卫师（即工人师）和西方军各部队开展游击活动，深入敌后，袭扰敌人，破坏交通，劫夺辎重，瓦解敌军，并组建新的游击武装，密切配合方面军主力反“围剿”作战。
作战中，宋时轮受伤，留医江西军区。这个时候正是将”邓、毛、谢、古弄成为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遭受政治上的严重打击”的时候，这使宋时轮很痛心。在医治过程中，开始产生离开江西军区到主力部队工作的想法。伤愈后，他几次向陈毅请求去红军大学学习，经批准，如愿以偿。
1934年初春，宋时轮走进了早已向往的中国工农红军大学的校门。红军大学设高级指挥、上级政治、上级指挥、上级参谋四个科，宋时轮被编入上级参谋科。一个多月后，红军大学遵照《优待红军家属条例》规定，组织优待红军家属礼拜六的工作。这次是帮助红军家属挖泥塘。负责上泥的同学，每担装的都很重，而且逐渐增加，连泥带水挑了几担之后，伤愈不久的宋时轮告诉上泥的同学说：“太重了，我挑不起，你以后少装一些泥。”可是结果这一担装的更多更重，一下子把宋时轮直犟的脾气引发了，很不高兴地说：“我是自愿来优待红军家属，又不是罚苦工，你为什么要这样搞！”
完成任务回到驻地，负责上泥的同学向党小组长汇报说：“宋时轮讲，优待红军家属是罚苦工”。党小组长立即组织开“斗争”会，宋时轮在会上反复申明原话：“我是自愿优待红军家属，又不是罚苦工，你为什么要这样搞！“双方争执不休。党小组其他同学因不了解真实情况，随声附和说：宋时轮有错误不接受党小组的批评。宋时轮觉得因为自己的直率、坦诚和实事求是的作风不被理解，更加愤怒的说：“你们想学江西省委扩大会议时委屈邓、毛、谢、古一样来委屈我承认错误，那就是杀了我的脑袋我也不干。”党小组没能解决的问题上交党支部，在支部“斗争”会上，宋时轮仍然不接受非实事求是的批评。支部又提交给了红军大学，召开全校党员大会“斗争”宋时轮，就是在全校会议上他也是“我坚决不接受不合事实的批评。”最后，红军大学“以破坏苏维埃政府法令，组织观念薄弱 ，坚持错误”，以及总政治部个别领导说：“其二七年被捕后表现不好，有’AB团’嫌疑”等为理由，给予宋时轮“开除党籍三个月”的处分。
1953年初，宋时轮在《我的历史思想自传》草稿里写道：“被开除党籍时的思想是异常激动，开始认为学校负责同志的不顾事实真相随便结论处理是不正确的，这是学校负责同志的错误……每一回想起这段事情或遇到一件什么可感触的事情时，却引起内心叫屈，以致痛苦的很。然而每次痛苦之后，都只有得出坚决革命到底的结论，使自己更加激奋，积极学习与工作。因为只有如此是真理，同时也才有把委屈大白于天下之日。”
被“开除党籍”一个月之后，宋时轮的考试成绩非常好，红军大学决定把他由上级参谋科提升到上级指挥科学习。不久，他在考试中又取得了优异的成绩，红军大学决定调他担任上级指挥科军事教员。
由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指导，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实施战略转移，进行长征。1934年10月，长征出发前，为适应形势的需要，中革军委决定组成红军干部团，红军大学编为干部团上级干部队。干部团团长陈赓，政治委员宋任穷，参谋长钟纬剑。上级干部队队长肖劲光，政治委员余鸿泽。长征出发前，钟纬剑找宋时轮谈话说：“由于你有一些军事技术，现在准备带你随学校出发，你应很好工作……”
长征途中，宋时轮并没有因为不在党而无所事事，而是按照自我反思、学习提高的方法，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进行认真探讨。他认为：严格说来，红军的历次反“围剿”作战都是在敌人进攻、红军防御的条件下进行的，这是客观存在。前几次的胜利，根源在于作战指挥的正确，而第五次反“围剿”在作战指导上却反其道而行之，强调红一方面军要不停顿的进攻，完全脱离了中央苏区的客观实际。防御作战要积极采取“攻势防御”的行动，而“攻势防御”的立足点仍然是防御，不是进攻。战争指导者的错误战略断送了第五次反“围剿”的胜利。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都是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进行的，谁人都回避不了“继承”，“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前四次反“围剿”是古，第五次反“围剿”是今，为什么战争的指导者就是不去学习继承前人和古人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呢？
长征路上，宋时轮经常讲一些古今的战斗故事，启发学员正确看待形势，增强战斗意志和信心。中央红军进到大渡河安顺场渡口的时候，国民党飞机撒下传单说：毛泽东要成为石达开第二了。看完传单，宋时轮召集上级干部队的学员，讲起了太平天国石达开的故事。大渡河，又名涐河，又称铜河，石达开是太平天国的军事家、政治家，由于受到洪秀全的猜忌，负气出走，率20万大军计划到四川搞独立。1863年5月，石达开率三万太平军企图越过天险，从河北岸取道雅安到四川平原。清朝四川总督闻知后，派兵包围，石达开四面受敌，陷入重围。石达开仰天长叹说：进退路绝，突围无法，本藩与各弟兄今天都死在这里了！石达开被清军处死的时候33岁。
宋时轮接着讲：“今天，中央红军来到这里，前有敌人扼守渡口，后有几十万国民党的追兵，西面是人烟稀少的少数民族地区，处境是十分险峻的。但是，石达开的悲剧绝不可能在红军身上重演，我们的士气不应该低落。因为，红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不同于石达开的农民军；红军是工农子弟兵，与农民兄弟有着密不可分的血肉联系，不似石达开的队伍那样脱离群众；红军有铁的纪律，石达开的农民队伍纪律涣散……我们红军的队伍也有根，它的根深深扎在人民群众之中。所以说，红军队伍肯定经得住狂风暴雨的袭击，大渡河是阻挡不了我们的，我们最终一定会战胜困难，从胜利走向胜利。”（资料来源：《回忆老首长宋时轮将军》，作者曾克林，红军长征时上级干部队学员，离休前任海军航空兵部司令员）
中央红军在最短的时间里胜利越过大渡河天险。上级干部队的学员们，无一不佩服这位非党军事教员对中国共产党的忠诚和对红军克服困难、完成任务的分析与预测。
1935年9月上旬，张国焘公然违抗中央的北上战略方针和历次决定，采取胁迫右路军南下的手段，企图分裂红军和危害党中央。张国焘仗恃人多枪多，不顾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耐心劝导，一意孤行，背着党中央电令右路军南下，并且提出要“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为此，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于9月9日夜、10日凌晨出发北上，由于时间仓促，驻地分散，宋时轮事先没有得到北上的通知。第二天早起发现红军全部转移，立即自动追赶中央红军，坚定不移地跟着毛泽东走。毛泽东见到他的时候说：“宋时轮你来了，好！。”
中国革命战争是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中发生和发展起来的，它的主客观条件不同于一般战争，也不同于一般的革命战争，而有它自己更加特殊的规律。宋时轮就是在这种具有大转折意义的特殊环境里，跟随红军干部团，既要警卫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保卫中央领导的安全，又要时时准备参加战斗的条件下，走完了漫漫的长征路。
作者：穆俊杰军事科学院原军队建设研究部研究员 完成时间：2024年10月6日18时30分
照片：来源于网络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大院红孩儿）：选择 忠诚一一长征前和长征中一位非党军事教员